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论十大关系》诞生记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诞生记

20世纪50 年代中期，毛泽东深入调查认真分析当时形势发展，提出了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论十大关系》，就是这次调查的直接成果。它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构想和历史起点，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建设喜忧参半，亟待探寻适合国情之良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七八年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初步的经验，尤其是经济建设方面，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几年的努力，我国的国民经济有了巨大的跃进。到 1956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大都提前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从 1953 年到 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 4.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益也比较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但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问题亟待解决。第一，虽然在处理各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上比较协调，可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有的比例关系需要进行调整，如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等。另外，在当时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基础的重要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第二，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固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由于经验不足，对经济建设规律了解和尊重不够，也曾一度出现了一些急躁冒进情绪和思想。第三，建国伊始我们搞社会主义没有经济建设的经验和管理经济建设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就需要学习外国的经验。当初主要是照搬苏联的一套。斯大林也伸出了援助之手，派出了各方面的专家，也帮助我们搞了一些建设项目，使我们少走了一些弯路。但是，苏联的经验也并不是万能而成功的，即便是苏联的成功经验也未必都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学习苏联也不能代替寻找自己的合适的路子。

总之，1956 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尽管已经建立起来，但却仍然存在问题，急迫地有待于巩固、完善和发展。于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客观地摆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七年时间的摸索，特别是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在苏联指导帮助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年)的实践，党中央对于搞建设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番话道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因此，在 1956 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党中央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

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准备，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按照党开展工作的惯例和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开始都扑下身子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深入各部门各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了解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情况和问题。

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在1956 年的这次集中调查研究，围绕经济建设问题这个重点，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七年来的历史经验，目的是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次调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分批召开汇报座谈会为主，辅以阅读大批的书面汇报材料。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还到各地进行调查。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对一些重大问题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形成共识。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进行概括，反映我们党在探索中前进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于1956 年4、5月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八年的快速发展中，在党的八大前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高潮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演：一次是在党内讲的，在4 月 25 日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次是在党外讲的，在5 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两次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十个标题完全一致，具体内容和侧重方面有所不同。

二、对 35 个部委调查研究:先总后分，系统推进

1956 年 2 月 14 日，毛泽东开始先后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 34个部委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

为了具体分析和综合判断，此次调查的大致程序是“先总后分，系统推进”：先由主管部门的国务院办公室做综合汇报；然后再对该口所属的各部委做更细致的调查研究；最后再回归全局，综合判断。

这次井然有序的调查大体上分为六段：第一段，2 月14到29日，重工业口及其所属13个部；第二段，3月1 到4 日，轻工业口及其所属4 个部；第三段，3月 5到 9日，交通邮电及其所属的铁路、交通、民航、邮电4 个部门；第四段，3月13到17日，农业口及其所属的农村、水利等 4 个部；第五段，3 月 19 日至 4 月 10 日，财政贸易口及其所属的财政、商业、外贸、银行等5 个部门；第六段，4 月18 到22日，国家计委连续四天做了综合性总体汇报。这里包括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 5 个办公室和国务院的 29 个部委，加起来算是 34个国家部委。

此外，政府文教口7个部委即文化部、高教部、教育部、卫生部、中国科学院、新华通讯社、广播事业局，在3 月7到14日这段时间里，向中央提交了书面汇报提纲。如果加到一起，就是 41 个部门，包括 7 大门类：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业、财贸金融、文化教育、国家计划。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 63 岁的老人了，身体并不好，但是，他在长达八个月的连续调查研究中，特别是最后数十天的“连续作战”中，表现出惊人的毅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他每天起床之后就听汇报，一直听到上床休息，中间只有很少的一点闲暇时间休息。连续汇报和不断插话，使他十分疲劳，但是，他却诙谐地自称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1956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不久，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立刻引起他的兴趣。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从1955年 12月7日开始的，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做准备的。毛泽东的调查，既是为八大做准备，同时又超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一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

毛泽东的这次调查研究，从1956年2 月14 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共听取国务院34 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实际听汇报的时间为 43天。

毛泽东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几乎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他们时而插话，发表意见。

各部事先把汇报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口头汇报时，听得十分认真细心，必要时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并随听随做结论，还做一些重要的指示。为了听汇报，毛泽东还不得不改变长期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

从毛泽东发表的意见和评论中，可以看出《论十大关系》形成的思想轨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一些思考和见解。

