【毛选故事】“又红又专”的来龙去脉

干部与知识分子相统一“又红又专”的来龙去脉

1957 年10 月9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又红又专”的思想。三个月后，他主持南宁会议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在 1 月19日和20日又提到“又红又专”、红与专问题。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又红又专”的适用对象是两部分人：一是干部，二是知识分子。他要求“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主张知识分子不仅要专，还要红，要造就一支成百万、上千万“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是大理论家，文章大家，与其他文采飞扬、妙趣横生、嬉笑怒骂的巨著鸿篇不同，他谈这一思想只有几个段落，却多次谈论，而且是苦口婆心，有一种急迫与恳切，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及意义之重大。“又红又专”的思想是如何提出的，此后，在实践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全面把握其精髓。

一、中国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

“又红又专”思想提出的背景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开始的年代。为改变中国的贫穷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毛泽东号召团结全体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与关注。

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时，毛泽东于1月 2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这里，毛泽东明确“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是中国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中国的现状是文化水平不高，文盲很多，科学研究落后。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1 月 14~20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 1297 人与会的知识分子问题大会。周恩来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但会上也有一些同志说了些很不聪明的话，说是“不要他们(指知识分子)也行”。20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对此进行批评。他说：“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他们就不行了，单是我们这些大老粗那就不行。要向我们的党员作广大的教育。”他主张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这次会上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之后，由周恩来挂帅，带领600多名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叫《十二年科学规划》)，确定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重要科技研究任务共 57 项。

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不仅提出要造就大批知识分子，而且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里会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希望各行各业的干部应增强领导建设事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尽快从各项建设事业的外行变成内行，以适应蓬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

1957 年 1 月 18~2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批评了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4月 4~6日，毛泽东在杭州连续三天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关于思想动态的汇报。要求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

他自己一直努力学习。有同志估算过毛泽东一生读书有两万多册。他读的书范围很广，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论著，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外国，囊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宗教、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多方面。订有十几份理论杂志和报纸。毛泽东所读的书中，哲学占了很大比重，从中国到外国。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他都能自如地谈论，在和外宾的谈话中，往往讲出这些国家的某段历史，有些连外宾自己都不熟悉。佛教的《大藏经》《金刚经》和西方的《圣经》都读过。

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1954年，年近60 岁的毛泽东请新华社搞国际问题的林克做秘书兼英文老师，开始系统地学习英语，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当时西方的东西翻译少，他想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情况和西方的知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密密麻麻用很小的行草注满空白的地方。他还号召领导同志学习外文，提倡了几次，多数人学了几次就放下来，尽管国事繁重，他却坚持学到底。可见学习的毅力。

1957 年3月20日，在南京大礼堂，毛泽东在江苏、安徽两省及南京军区的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着重讲了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中国这个国家，知识分子太少。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国家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分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5 月7日修改“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记录整理稿时，进一步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开这些知识分子，就一步也不能前进”。

毛泽东十分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应该有列宁思想的影响。列宁认为，只有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掌握了人类文化知识的优秀成果，并使它同工人运动牢固地结合起来，就会对革命和建设发挥关键的作用，“知识分子之所以叫作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在《青年团的任务》中，他明确提出：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1939 年底，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地提出了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重要观点。他指出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所具有的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这成为党关于知识分子工作指导性的文献，其思想一直得以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 6 月 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团结他们”，“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人民政府对旧社会过来的两百多万知识分子全部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绝大多数都给以适当的工作，有少数还被安排到领导岗位，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帮助他们就业；并采取积极政策，吸引了一批海外求学乃至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归国效力。

因此，为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一支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雄厚的人才基础是毛泽东提出“又红又专”的思想背景，反映了共和国领导人领导人民朝着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奋发前进时的宽阔胸怀和深邃的战略眼光。

二、知识分子的春天

为了推动知识分子积极投入和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1956 年初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后，4 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为推行和贯彻“双百”方针，他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工作。党内一些干部不甚理解，对实施中出现的新情况忧虑重重，甚至提出了一些尖锐意见。毛泽东进行批评，指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当苏联学者谈到不同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有人提议把这一事件通报给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毛泽东坚决阻止，并就此事给有关中央领导写信：“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重点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务。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当知识分子们听到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毛泽东那不带一点八股气的讲话，以及录音中刘少奇、马寅初等人当场无拘无束的插话，他们感受到的是春风化雨般的欢愉与温暖。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来听毛泽东这一报告录音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在给儿子的家书中，热情地记录了他当时的感受：“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其热爱、尊敬和崇拜之情，跃然纸上。

