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的风范-胆略篇

逃出学堂

旧时的私塾先生经常体罚学生。那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板子底下出秀才。”打屁股板子、打手心、打头、罚跪等都是最普通的体罚。不到十岁的毛泽东为了抗议经常打骂学生的私塾先生，独自从学堂逃出来，又怕挨父亲的打，不敢回家，就朝着一个想象的城里的方向，直往山下走。哪知在附近山中迷了路，走了许久许久，还只是在山里兜圈子。饿了吃点野果子，渴了喝点山泉水。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家人找回。但回家之后，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情况反而比以前好了一些，父亲对这个桀骜不驯的儿子不象从前那样暴戾了，塾师对他也温和多了。这次“反抗”的胜利，给毛泽东小小的心灵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李华民）

塘边讲和

毛泽东十岁的时候, 有一次, 父亲当着许多客人斥骂他“好吃懒做”。毛泽东觉得自己冤枉, 干了那么多活怎么还“好吃懒做”? 他觉得受了很大的侮辱, 心里很不服气, 就据实反驳了父亲, 声言要离开家庭, 说完往外就走。母亲出来追他, 劝他回去。父亲也赶来, 一边严厉地命令他回去, 一边还是气势汹汹地骂。毛泽东已跑到水塘边上, 看见父亲来势很凶, 于是以投塘相威胁, 声明如果父亲再追打他, 他就投塘自杀……结果父子二人，一个在塘的这边，一个在塘的另一边，讲和了：他必须向父亲磕头认错，父亲不再打他。（李华民）

钦佩造反

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乡下异常缺米，农民没有饭吃。富人们却把米囤积起来，不肯平价卖出，饿死了不少人。穷人只好组织起来“吃大户”。百十个饥民，一起跑到富人家去，打开仓库，倒出谷子，就在他家里碾米煮饭吃，吃了这家再吃那家。

韶山农民的秘密组织哥老会和一个地主发生冲突，地主花钱贿赂官府，官司自然打赢了。哥老会的人不服，就跑到山里，扯旗造反。官府派兵去攻打。哥老会的反叛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为首的一个姓庞的铁匠被抓回来杀了头。少年毛泽东和他的小同学们议论起来，毛泽东很是钦佩那个为首的庞铁匠，说他就象《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样，是了不起的英雄。

（李华民）

反叛种子

1909年，湖南大荒，奸商、豪绅乘机囤积居奇，引起米价飞涨，广大劳动人民粮断食绝，无以为生，长沙饿死了不少人。灾民们推出代表到抚台衙门去请求救济，但抚台却挺着大肚子说：“你们为什么没有饭吃呢？城里米多得很，我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灾民们听到抚台大人这样的答复，怒不可遏。人群怒吼着去攻打衙门，砍断了衙门上的旗杆，捣毁了抚台衙门……，爆发了数万城乡饥民抢米事件。官府调来军队残酷镇压，饥民死伤数百人，领头的饥民被抓后“枭首示众”……

小学生们听了这个事变，议论了好多天。毛泽东对同学们说，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没有饭吃而造反，该是对的。为什么要杀头？他对当局不管饥民死活、残酷镇压很抱不平，很是痛恨。韶山的许多农民也是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有的因无钱治病而死去，有的为生活所逼而投塘上吊。这些耳闻目睹的惨象和老百姓自发的反抗斗争，给少年毛泽东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埋下了最初的反叛种子。（李华民）

剪辩明志

从1903年上海爱国学社的“爱国风潮”开始，知识分子积极推广反清的宣传。到了1911年，湖南各地学校的师生都动起来了。他们办夜校，出小册子，向人民群众宣传革命。愈来愈激烈的学生亦有不少革命的行动。来到长沙的毛泽东立即加入革命的行列，他为革命的潮流所鼓舞，在湘乡中学首先毅然剪去自己的辫子，并且说服他的朋友和同学也剪掉，以表示与清政府决裂的决心。（李华民）

入革命军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之后，长沙城里宣布戒严，形势紧张。但革命党人仍在城内外秘密活动。一天，驻省湘乡中学校长允许一个革命党人到学校作了一篇激烈的演说，痛斥清政府，主张建立民国。毛泽东听了这次演说之后，非常激动，认为自己对革命不能袖手旁观，非参加不可。他下定决心，要干革命，最好去当兵。于是决定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

他从同学那里募到了一些路费，又约好了几个朋友准备一道去武汉。听说汉口街道潮湿，连雨鞋也在朋友那里借到了。但就在这时，长沙城里也起了革命。当“汉族”一在长沙的抚台衙门升起，毛泽东就毅然参加了新军，当一名普通列兵。这时有许多学生参军后成立了一队学生军。毛泽东认为学生军基础不够好，革命刚开始，清朝还没有被推翻，还要打仗。要准备打仗，还是应该参加正规的军队。在新军中，除了操练和做一些军事勤务，毛泽东将剩余的饷银订了省内外几种报纸，每天仔细地阅读，非常注意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李华民）

驱除校长

1915年, 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 从下学期开始, 每个学生每月须交纳十元学杂费。据说这是第一师范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向省政府提出的建议。张干原是数学教师, 此人言辞练达, 精明能干, 善于结交上司, 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校长。这项新规定遭到大多数同学的强烈反对。继而第一师范的学生们纷纷举行罢课, 迅速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有的同学写了一篇宣言, 揭露校长的私德如何不好, 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 企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垮。毛泽东看了, 觉得文章没有写好, 没有打中张干的要害。他说, 我们是反对他做校长, 并不是反对他做家长。既要赶走校长, 就要批评他办学校如何办得不好。于是, 毛泽东与同学商议, 很快写出了一张新的《驱张宣言》, 历数校长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对上逢迎、对下专横的弊政。文章写得理直气壮、雄健磅礴。同学们都赞同他的文章, 派人到印刷局连夜赶印。次日清晨带回学校, 广为散发, 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 立刻轰动了全校。校长大怒。一个和校长同乡的同学告密，说宣言是二年级八班学生毛泽东写的。张干当即决定：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七名带头“闹事”的学生。消息传出后，杨昌济、徐特立等众多先生为此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张不得不收回成命。可是，一师的学生们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继续罢课，发誓：“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上课！”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的校长再也当不下去，只好卷起铺盖走了。（李华民）

