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的风范-卓识篇

自幼多思

少年毛泽东很喜欢读书, 但那些连先生也讲解不清的经书, 虽然他也能按照老师的要求信口背诵, 却实在引不起他的兴趣。为了满足求知的渴望, 毛泽东就沉醉在被认为旁门左道的“杂书”——中国的旧小说中去了, 如《西游记》、《水浒》和《三国演义》等, 他都是想方设法偷着读的。在读这些传奇小说的过程中, 毛泽东逐渐思考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为什么在这些小说里面看不到种地的农民呢? 为什么书里面活动的人物尽是一些将相官绅呢? 他终日接触和熟悉的是农民的生活, 深知没有农民的劳作, 多么高贵的人也会没有饭吃。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少年生活时, 说自己终于这样解决了这个疑问: “对于这一件事, 我奇怪了两年, 以后我就详细分析这些小说的内容, 终于发现里面的有名人物大多是握有兵权的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他们拥有大量土地, 根本不必在田里劳作, 自然有农民供养他们。”(李华民)

首次政见

1911年早春，毛泽东挤在湘江小火轮的三等舱里来到了长沙，并以优异成绩顺利地被“驻省湘乡中学”录取。当时的长沙是革命党剧烈活动的地方，社会上充满了新气象。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同盟会办的《民立报》，他才知道有个同盟会，该报登着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言论，登载着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为反抗清朝起义而壮烈牺牲的事迹。毛泽东读后，非常感动。他马上成了《民立报》的热心读者，孙中山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深深地激动着这个少年，他竟然兴奋地写了一篇表达政见的文章贴在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他主张，应由孙中山等人组织新的政府，让孙中山回国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当然，他并不知道孙中山和康、梁早已属于两个敌对的政党，只是混沌地意识到：讲维新、干革命的人们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去共同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独裁和丧权辱国。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大胆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也是他第一次采取的政治行动。（李华民）

新鲜之感

1911年，毛泽东参加革命军时只有十八岁，每月每个士兵发给七块钱的饷银。别人得了饷，大都上街吃喝玩乐或寄一部分钱回家去。毛泽东的七元饷银，除了伙食以外，别的什么也舍不得买，只是订下几份报纸，一有工夫就读报。报纸上有新闻，有政论，也有各种各样的文章，真是五花八门，美不胜收！每张报的四面，他都一字不漏地看完，从报纸上可以得到许多的知识。毛泽东特别注意研究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有一次，毛泽东从报纸上读到了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此外，他还阅读了几种论社会主义的小册子。这些在当时只是有关社会主义的一鳞半爪、道听途说的介绍，或只是从外文翻译的只言片语，所论当然极不详尽，且大都掺杂了些社会改良主义。但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的毛泽东读了之后，兴奋不已，非常赞成。他立即和学生及兵士们谈论社会主义，认为是救人救世的最好的道理。他还把有关社会主义的道理写信告诉旧日的同学们。（李华民）

反对复辟

1915年9月，袁世凯准备做皇帝时，湖南的汤芗铭等积极劝进，组织筹安会，各报禁止刊登反对恢复帝制的文章。有正义感的大多数师生都非常愤怒。这时第一师范有个教员廖笏堂，在学校课堂上鼓吹帝制，拥护筹安会，引起学生质问，徐特立、杨昌济、方维夏、袁仲谦等许多教师也极不满。徐特立还写了一封信，警告他再不要胡说八道了，但大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对鼓吹帝制的人表示更大的反抗。毛泽东就以学友会的名义，把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章汇编成小册子，题为《汤化龙、梁启超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社会人心因此大为振奋，大长了拥护共和反对帝制的人民的志气。同学们都这样称赞他：“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徐特立、杨昌济等进步教师也联名发表公开信，指责教育界鼓吹帝制的少数败类。有一个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地理教员，因此被迫离校。由于这件事在长沙的广泛影响，汤芗铭派大批军警到第一师范检查，学生们的书籍、行李都被搜。但毛泽东组织同学早有准备，军警并未查到什么“乱党”痕迹，只好灰溜溜地撤出学校。（李华民）

读史重近

早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已特别注意分析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当时变化多端的时局，同学们大多困惑不解，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毛泽东却常常能为同学们头头是道地分析国内外的形势，有时还结合中外史实，谈到中国贫弱的根源，列强对中国新的意图等，加强同学们的民族意识和救国的责任感。他最注重的是当代的现实。即：要“通今，读史必重近世”。毛泽东在1916年7月写给朋友肖子昇的三封长信中，详述了当时省内、国内和国际政局。对当时段祺瑞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日紧，对于当时的“日俄协约”，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表示极大的忧虑，并预料中日关系“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李华民)

挽联示警

在长沙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对同学和朋友们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谈革命。”对于当时学校体育课程的不务实际，徒重形式，讲究铺张，课外活动也只是训练那批应付比赛的“选手队”，毛泽东是很不赞成的。1917年，学校每日实行上午两节课后的十分钟课间操，操法过于死板，同学们都不大愿意参加。那一年因病而死的学生计有七人之多。学友会主办追悼会的时候，毛泽东撰了一首挽联：

“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这首挽联，和病死人的教训引起了全校师生的重视。以后校方就让毛泽东主持的学友会开展课外活动，同学们也都更注意有效地锻炼身体，因此第一师范学生的运动水平也一天天提高。在后来的全省运动会上，一师选手得奖的达六、七十人。（李华民）

积久成学

1917年夏，毛泽东应邀为朋友肖子昇的一本读书杂记作序，其中谈了积久成学的治学方法。他认为：学问的研究，“有获有不获，则积不积之故也。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等积矣，又有大小偏全之别。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此与夫执一先生之言，而殊殊自悦者，区以别矣。虽然台积集而高，学积集而精，可以为至矣，而未也。有台而不坚，有学而不精，无以异乎无台与学也。学如何精，视乎积之道而已矣。”然后谈到博与精非旦暮所能成，必须持之以恒：“日日行，不怕千万里。将适千里，及问门而复，虽屹屹决不可及。恒不恒之分也。”他还曾在笔记中写道：“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很是看重长期的积蓄功夫。（李华民）

集人之长

从1915年到1918年毕业，毛泽东每学期都在一师学友会担任领导职务，对长于文字语言的人，便被分配在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人，便参加教育研究部。他按照这样的原则组织学友会的工作人员和一般同学参加各种活动。当时有一个国文教员，书教得不好，很受学生的轻视；但这位教员办过报纸，毛泽东就常去找他谈时事问题，并且向同学们解释，应看重他的办报才能。他常对同学们说：“看人首先就应当看他的长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大家应该鼓励和运用他的长处，而不论那长处是多么小、多么有限。”他在“讲堂录”中论述“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李华民）

研究体育

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精辟地论述了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辩证关系。他在文章中批评当时学校普遍不重视体育的现象：“今之所称教育家，多不谙体育，自己不知体育，徒耳其名，亦从而体育之，所以出之也不诚，所以行之也无术，遂减学者研究之心。”他常对朋友们说：“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体育为知识之载，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如舍。”所以他强调：“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谈到古人，他称赞孔子重视体育，“射于爨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要学颜习斋、李刚文而兼武；不要学短命的颜回与贾谊等人，虽有才华，身之不存，德与智也就毁了。关于锻炼身体的方法，他写道：“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苟自觉矣。”特别强调三点：第一，要有恒，不论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要不间断，运动时要全神贯注。第二，要有强制精神，以培养毅力和勇敢，“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背有练习耐久之益。”第三，运动方法宜少，宜简单易行，时间不宜过久。他还认为“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体弱的人，只要勤于锻炼，增益其所不能，时间久了，自可转弱为强；体质强的人，如随意自新，也会变弱的。在文章中，毛泽东融合八段锦、体操、拳击各种运动之长，创造一种“六段操法”，变通综合，顾及头部、上肢、胸、腰、腹等部动作，使全身获得平均运动。他每天早起、睡前各做一次“六段操法”，下课后也常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做上两三段。有时读书、写字坐得久了，就做上两段振奋精神。老同学们还记得他当年常说的一句话：要学树木同风雪做斗争，不学花草向风雪屈服。（李华民）

文化书社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开展革命活动。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由于张敬尧的残暴统治，从《新青年》创刊后开始的全国新文化运动，直到1920年才有可能在湖南广泛开展。毛泽东认为，尽管姗姗来迟，但这一课是必须补的。否则要广泛开展革命运动是不可能的。从北京、上海学到的经验告诉他，必须建立一个推销各种新出版物和据此进行有关活动的总机关。于是，毛泽东联合进步人士及各界名流共同发起创办了一个文化书社。既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又扩大社会影响。7月31日，长沙各报刊出一篇由毛泽东草拟的“发起文化书社的缘起”。8月2日，在楚怡学校召开发起人会议。8月20日，租了三间房子为社址，随即开始营业。10月22日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均应邀参加。会上通过了书社的组织大纲和“为使各种有价值的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的机会”的宗旨。文化书社最初所销书籍约二百余种，杂志四十余种，报纸数种，大部分均是随到随卖完。在毛泽东的组织领导下，书社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丛书，更是大量售出。湖南全省广大的知识青年、工人及各界进步人士无不与文化书社有过来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湖南境内的广泛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文化书社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李华民）