三、毛泽东听汇报时认真细心，边听边分析总结

2 月 14 日，毛泽东等听取了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汇报。

在汇报工作开始时，围绕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先说了一段话：“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这显然是说中央各部门管得多了一点，没有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在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讲了一段认识论。他说：“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讲到技术问题，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的本子也好……即使他是错的也得学，因为不学你不会知道他是错的。学习外国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样样都学。毛泽东认为，行政措施要看我们的具体情况，不能样样都学人家的。还有党委制，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委制比较好些。苏联内务部、法院、检察院，党不能管，我们不学他……过去中国设文化部未设电影部；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有人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现在苏联改成了电影局，也设了文化部，到底谁对？并认为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在土改中的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创造。他还说：“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

关于降低生产资料利润问题，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影响到整个国家人民的生活。降低利润，初看起来，国家财政收入似乎要减少一些，但是基本建设多了，生产也发展了，结果利润会更大。基本建设发展了，工人也增加了，消费性的、服务性的市场也扩大了。

在讲到本位主义问题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说：“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沉吟一下，他又说：“批评本位主义的文章要写，但光批评，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问题，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问题。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酬制度，据说二流子也积极起来了，也没有思想问题了。人是服制度不服人的，你们说对不对？ ”

2 月 15 日，听电力工业部等的汇报。

在听汇报中间，毛泽东着重谈了“一长制”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无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八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 月 16 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汇报。

根据前几次汇报的情况，毛泽东首先提出这样一个意见，就是一写东西要发点议论，讲讲有些什么意见。他警告说，不发议论，究竟那个部长能做到几时？

毛泽东再一次批评“一长制”。他说：“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随后，毛泽东又讲好大喜功的问题。他说：“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地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关于学习苏联，毛泽东采取分析的态度。他说：“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我们不学，不照它的。如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2 月 17 日，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的工作汇报。

毛泽东称赞国务院三办的汇报有议论有比较，有三年来的总结，讲了远景，讲了可能性。

讲远景，又有高的低的做比较。总之，比较生动活泼。

当二机部汇报说到 1962 年国防材料全部由自己生产的情况的时候，毛泽东断然地说：“全部自给，不仅一九六二年不可能，一九六七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毛泽东自从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的时候起，就提出希望经济建设走上轨道的时间，比革命走上轨道的时间短一些。他说：“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一年整风以前，有二十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一九五三年各部还没有方向。一九五二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一九五三、五四、五五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三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三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完成，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最后，他总结说：“目标是为八大做准备。五月中央全会上提出工业问题才好，农业问题没有了，搞个高级社章程就行了，知识分子问题督促一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不是基本问题。在这三个月中间，我们这些人就研究工业问题。”

2 月 19 日、20 日，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的汇报。

毛泽东首先问万里：“你是什么地方人？”万里回答：“山东人。”毛泽东又问：“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万里如实作答：“没有看过。”毛泽东一针见血地题解道：“《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汇报之前的这个插曲，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期间，刘秀峰谈到了一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例子和采取的措施。这时，毛泽东说：“你这些都不写，只写骨头(指事先送给毛泽东的书面汇报一引者注)。一个工人砌砖，从四百块提高到一千二百块，要把这些肉写上嘛。每讲一个问题，总要讲例证，讲措施，然后讲结果。要发议论，要有典型，要有前后的比较。”

2 月21 日，听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汇报。

期间，万里问：“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一千万人，上海也是一千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 月 22 日，毛泽东听取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毛泽东对几天来的汇报比较满意，说就是这样汇报，七搞八搞总可以搞出些东西来。

2 月25 日，听重工业部汇报。

讲到发展速度问题，毛泽东说：“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日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这时，周恩来插话说：“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加上他们揭盖子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毛泽东所说的揭盖子，是指当时正在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周恩来讲到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很赞成，说：“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周恩来很赞同地说：“把各国经验都学过来，要有这个气魄。”

2 月26 日、27 日，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汇报，毛泽东称赞这两次汇报，认为收获很大。

2 月 28 日，毛泽东听电力工业部汇报。

当听到1955 年发电量为98 亿度时，毛泽东感慨地说：“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当听到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五十年才能赶上美国”的时候，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 月 28 日，毛泽东听煤炭工业部汇报。毛泽东称赞煤炭工业部的报告有材料有议论，大有进步。

汇报结束时，薄一波说：“我们汇报了十三天十四次，第一轮完了，主席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刚开始接触问题，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赞成，没有任何意见。”至此，重工业部门的汇报结束了。

从 3月1 日起，轻工业部门汇报。

听了十几天的汇报，毛泽东对经济建设问题已经开始形成一些想法，提出一些带战略性的问题。

3 月1日，毛泽东听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四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汇报。

