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读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让人讲话的正能量是巨大的 读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性著作，也是集中阐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代表作。这篇讲话在毛泽东一系列的著述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毛泽东讲话的背景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致使中国国民经济在 1960 年前后陷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困难局面。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各方面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之前，各方面的调整工作已经进行了一年多，“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局面开始有了转变。1962 年1月11日至2月7 日，中央为什么在北京还要召开一个有县委书记、重要厂矿党委书记以上七千多名干部(又称“七千人大会”)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呢？时间之长(28天)，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空前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特殊的事情肯定会有特殊的背景。如果不是当时的形势需要，中央怎会把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请来北京开会呢？

最关键的原因是1958 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重大失误，原来以为通过这两个运动，中国的主要工业产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超英赶美，中国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就可以成为过去，从此进入国家富强、人民衣食无忧的美好生活。孰料事与愿违，从中央到老百姓所憧憬的好日子不但没有到来，反而经济上一片萧条，爆发了全国性的大饥荒，这使党的不少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十分震惊。震惊之余，中央立即开始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出台了一系列调整政策的措施。从 1960 年 11 月到 1961 年 11 月，经过一年的调整，如农村下放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缩小社队规模、解散公共食堂、调整粮食收购政策等等，农业生产下行的压力有所缓解，但工业生产下行的压力仍然没有调整过来，日用工业品的供应十分短缺。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还在逐渐显现出来，并继续发生着影响。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应该如何继续调整呢？中央采取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前段时间中央下放地方的权力太多，各地因而上了很多项目。而现在要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就意味着对不少企业要进行关停并转，涉及各省的情况是，上一些项目高兴，下一些项目可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哪些关哪些不关，和中央就要有些讨价还价。中央感觉调整起来很费劲，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严重。再者，中央想在各地多征些粮食，省下外汇购买工业材料，以便尽快解决国家面临的工业困难局面，但地方领导人纷纷强调本地的困难，表示完成中央的粮食征购数量有难度。如此等等，从中央到地方如何进行调整，或者说如何使调整工作顺利进行，尽早摆脱困境局面，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

同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发生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也是党内外从上到下都在追问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中央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落实粮食征购任务的会议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要使粮食征购任务顺利完成，建议把全国地委第一书记都找来做工作，这个任务或可完成。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则提出给大家把形势讲清楚，把思想打通。陶铸的建议提到毛泽东处，毛泽东立刻意识到中央的精神向下落实的时候遇到阻力，所以他说，空气有点沉闷，人们的气不壮。同时做出五项决定：(1)、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比大家期望的还要好。(2)、这个大会要用总结经验和交心的办法来开。怎么总结经验呢？就是把过去的工作讲清楚，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检讨。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3)、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4)、全局观念和纪律也要讲。分散主义还是要反。(5)、大会开十天。中央常委都在会上讲一讲。毛泽东表示，他要在大会上讲话。11月 16日，中央下发了召开大会的通知。

在中央下发大会通知的同时，中央就由邓小平领导、陈伯达具体主持起草大会的报告。报告主要讲三个问题，一是形势和任务，二是反对分散主义，三是党的问题。到 12 月底刘少奇也开始介入领导起草报告的工作。

大会本来定在1962 年1月 11日召开，但由于大会是临时决定召开的，起草报告的时间相对较短，直到 1 月 8 日才将报告稿的第一、二部分送到毛泽东手上，1 月 10 日，毛泽东看后不甚满意，感觉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因而提出推迟三天再正式做报告。也就在这一天，毛泽东得知此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小型工作会议上，不少同志也对报告稿很有些意见，于是，他找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开会，提出报告的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刻印发大会，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做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大会没有举行开幕式，从1月11日起就以省为单位讨论报告稿。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大会对报告稿提出很多批评意见，议论纷纷。毛泽东又提出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同时重新成立报告起草委员会，哪怕对原来的报告稿推翻都可以，直至让大家满意为止。