这一系列的措施，为知识分子的全面投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政治、文化环境，形成了1957 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

首先形成的是第二次海外知识分子归国热潮。1957 年，在中央的直接过问下，又一大批留学海外的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各种艰难曲折的途径返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他们中间，有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张香桐、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理论物理学家王承书、物理学家汪德昭、数学家熊庆来、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植物遗传育种学家徐冠仁、航天技术专家陆元九等人。

保持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潮流之间的沟通关系，是缩小科技差距的重要途径。在留学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学生成批归国的同时，政府还将大批自己培养出来的年轻学者送到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据斯诺记载：“到1957 年5月，中国已送出7705 个学生到14个国家留学去；大部分学生留学于苏联。”还派出了大批科学家、教育家、文学艺术家代表团访问瑞士、意大利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从 1957 年开始，国内掀起了一股翻译外国书籍的热潮，改变了前几年主要翻译苏联书籍的现象。许多书籍不问国别，只要值得借鉴就进行翻译，所涉及的学科应有尽有。据统计，1957 年实际出版的著名译著有门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美国当代学者巴斯教授的《胚胎学》、著名法国语言学家安东尼·梅勒的《语言史比较方法》、美国数学家斯特鲁克的《简明数学史》、约翰·凯恩斯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等等。据郭沫若 1957 年7月 5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讲话透露，当年国家用于进口资本主义国家出版的书刊的外汇是前一年的整整3 倍。

1957 年前后，一大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新创期刊纷纷问世。如《争鸣》《曲艺》《中国摄影》《中国电影》《戏剧杂志》《新闻与出版》《诗刊》《文学研究》《音乐创作》《学术月刊》《美术研究》《萌芽》等，总共不下 60 种。在此期间出版的自然科学技术刊物，也达 70种之多。原有杂志也面貌焕然一新。

1957 年初，中国科学院首次颁发了1956 年度科学奖金。对一些在科研领域卓有成效的科学家进行物质奖励，这在新中国是第一次。而其中一、二、三等奖的奖金分别高达1万元、5000 元、2000元，这在新中国也是绝无仅有的。华罗庚、吴文俊、钱学森获得一等奖；苏步青、钱伟长、吴仲华、葛庭燧、钟补求获得二等奖；黄昆、唐敖庆等20多人获得三等奖。这些获奖者中有一部分人的研究成果已达到或接近了世界先进水平。

传统文化推陈出新。自1956年6 月剧目工作会议以来，共发掘了51867 个剧目，记录了 14632 个，整理了 4223 个，上演了 1052 个。1956 年底，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1957年5月，中国画院也宣告成立，鼓励各种风格的画派进行创作，组织他们对创作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商讨。

所有的这一切，都表明了 1957 年上半年的中国知识界确实呈现出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毛泽东轻松而又自如地把握着这种大好形势的发展，显示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魄力。他决心借用这股和煦的春风，给共产党也烧上一把火，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种种情况催生了“又红又专”思想的提出。

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开门整风的设想是一年前提出，1956 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最引人瞩目的是，上半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下半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国内，这年下半年，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在半年内，全国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这是许多人所始料不及的。毛泽东决心通过开门整风拆除隔在党和非党之间的墙与沟，帮助执政党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弊端。

在 1957 年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设想执政党的开门整风将会在我们这个社会造成自由批判的环境和习惯。为鼓励批评共产党内的缺点，毛泽东在争议中大力表扬青年作家王蒙，因为他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直接以批判党内的官僚主义为题材，尽管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不成熟。毛泽东说写得相当好。整风运动正式发动之后，在中共中央的积极倡导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当时自由批判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是各种鸣放座谈会，二是报刊争鸣文章及采访报道，三是以整顿“三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但“自由批判”是有底线的，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不能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在宪法容许的范围内，毛泽东曾套用王勃《滕王阁序》中的一句话“落霞与孤鹜齐飞”说，我们的主张是：毒草与香花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对于“齐放”，“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这表明还是有主次的。

对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毛泽东是有信心的。他认为，“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在世界上颇有影响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写道：“毛泽东相信，思想灌输已经使得知识分子达到了足够的忠诚，所以党应当相信他们，让他们进行其目的在于改进党而不是反对党的批评。那些党外人士，特别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应该请他们来批评党并提出不同意见，以防止官僚主义的僵化，麻木不仁和脱离群众。”