讲到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时，毛泽东提出，“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此前，2月17 日听汇报时他就提出：“技术改革是很大的改革，带革命性的。”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问题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指出：“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他一再强调：“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与此相联系的，关于上海、天津企业是否内迁问题，毛泽东说：“上海、天津的企业一般不内迁，个别有条件的，经济合算的，可以内迁。”

在听取汇报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新建一个八万纱锭的纺织厂，生产一年就可以收回投资。”汇报中的这个材料，给毛泽东很大启发。对此，他肯定地说：“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并认为，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轻工业赚钱又多又快，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办重工业。

3 月2日，听取地方工业部汇报。

毛泽东先讲了一段怎样做汇报，怎样写文件的问题。他说：“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个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在地方工业部汇报时，引起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毛泽东以苏联为例说：“苏联有一个时期很集中，也有好处，但缺点是使地方积极性减少了。我们现在要注意这个问题。地方政权那么多，不要使他们感到无事可做。”毛泽东认为，像中国这样幅员大、人口多、情况复杂的国家，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对此，他强调了地方分权的问题。这表明，毛泽东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已经萌生。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 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 月 3 日，听取轻工业部汇报。汇报到烟叶质量下降时，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心气平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

要设技术作物局。”

这次汇报，也谈到了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问题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他不赞成汇报中关于上海地区不作大的发展的意见，说：“还值得考虑。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毛泽东又说：“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一元，回来四元、三元，为什么不搞？”

讲到培养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 月 6 日、8 日、9 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六办公室、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的汇报。

当汇报到铁路基本建设自从 1953 年批判冒进以后，又产生了右倾情绪的时候，引起了毛泽东对历史的回忆。他说 1953 年反对急躁冒进，中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同时还提出反对分散主义。反分散主义有好处无坏处，反主观主义的好处是深入地研究了各部门的工作。过去革命经过多少年，到延安之后才找到既不是陈独秀的右倾也不是后来的“左”倾，而是不“左”不右之倾，那是花了很大代价才找到的。在延安我们还找到对党外关系的正确态度，既不是只有团结，也不是只有斗争。对于党内的关系也不再是“无情的残酷的斗争”。这是讲从前的反主观主义。我们想，搞建设，犯主观主义的时间是否会短一些。

毛泽东听了交通运输基本情况的汇报后说我国海船吨位只占世界总吨位不到 0.3%，这表明我国太穷。我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容易进来，发展航运有重大意义。他说交通运输一定要与工农业发展相适应。要多修公路。发展地方工业和修公路，多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讲到进一步改造合营航运公司时，毛泽东说对资本家实行赎买政策，列宁想干而不能干，那时对资本家无利益。中国资本家的特点之一是许多人有经营管理知识。资本家有能力的骨干应放在领导地位。讲到肃反，毛泽东认为交通系统的肃反数字太多了，叮嘱说：不要太多，要清除真正的反革命，不要搞错。

毛泽东还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3 月13 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农林水利的第七办公室汇报。3 月15 日、16 日、18日，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气象局汇报。3月19到 21日，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五办公室汇报。3 月 26 日、27 日，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汇报。4 月 2日、5 日、18 日，分别听取供销合作总社、粮食部和农产品采购部汇报。4 月 9 到 11 日，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汇报。

从3月13日到 4月11日，这十几次汇报，没有留下记录。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时做着另一件重要而紧迫的工作。他在研究和思考由苏共二十大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发出来的涉及国际共运的重大问题，并且要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并主持起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听各部门的汇报，只能时断时续，但他终究坚持听完了最后一个汇报。

34个部门的汇报结束了，整整花费了 37天。为了增加工业建设方面的感性知识，结合听汇报，从4 月12 日到 17 日，毛泽东又连续6 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览的规模不算小，几乎占满了瀛台几个院落的所有平房。展室是古老而陈旧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一流水平的。内容很充实，使人开眼界，长知识。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三个来小时，看得十分认真。有时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钻研。

从4 月18 日起，新的一轮汇报又开始了，是李富春向毛泽东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参加。24 日结束，共6天。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向34个部门做系统调查的延续。前一阶段是专业性的，这一阶段是综合性的，先分析，后综合。每次汇报，毛泽东都有插话。他的认识在深化、在发展，进行归纳和理论概括的工作。《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已呼之欲出了。

第一天，4 月 18 日，毛泽东听汇报时，再次强调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必要性。他说：许多新产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厂，可见沿海工业作用很大，应充分利用。沿海老厂加以适当扩建，投资少，见效快。他认为现在的危险是基建投资太多了，非生产性的建设也多了，农民负担不起，势必妨碍个人的利益。又说：1956 年至1957 年轻工业投资的比重稍有增加是好的。总之，要向苏联学，但也不能完全照搬。