会上用 17 天的时间讨论修改报告稿，1 月 25 日由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1 月 27 日，大会讨论修改的报告(通称“刘少奇的书面报告”)直接印发大会。书面报告对新中国成立12年以来的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特别是“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和教训，对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今后的经济建设要注意哪些问题，应该怎么搞也提出了意见。中央向大会做了自我批评，在动员和鼓舞全党同心同德克服当前困难，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是在 1 月 27 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就大会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全体与会者一一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解答(通称“口头报告”)，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

根据大会的议程，刘少奇做完报告之后，毛泽东等几个常委再讲讲话会议就结束了，但在此之前，中央收到几封地方同志的来信，提出他们对省委领导还有意见，气还没有出，如果就这样散会，他们感到很失望。为了使上下通气，真正把这些年各级干部心中的怨气发出来，以团结全党一道克服困难，顺利完成调整工作。于是，1月29 日林彪在大会讲话之后，毛泽东向大会提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1月 30日下午，毛泽东向大会发表了讲话。

二、毛泽东讲话的心路历程

1 月 30 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发表讲话时，没有讲话稿，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提纲也没有。他要讲些什么内容，与会者只能在心里猜测并期待着。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些什么内容，没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专门讨论过，这从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讲话可以得到印证。刘少奇讲话的大意是：在各级讨论我那个报告的时候，他们说分散主义不是主要问题，我们说是主要问题，和他们对起来了，在毛主席大会讲话之后，才开始意识到应该加进“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所以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是他根据大会的情况以及几年来的深刻体会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毛泽东的讲话也是一个口头报告。后来中央下发的他的讲话稿，就是依据记录稿整理的。

当时的情况是，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讲话寄予很大希望。虽然，刘少奇在 1 月 27 日对书面报告的解释和说明，是整个大会的重头戏，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解决了人们不少的思想问题。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更想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在战争年代，每当中国革命遇到困难，或者人们感到困惑、迷茫的时候，毛泽东都能高屋建瓴，及时指明方向，带领全党变被动为主动。他的许多理论名篇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是这样产生的。如今已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遭遇重大挫折，人们有着这样那样的迷茫与困惑的时候，七千多名中共干部屏声静气地等待着毛泽东，期待他在大会上讲话，期待他再一次拨开云雾！

1 月 30 日下午的大会，只安排一个议程，就是毛泽东讲话。大会由毛泽东自己主持，自己讲话。

毛泽东没有开场白，上来就说，要讲几点问题：这次会议的开法；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改造哪一些阶级；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关于国际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的题目一亮出，使不少人感到意外，觉得毛泽东要讲的同他们所期待的不太一样。

有的亲历者回忆，当时觉得毛主席应该多谈一谈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因为死了那么多的人嘛，谈一谈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还有的说：“希望他讲讲我们不敢讲的，讲得比刘少奇再深入、再进一步。”邓力群也说：“毛泽东的讲话当时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当然他们也谈到，毛泽东讲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也很重要，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还是邓力群，他说：“但事过几十年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在大会正面回应与会者所关注和期待的一些热点问题？如“三面红旗”问题、这几年党的工作产生重大失误的原因，等等，他是在回避做出具体的判断吗？分析起来，大体有以下原因：从客观上说，毛泽东对于经济工作，正像他自己在大会上所说，没有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在会上介绍的一件事，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他说：有一个美国人叫斯诺，1960 年我同他谈过一次话。我说：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有干过，虽然已经干了 11 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同志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缺乏经验，应该是毛泽东讲的真心话。