争取黄爱

1921年春，湖南学联准备联合工人组织劳工会，在“五一”劳动节组织一次游行示威。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钰，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不愿合作。担任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毛泽东，来到宝南街的鲁班庙遇上了黄爱和庞人钰，在黄爱卧室里宛转地谈起了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但黄爱依然坚持只主张新经济斗争，不带一丝一毫政治色彩。

两天以后，却发生了大的事情：由于半年来第一纱厂连续罢工，赵恒惕政府十分恼怒，下令通缉黄爱。而黄爱逞倔脾气，竟然跑到省长公署去申辩，当即被赵恒惕逮捕了。

工人们一个个怒气冲天，但又手忙脚乱，不知怎样才能营救自己的战友。毛泽东对庞人钰说：“龙庵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你们只要经济，不要政治，政治就偏要来管你们，你说是不是？”接着毛泽东又说出了一套营救黄爱的办法。

毛泽东到处奔走，联络各界知名人士，请他们到省长公署去疏通。又要工、农、商、学各个团体开展请愿活动。而赵恒惕十分顽固，对于说情和请愿根本不予理睬，这样一来，把许多知名人士都气恼了。工人和学生们更加忍无可忍，到了5月1日，出动了一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整个长沙城都沸腾起来了。

工人和学生的抗议、示威，京沪各报的舆论压力，迫使赵恒惕政府在5月8日释放了黄爱。

毛泽东马上到第一纱厂去看望黄爱, 抚摸着黄爱的肩头, 深情地说: “正品兄, 这件事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工人阶级要得到彻底解放, 就要走俄国人的路, 一定要夺取政权。没有自己的政权, 就逃不脱资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你看, 是不是这个道理?”

半年之后，黄爱和庞人钰完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劳工运动。（禾木）

比喻铭心

1921年以后，周谷城和毛泽东同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大礼堂向工人、农民作报告，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有一次，在夏曦陪同下，毛泽东赤足穿草鞋，裤脚管卷到膝盖以上，在讲台上运用手势，并以生动的比喻，向工人、农民讲阶级斗争的道理；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那一边，也不爬上这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

这段话深深地印在当时听讲的周谷城的脑子里，以致对以后周谷城投身农民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禾木）

工人朋友

在革命初期, 有一次, 工人打扮的毛泽东在长沙城南门外一段铁路附近散步, 走来走去, 总希望遇见个把铁路工人。后来终于遇到机车修理厂工人陈地广，一个广东人。毛泽东就主动上前和他“拉话”，然后去他住的地方“玩”，谈他的工作、工资、生活等，老陈觉得这个客人很亲切，逐渐对客人有了好感。后经陈地广介绍，毛泽东又认识了别的工人。彼此都熟了之后，毛泽东提议为他们办个夜校，教他们识字。工人们都很赞成。毛泽东就利用这个经验到别的工人群众中去。他来到湖南造币厂，来到成衣店，来到纺纱厂和工人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痛苦。后来，工人们都知道有个很关心他们的毛先生。其它工厂如黑铅炼厂的工人，泥木工人，石印、铅印工人，面粉厂工人……都来找他们的毛先生，谈他们的生活，说出他们的要求。（李华民）

请车夫茶

有一次，一位客人坐人力车来到毛泽东的住所，毛泽东热情地连同车夫一起请进屋来喝茶、休息。毛泽东关心地问到他的生活，收入，家庭情况等等。车夫见这位先生这么和蔼，诚恳，没有一点儿架子，就把人力车夫的苦楚倾诉给他。后来毛泽东派罗学瓒专门作人力车夫的工作，深入到车夫中去，和他们打成一片，大家无拘无束，有时罗学瓒还让车夫坐车上，他拉着车夫走。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后来专为人力车夫办了夜校，毛泽东亲自给车夫们上课，教他们识字，讲“劳工神圣”的意义。很快地，人力车夫们就被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了。（李华民）

洗雪国耻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湖南，激起各界义愤，工人、学生奔走呼号。共产党领导的湖南工团联合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在长沙成立了“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

毛泽东立即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指示农协在各乡成立雪耻会，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当时军阀政府和土豪劣绅对群众的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不敢公开反对。毛泽东指示各乡农协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发展农民革命，壮大革命势力。中共韶山支部成立后，立即发动群众，在二十多乡雪耻会的基础上，组织更大规模的“湘潭西二区上七都雪耻会”。7月10日，在郭氏祠堂召开了成立大会。毛泽东参加大会，站在戏台上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讲述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他号召韶山人民团结起来，进一步开展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斗争。会后，举行了大游行，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声势很大。雪耻会还组织演讲队，深入山冲山坳演讲、演戏、散发传单、张贴漫画和标语，大造革命舆论。（李华民）

平巢阻禁

1925年，韶山发生了旱灾。许多农民家里揭不开锅了，只好拖老带小，外出讨饭。地主豪绅却乘机把大批粮食囤积起来，趁火打劫，高价出售。一升米价从六十文迅速涨到一百六十文，后来索性有行无市了。他们把大批谷子偷运到湘潭城里牟取暴利，然后放高利贷，大买青苗。

毛泽东到处奔走，了解灾情。召集党支部和雪耻会的干部一起开会。他说，当前农村缺粮，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不能等着老天爷下雨，更不能幻想财主老爷发善心。其实，谷米多得很，就看大家敢不敢要。土豪囤积谷米，难道我们就不能阻止偷运？农民也有一张嘴，要吃饭，公公道道出钱买他的米，他不卖，就组织农民跟他斗。眼前农民群众是很容易发动起来的。

第二天，雪耻会开的一张条子交到了土豪成胥生家，坚决要他将谷米拿出来平巢，并决定阻禁。条子上写着要他拿出平巢的数额。成胥生看了条子，翘着八字胡咆哮起来：“就有谷米，我情愿放在仓里喂老鼠，也不拿出来平巢，看你们雪耻会怎么样！”听说成胥生这么狠毒，大家决定严密监视，只要一发现他偷运谷米，就有办法整他。

果然，第三天傍晚，一个农民跑来报告：成胥生已将一批谷米偷运到银田寺，准备在那里装船运往湘潭。毛福轩立即率雪耻会会员，连夜赶去阻禁。几百农民点起火把，带着箩筐、扁担赶到河边，将待运的稻米截住。成胥生得到密报，急派团丁赶去镇压。团丁见农民们人多势众，慌忙朝天鸣枪。不想附近农民闻声赶来，声势反而更大了。要求平棠，不准谷米出境的怒吼声响彻银田寺上空。

第二天，成胥生一面另想诡计，一面答应拿出一些谷米平粟。成胥生被迫平粟的消息一传开，其他土豪着了慌，马上将家里的谷仓锁结实，跑到外地躲起来。雪耻会决定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就带领大批农民，到土豪家去开仓、宰猪，一连吃了几天大户。土豪们闻讯，忙又返回家来，不得不同意平巢。韶山农民在毛泽东领导下，平巢阻禁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李华民）

韶山风云

1925年，韶山地区的教育会和学委会都操纵在土豪成胥生等人手里。他们对农民运动百般阻挠、造谣破坏，公开与雪耻会作对，不准进行反帝爱国宣传，不准办农民夜校。正当雪耻会大张旗鼓进行爱国宣传活动时，各乡学校都接到了教育会和学委会查封夜校的通知。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笑着说：“农民夜校是我们组织农民、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的好场所，土豪劣绅当然很害怕，他们怕农民觉悟起来对他们不利，怎么会不想办法破坏呢？”他指示必须把掌管学校行政的教育会和掌管学校经济的学委会的权力从土豪劣绅手里夺过来。他领导党支部认真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办法。他说，我们的办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赵恒惕颁布的教育法令，明文规定所有地方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要经过选举。象唐默斋这帮人，都是成胥生指定的，没有经过选举。再说，他们无一人不贪污舞弊，只要把他们的底子向群众揭开，就会跟狗屎一样臭。现在完全有条件发动一场夺回教育权的斗争。

经过充分准备和酝酿，7月30日晚上，以雪耻会的名义在郭氏祠堂召开了西二区教育会和学委会。会议由李耿侯主持，庞叔侃、钟志申抢先发言，教师们也纷纷揭露唐默斋等人贪污公款，克扣教师薪水的丑行。理由充分，证据确凿。到会的人都极气愤，马上喊起口号：“土豪劣绅的走狗快滚蛋！”唐默斋见自己已成众矢之的，败局已定，只好悄悄溜出会场，找成胥生去了。