4 月19 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是这样说的：“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 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就在这次听汇报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怕”，是毛泽东的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4 月 20 日，毛泽东批评了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他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他说：“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他还说：“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说到这里，刘少奇插了一句话：“应该压缩的就压缩。”

4 月21 日，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 月 23 日，毛泽东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 月24 日，是毛泽东听取汇报的最后一天。他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六个关系，即：(1)、轻工业与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就必须注意在轻工业上多投资。(2)、沿海与内地：为了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要尽可能地减少国防和行政的费用，来扩大经济和文教的建设。(4)、个人与集体：要发展集体利益就必须照顾个人福利。增加工人工资，正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达到增产。农民中有两种关系，即国家与合作社，社与社员，必须照顾社员的收入能年年增加，才能提高社员增产的积极性。(5)、地方与中央：分权正是为了集权，不注意地方，削弱地方的权限，对中央是不利的。(6)、少数民族与汉族：搞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对汉族大有好处，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只占十四分之一，而土地却占五分之四，金银财宝总是在少数民族地区。”

至此，这次调查全部结束。这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乃至在他一生中所做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周密而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经过两个多月的听汇报、研究和思考，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如上六大关系。可见，这时候在毛泽东的心中已经有了较为明晰的各种关系的雏形框图，从而为《论十大关系》的撰写创造了重要的条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四、重要思想结晶问世

毛泽东及中央负责同志在听取了 34 个部委汇报后，经过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几次讨论，并与各省、市党的负责人，主要是省、市委书记，先后开了四天会议，交换了意见，最后由毛泽东将问题进行了高度概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不过，为 4 月 25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的讲话本身准备得并不那么充分，此次会议原定议题是农业合作社问题，毛泽东是临时突破了议题；4 月 24 日，即讲话前一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毛泽东的概括还是六大矛盾；另外的四个关系，是讲话新增的。

谁也没有料到毛泽东要在这次会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讲了以后，会议便集中讨论这篇讲话。

可以说，“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是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在听取 34 个经济部门汇报时，正当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正如他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毛泽东后来说过：“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论十大关系》首先是来自于实践，来自于调查研究的源头活水，是毛泽东对 34 个部委进行系统调查研究之后智慧分析、深思总结的结晶和成果。

《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这十个关系概括地说，前三条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讲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问题。第四、第五条论述的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讲经济体制问题的。第六至九条论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是讲在政治思想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最后一条则是论述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是讲学习外国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针对这些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大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在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上，在合理安排工业布局的前提下，强调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上，强调三个方面必须兼顾，特别要照顾农民的利益，还要给工厂一定的权力，一定的独立性。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强调给地方更多的权力和独立性，发扬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地方民族主义要反对，但重点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党和非党的关系上，强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上，肯定还有反革命，但强调已经大为减少，社会镇反要少抓少杀。在是非关系上，讲党内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强调要好意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上，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也要学习。

综合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

随后的多年中，毛泽东就《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与学习苏联的经验问题仍然进行了多次的说明或者强调。1958 年 3 月 10 日，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5 月 18 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又说：“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搞得更好。”11月9 日，在郑州会议上，当讲到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谈道：“……如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农业问题，未完全反映，他就吃了这个亏。”还说：“人民不能从中看到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结合，直到现在，他们的产品比我们少。”又形象地说：“这是铁拐李走路，一条长腿，一条短腿，手扶拐杖，比较偏跛。我们现在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两条腿走路，究竟哪个比较合乎客观法则？”实践证明，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自己的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少走弯路。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强调的学习外国经验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学习一定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动的道理。

在1958年2 月18 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深有感慨地描述过这一理论构想的思想来源和形成过程，他说：“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而又比较系统的思路。几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1960 年，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五、《论十大关系》发表、传播不同凡响，政策指导性意义深远

《论十大关系》讲话本身既包含了快速推进国家建设的意愿，也包含着理顺关系、综合平衡的思想。讲话中提出的众多强调综合平衡的思想在党的八大报告中都有明确体现，只不过这种影响并不一定能够上升到指导思想的程度。

更为可喜的是，《论十大关系》中提出基本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党的八大及其稍后的决策中，得到较多体现和进一步发挥，产生了积极影响。

1956 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党的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9 月 10 日，他又在党的八大的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希望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避免栽那么多跟头。

9 月15 日，刘少奇所做的《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有关精神，基本上就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在报告中，刘少奇讲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工业布局上沿海和内地的配合问题，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生活问题，争取90%的合作社社员收入增加的问题，党同民主党派的关系问题，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问题，汉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的问题，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惩办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问题，以及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正确的态度问题，等等。