通身是胆

1917年11月，湖南督军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了。在傅去而谭未来之时，长沙一时成了真空，市内一夕数惊。11月15日左右，战事逼近长沙，情况极为紧张。校方有避兵祸，原拟全校师生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避。但学友会总务毛泽东力陈留校可保安全，离校倒有危险，并说，学校如果空虚，败兵就会进来打劫。校方听从了他的主张，没有外出避难。毛泽东领导全校学生自愿军“分夜棱巡，警卫非常”。但当时“自愿军”的所谓武器只不过是一些上操用的木枪。一些零星溃兵行过校门，见有学生军布岗，也不敢入内。17日，北洋军第八师王汝贤的大部队向长沙溃退。部分溃兵不知城内虚实，在距校二十余里地的猴子石徘徊，不敢前进。毛泽东探听到实际情况后，分析这些既惊慌又疲劳的溃兵并不知道桂军尚未进城，可以设法赶走。于是迅速组织自愿军中胆量较大的数百学生，分作三队，各执木枪，绕道分布在溃兵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同时联络附近的警察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山头。胆小的同学和教员都伏在寝室的地板上，一动不动。学校的办事人员这时也都听从毛泽东指挥。待溃军在暮色中慢慢蠕动到距伏地不远时，毛泽东立即让警察在山头鸣枪，其余持木枪的同学便大放鞭炮，齐声呐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溃军不明虚实，经派人交涉，为数三千余人的部队终于纳枪投降。当晚部队露宿学校前坪，枪械武器都集中在礼堂内。第二天由商会出钱将部队遣散了事。

这次行动缴了这么多溃兵的械，不仅保护了学校，也使城内居民少受一次兵祸。全校师生极为兴奋，都夸“毛泽东通身是胆”。这种非凡的胆识和善于应变的才能，一直为全校师生称道不已。（李华民）

湖南学潮

1919年12月初，学联组织了一次焚毁日货的反日爱国示威大会。遭到了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的镇压。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学联代表们开会，商议发动全省总罢课，开展公开的大规模的驱张运动。在各校学生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说：“反对张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卖国政府、封建军阀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赶走，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三千万人的生命！”不顾张敬尧严令禁止罢课，不到一星期，长沙全体专门学校、师范、中学及部分小学相继罢课。一万三千多学生发布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接着，毛泽东又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州等处，进行请愿和联络。毛泽东亲任赴京代表团主持人。当时北京正是冰雪满街，寒风凛冽的冬天，毛泽东和代表们终日各处奔走，联络在京的湖南学生、湖南议员、湖南的名流绅士。最后在湖南会馆开了一次大会，使这些人在驱张请愿书上签名，并多次组织湘人到总统府、国务院请愿。同时，毛泽东另派一部分代表前往衡阳、郴州，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促吴佩孚、谭延闿驱张。他自己于1920年4月到了上海，联络旅居上海的湖南人，把驱张运动进行到底。(李华民)

血染雪地

1922年1月17日，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钰。这天正下大雪，鲜血染红了雪地！在此之前，赵恒惕对毛泽东已很注意，有各种欲加迫害的传言。黄、庞被害的消息传出后，毛泽东极为愤激，不顾一切劝阻，决定马上进城，他说：“干革命，怕死还行吗？”进城后，立即召开会议，布置对赵恒惕的斗争和稳定工人的情绪。黄庞二人被杀这天，许多工人停止了工作，跑到劳工会门口痛哭。工人们悲愤极了，自发地冲进衙门，向赵恒惕表示严重抗议。不久以后，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工人们在船山学社召开了两次黄、庞追悼会，并发行纪念特刊。（李华民）

群愤瓦飞

1922年10月，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泥瓦工与木工）顶着政府的禁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清愿斗争。

10月23日上午8点钟，虽然下着大雨，六千多泥木工人依然精神饱满，两面大旗上分别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和“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沿途大呼口号，直奔长沙县署。毛泽东身穿一件对襟衣，一身工人打扮，插在工人队伍中间，看上去也象个“泥木工人”。他鼓励大家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把握。外面援助的事有专人管，让工人代表们放心大胆与周瀛干（长沙县知事）干到底。

两批工人代表进了县署衙口，交涉无结果，时间已过下午很久了。毛泽东从人群中跳到一个大圆花坛上，挥着手向工人们说，我们泥木工人因为工钱少了不能过日子，才请求政府增加点工资。我们第一批代表进去交涉很久，没有结果，现在第二批代表进去又一阵了，还是没有消息，周瀛干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等一会再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到衙门里面去找周瀛干讲理。下午四、五点钟时，突然来了一连兵，将请愿工人团团包围起来，工人们的情绪顿时紧张起来。毛泽东领着工人高呼口号，他站在人群里面，带着一个口哨，他吹一声，工人们喊一句，连吹带喊，工人的情绪更加高涨起来。衙门里的人发觉他是领头的，便带人来捉他，他从靠墙的几棵树间穿来穿去，靠着工人们的掩护，一会儿就找不到了。事后有个报纸上说：“工人们口号一喊，长沙县的瓦都起飞。”

请愿斗争一直坚持到半夜，政务厅长吴景鸿才答应第二天召开公团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无论如何总有结果。毛泽东与工人们商量，暂时同意了这个提议，全体工人整队撤出，此时已是24日晨三时了。

这次罢工斗争前后坚持了整整十九天，终于取得完全胜利。

（李华民）

首席代表

1922年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长沙六千多罢工请愿的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工人代表来到政务厅，与反动政府谈判。

谈判中，毛泽东手持“省宪法”，逐条驳倒了政务厅长吴景鸿。一个工人代表说：“增加房租，抬高米价，经过我们百姓考虑过没有？”吴景鸿仍拿官架，打官腔，说涨价之事各街团绅商有理由慎重考虑，你们应听从县署指令。毛泽东从容地说：“既然涨价不涨价都要听从官厅，那么请问，商家涨价莫非受了官厅的怂恿？”质问就象一把匕首，刺得这位厅长恼羞成怒。他知道这位首席代表不是泥木工人，是“过激分子”来帮助工人闹罢工的。便问：“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毛泽东微微一笑说：“先生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政府解决工资问题。”

谈判一直坚持到晚上八点钟，吴景鸿理屈词穷，只好答应工人的条件。毛泽东便当场将代表们与吴的谈话记录下来，由吴看过，声明长沙县“告示”无效。并派代表立即将谈话记录向外面静坐的工人报告，然后即刻写呈文交赵恒惕批。“呈省长文”中特别提出此次请愿是根据“省宪法第十六条：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而“陈诉疾苦”。并写明：“现自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来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云云。“谈话记录”第二天见报。

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率领12名工人代表来到政务厅，催批“呈文”。全体泥木工人及各行各业共两万工人群众一路高呼口号，游行到省公署。当吴景鸿最后盖印时，工人代表发现“批语”中有“其工价尤应随时协定，不得由该工人等一方面加以限制”的话，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这句话，望着大门外两万人的队伍，吴只好将此话删去。至此，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请愿彻底胜利了。（李华民）

说理斗争

自从泥木工人罢工斗争胜利之后，赵恒惕政府对于毛泽东等一批知识界的“过激派”领导工人运动的事越来越注意了。他们扬言说政府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少数人动摇起来，害怕发生新的黄、庞事件。毛泽东经过仔细考虑，认为必须力争主动，有必要向赵恒惕政府及赵本人做一次说理斗争。斗争方法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抓住赵恒惕的“省宪法”向他进攻。以求达到使赵在对待工人运动的态度和集会结社这些主要问题上，公开重申自己的“诺言”，并就势解决一些具体纠纷事件的目的。

