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前前后后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的前前后后

1957 年2月 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开幕，在这次有1800 多人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讲话。会后，毛泽东对这篇讲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最终将其发表在同年6月 19日的《人民日报》上。一直以来，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角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代表作。著名学者金春明甚至认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一生对社会主义进行理论探索的最高点。”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篇重要文献的分析和解读，让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巨大魅力。

一、“多事之秋”引发的深思

1956 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在这一年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暴露出了一些严重的矛盾。

1956 年 2 月 24 到 25 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原本是苏共历史上一次例行的代表大会。但是，与往届党的代表大会不同的是，在大会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作了一份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在这份名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对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指出斯大林在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如大搞个人迷信。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利用《斯大林传略》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肆颂扬个人功绩，利用颁发“斯大林奖章”，树立“斯大林纪念碑”以及用自己名字命名企业和城市来助长个人迷信。如在卫国战争中的错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盲目自大，不相信诸多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加上“大清洗”残害了很多优秀的苏军将领，导致苏军在战争初期遭受惨败。初期失利后，斯大林又完全丧失信心，认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在指挥战争的过程中，斯大林“按照地球仪制定作战计划”，导致苏军在哈尔科夫战役折损几十万士兵。又如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失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完全不了解苏联农村的情况，几十年不访问农村，“只是从电影上看农村和农业”，正是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导致了苏联农业的落后。

对于赫鲁晓夫这份报告的影响，毛泽东用了两句话来概括：一句是“揭了盖子”。因为这份报告暴露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正是这些弊端，导致了苏联国内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种种矛盾的产生。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这份报告有利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打破对斯大林模式的迷信，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另一句是“捅了篓子”。赫鲁晓夫的报告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巨大冲击，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波兰和匈牙利。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波兰人民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和提高经济待遇等方面的要求。但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没有跟上苏共二十大后的形势。1956 年 6 月上旬，波兹南市采盖尔斯基工厂工人提出改革工资制度等要求。由于波兹南省委无权答复工人的要求，工人们便推举 30 人组成了代表团，前往华沙同机械工业部部长罗曼·费代尔斯基谈判，期望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谈判时，部长答复说，减少税款是可以考虑的，但增加工资是不可能的。代表团回答说，如果拒绝了工人的要求，工人们将在6月 28日举行罢工。部长愤怒地说：“如果你们上街的话，你们将会遇到坦克！”谈判破裂了，双方不欢而散。6月 28日，采盖尔斯基工厂1 万多名工人罢工，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沿途又有许多群众加入游行队伍。起初，游行队伍是有秩序的、平静的。但是，伴随着去华沙的工人代表团被公安部逮捕的谣言在群众中迅速传开，人群中激起了怒潮，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为一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导致5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323人被捕。同年10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从根本上来说，波匈事件的发生，是两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照抄照搬斯大林模式导致国内矛盾重重，当矛盾爆发后，两国执政党又处理不当所致。

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深入分析后，他得出几点结论：一是在造成匈牙利事件的内部和外部几方面的原因中，国际帝国主义起了主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敌人同我们之间的严重斗争。二是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拿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三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是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用对付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斯大林模式存在弊端，各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同时期，让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1956年下半年，国内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学生毕业后、军人退役后找不到工作，再加上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偏差，在短短的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发生了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特别是从1956 年10 月起，广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还出现了部分农民要求退社的情况。对这些事件如何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有些干部认为，“好人不闹事，闹事没好人”，“凡是与政府闹事的就是敌我矛盾”，于是，便采用革命战争时期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处理这些事件，导致了矛盾的激化，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同样在深入地思考。他认为，这些现象“归根到底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其中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对于这个东西我们的经验不足，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就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而言，一方面，无论是苏共二十大，还是波匈事件，以及国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都无一例外的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赫鲁晓夫报告做出时，毛泽东正在听取国务院 34 个部委和单位的汇报，集中思考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原本在听汇报的过程中，他就已经逐渐把察觉到的全局性矛盾概括为“十大关系”，即十大矛盾。而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晚年错误的揭露，波匈事件的发生，以及国内事件，则为他统一全党的认识，结合中国自身的社会矛盾实际，吸取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但另一方面，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表明：无论是苏联、波兰、匈牙利，还是我国，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矛盾是缺乏经验。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进行全面了解、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将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主题定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的出发点是通过“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而在此次会上所做的《正处》的讲话，则成为毛泽东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角度，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总结。