会议马上进行了选举，选出李耿侯、庞叔侃分别负责全区教育会和学委会的领导工作，十多个学校的校长也由进步教师担任。韶山人民顺利夺回了教育权。（李华民）

农运雄师

1927年3月7日，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上课了。在筹备工作中，毛泽东亲自主持招生工作，对来自乡间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运积极分子优先录取。经审查和考试，共招收全国各地学员八百多名。

毛泽东非常重视用武装斗争的思想教育学生。农讲所《约》指出：“为将来发展农民武装起见，所以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大家要深切明了这个意义，若以为这是用军事的力量来干涉我们的生活，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专门设有训练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学员实行军事编制，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他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操练两小时，每周一次军事理论课，一次野外军事演习。

1927年5月，麻城县地主武装“红枪会”发动了反革命武装暴乱。该地党组织派王树声来武汉求援。经董必武介绍，王树声来到农讲所。毛泽东立即派了三百名农讲所学员，全副武装，火速支援麻城。在剿匪战斗中，学生军英勇作战，捣毁匪巢十余处，打死反动分子和会匪头目一百多人，救出了被关押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协助麻城人民平定了这次暴乱。同月，武汉革命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乘北阀军主力北上之机，在宜昌公开叛变革命，率叛军直驱武汉，并占领了距武汉仅三十公里的纸坊，武汉危在旦夕。毛泽东当机立断，派出农讲所学员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工人纠察队一起编为中央独立师，与叶挺所率革命军一起奔赴前线，协同作战，打败了夏斗寅，保卫了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李华民）

进军井冈

1927年9月19日，各路秋收起义部队先后到达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在前委会议上，师长余洒渡和三团团长苏先骏等人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他们的意见，指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只有把部队带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才能站住脚跟，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还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这里象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地形好，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能影响两省。这里的群众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总指挥卢德铭及前委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同意到罗霄山脉中段去创造工农武装割据。20日上午，全体指战员都集中到操场上开大会。毛泽东向指战员们作了同样内容的讲话。临到讲话结束时，毛泽东命令说：“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郁金平）

湘赣割据

1927年10月3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来到宁冈县古城，当即在古城文昌宫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就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在讨论中，有的人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事，国际上没有先例，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记载。还有的人提问说：“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余洒渡和苏先骏等人坚持己见，说，农村不是我们的方向，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是进攻中心城市。我们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主要革命力量就是工人。我们到农村去依靠谁呢？毛泽东立即指出：“目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敌人而又硬要同敌人死拼，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们今天进行战略退却是要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这里养精蓄锐，以待将来有足够的力量时去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们的旗帜在罗霄山脉中段树起来，就会给全国工农带来希望，我们就能联合全国的工农一起来革命。”毛泽东认真听取了与会者的各种意见，对罗霄山脉各段的地理位置、形势作了具体分析和比较，确定了在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实行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创建罗霄脉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决策。（邬金平）

教育改造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了茅坪。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欢迎。袁文才最担心工农革命军还会走。他对毛泽东说：“好不容易才把你们盼到，眼见医院、留守处也搞起来了，粮食也筹备了不少，却怎么要走？”毛泽东告诉他，工农革命军到湘赣边界进行游击活动，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发动群众，完成任务后还要回来的。“毛委员，我们都是些做田佬，没当过兵，不晓得什么世事。你能给我们留下几个‘先生’才好哩。”袁文才恳求道。毛泽东说，不能这样讲。做田佬才是真正有本事的。做田佬要为做田佬打天下，这样才能干好革命。思想教育是要抓紧，但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学会怎样干革命。袁文才从毛泽东的教导中受到启发，心情更急了：“对格，对格。快快给我们派几个‘先生’吧。我们要好好学习你们哩。要不，想干好也干勿好。”毛泽东很了解袁文才的心情，不久，便派游雪程等三人到农民自卫军中担任连排长和教官。毛泽东指示他们，这支部队中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是项很要紧的工作。你们去后，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依靠广大士兵群众。（邬金平）

六项纪律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战士们在打土豪的同时，还没收了部分小商贩的货物，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戩子也给收掉了。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开会指出：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对于中小商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一个红枣都不能拿。后来，毛泽东还了解到，有的战士借了老佬的门板，临走时没有及时归还，或者没有做到归还原物，使一些老佬把门板拿回去后上不上，等等。毛泽东立刻把这些情况归纳起来，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邬丁根）

施政大纲

1928年1月的一天深夜，毛泽东从草林回到遂川县城，遂川县委负责同志陈正人等来到毛泽东的住所邱家厦所。毛泽东向他们询问成立工农兵政府的筹备情况。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对陈正人等说，成立工农兵政府，这是遂川人民自古未有的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这个政权还不大了解。因此，要成立工农兵政府，首先一条就是要把我们的主张宣布出去，让广大工农群众知道我们这个政府是干什么的。接着，毛泽东就嘱咐县委起草一个纲领，而且对纲领应该包括的内容作了具体说明。《施政大纲》的初稿写好以后，陈正人立刻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到这个文件后，非常高兴，随即拿起笔，和陈正人一道逐条地进行讨论修改。毛泽东认为《施政大纲》有些地方写得不通俗，群众不易弄懂，主张多采用群众语言。因此，他亲自动手，把大纲上面写的“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在毛泽东逐字逐句的精心修改下，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为工农政权所实行的《施政大纲》便诞生了。（邬金平）

分田纲领

1928年5月，毛泽东在宁冈茅坪谢氏公祠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阐述了深入土地革命对于进行井冈山斗争、建立红色政权、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号召开展全面分田。为了搞好这一工作，毛泽东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2月底，毛泽东到永新县秋溪乡一带深入乡村与贫苦农民促膝谈心，了解那里的阶级和土地占有情况，又与党代表蔡会文一起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起秋溪乡党支部，并以它为领导核心，开展分田分房工作。3月，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向湘南进军的途中，除了行军打仗外，还抽出很多时间对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在桂东沙田开展分田试点工作，取得第一手资料。4月，毛泽东到永新塘边一带，在塘边、夏幽、南城、厚田、大屋、三房等地进行调查，把这些地方的田亩、劳力数量和农民、土豪等各占多少地等等都摸得一清二楚，亲自草拟了十七条临时分田纲领，在大会上号召贫苦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在全面分田工作中，毛泽东注意掌握政策界限，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保证了土地革命运动的胜利开展。1928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井冈山《土地法》，将土地革命运动的政策及方法等归纳为九条，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权，不仅为土地革命运动的继续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土地革命斗争提供了基础。（邬丁根）

扩大割据

1928年5月，红四军占领了永新县城。这时，天龙山临时特区区委书记刘一奇听说毛泽东到了永新县城，连忙赶去。毛泽东在他的住所——福音堂接见了刘一奇。刘一奇把天龙山区的工作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接着，毛泽东仔仔细细地问刘一奇天龙山有多大、有多少人口、有什么出产、群众生活怎样、革命情绪怎样？刘一奇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天龙山和井冈山虽然不连在一起，但建立这样的割据很必要。还要修好工事、储备粮食。有了这样的割据，经营永新就容易了。我们看永新一县比一国还重要呢。天龙山根据地要巩固，还要扩大。你们向北还可往安福、吉安发展嘛，不要就看到永新这一边。世界大得很呢！（郁金平）

劳动的手

1928年6月，毛泽东来到永新县塘边村，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工农兵政府，组织了暴动队、儿童团、妇女会，办起了夜校识字班，白天三操两讲，晚上读书学习，闹得十分红火。一天，童养媳盛清莲下田去，路过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叫住她，关切地问：“怎么没和大家一起学习？”“婆婆厉害，不让去。”清莲说。毛泽东告诉她，穷人得解放，童养媳也要翻身，应该和大家一样，参加革命，学政治，学文化。“我是个童养媳，参加革命有啥用？”毛泽东说，“童养媳也是人，也有一双手，同样能干革命嘛。”说完，毛泽东顺手在识字板上写了个“手”字，问清莲可认得。清莲摇摇头。“这是手脚的手字。”毛泽东耐心地向清莲解释道：人人都有一双手。地主资本家的手不劳动，是双毫无用处的手。劳动人民的手创造财富，是双最有用的手。可是，为什么劳动人民反受地主资本家的欺凌？这就是阶级压迫。所以，我们要用这双手，推翻罪恶的剥削制度，建立无剥削、无压迫的新世界。你也有一双劳动的手，怎么没有用呢？清莲望着双手，心情十分激动。（邬春花）