由于整风鼓励畅所欲言地批评共产党，“落霞与孤鹜齐飞”的结果，大部分言论切中时弊，但也出现了违背整风方针与目标的错误倾向。

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中，放出了一些“毒草”，如说“党天下”“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要求设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各党派轮流执政”等等。联系到这些人历史上曾经主张过走“第三条道路”，这引起毛泽东的警惕。5月 15 日，他写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有些人“他们违背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诺言”，需要密切观察。

5 月16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指出：各方面的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施令，完全不信任和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方面，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卷入运动，中共中央5 月20 日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提出除了在报刊上鸣放外，应该集中力量先在机关、文教系统内解决执政党与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不要到处点火。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头一天，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已卷入运动，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22 日，大字报已达500 张，到处是辩论会，运动扩展到其他学校。“五一九”运动出现了偏激、极端情况，造成了混乱，一些学校的党组织不能正常行使职权。22 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正在召开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要求青年在风浪里站稳共产主义者的立场，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共产党。25日，毛泽东接见会议全体代表，对错误言论、错误行动发出了警告。他说：“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6 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何香凝在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发表了看法。她说：“今天是新时代了，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走上社会主义。难道在这个时代，也就一切都是清一色，再也不会有左、中、右了吗？不会的。大凡忠心耿耿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诚诚恳恳地帮助领导党，我想这就是左派。……其次，基本上有爱国良心的，但在思想上模糊不清，自己抓不定方向，这样中间的人们是很多的，我相信我们的领导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左派，应该努力地帮助这些人。但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是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我希望有这类思想和抱着这种态度的人，应该不要甘心于长久做右派，而应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那他们就有光明的前途了。”何香凝对当时的情况有清醒的认识，还对民主党派的建设提出建议：“我希望在整风中，我们能够帮助领导党纠正错误和缺点，同时也希望民主党派在整风中提高自己。首先是希望极少数右派的人能彻底改造自己。”但大部分党外人士没有这样的意识。

期间，座谈会中关于“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焦点问题。

毛泽东在 1949 年就向全体共产党人提出了学习的任务，希望他们通过刻苦的学习，能够很快地掌握领导建设工作的本领，1956 年以来尤其强调。但是，从客观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多数来自农村，文化基础很低，他们的文化素质不可能在几年之内就有一个很大的提高；而从主观上讲，一些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人，长期满足于当外行，没有努力地学习领导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共产党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的弱点。在开门整风中，一些人士(主要是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尖锐地批评了这方面的弱点。如在5 月8日上海《解放日报》召集的中等、初等学校教师座谈会上，上海动力机器制造学校的一位教师就反映说，领导对教学业务抓得不够。教学改革已经四年，校长到现在还是讲“我是一个外行”。她每年到中央开会，回校后便照搬下来。今年中央没开会，校里的教学工作就没有很好安排。毛泽东就是在看了这次会议的发言摘要后，写下了“不整风党就会毁了”的批语。在光明日报编辑部广州座谈会上，华南工学院教务长冯秉铨发言说，有不少党的领导干部不懂高等教育的特点，不懂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连这方面的常识都没有，我们说要办一所高等学校，他们却要开一个百货商店，这是完全两样的东西，怎么能够样样都听他们的呢!这确实值得引起严重关注和警觉。4 月，毛泽东在一个会议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

但是，在开门整风中，一些党外人士抓住共产党这方面的弱点大做文章，提出了“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同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是个矛盾”“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改变高等学校的党委负责制”，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等。这说明在文化专业知识方面占有相对优势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抽象地肯定共产党的领导，而又在文化、科学事业这些实际部门具体地否定或摆脱这种领导。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种向薄弱环节进攻的挑战，当然是很严峻的了。

毛泽东担心的是会带来对中间派的影响。3 月 8 日晚，在颐年堂邀集文艺界座谈会上，毛泽东对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知识分子的状况作了一个估计，“全国知识分子就算五百万吧，恐怕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没有十分之一，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也没有十分之一。剩下中间的还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但不一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用它来指导创作的就更少了。所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不能强制人家接受。”他表达了一种领导人开明、开放的态度。但是，这些深受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影响的人士在开门整风中的活动，使他们的影响有扩大的趋势，甚至一部分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五一九”运动中也被裹进去了。这是毛泽东不能容忍的。

开门整风的初衷是要造成对执政党一定程度的“内外夹攻”的局面。但是，开门整风中实际形成的“内外夹攻”，却超出了毛泽东的设想。在自由批评环境下，一部分党员也开始对党组织、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甚至中央的一些方针政策，提出了措辞尖锐的批评。这在客观上与社会上的错误言论起到了相互配合的作用。在5 月上中旬的“左叶事件”中，为《文汇报》写出《尊重新闻记者》这篇措辞尖锐的社论的著名记者彭子冈，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对报纸的阶级性问题提出不同看法。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以及主张新闻应该抢先的《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都是中共党员。加上一些揭发材料揭发一些共产党的负责干部甚至成为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内应”，可能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惊。