二、“两个月讲话，两个月修改成文”

1957 年2月27日至3月1 日，最高国务会议十一次(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处》是毛泽东在此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稿，最初只是一个一千六百多字的提纲，按照《毛泽东传(1949~1976)》(上)的记载，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的讲话，从 15 点开始，讲到18 点40 分，“基本是按照这个提纲展开的。”讲话由速记员记录，胡乔木将记录稿整理成文字，于 3 月 30 日报送毛泽东，4 月 24 日，毛泽东修改讲话稿，直至 6 月 19 日正式发表。但是，从讲话稿到成文，期间却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时间，可谓“两个月讲话，两个月修改成文”。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正处》的讲话后，3 月上旬，毛泽东在一周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开了 6个会，讲了6 次话，包括5 个座谈会，即3月7日的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3 月 8 日的文艺座谈会、3 月 10 日的出版座谈会、3 月 11 日的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会以及 3 月 13 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和 3 月 12 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虽然会议的主题各不相同，但都是围绕着 2 月27 日的讲话展开的。在北京开了6个会后，3月17~20 日，毛泽东连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向三省(山东、江苏、安徽)两市(津、沪)作了4 场报告。之后，4月 4~6日，毛泽东又在杭州召集会议听取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四省一市思想动态的汇报，主题还是围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有关问题，但重点是党内。通过各地调研，召开座谈会，毛泽东多方面了解了党内外的各种新情况，也引起了他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入思考。他一边调研，一边整理思考，一边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做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例如，关于什么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解释说：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为什么是“基本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时间还要更长一些。这段话，在 2月27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是没有讲的，而是3月17日晚在山东省府大礼堂向山东省级机关处以上党员干部讲话时讲的。据此，可以说，从1957 年2~4月，历时两个月的调研、思考，毛泽东一直在补充和深化 2 月 27 日的讲话。

关于2 月27日讲话文字稿的修改过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有过记载：“从5 月7 日毛泽东将讲话稿的题目由《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到6 月中旬，毛泽东共对讲话记录稿作了六次修改和补充。”5月10日，毛泽东将“草稿第一稿”送出，在小范围内印发，批示“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5 月24日，毛泽东要求将第二稿印发给在京的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批示“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5 月25日，毛泽东将第三稿除了批示给在京的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还批示给了 30 多位到北京开会的各省市区负责人，并提出务必于当天晚上12 点前将第三稿送到各人手中，“特别是各省市来的人”，并同样请大家“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行动笔加以修改”。5 月 27 日，他批示将第四稿印发征求意见，并特别提示“各位同志，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这一稿的印发范围与第三稿相同。5 月 28 日，他再次批示将第五稿在三小时内，印发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另发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征求意见。6月9日，毛泽东将他自己标明的“6 月8 日修正稿”批示“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征求意见，并“即刻付翻译”。但是，之后毛泽东个人又对文章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据《毛泽东传》记载，6月9日凌晨，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稿第七稿，他自己称这一稿为“6月8 日修正稿”。6 月14日，毛泽东改出了征求意见的第八稿，并注明是“6 月14 日修正稿”。6 月16 日，在作了少量文字修改后出了第九稿。第二天(6月17日)，又作了一次修改，是征求意见稿第十稿，这一稿注明是“最后定稿”。从 4~6 月，历时两个月的修改，《正处》正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两个月讲话，两个月修改成文”，《正处》一则体现了毛泽东严谨的学风和工作作风，二则也说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入调研、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三、“过去的经典理论家没有说过”