星星之火

1928年10月，边界特委在井冈山上举办边界党团训练班。一天早饭后，毛泽东又来到训练班上。他说，这里的条件差，吃的是红米南瓜，桌子板凳都没有，在这草坪里上课。不过这里也有两点好处，一点是光线好，一点是空气好。……有些人不相信凭我们红军和湘赣边界的老伎能打倒国民党，说人家有飞机大炮，地盘又大，左一次“进剿”，右一次“围剿”，我们这面武装斗争的旗子到底能打得多久？这种讲话是不对的。说到这里，毛泽东用火柴能点着干茅草作比喻，说明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烧向全中国。他指出，不要只看到我们的力量暂时比敌人小，但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群众是绝大多数，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是极少数。给国民党打仗的也是穷人。要是我们穷人不给他卖命，叫地主、资本家来打仗看看。不要他们背枪，就是叫他们空手上井冈山的小路，也非叫他们四脚爬行不可。只要大家每人丢一粒小石子，也可以把他们统统埋葬。……我们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还是要流到海里去的，不会总在井冈山。井冈山的红军，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现在革命就好象一把火，点着了茅草山，会越烧越旺，一定要烧到全国去，革命一定要胜利！（邬丁根）

柏露对策

1928年12月底，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21个团约3万人，指令湖南反动军阀何键为总指挥，分六道从宁冈、莲花、永新、鄢县齐头并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面对湘赣边界的严重局势，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主持召开“柏露会议”。有人主张采取过去两次反“围剿”的办法，红军跑到根据地以外去打；有人主张红军放弃根据地，另辟新地消灭敌人；有人主张红军在根据地内坚持，凭借井冈山的有利地形与敌人作斗争。毛泽东提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也不能死守，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敌人大军团进攻井冈山，后方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红军的对策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主力出击，敌人从这边打进来，红军从那边打出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红军则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与会同志的赞成和拥护。但是，到哪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呢？会上有人说去湘鄂赣边界，有人说去湘南，有人说去赣南。毛泽东分析道：“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敌人运动便利，地区狭小，红军没有回旋余地，不宜前去；湘南则敌人强大，群众斗争受挫折尚未恢复，交通方便，敌人容易聚集，亦不宜前去；只有赣南地广有回旋余地，交通不便，敌人聚集困难，兵力虚弱而物产丰富，有经济给养力，敌守军战斗力不强，而当地农村组织领导力量强，此外还可同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红军等工农武装力量互相支援配合，故主力红军应乘虚向赣南进军。”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毛泽东高瞻远瞩，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奠定了胜利的基础。（郭丁根）

要会打圈

1928年，井冈山斗争的前期，许多同志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习惯于新的作战形式游击战术。毛泽东就教导他们，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那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他的命根子。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给大家讲战术，白军强大，红军弱小，我们以弱斗强，只能采用游击战术，什么叫游击战术？简单扼要的说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个大字。讲走路，连三岁的小孩也会，讲到打仗和行军，就是一门好大的学问。从前井冈山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他和当时的统治者斗了好些年，总结了一条经验；“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说：“朱聋子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是对的。我们改它一下就好了，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这样才能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迷惑敌人。强敌来了，先领它兜几个圈子，看出它的弱点，抓准就打。要打得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毛泽东还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邬金平)

以枫为师

1828年，离八角楼不远的河边上，有一棵刚劲挺拔的枫树。枫树的根长在一块大石头下面，把大石头都顶穿了，裂成了两半。夏天的晚上，村里的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和老乡们在这棵大枫树下面乘凉，毛泽东也经常来这里。有一晚，毛泽东又坐在枫树下，给大家讲形势。他说：“我们的斗争很艰苦，兵少，武器差，敌人又封锁我们，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大家不要怕反动派，也不要听信谣言。反动派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嘛！敌人有两只手，我们也有两只手。他们拿枪打我们，难道我们手里端的是豆腐？我们不会也拿起刀枪打他们吗？我们的武器是不如他们，可也不是烧火棍子呀！”大家听得哈哈大笑，都说：“毛委员说得好！他打我们，我们就狠狠地揍他们！”接着，毛泽东指了指枫树和石头，笑着对大家说，反动派就象这块大石头，样子吓人，实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看嘛，这棵枫树一顶，就把它给顶穿了。这棵枫树为什么敢顶石头呢？因为不愿意受压迫嘛！它要出头，要见天日，要自由地生活。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压在我们头上的石头，还有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都是我们头上的石头。我们要想翻身，不受压迫，就得向这棵枫树学习。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挺起腰杆，是一定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顶穿的！（邬丁根）

高举红旗

1929年1月，正当红军热火朝天进行练兵，准备夺取新的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反动派慌忙地调兵遣将，纠集湘、粤、赣三省二十几个团的兵力，准备对红色井冈山进行第三次更大规模的“进剿”。面对这一严重形势，党内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了。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红五军高级干部会议，分析当前国内外有利形势，判断新的军阀混战将要再起，明确而坚定地指出，必须更高地举起革命红旗，一方面要保卫和扩大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同时还要采取积极行动，调动和分散敌人，利用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矛盾，在反动统治薄弱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邬金平）

途中论战

1930年春，二纵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向江西进军。一天，部队正在闽赣交界的一个庄子里休息。二纵队派向清流、宁化方向游击的一个排与敌人打起来了。敌人是福建的卢新铭部，是二纵队的手下败将。于是赖传珠便立刻向纵队首长建议，坚决打击和歼灭来犯之敌。这时候，毛泽东却要他不要急。还说要开个会研究研究，看看是打好，还是不打好。坐下后，毛泽东要赖传珠把主张打的理由讲一讲。他说：“敌人是块烂豆腐，不顶打。一打，保缴他的枪。”毛泽东听了，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分析：“你的信心很足，这很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赶快赶到藤田去和主力会合。打，可能把敌人消灭，就是打了马上还要走，必定要耽误时间，还可能有伤亡，这都会给我们行动增加困难。如果因此而影响到按时完成与主力会合的任务，那就因小失大了。”最后，毛泽东又要赖传珠说说是打好还是不打好？打有利还是不打有利？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赖传珠立即感到刚才考虑得太简单了。于是表示同意不打。毛泽东又转身征求在座其他同志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不打。（邬金平）

先予后取

1930年底，蒋介石兴师十万，兵分八路，进攻中央苏区，这么大规模的“围剿”，还是头一次，到底怎么打破敌人的“围剿”，许多人心中无数。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战略决策，当时许多同志思想不通。毛泽东大会讲，小会讲，反复说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于是，红军先后两次大踏步撤退。一退就是近二百里，来到江西省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同时发动群众，坚壁清野，猪、牛上山，粮食埋藏，游击队和赤卫军随时准备打击敌人，支援红军。几天后，敌军兼程尾追至吉安、建宁一线，布开阵势。总司令部决定先打谭道源的五十师。红军在源头附近丛林中隐蔽待机，等了好几天，谭道源不来犯我。毛泽东、朱德急令红军向西转移，迎击由西深入到龙冈镇的张辉瓒的十八师。经过一天激战，张辉瓒的九千多人悉数就歼，张辉瓒被活捉。谭道源师得讯，仓皇东窜。总司令部又令红军猛追，在东韶追上了，又歼敌半个师。许多老侠和部队同志说：“诱敌深入的战法，真好，真好！龙冈捉了张辉瓒，东韶打垮谭道源。”（邬丁根）

扬长避短

1931年7月，时隔一个月，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方针，对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紧紧团结在毛泽东的周围，面对十倍于我的敌军，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毛泽东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积极防御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在运动中不断歼灭敌人。毛泽东首先率领红军实行战略退却，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将敌人诱到根据地内部，使敌人吃尽苦头，优势减少，弱点暴露。不久，毛泽东指挥根据地军民转入战略反攻。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按照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作战原则，坚决执行扰敌、堵敌、诱敌、疲敌、袭敌、捉敌、饿敌、盲敌、侦敌等十项任务，积极配合红军作战。三万左右兵力的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歼敌三万余人。(郭金平)

改换穿装

1933年冬天，兴国县上社区三个乡的负责干部到瑞金中共苏维埃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休息时，毛泽东见他们穿的还是从右边开襟的短褂，就问他们为什么换了时代不改装？他们回答说：做田的还讲究什么时装新式样。毛泽东说：“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工农的生活得到改善。”又说：“你们可以穿中间开襟的褂子，可以穿中山装、学生装，就是西装也可以穿穿嘛！有什么不行的。”他们几个都被毛泽东说得笑不拢嘴。（邬丁根）