对于战争的规律、朝代的兴亡交替，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浓厚兴趣，如他所留下的《伦理学原理批注》，他所醉心的《水浒》《三国演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在战争第一线摸爬滚打几十年，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并注意进行理论总结，摸清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加上当年党内民主气氛好，言路比较畅通，再加上毛泽东本人也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就成就了一个个非凡的业绩。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毛泽东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时候的他，与民主革命时期不同，最大的不同是很难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更不可能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尽管他很注意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全部照搬苏联的经验，但结果还是基本按照苏联模式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了。他比较关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改变所有制结构来建设社会主义。与苏联所不同的是，苏联更强调计划经济的精确性，毛泽东则比较强调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苏联更强调专家治厂，毛泽东则比较强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当群众性的“大跃进”运动出现问题之后，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是向书本求教，向苏联和斯大林的经济教科书求教，却没有意识到首先应当弄清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在向书本求教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1961 年他开始提倡调查研究，到实践中发现并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如此，他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到底应该怎么搞仍觉不很摸底。他在讲话中强调这次大会总结经验还是初步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有些事情还有待实践来检验。所以，在大会上，人们期待毛泽东像新中国成立前那样高屋建瓴，讲出一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案来，的确有些不太现实。

自“大跃进”出现问题以来，毛泽东一直在第一线纠“左”。他将“大跃进”失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央只有一条“总路线”，而没有一套具体的政策。在一般意义上说来，有了一条总路线，的确需要一套具体的政策相配套，无疑毛泽东讲的是正确的。问题是，这条“总路线”本身就值得商榷，“总路线”有问题，具体政策又从何谈起？在他领导下，自1960年起，从中央到各部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条例，这些条例的制定，从各地反馈回来的信息看，确实发挥了作用，不少问题都在解决中。对此，毛泽东可能感觉也没有太多的话好讲了，就按刘少奇的报告去做就行了。他一贯的高屋建瓴，他的大气磅礴，他的一针见血，未能重现在七千人大会上，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对于当时形势的看法，对于过去几年工作的认识，毛泽东和刘少奇显然也有不太一致的地方。况且刘少奇刚刚在大会讲过，他不便又讲，也不太好讲。在一个大会上出现两个主席的两种声音，这毕竟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思想混乱。

那么毛泽东的讲话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分量呢？他所谈到的是不是属于当时的重大问题？又该不该在大会上讲呢？客观地说，毛泽东还是抓到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并把会议推向第二个高潮。所以尽管不少人觉得听着不过瘾，但多认为他的讲话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团结全党、解放思想、调整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为数不多的比较有分量的一篇讲话。

三、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

(一)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实行民主的重要性，这是当时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大跃进”运动期间，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各级党委的一些领导人听不得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泛滥成灾，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右倾的帽子，拔人家的“白旗”，使人不能讲话，也不敢讲真话，所以命令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五风”盛行，成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倾错误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左”倾错误难以纠正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纠正这些错误期间，有些领导同志不愿做自我批评，更不允许他人提意见，就是在这次大会上，不让人讲话的专断作风在有些部门依然存在。而那些受过委屈的同志则心中不快，这必将影响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党的战斗力，毛泽东因此提出延长会期，开出气会，又从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讲话。他说:民主集中制是上了党章的，上了宪法的。但是党内有些同志包括一些老革命，对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不实行，这是很错误的。要克服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不实行民主是不行的。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的、错误的。”“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他还说：一些同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凡是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

毛泽东举例说，从前有个项羽，叫作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在同刘邦争夺天下时，最后垮台了。他强调我们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也是要垮台的，难免有一天像项羽一样，“别姬”就是了。他针对有人不能批评的情况说：“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

刘少奇的讲话比较侧重强调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统一；毛泽东在这里强调要通过发扬民主来实现集中，所以他们两人的讲话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假若不是从健全民主集中制开始，调整国民经济、纠正“左”倾错误也就缺乏起码的基础。由此可见毛泽东抓住民主集中制问题专门来讲，是有的放矢，是非常重要的。

(二)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强调要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认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对扭转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盲目性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为全党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

