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

豪情满怀绘蓝图 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的主题报告，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一、“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

在捷报频传、凯歌高奏的形势下，西柏坡迎来了1949年。

其时，毛泽东来到西柏坡已半年有余。

这段时间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据统计，在西柏坡，他起草了 197封电报，指挥了24场战役。尤其是在指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常将吃饭当成“负担”，总是经多次催促才吃上一顿；他的睡眠时间也很少，曾多次两三天时间不上床休息，平时也是躺下三四个小时就起床办公。中央行政处为了保证毛泽东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处理党政军民的各项大事，准备在生活饮食上进行一些改善。毛泽东知道后，对行政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要为我吃东西费心费力，一个星期给我吃两次肥肉，那就足矣。”他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不要乱忙，你弄了，我也顾不上吃。我就是补补脑子好工作，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够打败蒋介石。”

这段时间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最高兴的时期，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环环相扣，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毛泽东写道：

“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毛泽东还大大缩短了原来的预想。原来预计，从 1946 年7 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而如今有了新的估计：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毛泽东没有沉浸在喜悦之中。他告诫全党：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

在取得胜利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骄傲，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教训极其深刻、极其惨痛。如何防止骄傲，毛泽东有其经验。他曾经说过，打完一仗之后，要立即提出新任务，这样他就不骄傲了，否则就会停止前进。

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向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出了新的任务：(1)、“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 1948 年更加伟大的胜利。”(2)、“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3)、“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毛泽东强调：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下棋看五步。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走第一步时，就会想到第二步、第三步。此时，解放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去，毛泽东就已将主要的注意力投向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将主要的精力思考建国方略。

二、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在形势急剧变化的关键时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

一是缺少大量的干部。人民解放军就要渡江作战，解放南方数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这就需要大量的干部。中央虽准备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对于占领与管理中国南方的广大地区，显然是不够。怎么办？

毛泽东的办法是：主要依靠军队解决，把军队变成工作队。他指出，军队就是一个大学校，2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

把军队变成干部，其中间环节就是培训。毛泽东提出 11 个“善于”的培训目标：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中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的身上。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我们必须准备把210 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 210 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

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这是一个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

后来，各方面的专业人才都是从人民解放军这所干部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将军市长、将军大使、将军管理人才、将军专业人才比比皆是，这些无不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有密切关系。

二是戳穿国民党假和平的花招。由于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蒋介石不得不于 1949 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企图保存国民党政府的地位，争取喘息时间，以便重新集结力量，卷土重来。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逼蒋下野并取而代之。在内外压力的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李宗仁作为“代总统”，表面上在台上主持“和谈”。

这场“和平”闹剧，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原则问题。

毛泽东看透了美蒋在此时提出和平运动的真实面目，1948 年 12 月 30 日，他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毫不含糊地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而绝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国民党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他还用了古代希腊“农夫与蛇”的寓言教育人民。

毛泽东坚定地指出：中国不能走中间道路。

《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反对美蒋的假“和平”提供了思想武器。

1 月 14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八项条件概括为四个字就是：缴枪投降。

这八项条件是重型炮弹，击破了美蒋的和平阴谋；这八项条件是照妖镜，一切制造假和平的人在这块镜子下都会原形毕露；这八项条件更是和平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再次重申：我们的方针是不拒绝谈判，要求对方完全承认八条，不许讨价还价。

三是接管城市的新问题与新经验。中国共产党长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人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些人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去看待城市。华北最初接管城市曾出现一些问题，走过一些弯路。比如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曾经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1947年 11 月攻克石家庄，接管工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致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

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曾把这些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给毛泽东。毛在这份报告上作了一条重要批注，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

1948 年下半年，共产党陆续接管了若干较大的城市。其中，济南和沈阳的接管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经验。接管济南是曾山主持的。1948 年 11 月 21 日，中央在批转他写的《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的报告》时指出：“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的报告甚好，转发各局参考。”沈阳是工业城市，其接管工作由陈云主持。陈云时任东北中央局副书记，分管财经工作。东北局从军管会人员中抽调了四千名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队，接管几个大城市。沈阳接管后，他还兼任了军管会主任。同年12 月14 日，中央批发了他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例如迅速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警察枪支、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等。

济南、沈阳的接管工作的新鲜经验，体现了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一场大革命除必须破坏的以外，应尽量多保存一些有用的东西。这样做，政治上主动，经济上也便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接管城市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毛泽东起草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素材。