漳州洋房

1934年5月，红军胜利开进福建的漳州。毛泽东住在漳州发电厂附近天主教堂的一幢二层楼里。警卫员们厌恶“洋房”，除了毛泽东的房间打扫外，警卫员对自己的住房，谁都懒得去收拾。这种情绪，很快就被毛泽东察觉了。毛泽东象医生对症下药一样地教导警卫员，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仅要恨他们，而且还要把他们赶出中国去。可是这些楼房有什么罪过呢？你们把它叫做“洋房”，其实“洋人”既没有拿来一文钱，也没有出过一点力，都是我国劳动人民用血汗盖成的。这是人民的财产。人民的财产，我们就要爱护它。因为象这样的“洋楼”全中国多得很，一旦革命成功了，说不定有多少会变成我们的机关、学校、工人宿舍，到那时候，它也就不姓“洋”了。再说，现在是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既是家，就得象个过日子的样儿。经毛泽东这么一说，警卫员的心顿时豁亮了。于是，他们忙开了，擦地板的擦地板，洗门窗的洗门窗，把“洋房”打扫得干干净净。（邬金平）

横跨草地

1935年8月，红军长征来到毛儿盖。毛儿盖、松潘以西是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正因为如此，敌军胡宗南等部在松潘一带大筑碉堡，派兵固守，妄图与甘南构成封锁线，压迫红军西走，让红军自己消灭在茫茫的草地上。一天，杨成武接到军团首长通知，要他火速赶到毛儿盖，说毛泽东、党中央十分关心先遣团进入草地的行动，四团担任先遣，要他直接到毛泽东那里去领受任务。杨成武到了毛泽东的住处，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主席，军团首长要我直接到你这里接受任务！”“对，这一次你们红四团还是先头团！”毛泽东点点头说。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地图，说：“要知道草地是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一片沼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毛泽东指着地图又说了敌军的部署和阴谋。接着，毛泽东右手有力地向前一挥，说道：“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着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邬金平）

笑吃小米

1937年的一天，抗日军政大学全校同学集合在三大队学员的院子里，欢送二期的部分毕业同学到前线去。会上，罗瑞卿副校长宣布：“现在，请毛主席给我们讲话。”

毛泽东微笑着走到队前。他先向大家分析了抗战形势，接着对二期的同学作了许多指示。最后，他向新入校的三大队同学这边走了几步，对他们说道：“你们来到了延安，很好，我们欢迎你们。”

毛泽东扬起手，笑着向四周指了指，说：“他们别瞧不起延安城这个清凉山，知道么，宋朝杨六郎还曾经在这里‘坚持抗战’呢！”

会场活跃起来。

毛泽东又问大家：“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呀？”“会！”大伙儿亮起嗓子大声回答。毛泽东又问：“会不会打草鞋？”大家又齐声回答：“会！”

毛泽东笑了笑，说：“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他又略略提高了声音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学员们听了毛泽东的话很受启发。一位当时的学员说：“我们虽然也初步认识到了‘艰苦奋斗’这句话的意义，但从没象今天这样深刻地意识到艰苦奋斗对一个决心革命的人，有着如此巨大的意义。”（程赤兵）

譬喻西游

1938年4月初，毛泽东在延安城外一个傍山的旷场里接见了抗大全校的两千多人。

毛泽东的讲话是从第三期毕业生谈起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

毛泽东为大家仔细讲解了在斗争中学习、向实际学习的重要，接着又谈到了敌后各战场的斗争形势。

最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指示同学们，要大家努力学习和掌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对这三条指示作了具体阐述，他还引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人物作譬喻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那匹白马，说：“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程赤兵）

电影事业

延安电影团要拍一部长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39年初，他们拍完了延安地区的素材，正准备到华北敌后拍摄时，毛泽东接见了他们。

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都还年轻，又参加革命不久，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看些马列主义的书，还要读点政治经济学、哲学。大本本一时啃不动，可以先找点通俗的小册子看看。

这天，毛泽东把大家留下一起吃饭。一边吃，一边鼓励大家。他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封锁得紧，电影器材是困难些。但要相信，日本侵略者会被我们打败的，革命总有一天要胜利。那个时候，你们就大有可为了。（程赤兵）

三个法宝

1939年7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开学典礼上，成仿吾校长请毛泽东作报告。当时，中央决定，华北联大即将迁到抗日根据地去办校，出发在即。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号召大家“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

在讲演中，毛泽东风趣地引用了《封神演义》里的一段故事：“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和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三样法宝”的说法，在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表述为“三个法宝”，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后十八年来历史经验的总结，提请全党牢牢记取。

当然，作为党的正式文件，也不会用元始天尊赠姜子牙那“三样法宝”的故事来类比了。（程赤兵）

生动讲解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常去抗大讲课。

抗大的学员，有老战士，也有刚从敌占区、蒋管区来到延安的青年学生，有工人、农民，也有高级知识分子，大家的水平不一样，这课可怎么讲呢？

毛泽东有办法。他讲哲学，能吸引每一个人。他把理论紧紧联系实际，观点明确，生动活泼。

一次，毛泽东讲《矛盾论》时，为了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个观点，便举了鸡蛋因得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例子。一次，他讲《实践论》，为了说明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举了一个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毛泽东在举这些生动的例证时，听课的新老同志、教员、炊事员全都笑了。

有一次，毛泽东讲到：“有的指挥员，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有人越听越觉得毛泽东讲的象自己指挥过的一次失利的战况。一个学员没等毛泽东讲完，就站起来说：“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克服鲁莽的毛病。”接着，又一个学员说，不！主席讲的是我。

从此，“不当鲁莽家，要做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抗大学员的座右铭。（程赤兵）

窑洞之光

1940年底，毛泽东在杨家岭和一些刚从前线来的干部吃晚饭。

这些干部都是去党校学习的。

毛泽东说，你们大都是红军改编后到前线去的，你们走的地方很多，有的还进过大都市，可以算是“洋包子”了。“洋包子”我们需要，只是不允许“洋包子”看不起“土包子”。

当时，一些从前线回来的同志，因为东跑西走惯了，有点不习惯学校生活。毛泽东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高楼，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

毛泽东告诫大家，要安下心来，好好学习，认真总结抗战几年来各方面的工作经验。革命的路程将是很长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是一下就可以成功的。党如果能领导得好，和人民紧密团结，不犯或少犯错误，革命胜利的路程可能缩短；相反的，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错误，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

毛泽东特别强调了干部精通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程赤兵）

抓紧两环

1941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

毛泽东把整风和生产比作“两个环子”，他经常同干部谈话，要求他们学会一起来抓“两个环子”。

毛泽东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的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如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会更加团结了。

毛泽东还特别赞扬了边区的一家老乡。

他说，这家老乡给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

他说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程赤兵）

三见白羽

1941年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毛泽东曾经三次找刘白羽谈话。

第一次去时，刘白羽有点拘束，可是见到毛泽东后，顾虑就消失了。毛泽东和他面对面谈话, 就象跟他商量一件事一样, 详细地问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情况, 而后提出了一些问题。刘白羽说: “主席, 我犯了错误哪!”毛泽东说: “是呀, 我们过去忙于打仗, 现在文艺问题摆到我们面前来了, 现在我们要研究文艺问题, 过一阵我们还要研究边区经济问题呢!”最后, 毛泽东叮嘱刘白羽, 找一些人, 把问题提出来, 议论议论, 把议论的结果报告给他。

这样，刘白羽第二次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讨论的意见。毛泽东一直仔细倾听着，有时笑起来，有时也插话，把刘白羽讲的情况一语道破实质。

刘白羽第三次去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阐述了为工农兵服务与深入工农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毛泽东讲得非常通俗、生动、活泼、透彻，十分精辟。

近午饭时，贺龙同志也来了，毛泽东留他们一道吃饭。毛泽东亲自盛饭、送菜，他的俭朴、亲热以及与贺龙的亲密关系，都给刘白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程赤兵）

党报副刊

1942年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领导，对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大型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作了重大改革，并由此阐发了关于办好党报副刊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认为，编辑人员无论选稿和改稿都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学术标准第二。副刊的作品应该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思想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当然也必须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和学术价值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因此，凡是思想性强的好文章，他总是亲自推荐；建议发表。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连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论文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及其失败的教训做了鞭辟入里的总结，为我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它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性，而且具有深刻的思想性。毛泽东建议副刊采用，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转载。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把延安的生活描写为“歌咏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对延安的供给制耸人听闻地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对这种极端错误的倾向，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指出：“有些人是从不在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程赤兵）

荟萃文笔

毛泽东认为：“党报副刊不能只偏于文艺，而要带综合性。”依据他的设想，副刊稿件的题材涉及文、史、哲、艺术、教育、体育、工、青、妇等诸方面的内容。

1942年10月18日重庆《新民晚报》副刊上登载了徐悲鸿撰写的《全国木刻展》，文中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解放区画家古元的木刻《割草》给予极高评价，称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称古元“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这篇评论美术的文章，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又能体现副刊的综合性，遵照毛泽东的建议，《解放日报》副刊于1943年3月16日予以转载。