不可否认，毛泽东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国家的决心是一以贯之的。

少年毛泽东，曾辍学在家，就是因为看到中国“其将亡矣”，才重新回到学校。青年毛泽东，现存的每一封信件，每一篇作文，都充满着忧国忧民、修学储能准备拯救祖国于水火，变中国为富强的激情。是一种极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中间，无论遇到什么艰难曲折，他从未后悔。出生入死几十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大展宏图、实现心中理想的舞台。1949年10 月，新中国成立后，仅用三年时间便使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从 1953 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并进展顺利。要用多长时间中国才可以追上或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不断地思考、预测着这一可能性。开始，他比较冷静。从 1954 年到 1955 年 3 月，他提出大约需要50 年的时间，不久又提出大约需要50 年到75年。1956年 9月，他将时间表又延长一些，说要 50 年至 100 年的时光。1957 年 11 月，受国内外政治经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他开始提出用 15 年左右，在钢铁和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到1958年，一种急于摆脱中国贫穷落后面貌、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心情越来越迫切，将不久前还一直在讲15 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英国的时间表，变成“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又增加了一个“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将赶超英美的时间表不断提前。不久，更提出用七八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头脑最热的时候，竟说只要2 到3年。但事实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愿望出现。“大跃进”的曲折，使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开始感到经济建设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容易，同战争一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这个规律又十分复杂，弄不好照样跌跤子，照样死人。使毛泽东不安的是，过去几年他忽视了这一点。

由此，毛泽东变得谨慎起来。他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考虑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说：“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已经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遗憾的是，他没有继续思考下去，比如什么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两个阶段各自有哪些特点以及如何过渡，等等，当然也就没有将此思考付诸实践。不过他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1961年 9 月，他同蒙哥马利说：“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50 年甚至 100 年的概念又回到他原来的判断。

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转折，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向中共各级干部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强调：要使中国强大起来，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性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快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这是毛泽东从挫折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经验。

他的这个经验总结，表明他开始放弃短期内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1958 年，他面对中国的贫穷落后，曾充满豪气地放言，一穷二白，可写最新最美的图画。如今的他已经不再那么认为了，开始认识到中国的贫穷落后，是一个不利因素，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很长的时间。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七千人大会上表达出来，对全党认识和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带头进行自我批评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毛泽东是很内疚的。每当他到地方视察工作，看到地方同志做自我批评时，心中多少有些不安，所以他多次进行自我批评。

1959 年初，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开始承认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从 1958 年 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

1959 年 6 月 12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 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

1959 年7月，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对杨尚昆说：“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

1960 年 6 月 18 日，毛泽东说：“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

1961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

1961 年11 月，毛泽东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全党交代，过去几年中央犯了错误，他本人也犯了错误，并且要负主要责任。

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在大会上说：“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去年 6 月 12 日(应为 6 月 8 日——笔者注)，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关于“大跃进”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是当时全党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不少地方干部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这几年的错误绝不是一地一县一省的问题，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错误。既然是全局性的错误，那么问题就出在中央，主要是中央犯了错误。所以刘少奇代表中央做检讨，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则显得十分必要。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坦率地向全党承认，他不懂经济，他不如其他的同志懂。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

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在会上引起震动。当时会上有这样的评价：说“毛主席绝对正确，有些事办错了，也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是下面的错。”福建有人当场表示，听了主席的讲话，只有一条意见，就是他老人家不该做检讨，我们把工作做坏了，为什么叫他老人家检讨呢？说到这里，流了眼泪。会上的很多同志也感动得流下眼泪。还有一些地委书记、县委书记激动地说：“主席都检讨了，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应该说这些反映都是真实的。2002 年笔者在采访杜润生时，他说，为什么人们会这样想，因为“毛主席提倡大跃进，后来居上，有道理，毛本人没有提倡搞浮夸。那时候要力争上游，形成了大家的共识。”这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思想认识，毛泽东的检讨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

毛泽东讲话后，大会出现了从中央主席到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到各中央局书记、省、地、县委书记纷纷检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热烈场面，人人进行自我批评，人人承担责任，这对解除全党的疑虑，增强党的凝聚力起了作用。由批评(出气)到自我批评，毛泽东成功地把握了这一转折，从而使“七千人大会”实现了克服歧见、上下同心的既定目标。