四是张闻天提供了东北经济建设的新经验。就在毛泽东思考新中国的经济方针之际，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东北解放较早，许多工作先行一步，这就使张闻天有可能和有条件对那里的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对经济成分做出系统和科学的分析。这份提纲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受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9 月间，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提纲时，强调了以下五点：(1)、实行国民经济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限制在可能和必要的限度内，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与计划性；(2)、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外，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3)、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必须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工作，才能一处一处和一步一步地做到；(4)、在批判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路线时，又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5)、由于有了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商人资本主义这一切情形，这使我们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与整套的经济组织去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绝不容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混乱。随后，刘少奇对提纲作了精心的修改。10 月 26 日，毛主席看完修改稿后批示：“少奇同志，此件修改得很好。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修改后的提纲，曾印发给东北局、华北局和部分领导同志征求意见。

调查研究，犹如毛泽东讲的“十月怀胎”。

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弄清情况上，只有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很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所以，准备会议、准备文件，都应把功夫用在调研上，这是七届二中全会报告特别精彩、特别深刻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央领导同志对经济建设方针的探索和对提纲的修改过程，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也就写不出七届二中全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五是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天津是打下来的。天津解放之后，北平守敌 25 万人陷入绝境。为了保护北平这座文化古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继续同傅作义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在此之前，人民解放军处理国民党军队只有两种办法：或起义，或投降。而这两种办法，傅作义都不能接受。在他看来，起义对不起蒋介石；投降又有失面子。为了使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免遭战火的浩劫，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诚意，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发明了一种新的方式：和平改编。

傅作义接受了和平解放协议。1949 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解放，华北全部解放。

绥远的国民党军队也受傅作义指挥。毛泽东对傅作义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

于是有了绥远方式。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推广了这些新鲜经验，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不断地提出新举措，不断总结新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永葆活力的重要原因。

六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1948年4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口号》中提出：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 月 1 日毛泽东分别给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写信，邀请他们北上，到解放区，拟订共同纲领，讨论建国事宜。同年秋，周恩来主持，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五十余人分批接到东北。1949 年1月16日，周恩来在平山县李家庄主持同民主人士座谈，讨论筹备召开新政协大计，商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问题。1 月 22 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 55 人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强调“革命必须进行到底”，郑重声明：“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认为“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决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阵线之内，绝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所谓中间路线之存在”。这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第一次以共同声明的形式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努力。至此，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形成了筹备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局面，并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政党政治格局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三、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七届二中全会提上日程

由于解放战争已胜利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制定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已迫在眉睫。1949 年 1 月 6 到 8 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二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

这实际上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

在 1月8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经济建设方针。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合作化必须发展，但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工夫，要长期地稳健地进行。如果希望搞社会主义，太快，会栽跟头。与此同时，毛泽东提醒高级干部要做好成为执政党的思想准备。他说：中共二十八年，再加两年，完成全国革命任务，就是铲地基。但是起房子，这个任务要几十年工夫。高级干部要懂得，全国打开，事情方开始，那时会感觉比打仗还难。

毛泽东的这些思索，构成了七届二中全会的重要内容。

1 月 31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意义自然十分重大。一见面，米高扬表示：“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从 2 月1 日到3 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也参加了。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米高扬在西柏坡一共待了八天。这八天给米高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

米高扬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他说：“毛主席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又说，“你们成立中央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是当总理最合适的人选。从哪里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

这次西柏坡会谈，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第一次直接与苏共中央全面交换意见。毛泽东在会谈中所提出的看法，反映了在过去长时期以来，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迫近全国胜利的形势下，他对一系列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实际勾画了未来新中国蓝图的基本轮廓。

送走了米高扬后，毛泽东继续为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做紧张的准备。当时，北平刚刚解放，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决定全会仍在西柏坡村举行。

这段时间，毛泽东非常忙，经常通宵达旦地开会。

毛泽东的警卫员闫长林说：“九月会议后，我以为毛主席可以稍微松闲一点，没想到他更忙。在这之前，经常召开书记处会议，有时也开长会，甚至连续开，可不像这时几乎天天都在开。”

如今，在西柏坡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一份由毛泽东起草的“七届二中全会通知”，起草的时间是1949年2 月11 日。

通知写道：“中央决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全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单，先行电告。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彭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东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同志现在养病中，请东北局、华东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两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

面对这件展品，许多参观者都驻足良久。人们为之感动，不仅因为毛泽东作为一党之领袖还亲自动手草拟会议通知，还因为他对每位中央委员的情况了如指掌以及细致入微的人情关怀！