9 月 16 日，周恩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也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相关精神。他结合“二五”计划建议，具体阐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沿海和内地间的工业布局问题，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问题，民族工作问题，以及正确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调动地方积极性的问题。

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缩下来。

1957 年 9、10 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陈云主持起草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商业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文件，做出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下放原来由中央掌握的一些权力的规定。

遗憾的是，以《论十大关系》为开端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势头没有能够保持下去，“八大”前后取得的很多积极成果在1957年后没有很好坚持和发展。

时过近十年后，1965 年 12 月 15 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认为十大关系报告“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将报告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党委学习。

1975 年，《论十大关系》再次进入中央视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工作期间，由胡乔木具体主持，将毛泽东两次讲话的记录稿综合整理，恢复了以前稿子中没整理进去的内容，增加了理论性和逻辑性。7月 10 日稿子送邓小平，13日转送毛泽东。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当天，毛泽东审阅了这个稿子，并批示：“同意。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足见毛泽东对自己著作的慎重。他强调理论要经过实践检验。他的讲话，他的著作，也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才行。

这样，在毛泽东逝世前，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一直未作公开发表，可以称为是在党内的有限传播。

1976 年 12 月 10 到 27 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举行。《论十大关系》是这次会议集中学习的基本文件。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即12月 26 日，是毛泽东诞辰83 周年纪念日，经毛泽东生前亲自审定的经典文章《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随即，《论十大关系》成为揭批“四人帮”、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掌握《论十大关系》这个强大武器，就可以把‘四人帮’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许多谬论打得粉碎，就可以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大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论十大关系》和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随后成为当时“学好文件抓住纲”中要学习的两大文件，“要首先认真学好两个重要文件。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都应当自己带头学好，真正吃透文件的精神，着重领会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方针和华主席讲话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随即，1977 年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习和宣传《论十大关系》的运动。

1977 年，《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出现 406 次；而 1957 年到 2000 年，《人民日报》提到十大关系报告也只有 597 次，可见当时对这一文献的宣传学习确实盛况空前。

1977 年，《论十大关系》一文被收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毛泽东同志一九五六年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经验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针，既是经济规律的客观反映，也是社会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证，仍然保持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重要公报中，《论十大关系》是唯一一篇被提及的毛泽东著作。

1979 年，叶剑英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党的八大的主要文献并列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论十大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负责起草叶剑英讲话的胡乔木在情况说明中说：“这次稿子把这个问题说得明确了，说毛主席的两篇重要著作和党的八大的主要文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它们的基本内容至今还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请大家注意斟酌一下。”

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论十大关系》“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20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末，《论十大关系》又相继被收入进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泽东文集》第七卷。收录时，题解较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的稿子“更为准确”：“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上述概括和阐释，为《论十大关系》的社会政治传播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定位。

《论十大关系》是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起步阶段的重要理论探索，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代表性文献，也是中共领导集体共同探索的成果。《论十大关系》提出的若干新思想、新方针，是党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始，它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讲话开篇就说明，《论十大关系》是政治局听取汇报的结果。虽然毛泽东本人后来更多的是从调动各种力量、多快好省的角度来阐释《论十大关系》，但既不能由此否认中央领导层集体探索所体现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不能由此否认《论十大关系》在此后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曾任中顾委秘书长的李力安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曾为扭转探索中的失误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进行过多次艰苦的努力，而每一次努力都无一例外地把《论十大关系》及其所阐述的观点作为纠正错误的指导思想。”这样的判断是有充分历史依据的。1962 年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在目前形势下，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农轻重关系、城乡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在的农业基础没有办法负担这样规模的工业。工业本身也不平衡，没有办法继续均衡生产，也没有办法支援农业，支援市场，兼顾国防，比例的失调极其严重。”邓小平1975 年在主持中央工作时，对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作过这样的评价：“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他认为，各方面关系非常复杂，斗争尖锐，很需要用毛泽东的这篇著作做指导来处理好各种关系。邓小平重视《论十大关系》的原因，在于他要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做理论依据，统一大家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76年底《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确实也为揭批“四人帮”，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发挥了巨大作用。大规模的宣传教育运动，并不只是让全国上下学习文献本身，更是由此为契机，开辟新的历史。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之一，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之后，毛泽东从党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出发，提出了进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把“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主要内容。这是一个十分深刻而重要的思想。在毛泽东看来，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一次结合的过程；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提到了党的面前时，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崭新的历史课题。这反映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战略思考。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开始了对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探索。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理论建设，使我们在另辟蹊径的艰难事业中，比较能够经得住风浪，而当我们出现失误的时候也比较容易纠正并回到正确的思想上来，因而能够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