于是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率领各工会代表23人，于1922年12月11日会见了长沙县长周瀛干、警察厅长石成金，12日会见了政府厅长吴景鸿，13日会见了赵恒惕本人。交涉的第一项是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赵恒惕说，黄、庞事件是“迫不得已”，并对二人加以“收买枪支，勾结土匪”的莫须有罪名，还狡猾地说，系对黄、庞个人，并非对工界。毛泽东当即义正词严地反驳：“所谓黄、庞收买枪支，勾结土匪，及运动造布厂罢工，都不是事实。工人方面被杀一、两个人，封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需的活动。”最后赵恒惕不得不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

关于集合结社问题，毛泽东拿出“省宪法”，指着条文说：“关于结社，官厅常有不允许之事，总说先要立案，才可结社，……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二条就根本取消了。”毛泽东又提到集会问题：“集会亦然。近来集会常有暗探到场，多方阻扰，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吴、石、周四人只好承认：“宪法完全有效。”

关于法律问题, 吴景鸿谓之: “现在法律确是采取行为主义, 但如果动机确会有某种犯法行为发现时, 亦不得不干涉。”毛泽东与他展开尖锐的辩论。他说: “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 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 那就几乎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 无事不可干涉了。”并指出, 人民如无直接违犯法律之行为, 实不应干涉。终于驳得吴无词以对。

交涉中，周瀛于主张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之损失。赵恒惕亦说目前应以开发实业为主，劝工人稍为忍点痛苦。毛泽东反过来幽默地说：“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致与之冲突了。”

这次历时三天的说理斗争，在毛泽东和代表们理直气壮的辩驳之下，赵恒惕政府打了一个彻底的败仗。（李华民）

面对通辑

在汹涌澎湃的工人罢工高潮中，赵恒惕政府手忙脚乱，处处被动。一个省议员惊呼：“现在湖南社会潮流，已无五分钟宁静，今后恐怕永无安静之日了！”赵恒惕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对毛泽东处心积虑要加以谋害。

1923年4月的一天夜里，一个在赵恒惕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匆匆赶到清水塘通知毛泽东，赵派来抓他的兵就要到了！毛泽东迅速收拾了文件，做了必要的安排，从屋后穿过菜园小路离开了。赵恒惕没有抓到人，于是下令通缉“过激派”毛泽东，并在街头贴有悬赏缉拿的布告。一天，一个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在街上遇见了毛泽东，大吃一惊：“你没有看见赏格吗？”毛泽东神色自若：“早就看见了。”“你怎么还不走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嘛。”这天下午，毛泽东还特地到这个老会员任教的学校去看望了他。他从容地布置安排了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全盘工作，在通缉令下了半个月之后，才离开湖南，前往上海。（李华民）

韶山脱险

192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毛福轩一大早就赶到三十多里以外的谭家冲开会。下午，会议开得正热烈，忽听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大家不由心中一震，只见一个跑得气喘吁吁的韶山冲里的青年农民给毛泽东送来一封急信。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润芝兄；军阀赵恒惕，得土豪成胥生的密报，今日已电示县团防总局，决定即日派兵前来捉你。望接信后，火速转移。

原来这是在湘潭县城工作的同志得知情报后，写了急信连夜派人送来的。毛泽东看完信，微微一笑，风趣地说：“原来是成八胡子办的好事。”随后从容地向毛福轩交代了自己没来得及做完的工作，并让他继续主持会议，然后才赶回家中。家里人已经做好了准备，向人借了十三块光洋给他做盘缠。一见他回来了，急急灭火地说：“人家派兵捉你来了，你还不收拾一下快走。”毛泽东笑了笑，说：“急么子，从湘潭城到这里，有九十里路，既不通汽车，又不通火车。给我送信的同志是得讯就派人赶来的。县团防局接到赵恒惕的来电，不会这么快。加上他们路不熟，又不认得我，等他们找了成胥生，再到这里，顶快也要上灯时分了，现在天还没黑呢！”几个在场的农民连忙分头探听风声去了。毛泽东照常沉着地接待来找他的农民，又到厨房里弄了点开水泡饭吃，还对韶山今后的工作做了指示。这时，毛福轩满头大汗地匆忙赶来，一见毛泽东还坐在堂屋里，急声说：“赵恒惕的快兵已经来了，你还不快走？”毛泽东爽朗地笑着说：“不要紧，他抓他的，我走我的。”大家一再催促，毛泽东才换了一件乳白色的长衫，穿了一双青布鞋，趁着夜色模糊，离开了家。

刚走不远，看见远处有灯笼火把向这边来了，毛泽东和两个护送他的农民立即爬上路旁的山坡，蹲在灌木丛中，躲过了快兵。毛泽东又迈开大步重新上路。他离开了韶山，经长沙奔赴广州。（李华民）

会议舌战

1926年10月，国民党中央与各省省区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联席会议开到最后一天，一位叫丁惟汾的人提出，联席会议的地位权与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相同，因此，它无权变更或推翻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

毛泽东发言说：“联席会议是一个非常会议，来应付非常之事。说联席会议没有地位，何以中央召集这个会议？今天来修正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实际上的权能已经超过全国代表大会之上，所有联席会议的决议我看是完全有效，而且是不能再有人来加以修正的。”

那次联席会议是一次国民党内左派占优势的会议，会上通过了不少有利于中国革命发展的决议。毛泽东的争辩，目的是想维护这些决议，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

（禾木）

秋收起义

1927年，中国大地风云突变。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告诫全党必须十分注重军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负责领导湖南的秋收起义。

8月底，毛泽东离开长沙，奔走于江西的安源、铜鼓、修水一带，运筹谋划，组织工农革命军，部署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了军事会议，做出了具体的军事部署。决定把集结在修水、铜鼓、安源一带的革命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共六千余人。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起义军高举绣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工农革命军的大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斗争。

“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

“暴动，农民夺取土地！”

“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

9日，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切断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同日，工农革命军一团进攻平江，第二团向萍乡、老关、醴陵一线出击。

起义的序幕刚刚揭开，毛泽东又从安源步行来到铜鼓，亲自组织和直接指挥第三团的军事行动。9月10日是中秋节，毛泽东亲自召开第三团排以上干部会议。11日，旭日东升，铜鼓县城桥头沙洲上红旗猎猎，钢枪闪闪。毛泽东在这里检阅了部队，随即率三团向浏阳进军。（李华民）