“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和鸣放中学问丰富的一些大学教授、大学生闹得凶，只专不红，深深刺激了毛泽东，促使他重点思索“又红又专”的问题。3 月上旬，在颐年堂分别邀集新闻、教育、文艺界座谈时，他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最近几年中有了很大的进步，要分步骤地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世界观。教育者首先要受教育，努力学习，除业务之外，除专业之外，在思想上有所进步，政治上也有所进步，学点马克思主义，学点时事，学点政治，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灵魂。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这些谈话内容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就出现了当前的情况。8 月 18 日，反右派斗争扩大化进一步升级时，毛泽东也注意分化和争取右派分子，全国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在将高级知识分子大致分清左、中、右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

毛泽东在右派“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后，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离开初衷对右派进行大规模反击，促使多数人转过这个弯子，提出了全民整风，并得出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尖锐的，长时期的”的命题，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人的改造尚未完成。

四、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

7 月30 日，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时，毛泽东指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并计划用10 到15 年的时间，打下巩固的人才基础。并指出，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

9 月底10 月初，在接见外宾时，毛泽东反复谈到这个问题。10月3日晚，他会见波兰国防部部长斯彼哈尔斯基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时说：“资产阶级是我国文化最高的阶级，他们在社会上还造成了一种习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但是，我们不能不要他们，否则就没有教授、工程师、科学家、艺术家，所以对他们是改造的问题。”

10 月 9 日，是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毛泽东讲话中系统地阐述了“又红又专”思想。他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我看也要搞一个十年规划。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

有一些人是白的，比如党内的右派。有一些人是灰色的，还有一些人是桃红色的。真正大红，像我们的五星红旗那样的红，那是左派。但是单有红还不行，还要懂得业务，懂得技术。现在有许多干部就是一个红，就不专，不懂业务，不懂技术。右派说我们不能领导，“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们驳右派说，我们能领导。我们能者是政治上能。至于技术，我们有许多还不懂，但那个技术是可以学懂的。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内(科学规划也是12年还有10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中国有句古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百年树人，减少九十年，十年树人。

最后，毛泽东要求干部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学什么东西呢？一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哲学、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因为我们要领导这些事情嘛！不懂这些东西，不去领导，怎么行呢？要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

毛泽东初步阐述了“红”与“专”的辩证关系，“红”与“专”的内涵，重点对干部如

何做到“专”提出了具体要求。

1958 年 1 月 11 到 22 日，毛泽东在南宁明园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中央部委、地方的负责人参加的南宁会议上，在他主持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第二十二条，对“红”与“专”的含义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做了进一步的论述，1986 年以“又红又专”为题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毛泽东开门见山：“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就是又红又专。在红与专的问题上，要注意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即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不懂得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在三十九至四十四条，他提出了干部的学习内容，范围比三个月前更全面：学点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学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学点历史和法学、学点文学、学点文法和逻辑，并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5 年到10 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为帮助学习，中央和省的主要负责人，可以设置一名学习秘书。还提出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这些表明“又红又专”是围绕着干部的成长目标展开的。

在四十八至五十条，对中等技术学校、技工学校和大中小学，如何实现理论与实际结合提出办法。在毛泽东的看来，用社会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起来，具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知识、能将书本知识运用于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比较完全的、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

考察上述毛泽东的讲话和有关文献，关于“红”的含义，是指政治。具体说，就是必须在政治上站稳立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思想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专”的含义是指业务，特别是从当时干部队伍缺乏领导建设事业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出发，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强调在技术革命中各级干部要钻研业务，这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历史条件和任务提出来的新论断，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的。政治与业务要结合，“搞政治的要钻业务，搞科技的要红起来”，只专不红，是白色专家。只红不专，红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不难看出“又红又专”思想充满了辩证法。此后“又红又专”成为固定用语，很长一段时期内被提倡、宣传、运用，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虽然没有长篇大论，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光辉。

但是，也应该注意到，“又红又专”是在反右运动后提出的，总的要求上，毛泽东认为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在反右前，他界定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的工人”，“是用脑子的工人”，反右开始后，变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基于这个阶级属性判断，加上讨论这个命题时，有“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的情绪，反右运动对整个民主党派、知识界震动极大，被划的右派多，容易导致在具体理解和贯彻中出现偏差。