1957 年 6 月 19 日，《正处》在《人民日报》的正式发表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据有关资料统计，该文发行单行本120 多个版本，其中汉文版10多种，少数民族版 20多种，外文版 80 多种，盲文版 4 种。仅到 1958 年，《正处》就已印行 2135700 册。《正处》的发表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件大事，苏联《真理报》于《人民日报》发表的同一天全文刊载，其他东欧国家都有宣传和介绍。《正处》在西方国家也产生了影响，美国《纽约时报》对《正处》进行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社论。美国其他大报如《纽约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等也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苏、美、日、德、意等 20 多个国家也分别出版了该文的单行本。《正处》之所以能在国内外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关键在于它本身具有无法抵抗的魅力。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随之，一个十分重要且紧迫的问题摆在了执政的共产党人面前：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如果存在矛盾的话，是什么样的矛盾？对此，列宁、斯大林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都进行过探索，但或者来不及进行系统思考，或者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毛泽东在批判地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基本矛盾论”“两类矛盾论”“不同方法论”“相互转化论”“人民内部矛盾主题论”“六条标准论”等组成的系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践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1957 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时说道，我们总的情况是好的，但矛盾还很多。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在苏联不肯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把人民的某些不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看成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当作敌人处理，结果打错了许多人。鉴于这种教训，我们乃把矛盾分成两种：第一是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各种矛盾，这是需要加以调节的。专政的范围主要是对阶级敌人。对人民内部的关系，则应用民主的方法。这是毛泽东首次向国际友人介绍《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实际上也是他在《正处》中提出的“两类矛盾论”。

1956 年 11 月 5~16 日，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召开。同年 12 月初，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黄炎培向毛泽东汇报说，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激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12 月 4 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回信一方面肯定了民建一届二中全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做法，另一方面谈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这样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在信中，毛泽东对处理两种不同矛盾的方法进行了阐释，这一观点也成为之后他在《正处》中提出的“不同方法论”的雏形。

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新中国的一件大事。特别是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上海私营工商业全部申请公私合营前夕，新华社上海分社记者采访了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总管理处总经理荣毅仁。记者问荣毅仁：“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荣毅仁回答说：“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是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我想应该先从作为一个中国人谈起。”“昨天，我的家庭全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了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荣毅仁还说：“这是真心话还是假话？到上海来访问的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到诧异。他们曾来找我问我，有的要我背着人讲讲‘真心话’，一位英国的议员要我直接用英语谈话，有的来看看我还有没有自己的住宅，有的怀疑我是不是共产党员假冒的资本家。我坦白地告诉他们，解放前我不但没有接触过共产党，而且当时还有点害怕哩。一位突尼斯的客人看到了我的家庭和企业，听到了我谈的经历和体会，他临走时握着我的手说：‘现在，我带到中国来的疑问可以说是解决了。’”在上海，荣氏企业是公私合营的典型。在荣毅仁的领导下，申新纱厂率先集体实行公私合营，而且在申新的带动下，全上海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何如此顺利？实际上，在《正处》中，毛泽东一语中的，道出了包括荣氏家族在内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愿意接受改造的根本原因—“这件事所以做得这样迅速和顺利，是跟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同时指出，虽然当前我国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才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据此，文章立足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实践，紧紧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在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等 12 个“小题目”上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原则、新方针。如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中的矛盾，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解决经济建设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以及国家、集体、个人的矛盾等。这些极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个性和历史传统的探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实践面前进行理论创新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鲜经验并升华到理论高度，而且赋予这些经验以“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1957 年 4 月 8 日，毛泽东会见以西伦凯维兹主席为首的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不能以对待阶级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界限往往容易混淆。我们党对阶级斗争有经验，现在碰到人民的问题，就联想敌人来了。用过去的方法，行政命令，强迫解决问题，混淆了两类矛盾。听了毛泽东的分析，西伦凯维兹说：在这里，区分阶级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毛泽东肯定地讲：这个问题，过去的经典理论家没有说过。这是毛泽东对《正处》理论贡献的明确肯定，言简意赅，恰如其分。