开闸担谷

1927年11月，毛泽东带领一队战士，来到宁冈县塘南村。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了村里的情况。一天清晨，周围村子里的穷苦农民都来了。大家聚集在龙家祠堂门前的晒谷场上，进行着清算土豪龙清海的斗争。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健步走到用杉木和门板搭的主席台前，挥手向群众致意。掌声平息后，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佬们讲解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号召老佬们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聆听着毛泽东的教导，回想着几十年来做牛做马的苦难生活，有一位贫苦农民再也抑制不住愤怒的心情，跳上台去，愤怒地讲：“土豪劣绅不劳动，还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我们穷苦老佬一年四季辛辛苦苦，做长工、打短工，风里来雨里去，两头挨黑，却吃猪狗食。这全是地主土豪给剥削的呀！有毛委员亲自领导我们斗土豪，坚决要向土豪龙清海讨还血债。”接着，六、七个穷苦老侠一个接一个登上台，述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台上台下一致要求：“枪决龙清海，夺回劳动果。”毛泽东当场批准了群众的革命要求。老侠们立刻举着红旗，象开闸的河水一样，跟着毛泽东涌进龙清海的屋里，挑起一担担金黄的谷子，抱着一抱抱崭新的衣服……，个个欢天喜地。（邬金平）

智退敌军

1927年11月的一天，湖南军阀派来两师兵马，扎在古城、渡陂一带，准备进攻茅坪。这时，红军主力都去进攻郾县、茶陵了，茅坪只留下二十多条步枪，其余都是棱镖和鸟铳。毛泽东得到了敌人进攻的报告，先派出几个战士，化装混进古城，组织当地的共产党员，等到夜里四处张贴标语，从政治上动摇敌人的军心；又派一些同志，带领赤卫队和群众一百多人，背上棱镖和鸟铳，连同那二十多条枪，连夜赶到古城西南边的倚路石一带去拦堵敌军。毛泽东吩咐他们多带一些“火线旗”去。“火线旗”就是指挥打仗用的红旗。毛泽东对他们说：“这一仗，大家都是指挥官，不是战斗员，要和敌人斗智，不能斗力。”倚路石和将军庙一带，是古城周围最高的山。一百多个赤卫队员和群众分成四五个人一组，每组一条步枪，把守一个山头，在这一带布下三四里长的防线。趁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在这边山头打两枪，摇着红旗喊叫一阵：“白军士兵快缴枪，缴枪投降的不杀！”又转到那边山腰打两枪，摇着红旗喊叫一阵，弄得敌人昏头昏脑，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红军。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山头上喊叫得更厉害了。二十多条枪, 忽而分散射去, 忽而调拢来集中射击。在东边山头喊一阵, 放几排枪, 又赶到西边山头上喊一阵, 放几排枪。山下敌军为了壮胆, 只好躲在工事里乱放枪。这下更乱了, 敌军这个连以为那连被围, 那个连又以为这个连遭到袭击, 个个心惊胆战。城里的敌军头子得到报告, 又看到各处贴满了标语, 生怕红军打进城来, 只好下令撤退, 连夜逃走了。(邬金平)

星火燎原

1929年初，红四军在山坡上集合了。毛泽东和朱德走来，毛泽东选了一个高一点的地方，停下了脚步。他劈头就问：“同志们冷不冷？”“不冷！”雷一般的回答，震动着山冈。“说不冷是不科学的。可是说冷吗？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的井冈山，被敌人封锁了，粮食、布匹都搞不到了。最近，蒋介石又动员了江西、湖南、广东三个省的兵力来围剿我们。他们在四面修碉堡、造工事，一步步地往山上挪，打算把我们困死在井冈山。”毛泽东讲到这里，望望大家，接着说：“我们红五军的同志也到了山上，大家都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越多，力量越大。可是人越多，吃饭、穿衣、过冬也就越困难。敌人看准了这一点，想把我们井冈山这堆红火浇灭，我们怎么办呢？等死吗？”“不！”战士们齐声喊着。“对！我们不能等死，我们要烧出去。我们要想有衣穿，有饭吃，就要烧出去。我们要向赣南，闽西进军！闹革命，靠我毛委员一个人靠不住，要靠同志们团结起来，努力奋斗，才有饭吃，有衣穿。”（郭金平）

奇袭小池

1930年元旦过后，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一、三、四纵队从古田出发，经新泉、连城向江西广昌进军。毛泽东亲自指挥第二纵队留驻古田，准备阻击自龙岩小池进逼之敌，掩护大部队转移。小池与古田相距三十华里，中间隔着一座大山，就是彩眉岭。为了更好地掌握敌情，指挥战斗，毛泽东从原来的住地八甲村搬到紧挨彩眉岭下的赖坊，指挥所就设在街边的小店楼上。1月5日，红军主力已往西远去，彩眉岭那边小池方向，不时传来几声零落的枪响。地方党组织派出的侦察员，跑来喊了声：“毛委员！”毛泽东从住室走出来，伫立在小楼栏杆前，听取他的紧急情况汇报。原来驻小池的刘和鼎部先头部队，兵力不足，正等待大队来后，伺机向我发动总攻击。毛泽东沉思片刻，把手一挥，下令主动出击，先打他个措手不及。于是，当天二纵队战士翻越彩眉岭，奇袭小池敌军。敌人被打得昏头转向，惊呼：“红军主力从天而降！”残部龟缩碉堡内，不敢动弹。二纵队当即撤出战斗，返回古田，解除了敌人追击我西去大军的威胁。（郭金平）

狂风夜航

1931年春天，毛泽东来到汀州附近的河田。第二天，为了与东路军早日会合，毛泽东命令警卫员们全部轻装，准备连夜沿汀江坐船赶赴上杭。当夜，一行三、四十人，跟着毛泽东出了河田来到江边时，三条带竹篷的小船已泊在岸边。这时，江风大了，并且一阵紧似一阵。从江面上涌来的层层大浪，扑打着船哨，三只小船在风浪中象打秋千般地摇荡起来。一位五十上下的老船工来到大家面前，他看着毛泽东象是个带队的，就对他说：“红军同志，你看！一眨眼工夫，老天爷就翻了脸。这样大风大浪，不要说是夜间行船，就是白天也怕出危险呀！”可是，毛泽东这时的心情似乎特别畅快，天气的变化不但没有给他增添一点顾虑，他反倒高兴地笑起来了。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好！”老船工听着毛泽东的话说得这样豪迈，胆子壮了，劲也来了，就痛痛快快地招呼其他船工准备好，让大家上船。（邬丁根）

担架决策

长征初期，毛泽东患了病，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躺在担架上赶路。而王稼祥伤口未愈，也由担架抬着。这样，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思前想后，一个强烈的愿望在王稼祥心里逐渐成熟，身为错误路线的三人军事领导人之一，不能跟随着错误路线节节败退，唯一的办法就是撤换李德等人，结束错误的军事领导。

王稼祥把心里的设想和毛泽东商量。他两眼发亮，定睛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回答。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点了点头，笑着问道：“能行吗？”