毛泽东强调指出：“若想办好党报副刊，必须调动办报人和看报人两个积极性，发动全党力量来办，荟萃各界文笔，努力扩大稿源。”他不仅这样指示，而且亲自动手帮助副刊组稿。1942年9月15日，为组稿事他致函凯丰同志，五天之后又亲自起草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规定了征稿的主要内容和附加内容，规定了每月征稿的具体字数。不久他又在枣园设便餐宴请了各个方面的征稿负责人。

毛泽东一贯主张副刊的文章要短小精悍、通俗易懂。1941年边区学生人数占革命队伍人口的  ，因此晦涩艰深的文字是起不到任何宣传作用的。革命根据地面对日伪的重重包围，战斗频繁，广大军民无暇阅读宏篇阔论，因此毛泽东在《征稿办法》中规定文章要通俗，每篇以不超过四千字为原则，超过此数作为例外。（程赤兵）

延安论医

毛泽东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疼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西药也不见效。

李鼎铭先生精通中医。1942年，他到杨家岭给毛泽东看病切脉，开了四付中药。当时中西医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坚决不同意毛泽东吃中药。毛泽东相信中医，吃了药，病也好了。

后来有一次，他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作，李鼎铭建议在阳光下按摩，毛泽东欣然同意。开始是一天一次，后来是隔天一次。每次看病他们总是谈些中药的性能、治病的道理和战胜疾病的方法，有时还要讨论中国医学发展的道路。有一次毛泽东说，现在延安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医学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治疗，毛泽东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健康，同时也学到了许多中医保健知识。

毛泽东还介绍李鼎铭给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领导看病。他还经常要求人们尊重中医，爱护中医，扶持中医，提倡西医要向中医学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中医保健药社。

（程赤兵）

生死之路

1943年初，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军民大生产动员大会。

当时，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日寇又发起了对根据地的“扫荡”，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

驻延安地区的抗大全体学员、中央直属机关、三五九旅全体指战员参加了这次难以忘怀的重要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演讲，他说：“同志们！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眼巴巴地等着饿死；一条是散伙回家不干革命了；还有一条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三条路我们应该走哪一条呢？”

讲到这里，毛泽东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用充满希望的眼光看着大家，象是在等待大家的回答，又象在认真地思索。

接着，他又坚定有力地说，我们肩负着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当然只能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也只有这一条是通向光明的路，是通向胜利的路。党中央号召边区全体军民拿起枪杆子、锄杆子、笔杆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设边区，保卫边区，彻底粉碎蒋介石的全面“围剿”，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程赤兵）

观剧致信

1944年1月，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写了封信。

原来，由这二位同志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了一出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毛泽东看了非常感兴趣。信是这么写的：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程赤兵）

批稿笔谈

1943年6月，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学习整风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的讲话。1944年初，毛泽东看了发言记录稿后给彭德怀写了封信：“看了十二条的分析，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

对彭德怀发言记录稿中的一些提法，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比如“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边上，毛泽东批：“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他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的“一九一五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时期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作用，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的“大革命后一时期，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革命也就失败了”这句话旁，毛泽东写了“加上客观原因”。(程赤兵)

致信评书

1944年4月，毛泽东读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李健侯先生所著的讲述李自成农民战争的《永昌演义》一书，很有感触，提笔给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写了封信。

毛泽东告诉李鼎铭：“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他还请李鼎铭向经营此书费了大力的作者李健侯先生代为“致深切之敬意”。

他评价这本书时说：“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

毛泽东还提出建议：“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最后，毛泽东又问到了李健侯先生的健康如何，是否能来延安一游，并再次向李健侯先生问好。（程赤兵）

引用史鉴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那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分析了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原因。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借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信中，毛泽东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

毛泽东还与郭沫若谈了以下想法：“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最后，毛泽东还告诉郭沫若，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他还祝郭沫若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值得一提的是，这封信开头是“沫若兄”，落款是“毛泽东上”。（程赤兵）

以打对打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一面口称谈判，另一面却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加快了发动全面内战的步伐。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一行赴重庆谈判的第二天，蒋介石就授意国民党军事机关密令印发《剿匪手本》，加紧在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动员。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意图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提醒全党：“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赴重庆前两天，他写下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告诫大家不能因谈判而放松警惕，“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在离开延安前，他部署了击破蒋军进犯的作战准备。谈判期间，他对国民党的内战行动进行了坚决的揭露和斗争。9月13日，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共谈判正在进行，宁愿撤退自己的军队，而不愿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借以避免内战的触发。但是目前国民党军勾结日伪残敌，猖狂攻击抗日军民，甚至重新攻占许多城镇。因此，各解放区部队必须坚决反击一切敢于入侵解放区之敌，直到其缴械投降。”毛泽东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开展自卫战争，绥热察军民首先击退了逼近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取得了归绥战役的大胜利。9月19日，上党军民大战半日后连克五城，把长治周围的县城从蒋阎日伪的蹂躏下重新解放了出来。（高扬）

报刊题名

1946年4月，党的晋冀豫中央局要出一份机关报，开始，报名拟为“晋冀豫日报”或“太行日报”。大家委托当时的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去请毛泽东题写报头。毛泽东听了薄一波的汇报后，对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叫‘人民日报’？”并认为，“报纸不一定非要冠上地区的名字。”薄一波认为这建议非常好，当即表示赞同。于是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润墨提笔，一连写出了五式横书的“人民日报”，写好后认真比较，然后指着其中一副，嘱咐薄一波说：“这个比较好，就用这个吧！”不久，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向前发展了，党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人民日报》也和《晋察冀日报》联办为中共中央华北局的主要机关报。经过大家认真研究，决定仍用毛泽东提名的《人民日报》作为机关报的名称。为了区别以前的地区性报刊，大家再次委托薄一波，请毛泽东给提一个新的报头。薄一波来到西柏坡毛泽东的住地，毛泽东非常高兴，一边写，一边风趣地对他说：“‘人民日报’这四个字啊，写成报头，中间这两个字要小一点，两边这两个字要大一点，这样就好看喽。”后来，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由华北局机关报上升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一直名为《人民日报》并沿用至今。（高扬）

著名论断

1946年8月的一天，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访问毛泽东。就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指出了武装到牙齿的美蒋反动派只不过是纸老虎。那是在他们谈到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时，毛泽东说：“反动的统治者是纸老虎。”当时翻译把“纸老虎”译成了“scare-crow”，毛泽东问斯特朗：“‘scare-crow’是什么东西？”斯特朗告诉他：“那是扎成的人形，农民竖在田里吓唬乌鸦的。”毛泽东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了，这样译不够好。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看起来象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板做成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毛泽东又自己用英语说了“纸老虎”这个词，还举例论证自己的观点：俄国的沙皇在二月革命前看起来很强大，很可怕，可是二月革命一阵大雨就把他冲走了。希特勒也被历史的暴风雨冲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是如此，他们都是纸老虎。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都会遭到同样的下场。他们的暂时强大，只是因为人民还没觉醒。根本的问题在于人民的觉悟，不在于原子弹的爆炸力。（高扬）

挺进豫西

1947年7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根据全国的形势，决定以四纵、九纵和38军组成一个兵团，挺进豫西配合主力作战。7月19日，陈赓来到小河村，毛泽东对他做了重要指示。他指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搞得敌人手忙脚乱，到处调兵追堵；胡宗南又被牵在陕北，深入绝境，豫西敌军不多，是个空子，师出豫西是有战略意义的。他还给陈赓讲了破釜沉舟的故事，要他们以最大的决心和勇气打出去。最后又问他有什么困难。陈赓回答，部队现在士气很高，兵强马壮，弹药充足，一定可以师出报捷。就是战争迅速展开后，弹药的运送补给可能有时跟不上，到了新区伤员的安顿也可能有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毛泽东听了笑着说，对嘛！弹药不足，由蒋介石来“补充”你们，伤员安顿靠群众嘛！我们从来是这样办的。根据地是创建起来的，不是一切搞好了才去革命。蒋管区的人民遭受封建势力和国民党的残酷统治，你们去了要好好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人民革命的高潮推动起来，这样就一定能胜利。战争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挺进豫西这一战略安排和指挥的英明，挺进豫西几个月后，敌人的陕东兵团被歼，15师被歼，第3师被歼，洛阳守敌被歼，造成了有利的战争形势。（高扬）