(四)在党内营造一种比较宽松活泼的政治气氛

“大跃进”遭遇重大挫折的另一个教训，是党内斗争过火。对此，毛泽东没有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但他提出的一些要求和措施，则有着明显纠正前段过左倾向的意思。

他提出“要团结全党，全体人民”，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强调：一是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二是“不要给人乱戴帽子”，对 1958 年以来反右倾运动中处理错误的干部“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三是不要轻易捕人，尤其不要轻易杀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四是“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的态度”。他还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采取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扣帽子的三不政策。

毛泽东表示出一种宽松活泼的政治姿态，许多同志听了他的讲话，兴奋得睡不着觉。朝阳市委第一书记反映：安徽有几个地委书记，在 1 月30 日听了主席的讲话后，都哭了。告诉他说：关于包产到户、死人等问题，安徽省委让他们检讨，他们不愿意。现在政治气氛好了，他们的压力减轻了。

四、毛泽东《讲话》产生的影响

毛泽东在《讲话》中营造的民主气氛，很快就有了重大收获。无论是在七千人大会，还是在大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到各个领域，全国上下出现一个思想解放、积极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并取得不少重要成果。

具体在思想领域，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编辑、赶印了《魏征传》，希望以史为鉴，来配合当时兼听则明的政治气氛。有些剧作者还立刻创作改编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一时间，一股民主宽松的春风荡漾在人们中间。

人们开始变得敢于讲话了。比如，这年的2 月 17 日，周恩来在电影、话剧创作座谈会上说：1959 年 5 月 3 日，我在紫光阁讲了一次话，谈了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的十个问题。今天讲话和那次有点变化了。那次我也是被戴了帽子的，有些党委就不准传达我的讲话。周的语气表露出一种愉悦的心情。1962 年 5 月底 6 月初，邓子恢在部队讲农业问题时，兴奋地说，过去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敢讲话。当他谈到安徽的包产到户时，还说：过去我这样说是要被带上右倾帽子的，现在我的右倾帽子摘掉了，不怕了。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反复强调：“要鼓励各种意见都说出来，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争论以后由中央作决定。”他还在1962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说：“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的短处”的朋友“不是畏友而是诤友”，积极鼓励大家要敢于讲话。

1962 年春，人们像是又回到了久违的过去党内那种宽松和谐的政治环境中，党内大有一种精神解放、手脚放开的令人愉悦的轻松气氛。

在经济工作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不久，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在讨论 1962 年的国家预算和国内的经济形势时，刘少奇对经济形势做出不同于七千人大会的大胆判断，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国民经济将进一步恶化。刘少奇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还说：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在七千人大会上没有发表大会讲话的陈云，在这次会上也做了系统发言。陈云将七千人大会书面报告提出的十年规划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大概五年)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并把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

此外，一度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恢复起来了，刘少奇提议陈云任组长，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不久，陈云提出，对七千人大会通过的 1962 年的年度计划要重新安排，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必须把保障并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摆在首位。

如果说，在这之前中央对国民经济的调整还是想慢慢转弯，一个一个方面地来进行，或者说是被动调整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用周恩来的话说，是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是主动调整，是着眼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和解决问题。很显然，在七千人大会和毛泽东讲话为加快调整的步伐，进行了全党动员之后，西楼会议成为大刀阔斧、全面落实七千人大会和毛泽东讲话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同时，大量精减城市人口，决定 1962 年一年精减 2000 万(1962 年实际精减 700 万人，1961 年精减 1000 万人——笔者注)的措施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另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对经济效益不佳的工厂实行关停并转；各地的基本建设，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一律停止；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类似的调整，动作之大，力度之强，为前所未有！