“行！能行！”王稼祥爽朗地回答说。

“好哇！这很好！”毛泽东想了一想，嗓音也提高了，“前面快到遵义了！马上在遵义开个总结性质的会！”

王稼祥见毛泽东支持他的建议，他那消瘦的脸上泛起了希望的红晕。

“那要在开会之前，多多活动活动，做做别人的思想工作，稼祥同志！”

“是的！我一定尽力去办。”王稼祥深知毛泽东自从被李德、王明剥夺了军事领导权以后，正象毛泽东自己说的那样：“那时，我毫无发言权，处境困难呀！”

不久，在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由毛泽东掌握了红军军事领导权。（禾木）

身先士卒

1935年8月，进入草地的第三天。部队被一条涨洪水的河阻挡住了。后续部队拥集到河边的越来越多。毛泽东派人先下去试水。试水的战士们快走到河中间时，水已齐腰，由于水流湍急，而且河底淤泥下陷，有一位同志摇晃了几下，差点被水冲走。毛泽东叫他们赶快回来。并动员大家解绑带和绳子，然后，再派人牵着绳子先过河去，以便其他同志拉扶着绑带和绳子过河。这时，毛泽东带头涉水过河。水越来越深，以致水面没过了腰，再加上浪大水急，冰冷刺骨，行走很艰难，周围的同志都为毛泽东捏了一把汗。但是，毛泽东在警卫员和同志们的保护下，顽强地前进着，终于到达对岸，大家才松了一口气。在毛泽东和其他首长们的带动下，红军指战员一个个奋不顾身地跳下水中，与洪涛激浪搏斗，互相搀扶着，鼓励着，大大加快了部队过河的速度。(邬金平)

战前量衣

1935年11月，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根据地边沿的吴起镇。军直供给部赵部长见毛泽东还穿着带补丁的单衣，立刻叫军直供给部的缝纫班班长葛接调去给毛泽东量量尺寸，做一身棉衣给毛泽东穿。葛接调立即带上介绍信，来到副官处。这时，军情紧急，马匪追上来了，部队准备在这里打仗，毛泽东正在做战前政治动员。等毛泽东讲完话，葛接调给毛泽东量衣服时显得慌乱了些。毛泽东笑呵呵地对葛接调说：“是不是有点紧张呀？不要紧，我们打得赢的。”葛接调是有些不安，但看见毛泽东那稳重、沉着的神态，不由得也增加了信心。他说：“对，打得赢的！”因为情况紧急，怕耽误毛泽东的宝贵时间，葛接调没有多停留，量完衣服就走了。临走时毛泽东还说：“有么子布就做么子布吧，青的蓝的都要得，穿起来暖和就蛮好。”（郭金平）

耳闻枪声

1936年5月端午节前两天的中午，毛泽东正在休息，忽然，从瓦窑堡西北的安定县川里传来枪声。不一会儿，张云逸参谋长从火线上回来，告诉毛泽东说，敌人是石湾的一个营和一部分地方武装。当时，红军西征走了，在瓦窑堡只有一个通讯连和保卫队以及红大的学生。张云逸建议说：“主席，敌我力量悬殊较大，最好现在就转移。”这时，周恩来也赶来了。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很镇静地说，不要急，等后方机关全部转移了，我们再走也不迟。这时，西门外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更加激烈，听来很近了。毛泽东还在和周恩来、张云逸商谈工作。警卫员走进窑洞，请求说：“主席，该走了吧！”毛泽东慢慢侧过身子，不慌不忙地说：“没关系。敌人从西门进来，咱们从南门出去嘛。”警卫员爬上了毛泽东住的窑洞顶上，只见不断冒起股股的尘烟，敌人都快要冲进城里了。警卫员急忙下了窑顶，把情况报告给毛泽东。大家再三请毛泽东动身。毛泽东平静地问道：“机关都走了没有？”“早走了！”“主席，动身吧。”周恩来和张云逸也劝说。毛泽东又细心地在窑洞里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遗落的文件和东西，然后说：“好，咱们现在走吧。”

(郭丁根)

赴美建议

毛泽东曾在1945年1月和美国政府联系，提出秘密飞赴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会谈的建议。

这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际，在美国《外交事务》上披露的消息。

当时，延安政府要求派一非官方访问小组去美国，向美国公民和官员说明并阐述其感兴趣的当时的中国局势及其它问题，此外，延安政府还有一个纯属口头的非正式建议：假如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将他们作为一主要政党领袖予以接待，毛、周随时可一人或一同前去华盛顿与总统举行试探性会谈。

原来，自1944年夏天以来，在美国驻华各机构的一些重要官员中，要求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呼声日益增高，在他们的影响下，罗斯福决定与中共正式接触。1944年7月，美国驻华使馆、驻华美军司令组织了一个美军观察小组到达延安。此后，美国与中共接触频繁。

然而，美国有识之士与中共的接触却受到当时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百般干扰。

由于赫尔利无合作诚意，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采取绕过赫尔利，直接与华盛顿最高决策者对话的大胆举动。

1945年1月9日，美军观察小组遵中共嘱托，把赴美建议转交驻华美军总司令魏德迈。但后来，延安建议仍落入赫尔利之手，他再次干挠，使建议未得到任何回音。

若不是这样，也许中美关系的历史将会是另一种写法。

（程赤兵）

深入虎穴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由于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力量的强大，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呼声甚高，特别是由于蒋介石调运军队到内战前线还需要一定时间，于是蒋介石装出和平姿态，于1945年8月14日、20日和24日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当时的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在红岩召开的一次干部会上，领导透露了毛主席将要来重庆参加谈判的消息。有的同志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忧虑得彻夜不眠；有的请求发报劝阻。就在这决定中国人民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于8月28日偕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这一行动，震动中外，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在那些天里，《新华日报》社不断接到不讲姓名的电话，问询毛泽东的健康和安全，送来对毛泽东的深情厚爱。可是毛泽东为了争取和平，阻止或推迟内战的爆发，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每天在客厅里会见客人，热情洋溢，谈笑风生。最令人激动的一天是在中苏文化协会会见民主党派人士。不知怎么透露了消息，很多群众都等在那里想看到毛泽东。毛泽东看到这一情景，就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周恩来紧跟在他的身旁。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惊人胆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赞扬，彻底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

