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不是事实

特设专栏 2025.11.26 71 0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饿死三千万”)。这些说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并且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流传。那么,这个谣言是如何产生的,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一、“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怎样产生的

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直到1981年这20年中,国内外都没有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1975年1月美国经济联合委员会出版了《对中国经济的重新估计》一书,公布了美国商务部估算的中国人口数据。按照这一数据,我国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的岁末人口数分别为67905.8万、68996.2万和69915.7万人。按照这些估计数,我国1960年岁末人口数比1959年增加1090.4万,而1961年又比1960年增加919.5万。该报告是供美国政府决策参考的,反映了当时美国官方对中国这一期间人口变化的态度。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当时美国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国人口数量1960年比1959年、1961年比1960年都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幅度都在900万以上。这实际上表明了美国主流意见并没有认为在这一期间中国人口发生了重大异常变化,也不认为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事件。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这些数据公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西方几个大通讯社都报道了我国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人们很快注意到,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存在着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某年当年岁末人口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数”应当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减去“当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以及前后的若干年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其中特别突出的是:1960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

这一重大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解释。一些人把上述的这一期间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为了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荒谬性,首先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据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

另外,“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之所以广泛传播长达30年之久,一些人的研究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这些研究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美国安斯利·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第二类是国内有的学者牵头的课题组专门的研究;第三类是以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为代表的研究。这些研究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是“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观点广泛流传的又一基本原因。为了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荒谬性,就必须指出这三类研究的荒谬性和错误。

二、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减少的根本原因

为了搞清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否定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6—1959年,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9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到1959年期间,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我国在1953年和1957年进行的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死亡漏报人口约750万人,即大约有750万人口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虚假户籍人口194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  。这就是说1959年底我国的实际人口总数要比户籍统计数据少1942万人。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1964年先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和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42万人的户籍在1960—1964年被注销。这造成这一期间我国人口统计数据减少1942万。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的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42万)是非常接近的。山东省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我国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期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在1965—1979年期间上述这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424万(其中119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

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也对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做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于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搞清了以上事实,“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就失去了最主要的依据。

三、三类荒谬和错误的研究

1.科尔等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1983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公布以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Coale)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写成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数为2700万。这一带有明显政治倾向且不了解中国实际的研究在国际上和我国国内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科尔是一位美国人口学家,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和人口统计数据产生的过程,不了解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及其前后所出现的与人口变化相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实情况,这导致他的研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我们利用数理统计学的思想对科尔的研究所使用的原始数据和他的计算过程做了分析,认为这一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他所得到的我国“1958年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数为2700万”的结论是错误的。还是法国著名人口学家卡洛说得比较客观,他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1. 国内有学者牵头的课题组的专门研究存在一系列学术错误。“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之所以在我国广泛流传,这一研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一研究不仅存在一系列学术错误,而且导致了不应该出现的政治后果。

1985年我国有关部门下达国家级研究课题,要求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这一课题组在研究中估算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1700万”(《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页)。这一研究是我国国内在这一领域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在我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成为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有1700万至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所谓最重要、最权威的学术依据。这一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利用这个模型,“计算”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数学及其应用研究的专业数学工作者,我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一研究中所使用的数学方法和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发现这一研究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数学上的)学术错误。对这一学术错误,本人将写出专文进行论证与说明。对这一论证与说明,本人愿意接受任何专家学者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核查。

我们对这一研究进行了公开的学术商榷,并且把我们的相关文章通过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转交给这一课题组。我们的商榷已经公开两年了,但是这一课题组始终没有对我们的学术商榷做出任何回应。我国在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课题组应当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学术商榷作出公开的回应,讲清这一件应当在历史上讲清楚的重大问题。

由于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具有高度的数学专业性,我们建议,由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由数学家(以及人口学家)组成的学术审查委员会,对这一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从学术上进一步进行核查。

  1. 关于杨继绳等人的研究缺乏科学性和《墓碑》的造假问题。在“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必须指出,杨继绳(记者)、金辉(作家)、曹树基(历史学者)、丁抒(作家)等人都不是数学、统计学、人口统计学工作者,他们并不具备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所必需的数学、统计学和人口学的基本知识(从他们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这一点)。他们所谓研究的实质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认为他们所主张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杨继绳2008年在香港出版了《墓碑》一书,该书1208页,100多万字,全面地宣扬“饿死3600万”,在国内外产生了恶劣影响。我们仔细阅读了这部书,并对这部书中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和查证,发现这部书中的绝大多数关键性数据是被篡改的、伪造的,被无限夸大的和用错误的方法计算出来的。下面举出几个典型的例子说明《墓碑》一书的错误。

(1)杨继绳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说:“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以此为依据,他在《墓碑》中断言“河南饿死了300万人”。

经查证,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在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中的有关数据如下:信阳事件中死亡总数为436882人(约43.7万),正常死亡155698人(约15.6万)。由此可知信阳事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8.1万。据《信阳地区志》记载的情况分析,在这非正常死亡的28.1万人中,既包括因为营养性疾病(主要是浮肿病)死亡的人数,也包括大量的由于其他疾病和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所以营养性死亡人数应小于28万人。但是这一数据被杨继绳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2)《墓碑》在讲到江苏省的情况时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墓碑》在这句话的注释中注明了出处《常熟市志》),“《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

经过我们反复查证,杨继绳所引证的《溧水县志》《常熟市志》和《高邮县志》上没有上述记载。上述这些数据都是杨继绳伪造的。

(3)关于山东省的济宁事件,《墓碑》一书写道:“在济宁……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

经查证,关于济宁事件《济宁市志》是这样记载的:1958年冬到1959年春济宁专区全区“62万人患水肿病,非正常死亡2756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谭启龙,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等领导人先后到济宁专区视察灾情,领导救灾工作。中央和省调拨了大批粮食救济群众,扶持生产,并派来医疗队救治病人。”济宁专区1957年的人口为376万人,按照上述数据,济宁事件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  ,即平均每1370人中非正常死亡1人。事件发生后中央和山东省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及时制止了事件的发展。

以上仅仅是几个例子。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对于杨继绳《墓碑》中的这些篡改、伪造和歪曲,应当予以揭露。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的

真实情况,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统计死亡人数为3602万。前面已经讲过,在1958年以前存在漏报死亡人口750万,经过分析我们估计在这750万中有675万人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的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中被以死亡注销户籍。在扣除这675万人后,我们认为三年困难时期实际死亡人数约为2927万人。

以1955年到1957年的死亡情况为基准,三年困难时期的“过量死亡”人数大约为400万。这“过量死亡”的400万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一部分是“营养性死亡”之外的“过量死亡”人数。这主要包括由于许多传染病广泛流行造成的死亡、直接由于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大跃进”运动中工业超速发展和大规模农田基础建设及兴修水利工程造成的工伤死亡、在寻找代食品过程中由于食物中毒造成的死亡、由于地方官员严重违法乱纪造成的各种意外死亡,等等。另一部分是“营养性死亡”人数。在这一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在这三年困难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大约为250万。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参见《中华魂》2014年1月上)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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