帅之风采

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军先后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毛泽东把战略进攻的矛头选在中原地区的大别山。历史上，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天下”之说。大别山位于国民党首府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军战略上最敏感又最薄弱的地区，如果我军占据了大别山，就可以东震南京，西挟武汉，南控长江，北瞰中原，象一把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毛泽东在战略上做出了这样的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实施中央突破，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和太岳兵团分别挺进苏鲁豫皖地区和豫西，这三支大军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与此同时，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敌胡宗南部北上，山东我军在胶东发动攻势，把山东敌军往东引向海滨，以利于三军的行动。按照毛泽东的决策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人于1947年6月30日夜强渡黄河。黄河水深河宽，急流奔腾，自古称为天险。蒋介石自恃凭借这一天险可抵住40万大军。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攻破敌人黄河防线后，使敌人惊恐万状，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为“六·三〇事件”，蒋介石慌忙宣布全国“勘乱”总动员。我军击中了敌人的要害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中原三军不但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而且机动灵活地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建立起具有四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原根据地。大举出击，由战略防守转入战略进攻，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高扬）

游白云庙

1947年的一天，毛泽东和警卫战士们一起去驻地附近看白云山庙，县长也赶来陪他们一同去。上山后毛泽东问县长：“你是父母官，你说说这座庙为什么叫白云山庙？”县长回答：“既然山叫白云山，庙就叫做白云庙了。”毛泽东同志说：“我听说，这山顶常有白云缭绕，依山建了五十多座殿宇亭阁楼台，重叠连云，远望似漂浮于白云之中，所以叫白云山庙。”县长说：“还是毛主席调查仔细。”毛泽东又问：“这庙是什么时候建的啊？”“好象有年头了，说不准。”毛泽东告诉他：“这庙创建于明，增修于清。”并批评县长说：“你这个父母官，治下只有两处名胜，这里一个，香炉峰一个，你还搞不清？”县长不以为然：“都是一些迷信东西……”“哈哈，我猜你也这么想。片面了，同志，这首先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你是守着元宝当石头啊！”进庙后，毛泽东观看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建筑，特别注意到墙上的一千五百多幅壁画，向带领他们参观的老和尚询问壁画所描绘的佛教经传故事，并感慨地对老和尚说：“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文化遗产，要好好保存，不要毁坏。”参观完后，毛泽东又指示县长：“县里要拨点经费，把庙修一修。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高扬）

最大妙计

柳亚子在和毛泽东同游颐和园时，曾问毛泽东，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人民拥护支持，这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不知毛主席用的什么妙计？毛泽东笑着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万军队。毛泽东谦虚地说，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象这样的普通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

（高扬）

黄河颂诗

1948年3月，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党中央决定离开陕北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川口渡口上船后，毛泽东对支队参谋长叶子龙说：“子龙，以陕北为背景，给我照张像吧。”照好后他又笑着说：“好啊！把陕北的人民、陕北的山水照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船行到河中时，毛泽东望着陕北的座座山峦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陕北人民对我们太好了。我现在和撤离延安时一样，还是不愿意离开陕北。但是，我不能再提出，不打败蒋介石我就不离开陕北。如果那么提，就不切合实际了。”警卫员石国瑞说：“主席在撤离延安时提出，不打败胡宗南决不离开陕北，现在这个诺言已经实现了。上次我们在行军的时候面对黄河念诗，主席加了一句‘打败胡宗南，再拜托黄河把我们送到东岸’。现在快到东岸了，主席对黄河的要求也实现了。”毛泽东高兴地要石国瑞再做首诗，石国瑞朗颂起来：“黄河蜿蜒象巨龙，波涛滚滚气势雄。流水季节更艰险，木船加固才能行。毛主席微笑船上站，黄龙驮船直向东。船到东岸齐欢喜，今天黄河立新功。过去黄河祸害多，如今开始被称颂……”朗颂完，大家给他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你给黄河平反了！我同意。将来黄河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的。”上岸后，他望着滔滔不息的黄河之水又意味深长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高扬）

船公双眼

在蔡家岸居住期间，晋绥有关领导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谈到《晋绥日报》编辑部想请他讲讲如何办报纸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同意了。第二天，他就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和搞宣传工作、搞写作工作的一些同志。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了报纸刊物要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要依靠人民群众。他还强调了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在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工作任务等最迅速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以黄河船公为例进一步说明。他说，黄河上撑船的老船公在惊涛骇浪中，双眼总是望着前方，双手紧握舵把，如果他不是这样，而是望着足下的浪花，就要手忙脚乱偏离方向而把船弄翻。他还中肯地指示了《晋绥日报》的优缺点，最后说：“我相信你们的报纸会办得更好。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要有尖锐、鲜明的战斗风格。”（高扬）

舍后必得

1948年的一天，毛泽东身边的十名警卫战士就要离队去文化补习学校学习去了。警卫班和卫士班的战士们集中在中央局大院毛泽东住的前院里，要照像留念。这时毛泽东走了出来对大家说：“我跟你们一起照个像送行好吗？”大家一听，高兴得边鼓掌边喊：“欢迎，欢迎！太好了！”照完像，毛泽东又为即将去学习的同志在每人的笔记本上题了字。中午，毛泽东请这十个战士一起吃饭，给他们送行。平时，毛泽东的伙食每顿都是一饭一菜一汤，这天摆上了萝卜炒肉、烧茄子、炒豆腐、拌黄瓜和一大盘热乎乎的白馒头。吃饭的时候，大家想到要离开西柏坡，离开毛主席了，不由得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绪。毛泽东对他们说：“怎么又舍不得了？咱们撤离延安的时候，就是你们这群小青年，要誓死保卫延安，舍不得把那几眼窑洞丢给胡宗南，我让你们舍掉了。今天要你们离开西柏坡，又舍不得了？同志们啊，不久我们就要进北京了，假如派你们去管理一座城市，或一个工厂，没有掌握文化知识行吗？……”他的一席话把大家说得活跃起来。几年之后，这些同志毕业后，被分配到济南、新疆、伊犁、内蒙、天津等地，真的管起了一座城市，或一个工厂。（高扬）

备粮出征

1948年8月3日，杨成武随同聂荣臻司令员一起来到西柏坡。毛泽东接见时告诉他们，任命杨成武为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并准备进军绥远，开辟新的战场，配合东北的作战。他问杨成武：“你们在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什么要求？”杨成武立刻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任务。”毛泽东笑了，他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他指示：绥远是傅作义的老窝，国民党搞了很多欺骗宣传，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不太了解，特别是粮食紧张，征粮十分困难。他语重心长地对杨成武说：“这不是当年在毛儿盖过草地，那个时候你带一个团，不过两千人。现在是个兵团，四个纵队，还有骑兵部队，那么些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十多万人都要吃饭，能说什么困难也没有？”他分析了具体情况后郑重地说：“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为了保证出兵绥远取得胜利，他要求他们首先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把困难想够、想透，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第二要做好物质准备，补充好武器弹药，并要薄一波拨给他们十万现洋买粮食。这天晚上，杨成武和聂荣臻住在了西柏坡。杨成武考虑这次任务重大，向聂荣臻提议司令员和政委最好由两人分担，并提议由当时的晋西北书记李井泉来当政委，聂荣臻表示同意。第二天向毛泽东提出后，他当即表示赞同。

临走时又拨给他们一批布匹，以备饿肚子时换粮食吃。后来这些银元、布匹起了很大作用，很多部队用它换取了食物，保证了进军绥远作战的胜利。（高扬）

关门打狗

辽沈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和战友们对敌军的情况做了科学细致的分析。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正规军48万余人分别固守在长春、沈阳和锦州等几个大城市里，正处于顽抗还是逃跑的犹豫状态中。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有七十万人，如果先消灭东北的敌军，即可粉碎蒋介石“撤出东北，巩固华北，确保华中”的战略收缩企图，又可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转向关内机动。另外，东北工业发达，还可利用东北工业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可辽沈战役到底怎样打呢？毛泽东分析：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战略要地，是东北和华北之敌联系的枢纽，只要攻克锦州，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没有退路，我军可以来个“瓮中捉鳖”。打了锦州，敌人为了守住这条逃跑的交通线，必然派兵增援，我军就能回师打援，调动敌人，逼其决战，进而全歼东北敌军。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先打锦州是牵住了辽沈战役的“牛鼻子”。我军于1948年10月15日攻克锦州，三天后，长春十万敌军一部分起义，大部分被迫投降。接下来沈阳援锦之敌及守敌在我军大规模攻势下也迅速土崩瓦解。（高扬）

不拘一格

毛泽东很喜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两句诗。他在用人方面就是不拘一格的。我国炮兵建设的奠基人之一朱瑞是向毛泽东自荐而被委以重任的。当中央决定任命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时，他找到毛泽东，说自己曾在苏联炮兵学校学习过，愿意在炮兵建设方面多做些工作，副总长一职请另选人。毛泽东对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在炮兵建设上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十分赞赏，任命他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日军投降后，他率领炮校迁往东北，由于他的努力，使东北部队很快组建起十个炮兵团、六个炮兵营、二十二个独立炮兵连。1946年10月，朱瑞担任了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在他的领导下，到1948年时东北炮兵已发展为十六个团，拥有四千七百余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为辽沈战役做了充分准备。同时，他领导的炮校为各个军区输送了几百名干部，为全军的炮兵建设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由于毛泽东对朱瑞用其所长，使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在炮兵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高扬）