（高扬）

大路朝天

1947年3月，在党中央的统一安排下，延安军民开始了紧张而有秩序的转移和坚壁清野。毛泽东一定要坚持“老百姓走完我才走”。12日，一群敌机窜入延安上空轰炸，重磅炸弹震破窗纸，泥土落了满桌。毛泽东此时正象往常一样坐在桌前办公，他拂去泥土继续看文件。大家劝他赶快到防空洞去，他却不在意地说：“不要紧，窑顶这么厚！”警卫班的战士把从院里拣来的一大块弹片拿给他看，他掂了掂说：“瞒，这个很好啊，可以打两把菜刀！”说完又继续工作起来。16日，敌人到了南泥湾，离延安仅九十余里了。大家劝毛泽东早点离开延安。毛泽东说：“延安的老百姓还没走完，敌人还没到门口，到了门口再走也不晚。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敌人到这条沟，我们到那条沟。”3月18日，敌人到了延安城南三十里铺。警卫团的同志再次请毛泽东赶快出发。毛泽东笑着告诉他们不要为他的安全担心：“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上那个山头，我上这个山头，怕什么？”下午四点，敌人的先头部队已接近延安城。毛泽东还在安静地办公，批阅文件和电报。傍晚，周恩来同志来请他动身，他关切地问：“老乡们和机关工作人员都转移了吗？”身边的同志齐声回答：“都转移了！”毛泽东这才满意地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高扬）

山窑高筹

1947年3月，我军主动撤离延安，第一站是12年前创建了“抗日军政大学”的瓦窑堡。在去瓦窑堡的路上，许多战士和老乡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都很受感动。一路上，天上敌机扫射，地上敌兵尾随，局面很紧张。毛泽东乘坐的中吉普车的轮胎被打坏一只。大家都很担心他的安全，可毛泽东面对骄横的敌人却十分镇定，泰然自若地和大家笑谈着敌人的愚蠢。当晚，住在高家谷。房东老高见是毛主席来到他家，非常高兴，专门做了陕北的杂面请他吃。毛泽东一边高兴地吃着杂面，一边和老高拉家常，他对老高说：“老乡，胡宗南来了不要怕，他是给我们送枪弹来了。延安我们还要回来的，等打败了胡宗南请你到延安去好不好？”老高兴地说“好！我一定去！”这一次毛泽东来到瓦窑堡，住到了离城不远的任家山。任家山出门就是山，他就住在坡上的一眼山窑里。窑洞很小，窑顶借山势修成，凸凹不平，房东老大爷管它叫“圪塔窑”，他骄傲地对别人说：“毛主席看上了俺这圪塔窑哩！”当天晚上，毛泽东不顾一天的疲劳，就在这个圪塔窑里，和周恩来一起筹划有名的青化砭战役，以狠狠地打击胡匪的威风。

（高扬）

铜墙铁壁

为了适应长途行军，毛泽东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练习骑马，有时一出去就是十几里地。中央纵队在王家湾居住的时候，离敌人盘踞的瓦窑堡只有七十多里，敌人的密探经常出来活动。

警卫班的同志不放心毛泽东单独出去，常在暗地多派几个人跟着他。有一次被毛泽东发觉了，他问身边的警卫员：“那边山上是不是你们的人哪？”警卫员不好说谎，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怕……”“怕什么呢？”毛泽东说：“我们有老百姓嘛！现在农活多忙，你们不多派几个人去生产，都跟着我干什么？”他看警卫员不说话，温和地说：“我们要相信群众。群众心里是有底的。一有坏人，老百姓马上就会发觉，用不着我们动手，老乡就会把他抓起来！你们应该多做群众工作。”说到这里他问道：“你们听说过我们机关的‘六多’么？”一个警卫员回答：“老百姓说我们背盒子枪的多，骑马的多，电线多，妇女（指服务员）多，手电多，驮骡多。”“这是我们这支队伍的特点啊！”毛泽东微笑着说：“可见老百姓是很有分析能力的，恐怕我们的同志还不一定知道这个特点呢！不过，你们要告诉群众，注意保密。如果敌人得到这样的消息，我们就住不长了。”他又深情地对警卫员说：“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只要我们认真做到这一点，群众就会永远和我们站在一起，做我们的铜墙铁壁，任凭刀山火海摆在眼前，也绝不会离开我们。”此后，警卫员改变了作法，抽出更多的人上山打柴，帮老乡种地，把群众工作和警卫工作结合起来。后来每当警卫战士背着一捆捆柴禾跟在毛泽东身边往回走时，毛泽东总逗笑着问：“又去放哨了吗？”大家听了都笑起来。（高扬）

风雨之夜

1947年6月，胡宗南派刘戡率四个旅敌兵扑向我党中央临时所在地王家湾，大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好了出发的准备。此时，雷声滚滚，阴云密布，毛泽东走出窑洞欣喜地说：

“要下雨了，这是一场难得的好雨啊！”说着坐在一只小凳上。支队副参谋长见到他那安祥的样子，着急地问：“主席，什么时候出发？”毛泽东说：“慌什么嘛，还没有看到敌人呢！”副参谋长催促他说：“敌人已经扑过来了，还是早一些走吧，太晚了，赶上下雨，路不好走。”毛泽东笑着说：“我走过雪山，走过草地，就是没走过沙漠。不要着急，我们总是不会按照敌人的设想行事的，它想把我们赶过黄河，我们却偏偏往西走，路多得很哩！过沙漠也没什么了不起！等一等看，胡宗南的兵到了跟前再走也不迟。让大家把窑洞打扫干净，再仔细检查一遍。”中央机关冒雨出发了，顺着王家湾村后上了一道山梁，路很滑，毛泽东下了马和大家一起步行，敌人就在山下，情况异常险恶。毛泽东却爽朗镇定地对身边的同志说：“这场雨下得太好了，再过半个月就该收麦子了！”好象根本没有发现敌人。黎明时，部队来到一个小村。经过一夜的行军，已经是人晒马乏了。稍事休息到天大亮，部队离开小村来到田次湾，此时摆脱了敌人的尾随，就在这里宿营。（高扬）

兵不厌诈

毛泽东在陕北和胡宗南周旋的时候，曾唱过一出“空城计”。一次，中央纵队走到一座山下，毛泽东决定上山。任弼时向部队下达了上山的命令后，对身边的王参谋说：“让后面部队把上山的痕迹擦掉！”毛泽东闻声回过头来说：“不要怕，我们就在这里竖块牌子，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王参谋听了一忙，马上摇头回答：“不行，敌人就在后面，说话就要跟上来，太危险了。”其他同志也劝道：“刘戡的七个旅加上北路三个旅，万一跟上就麻烦了。”周恩来理解了毛泽东的用意，对他们说：“你们就照德胜同志说的办吧。”毛泽东轻蔑地说道：“我叫他追，我倒要看看这个刘戡有多大的胆子！”走到半山腰时，山下传来了枪声，周恩来停住脚步问：“怎么回事？”卫兵猜测地说：“可能是敌人追来了。”毛泽东听了停下脚步，把头上带的草帽抓在手里轻轻扇了扇说：“真来了吗？”他找了块石头坐下说：“那好么，我们等等，我看看这个刘戡是个什么鬼样子！”但警卫排长和卫士们心里还是十分紧张，他们的盒子枪大张机头，在四周警惕地站立着。一会儿，侦察员来报告说：“是山下河对岸的民兵打枪，闹误会了，现在搞清了。”毛泽东说：“既然没事，咱们再走！”到了峰顶，大家休息了一会儿后，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怕中埋伏，停止追击就地宿营了。”毛泽东笑着说：“兵不厌诈嘛！”随后顺口哼出两句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高扬）