五、偏差、调整与演进

这种偏差很快在“大跃进”期间出现，突出表现是没有推进毛泽东期待的各行各业的干部尽快从各项建设事业的外行变成内行，却强调了“政治挂帅”。这就是，很多人“把红和专看成是互相排斥的，似乎专就一定妨碍红。一看见人家钻研业务，在科学工作上有抱负，积极搞研究工作，即使在大是大非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少参加了几次会，少贴了几张大字报，学习会上少发了几句言，就认为是搞个人主义，就是走‘白专道路’”，就进行批判，甚至在科学工作者中进行“红专”和“白专”的排队，从而造成了人们不敢言“专”，不敢全力以赴地搞科研的不正常局面。这显然与提出“又红又专”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必须加以纠正。

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以国民经济调整为先导的全面调整工作的逐步展开，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对偏差进行了纠正，从而使这一政策性的要求得以进一步明确。

首先，关于“红”与“白”的界定。聂荣臻指出：“红，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的人们的政治立场。对党外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做到这两条，“就应该认为已经达到红的初步要求了。”与此相应，周恩来指出：“一个人只要在社会主义土壤上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虽然政治上学习得少，不能算‘白’。只有打起白旗，反对社会主义，才是‘白’。”也就是说，只有政治上反动、反革命，才算是白。陈毅也指出：“前一个时期，有的单位把那些埋头搞业务，少参加一些政治活动的人，当作白色专家来进行批判。这是不对的，应该给予纠正。”这些科学见解与当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冕)的政策一起，帮助知识分子丢掉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关于“红”与“专”的关系。聂荣臻明确指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应当在他们钻研科学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考察科学工作者的政治觉悟，必须看到他们钻研科学的积极性。”周恩来则举例说，比如“有一个人专心致志为社会主义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这些论述，强调没有空头政治，政治都是通过业务来实现的，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对纠正“大跃进”以来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上的政策偏差，无疑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最后，为科学文化工作者的“专”正名，大声疾呼保护和鼓励科学文化工作者“专”的积极性。聂荣臻指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求他们专，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对专家不要求专，是毫无道理的。我们今天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专得不是太深，而是太浅。”周恩来也指出：“学习政治我赞成，但是要精通业务，不能占用钻研业务的时间。”

周恩来、聂荣臻、陈毅在“红与专”问题上的观点，丰富了“又红又专”的内涵，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961 年7 月19 日，中共中央在对聂荣臻包含上述精神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做出批示：这个《报告》中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由“工人阶级一部分”倒退作为“两个剥削阶级”的一部分遭到排斥打击。在中共九大以后，特别是高等院校恢复招生以后，围绕“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在“四人帮”的控制下，舆论宣传又屡屡提到了“又红又专”。但“又红又专”被严重歪曲：宣传“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大树特树“白卷英雄”，给钻研科学技术、钻研业务的知识分子扣上“白专”的帽子，专家成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知识分子成为所谓的“臭老九”。这种形而上学的极左思维方式，导致了思想的荒芜、知识的贫困。

这一现象让有识之士痛心疾首。1975 年，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努力澄清“红与专”问题上的混乱认识。整顿期间的三个著名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都程度不同地阐述了“又红又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尤其是第一个文件专门谈到“又红又专”，明确提倡“钻研业务、精通业务”，批评贬低业务并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的倾向。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负责人工作汇报的时候讲得更为明确：“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但是，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展开，全面整顿中断，这一努力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实现。

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逐步展开，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进行正本清源，将“又红又专”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上，并赋予时代的内涵。他说，对于党员干部来讲，“红”就是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知识分子来讲，就是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他指出：如果一个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已经红了。邓小平在高度评价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做突出贡献的基础上，明确肯定他们已经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了。对知识分子政治面貌和世界观的这种肯定，使他们彻底摆脱了长期以来戴在头上的“资产阶级”白色政治帽子。

关于“专”，他强调“专并不等于红，但红一定要专”，“专”是“红”的重要体现的观点。他说：“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红。”这主要是针对各级干部提出的要求。对于知识分子来讲，“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红与专是统一的”。

邓小平提出了要建立一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的要求。他说：“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他提出了“干部四化”的要求，并大力推动落实。

“又红又专”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干部四化”等思想一起，成为 20 世纪 80年代知识分子政策与干部政策的重要方针，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又红又专”被“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反映时代要求或特点的新政策和新理论所代替，毛泽东关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又红又专”的思想精髓得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