就在中央大力调整国民经济时，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那里，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说七千人大会对经济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采取这样大步骤的调整措施是不是对形势看得太消极了？于是，5月7到11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就如何看待目前经济形势进行讨论。对此，刘少奇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工业调整深入进行的同时，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人们也在进行大胆的探索。虽然早在1961 年11 月，中央就曾批评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是不正确的，要求把这些做法改变过来，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被指出的错误之一，就有在安徽推广“责任田”一项，但七千人大会所强调的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深地鼓舞着人们打破框框，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增产的方式。几年来，广大农民所感受的现实情况是，人民公社的美丽前景不但没有出现，相反饿死很多人，而有的农民自己单干，不仅能够吃饱，还有富余，交公粮。因此不少农民呼吁把田分到户，中央只应当大家，莫当小家，小家让农民自己去当。所以，在农村包产到户非但没有绝迹，相反呼声越来越高。原来主要是各省自己在搞，到了1962 年春夏期间，则受到了来自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的支持。如邓子恢、陈云、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均有赞成的表示。用邓小平的话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由此在农村出现的新气象，表现为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地方越来越多。

在毛泽东《讲话》的鼓舞下，调整在全方位展开。中联部部长王稼祥针对当时中国的外交状况大胆提出一些新的思路。当时的王稼祥因为身体不好，处在半工作、半休养状态，对于国内面临的极大的经济困难，他很是着急；关于中国对外关系方面四面受敌的情况，忧虑得不得了。当王稼祥看到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深受鼓舞，于是他支撑起病体，一面找材料，一面找中联部的一些同志进行讨论，于2 月27 日牵头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随后，又主持撰写和审定了两份文件，陈述对外工作的见解和主张。其基本思想是，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不要四面树敌，要缓和和约束某些方面的斗争，以便集中更多的精力，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其基本方针，是在对外斗争中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遗憾的是，这些正确的思路，后来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帽子(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和，支持各国革命运动少)，没有得到有效的实行。

在统战工作上，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常年同全国各界人士打交道，他深感他们是爱国的，但近几年来，党在统战工作上存在不少错误做法，对他们“敷衍应付”多，要么是“冷在一旁”，“课以责任却不给必要的权力和条件”。受沐于七千人大会的春风，在1962年4、5月间，李维汉主持召开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会议说：统战工作的方针应该更加强调团结，强调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发扬民主，调整关系，充分使用，耐心教育。今天，当我们看到“团结和民主”是全国政协会议的两大主题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52 年前，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主张的方针，是多么的富有远见，也可以想见，当时的李维汉是何等的敢想敢说了。但是，同样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主张，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也被指责为“统战部要把民主党派改造成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领导核心”。李维汉因此受到批判。

七千人大会和毛泽东的讲话带来的新气象，还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即向知识分子赔礼道歉、为他们“脱帽加冕”。自 1957 年反右扩大化以后，“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就重新戴在知识分子头上。“大跃进”期间，不少专家学者更被当作“白旗”拔掉，搞得知识分子不写文章，不讲话，或者只是讲好，决不讲坏。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跃进”期间修了许多水库，不少水库不讲科学，造成土地沙化，有的一涨大水，还得动员人力挖掉，或者用炸药炸掉。这些沉痛的事实与教训，引起中央的反思。1961 年，中央对知识分子问题开始进行一些调整，但在指导思想上，仍没有彻底改变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知识分子依然心情压抑，顾虑重重。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一个月内，陈毅经周恩来同意在广州的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指出了历次思想运动的缺点。他说：“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有气，今天要来出出气。”“在运动中间也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地方出现了过火斗争，搞得人感情很痛苦。”“伤了感情，伤了和气。”“我是心所畏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危险得很啊！”

在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时，陈毅提出要“脱帽加冕”，即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他说：“他们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无产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文化界、作家，他们中间大多数，基本上跟共产党方向是符合的。‘五四’运动以来便是这样。”“为什么十二年以后，这些人中大多数又有了新的进步，而我们有些人还拿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给他们作鉴定？这不符合实际，伤人太甚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国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他还说，党的工作者对待知识分子要有三顾茅庐的勇气，要像刘邦一样“倒屐出迎”，改变霸王的态度。霸王是要“别姬”、被逼死在乌江的。说到激动处，陈毅向知识分子行了脱帽礼，表示歉意。陈毅的讲话，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1962 年 3 月 28 日，周恩来在《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的各个战线上，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长期压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帽子，至此终于摘掉了，广大知识分子反响强烈。35 年后，黎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时参加大会的文化界代表大都住在新侨饭店，同开文艺理论会的人同在一个餐厅就餐。餐厅里挂着欢迎代表的红幅，正中放着巨大的花篮。代表们春风得意，如金榜题名，重获解放似的为能属于劳动人民而欢欣鼓舞。”