游击大师

中央纵队撤出枣林沟，艰苦转战了三个月后的一天，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危机，胡宗南使用测向仪测出了中共中央的电台，从而确信了毛泽东没有离开陕北，于是调集了十几个旅跟踪追击，终于追上了中央纵队，毛泽东决心要认真对付眼皮底下的敌人。他根据当时的地形地势，确定了灵活的战术，我军部队绕了个弯，让过敌人的大部队，在敌人的后面住了下来，得到了休整时间，使当时和他在一起的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赞叹不已：毛泽东同志真不愧是游击战、运动战的大师。

（高扬）

四A电文

1947年8月的一天夜里，中央机关住在葭县一个小村里。当时敌人离村只有20华里了，任弼时命令侦察部队继续侦察，随时报告。这时，一个战士把一份电报稿送到机要科，交到机要秘书高智手里，对他说：“主席叫马上发出。”高智接过电报稿，看到电文上边有毛泽东用铅笔划的三个“A”，这是急电的意思，高智想，这么急，也许和眼前的敌人有关？一定是发给彭德怀司令员的调兵命令。可是，当他看完电文以后，却感到惊讶了，因为电报是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敌人已经近在身边了，而毛泽东却从西北注视着东北！电报发完后，敌人已迫近到十华里了，院里响起了通知转移的命令声和队伍集合的号令声。而此时，秘书又送来了电报，电报上又是高智所熟悉的毛泽东的气势磅礴的大字，四个“A”赫然电文上方，这是特急，不能稍有耽搁。电文是发给向大别山挺进的刘邓大军和准备在陕西、洛阳之间飞渡黄河的陈赓兵团的两份特急电。高智看了后感到非常振奋，仿佛看到解放大军的千军万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发完电报后，他们才紧急转移。

（高扬）

稳如泰山

1947年8月初，中央纵队牵着胡宗南的五、六万敌军，在无定河与黄河之间的狭小地带同敌人周旋。8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围攻榆林的我军主动撤出战斗，向沙家店地区集结。此时敌人气焰十分嚣张，钟松扬言要“一战结束陕北战争”。

在前有敌36师钟松节节进逼，后有刘戡七个旅紧紧尾追的形势下，毛泽东仍稳如泰山，指示部队按原定路线东进，第二天向葭县（今佳县）方向进发。行军路上，下起了倾盆大雨，到曹庄以后，距黄河已不远了，部队停止了前进。在一个旧窑洞里，中央首长开会研究行动路线。望着窑洞里的灯光，有人猜测：“看来这回是要过黄河了。”话音未落就有人反驳：“主席早就说过了，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果然，任弼时出来通知：“部队行进方向不变，继续顺河北上。就在中央纵队把刘戡引向黄河边时，我军主力已向沙家店集结，对敌36师实行压缩包围。到了黎明，部队突然由东向西北背黄河而去。待到刘戡率领几万敌军追到佳芦河边时，已经找不到中央纵队的踪迹了。他误以为我军从佳县去过黄河，架起炮向佳县城乱轰了一阵。而在沙家店地区，毛泽东已部署了一场更大的歼灭战。等待着敌36师的是彻底覆灭的命运。（高扬）

英名震天

撤离延安近半年来，中央纵队的二三百人，拖着胡宗南的十几个旅，日日夜夜在陕北的大山沟里转圈子，搞得敌军刘戡、钟松等部又饿又累，已经过起了等米下锅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研究拟定了一个歼灭钟松的作战方案。由于洪水太大，通往野司的电话还没有架通，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不能等了。这个钟松狂得很呢，不能让他跑了，一定要在沙家店吃掉他！”随即把警卫员马汉荣叫来，对他说：“小马同志，你的水性好，去野司送份文件。”毛泽东亲手把装有作战方案的密封件交给了马汉荣。这天傍晚，几百人的中央纵队转移到梁家岔，借了两间窑洞当作战役指挥所，部队则全部露宿。蜡烛和煤油灯将窑洞照得通亮，墙上挂满军用地图，锅台上、炕上、桌上，凡能放的地方都放满了地图，中央前委的几位首长就在这里研究问题。突然，电话铃响了起来，这里离野司总部十多里，电话线已经接通。毛泽东大步来到电话机旁，一把抓起电话说道：“喂，我是毛泽东！”听到这一声“我是毛泽东”，窑洞内外立刻震动了，沸腾了。这声音坚定响亮，饱含力量和信心。撤离延安以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一直使用代号，大家有五、六月没有听到这声音了。今天，毛泽东又开始用这个伟大的名字，说明形势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电话是彭德怀打来的，毛泽东指示他，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这一仗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亲自指挥调度下，我军在沙家店地区全歼了敌整编三十六师，这就是闻名陕北的“沙家店战役”。（高扬）

战史典范

在解放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毛泽东透过弥漫的战争硝烟，科学地分析了战争形势，毅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亲自组织、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1948年下半年，全国的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共歼敌264万人，使国民党总兵力430万下降至365万，而我军已由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虽然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但是越战越强，军事素质不断提高。解放区的面积不断扩大，土地改革深得人心，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毛泽东这时做出了战略决战的决策。他首先选择了东北为首战方向，以便将初战的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他抓住有利时机，立即布署了淮海战役。当辽沈战役凯歌高奏，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华北敌军受到极大震撼，已成为惊弓之鸟。毛泽东再次抓住这有利时机，组织了平津战役。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零19天，歼敌154万余人，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进程。毛泽东在三大战役的指挥过程中，深谋远虑，胸怀全局，处处主动，环环相扣，妥善地处理了各个战役的战略衔接，而且三大战役中的每一个战役又有其独特的设计和精彩的实施。三大战役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成功的典范。（高扬）

千钧决断

1950年10月上旬本已决定出兵朝鲜，但因斯大林告之“空军暂不能出动”，故在十月中旬，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十月九日命令暂不执行，……不要出动。同时，派周恩来去莫斯科见斯大林。

在莫斯科，斯大林说：“朝鲜的事情对于我们最好的结局是，既不引起世界大战，同时又能有效地制止侵略。”“目前苏联空军尚不能出动，飞机到空中，很难划定个界线，如果和美国全面冲突起来，仗打大了，也会影响中国的和平建设……”

在周恩来去见斯大林的几天中，毛泽东已经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了，服了超出常用量两倍的安眠药也没有用，脑子里总是在翻腾：苏联的空军没指望了，斯大林主意已定，恐怕是很难改变的。靠我们的步兵和美国的海陆空联合兵种作战，结果将难以预料，至少将会付出巨大的牺牲……