四、《正处》的当代意义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决策的做出，源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源于从1977 年下半年开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际形势深入的思考和调研。但是，为什么要改革？改革“改”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正处》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据此，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充分肯定了“前30 年”为“后 30 年”打下的坚实基础，而《正处》便是基础之一。

一方面，《正处》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是改革开放伟大决策做出的理论依据。在《正处》中，毛泽东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实际上，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并不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认同。

例如，《正处》发表后的1957 年5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曾采访赫鲁晓夫。当记者问及苏联是否存在人民内部矛盾时，赫鲁晓夫回答说：“我们认为，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矛盾。”对此，美联社的外事分析员认为：“赫鲁晓夫的谈话表明，在矛盾的问题上，他不同意毛的看法。这是苏联第一次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莫斯科电台现在对赫鲁晓夫的回答避而不谈这件事似乎表明，克里姆林宫现在已经决定，整个事情太棘手了，所以不能公开处理。”

又如，《正处》公开发表当天，捷克斯洛伐克也发表了捷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亨德里赫关于目前党的思想工作中的某些问题的报告。亨德里赫在报告中虽然没有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表示明确反对，但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不适用于捷克，并提醒对《正处》感兴趣的人们，《正处》是基于中国的情况而提出来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同中国大不一样。

但是，毛泽东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是符合客观情况的，有了矛盾就要解决，因此，文章也在事实上积极地引导人们去认识和分析客观存在的矛盾，并在实践中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和解决这种矛盾。从这一角度分析，《正处》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矛盾的承认，直接为我国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

另一方面，《正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旧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观点决定了当代中国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方法论指导。改革改什么？这是必须首先弄清楚的一个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抓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谈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时，深思熟虑后的邓小平明确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据此，我们认为，以毛泽东的“基本矛盾论”为指导，当代中国改革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是要经过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从而决定了，当代中国改革主要是对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进行改革，其根本——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改的，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2005 年2月 19日，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在开班仪式上，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在深刻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的同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十项主要任务，其中一项就是“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正处》肯定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客观存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论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提升。但是，矛盾仍然存在。2014 年 2 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2014 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指出，近 13 年间，我国百人以上群体性事件有 871 起，其中，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2010年、2011年群体性事件都在170件左右，2012年则飙升至200 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归根结底大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

当年，波匈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之后，他更为直接地归纳了一些原因：“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事实证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都客观存在。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在承认矛盾存在的基础上有效解决矛盾。胡锦涛曾明确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我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多发多样的状况。这是我国社会深刻变革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关键是我们要正视矛盾，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道理。”在这一点上，中央的认识与毛泽东在《正处》中提出的“矛盾观”具有一致性。

《正处》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的矛盾只能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其中，敌我矛盾是要分清敌我问题，只能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要分清是非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所谓民主的方法，也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有效解决矛盾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但是，要解决矛盾，首先要弄清楚：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矛盾的性质是什么？不能否定，当前，敌我矛盾在我国仍然存在，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也只能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

所谓民主的方法，《正处》一文有集中论述：“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这也即告诫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既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也是当前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原则。因为利益才是一切社会主义矛盾最深层的根源。当年，毛泽东在分析 1956 年下半年我国出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的原因时，就曾明确指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给我们以启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深入群众，主动了解、听取群众的意见、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党的宗旨，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的问题，要主动解决；对于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主动办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解决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还要注重干部队伍建设。在《正处》中，毛泽东分析指出，“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他又说：“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里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以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毛泽东意在说明，闹事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存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这也是当前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应当吸收的养分。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著作，《正处》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宝贵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堪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时间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正处》都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