成功之路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开西柏坡，踏上了进京的征途。进入华北大平原后，车里的人活跃起来，毛泽东也很高兴。他问卫士们：“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阎长林回答：“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去年三月份呢？”去年3月22号，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全国解放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他的话逗笑了全车的人。过了一会儿，大家又聊起来。由于卫士们大部分是河北人，所以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平原好，平原上干什么都痛快，打起仗来没鞋穿也可以走上几天几夜。毛泽东听了说，你们讲得很好，你们讲的平原的优点也是事实，讲的山区的缺点也是事实。但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们没有谈到。你们想想，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靠军队打出来的。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取得今天的胜利，这一切都是在山区和边沿地区敌人不注意的地方，敌人不愿意去的和去不了的地方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我们的军队能吃苦，并克服困难，才会有今天的胜利。（高扬）

跳跃思维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时，有一天爬山，毛泽东边走一边同摄影科的侯波聊天：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

“红楼梦。”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侯波回答得也很随便。

“你要看四五遍才有发言权哪。”

“我一遍还没看完哪。”

“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

上了山。回头一望，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火就扑不灭：几根木柴，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须把房里值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多大实际意义。

侯波喊：“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的石头上坐下来，不慌不忙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着火……还好？”侯波很惊讶毛泽东的话和说话的口气。

“不烧他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他住哪里去呀？他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

“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沉思不语。良久,自言自语地喃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山下的火已经燃尽，只剩一缕袅袅青烟。

“唉，烧了好。烧了三年盖瓦房，不烧十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思想太活跃，他想着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考虑的事情和侯波想的实在不是一个层次。（禾木）

牙疼忘药

有一次，毛泽东精神不太好，常皱眉头吸凉气，饭也吃不下，时时用手捂住腮帮。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给毛泽东检查：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浓。徐涛用毛泽东自己说过的话提醒毛泽东注意病情的严重性：“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徐涛知道毛泽东有病也不愿意吃药，所以加重语气说：“这次可是真病，牙床化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毛泽东疼得直皱眉，却仍在笑：“你们这些医生呀，就喜欢用药。”

“是呀，有病不用药怎么行？”

“我不用药。”毛泽东有时候象一个固执的孩子，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吸凉气。

“别讳疾忌医呀，这是您常讲的话。”徐涛又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去攻他。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可以好。”

毛泽东经常是凭直觉办事，他的直觉处理事物确实可称入木三分，有其独到之处。他说：“我不用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常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病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徐涛问：“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毛泽东说：“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徐涛只好妥协：“那好，我要多观察，你的抵抗力不能战胜，我还得用药。”

几天后，毛泽东没用抗生素就好了。他得意地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全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禾木）

签名火葬

1956年4月27日，中央工作会议休息时，秘书把一份厚厚的折子送到了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微笑着展开折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用他那很浓的湖南口音说：“书法不错嘛！”然后认真地看起来。

原来，这是一份实行火葬的倡议书，文中指出了土葬和火葬的利与弊。毛泽东看后连声说：“好，好！”从沙发上站起来，迈大步走到写字台前，拿起一支三号狼毫，挥笔写下了三个潇洒的大字——“毛泽东”。他顿了顿，把毛笔在砚台上蘸了蘸墨，又写上当天的日期——“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他把笔重重地一放，对围在身旁的人笑着说：“你们谁来呀？”这时站在毛泽东右边的朱德顺手拿起了毛笔，在毛泽东的名子后面签了名，接着康生、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董必武、邓小平、谭震林、杨尚昆、张爱萍、陶铸、李井泉、廖承志、宋任穷、徐特立、张鼎丞、吴玉章、贺龙、洪学智、胡耀邦、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叶剑英、姚依林等151人相继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刘怡）

生活低比

1956年，毛泽东有一次散步时，曾问过卫士：“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

卫士说：“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某些高干子女那种容易表现出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头：“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卫士说：“主席，你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可是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多了！”

毛泽东又摇头：“你说的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想到她们是我的女儿，所以你给她们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她们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卫士说：“主席，你总找低的比，这不公平。城里人家大多数未必比学校食堂伙食差，我家里就比大食堂的伙食好。”

毛泽东笑了：“你为革命做了贡献么，吃好点人民没意见。她们还没有做贡献呢。人哪，生活上还是跟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出息了。”（岩海）

严肃告诫

1957年6月1日，胡乔木通知吴冷西，毛泽东要找吴冷西谈话，要他们一起去见毛泽东。

当他们走进毛泽东住处时，毛泽东正在翻看当天的报纸。见他们进来，就放下报纸，招呼他们在靠床的椅子上坐下。他先问他们看过当天的报纸没有？说现在报纸很吸引人看。谈了一些别的事情之后，毛泽东直接了当地对吴冷西说：“找你来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去工作，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

吴冷西当时反应很快，说：“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向吴冷西讲了任务的重要和让他去的原因，最后说，中央调你去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给你十天考虑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

到了6月13日，毛泽东的秘书给吴冷西打电话，让他马上到毛主席那里去。

当吴冷西到达时，毛泽东见面就问：“考虑得怎样？已经过了十天了，去不去《人民日报》？”最后，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吴冷西说，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有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岩海）

下马看花

1958年9月30日下午，毛泽东要吴冷西去他那里。当吴冷西到达毛泽东书房时，毛泽东正在看字帖，这是他工作之余作为休息的习惯。

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告诉他：有一篇稿子请他来看看，国庆节要见报，先一起谈谈。毛泽东从巡视大江南北谈起，说到地方上走走，可以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从而引起一些想法，最后形成若干观点。

毛泽东接着又说：“你们办报的要经常下去呼吸新鲜空气，记者、编辑要这样做，总编辑也要经常下去。”毛泽东板着指头说：“今年你已经去过南宁、成都、武昌、北戴河，虽都是去开会的，但总算下去了，以后还要下去调查研究。”吴冷西说：“我在五月间去河北、河南走了一趟，很有收获，当然还是走马看花。”

毛泽东说：“要下马看花，不能老是走马看花。在北京当然也很重要，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是议论多的地方。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

毛泽东还谈了许多对办报的指示，最后指出，要保持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别人办报的好经验，对人民有益的东西学过来。（岩海）

夸奖开明

在武汉，毛泽东两次接见蒙哥马利。毛泽东是很少这样安排同外宾会见的。

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人民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做出决定。”

毛泽东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说：“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

蒙哥马利打断他的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你周围的人们和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

毛泽东听他讲完，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

这算是毛泽东对西方国家将领最好的夸奖了。（禾木）

话说侵略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第二次谈话，竟象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了。

毛泽东说，五十年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多岁，现在是五十多岁以上。现代医药的发展破坏了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天然平衡。

蒙哥马利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事物中的力量，非常严肃地说：“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那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新中国的最终目的究竟是什么？”

“哦，你显然以为那时中国将要向国外侵略了？”

“我并不愿这样设想。但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强大后，便要攫取国外领土。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我的国家。”

“下一代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很难预料。在我活着的时候，中国不会越出边界侵略别人，也不企图把共产主义思想强加于别的国家。中国深受外国的侵略和剥削，我国只要求别人不干预中国的事情……”（禾木）

名称目标

六十年代初期，蒙哥马利元帅访问中国时，和毛泽东谈起了共产主义。

“主席先生，你在谈话中经常提到社会主义，而很少提到共产主义，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吗？”

“不是。”毛泽东回答之干脆，令自以为提问敏感的蒙哥马利惊讶。毛泽东说：

“在所有制、分配等问题上，人人按其所劳与所能，所以叫社会主义。什么时候达到了人人按其所需的分配，才能算共产主义。”

这叫蒙哥马利想起了1947年他访问苏联时同斯大林的谈话。斯大林的解释同毛泽东的解释如出一辙。他把当时谈话的情景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说：“是吗？看来你已经了解了不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东西。”

蒙哥马利还是不理解，他问，“如果中国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而只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你们自称为共产党中国呢？”

毛泽东的回答也很有趣味：“我们喜欢把名称同最终目的联系起来。”（禾木）

基本原则

1970年8月，在庐山举行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等人以拥护毛泽东任国家主席为名，打算篡党夺权。

一天下午，毛泽东见到了许世友。他把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十分恳切地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脚也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许世友当即明白，林彪等人有阴谋。他表示，马上回去做说服工作。

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把许世友从南京叫到南昌，给他讲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三条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要开九届三中全会。”（程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