慎重呵，慎重呵，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得失成败，在此一举。要打，就必须保证战而胜之。可是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丧失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不打，朝鲜很快会沦陷。我就不信苏联出几个空军师到北朝鲜，杜鲁门就敢向苏联宣战……他杜鲁门的原子弹已非一家独有，他还倚仗什么呢？

夜里，毛泽东翻来覆去，难以成寐。

中国暂缓出兵——斯大林会怎么说？国际主义精神哪里去了？

可是，你又为什么不出兵呢？

中国暂缓出兵——金日成会怎么说？唇齿相依，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毛泽东思绪如麻，心如刀绞。

现在，美国当局又一再放出风来，说美国无意敌视中国，谁敢保证这不是“假途灭虞”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不就是先吞并了朝鲜，继而以朝鲜为跳板，侵入中国东北的吗？

看来还得下决心打，而且要打就必须抓紧战机，再不能迟疑！

1950年10月13日，毛泽东电致周恩来。所发电文最后几句是：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几天之后的19日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禾木）

海中游泳

1955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时，正赶上台风到来。一卷卷一团团的黑云疾驰奔跑，狂风呼号，大海咆哮，雷电交加，暴雨颠狂！整个世界变成了一曲激昂、热烈、疯狂、恐怖的交响乐。

面对大海，毛泽东胸膛起伏，呼吸有声，两眼眯细，目光灼灼，漾出一种战士冲锋陷阵时所特有的那种锐气。毛泽东一声不响脱去衣服，这种沉默更具有撼人心魄的份量和魅力。

一道矗立的水的墙壁象迎接毛泽东的挑战一般滚滚而来，潮头上飞卷着白沫，象无数闪烁的精灵在墙头飞窜。“追上它！”毛泽东忽然孩子般地叫起来，冲入那叹息着退却的潮水中。可是，一阵可怖的“轰轰”巨响，退却的潮水与新涌来的大潮相遇了，怒吼着威猛地耸起，形成一道黑绿色的高不可测的拱墙。

所有的人都被大浪拍倒在地，毛泽东也不例外。他自己站起来，奋力吐出嘴里的泥沙，用手指点着大海说：“嘿嘿，还真是个对手呢。”接着，又向那威猛耸立的浪潮冲去。刹那间人浪相撞。待大浪退缩时，继续向前冲。风吼、浪喧，人呐喊，象有千军万马绞杀在一处！冲过一道道浪，毛泽东终于投进了大海的怀抱。（岩海）

说撤专家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三次共进晚餐。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泽东，故意做出为难的表情，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已经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

听完翻译后，毛泽东没有发怒发急，也没有激动不安，甚至没有任何情绪波动，象聊家常一样保持着平淡的微笑，平淡的声调：“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禾木）

南宁遇险

1958年1月18日凌晨，毛泽东在南宁邕江冬泳，夜里继续办公。凌晨一点来钟，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毛泽东的卫士们请毛泽东去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我不去，要去你们去。蒋介石请我去南京，我去了，怎么样？我又回来了，他还能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的炸弹扔我脚底下，扔我脚底下它都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岩海）

两拒蛮横

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海军基地的要求。毛泽东拒绝以后，赫鲁晓夫仍蛮横地坚持这一要求，所以毛泽东只得对他说：“你最好把中国的海岸都拿去好了。”赫鲁晓夫问毛泽东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说：“这样的话，我就再上山打游击去。如果你赫鲁晓夫一定要捏住中国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赫鲁晓夫反唇相讥地说：“游击战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没有用了。”

1959年，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之后再次来北京。这次，赫鲁晓夫要求中国释放八名在朝鲜战争期间和之后在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个更困难了，你知道中国是有法律的。”赫鲁晓夫当时就红了脸。（禾木）

跋涉荆棘

1959年，毛泽东在罗瑞卿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探望后，又去江西庐山。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毛泽东吩咐停车。他外出视察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

毛泽东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岗上有松，可以听到啁啾鸟鸣。他向小石岗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岗。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十几米下了路基，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卫士们尾随着毛泽东，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出现了带刺的荆棘。有人怕弄坏裤子，犹豫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摄影组的胡秀云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棘里跋涉，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转向那条小路去。毛泽东望望她的身影，又转望身边的卫士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了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

这一幕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有着某种联系。

走上那座小岗时，毛泽东对早已到达的人们说：“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禾木）

笑谈生死

在武汉接见蒙哥马利，话题谈到了人的生死问题。

毛泽东沉思着，目光凝视远方，说：“人总是要死的，我想我会怎么死呢？一是有人开枪把我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害病被细菌杀死。人死了火化，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蒙哥马利被毛泽东的话震动了。这是怎样一位清醒的伟人啊。

蒙哥马利说：“我希望我能活到一百岁，我已经过了七十三这一关。”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认真：“我想你是能够的，我是不能够了。”

他们的谈话结束时，是在涛声阵阵的长江边。蒙哥马利由于肠胃功能不好，没能同毛泽东一起享受“极目楚天舒”的乐趣。他站在游艇上，观看了毛泽东劈波斩浪的英姿。这样一位体魄雄健的伟人会死吗？

汽艇迎风破浪驶向码头，毛泽东望着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做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

蒙哥马利看到毛泽东眼里闪着挑战的目光，就说：“好，我们做横渡比赛。”

“你什么时候再来呢？”

“一九六四年吧。”

“好，一言为定。”

“那将会成为全世界电视公司的一个大好机会。”

他们开怀大笑。笑声滚进滔滔不绝的长江之中。（禾木）

南巡谈话

1971年8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南方各地巡视。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同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着重谈了1970年8月庐山会议的斗争，说：“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他们“心里有鬼”，“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

毛泽东说：“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泽东又说：“虽然在北京开了工作会议，几个大将作了检讨，但吞吞吐吐。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毛泽东还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毛泽东最后开门见山了：“林彪犯的错误，全军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他应当作检讨，我已经向政治局建议。他有两难：一是分裂我们党难，二是回头难。”（程赤兵）

历史注脚

1971年9月13日午夜零时，林彪、叶群等人乘256号民航飞机叛逃。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在256号飞机起飞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果断地发出全国禁空令，即：任何飞机都不准来北京，没有毛泽东、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合命令，任何飞机都不准来北京。

雷达发现256号飞机向蒙古方向飞行，吴法宪请示周恩来要不要拦截，周恩来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

凌晨三点多钟，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通报了夜间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明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

也就是这个时候，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十公里处，256号三叉戟坠毁，乘员九人，八男一女，全部死亡。

事后，叶剑英曾说，林彪乘飞机叛逃，本来可以用导弹打下来，但是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叶帅说，如果打下来，解释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会增加麻烦。机毁人亡的结局最理想。（程赤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