令人鼓舞的还不仅于此，1962年5月23日，文化部部长周扬主持发表了一篇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篇社论是为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0周年而写的。当时负责起草社论的同志觉得这些年文艺界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不少，尤其是过去着重“反右”，忽略了纠“左”，纠“左”很重要。但“左”在哪里，如何纠法，社论初稿几经修改，还是没有什么新的突破，显得四平八稳。这个初稿送周扬审阅时，他开口就说，这稿子不行。于是修改后的社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口号：“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但四年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篇社论就被冠以“全民文艺”的罪名，同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全民党”列在一起，受到了批判。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应该是人人都有积极性，人人都是笑逐颜开，人人都是心情舒畅，人人都能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人人都能够把他的这一点才力、智慧，全部贡献出来。有了问题，能够面责情真！”这是陈毅构想的一幅美好的图画，但要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路。

反映在政治领域，全国掀起了引人注目的平反高潮。1961年 6月、11 月，中央曾先后提出对过去几年受过批判和错误处理的同志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纠正。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表示了这一态度。但因为有些负责干部对甄别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有抵触情绪，或者工作方法不对，甄别工作进展缓慢。1962 年4月 27 日，邓小平专门主持制定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指示在县以下的基层干部，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的，要“一律平反”，即使有轻微错误的，“也不留尾巴”，事实上是一风吹。邓小平这一指示下发之后，各地加快了平反的步伐，截至1962 年8月，总共甄别平反党员、干部和群众六百多万人。受此影响，县以上的平反工作也在加速进行。如各省委、各部委的不少所谓“右倾”分子也都得到平反。最引人注目的，是彭德怀写信给中央要求平反。此外，中央统战部也提出了对 1957 年划成的右派进行甄别的问题，国家机关党委对此还进行了试点。这意味着，在全国上下各个层面的平反工作，都在迅速深入地展开着。

新的局面，新的气象，的确十分活跃，令人欣喜。中国似在朝着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奔跑。但这种势头，仅仅保持到1962年7、8 月间，便戛然而止。

为什么会这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调整越全面、越深刻，便越触及更为深层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大家对形势的判断和认识，对社会主义如何搞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越大，就越强烈地影响到决策层面的行动。

还在七千人大会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到西楼会议和中央 5月会议对形势进行再认识时，分歧就更加显见。有的同志比较婉转地提出，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已经做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也提出疑义。除了对形势的判断上存在分歧以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领域，也都产生了不少意见分歧。

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则显得十分重要。七千人大会上和大会结束的初期，他显然也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要造成一种大家在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气氛。问题是，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国开始向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模式迈进，这似乎超越了毛泽东既定的认识。于是，在1962 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采取了行动，把党内关于国内形势的判断、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的新举措，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刚刚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次发生逆转，使得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中国政治、经济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不仅停滞下来，而且受到了批评。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非常遗憾。

五、毛泽东《讲话》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的讲话产生巨大的正能量，之后又由他自己阻断了这些正面的效应，但并不妨碍《讲话》本身的重要价值。《讲话》所强调的让人讲话、让人批评；正确的集中来自民主，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所谓集中来的意见就是假的、空的；个人说了算的第一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难免“别姬”；第一书记和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等等。要实行好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如何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如何扩大党内民主，也是如今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艰巨任务。

讲话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思想，我们需要一百多年时间赶上或超过世界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今天，我们仍在全力以赴地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在不断深入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仍在按照毛泽东设想的时间表，用一百年的时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目标，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