1949 年的 3 月，初春的西柏坡，一派生机。从全国各解放区和战场上赶来的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李先念、王震、习仲勋等党政军领导们带着一路的风尘，重逢在这普通的偏僻山村。战友久别重逢，一双双大手紧紧相握，大家不仅沉浸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的喜悦之中，而且憧憬着即将建立的新中国。

四、“大伙房”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1949 年3月 5至13 日，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 人，候补中央委员 19 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有 11 人，一共 64 人；因为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有 20 人。这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

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食堂(当时称“大伙房”)里。这个食堂是中央机关到达西柏坡后，部队自己动手盖起来的，白灰砸顶，土坯垒就，面积不足 85 平方米。其实，原先的会址选在东柏坡村的政协礼堂。当年，为了迎接民主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便在东柏坡村建了一个大礼堂，由于还没到政协会议的开会时间，因此最初打算在那里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参加会议的人不多，用不着那么大的地方，另外选地方吧。于是选中了西柏坡的大伙房，稍作修缮，布置成会场。

具有如此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却是在一间伙房里召开的，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分。

汉语中有两个词，拼音一样，声调不同，意思却完全相反。这两个词就是：“讲究”与“将就”。在大伙房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形式是毫不讲究，完全是将就。会议舍弃了一切形式，只剩下内容，只剩下思想。

会场布置得庄严而朴素。屋内北墙上挂着一块绛紫色的幕布，上有两面绣有“中国共产党”字样的党旗，党旗上方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两幅挂像。幕布的两侧悬挂着“我们永远作你的好学生”和“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两面锦旗。为烘托气氛，又在东西两侧窗户间的白墙上各悬挂了四面党旗。

主席台上摆着一张略显陈旧的小木桌，桌上放着笔架、蘸水笔，两侧是供记录人员用的方桌。会场中唯一豪华的陈设就是桌上铺着的一张虎皮，那是林彪从东北带来的。会场前面是两排双人沙发，后面是高低不一的长条靠背椅、木椅。最南墙上挂有一张向大会做汇报的全国形势图，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通过各地汇报综合绘制的最新形势图。开会时，除了五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朱总司令在前排就座外，其他人不讲座次，先来先坐，后来后坐。

那天，毛泽东特别高兴，穿上新棉衣，面带笑容走进会场。他一进会场，大家就热烈鼓掌欢迎。毛泽东招手致意，接着他也鼓起掌来。

五、描绘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新中国的大政方针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主要内容有：

1、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

毛泽东说，从1927 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

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还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这是对七届二中全会的内容和历史地位的精辟论述。

2、论述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 90%左右。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概括说：“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

毛泽东对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的发展充满信心。他说：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国民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3、论述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

毛泽东指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坚定的，坚持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中华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不能动摇。

这就是毛泽东所说“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对此，他有个深入浅出的解释：“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因为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过。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朋友们走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脚踏进我们的屋子里的人是有的……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是为了搅浑水，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来。

毛泽东还在其他场合多次论述了对外关系和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后来，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时，就是遵循这些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其理论根据也是在此。

4、论述新中国的政治方针

毛泽东在绘制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同时，就开始考虑和酝酿如何组建新的人民政权。在1948 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议会制，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这就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和构成形式即国体和政体揭示出来了。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毛泽东还指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1949年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考虑联合政府的组成时，曾设想过在政府中，中共与进步分子合为三分之二，中间与右翼占三分之一。在进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交代周恩来：对作过贡献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应该在政府里安排职务。

中国共产党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请看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 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27 人。在政务院所辖 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 14人(其中郭沫若兼任2 个正职)。

做出这样的安排，充分地显示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励精图治，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赞扬，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经过长期斗争考验而形成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

5、强调巩固政权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夺取政权固然很难，巩固政权也非常不易。他反复强调：必须学会同我们的敌人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和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毛泽东指出：“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

他还指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要犯绝大的错误。”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报告集全党智慧之大成，为全会定了基调。报告的内容宏大精深，是一篇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献。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了宏伟蓝图。

正因为如此，人们总喜欢用“中国命运定于此村”、“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诸如此类的题词和名言，凸显七届二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在党的历史上，有两种类型会议特别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永远铭记和称颂：一种是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和失误后举行的会议，党通过拨乱反正，重新选择和开辟新道路、制定新的路线、战略，使党和人民步入坦途；一种是在革命事业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时举行的会议，党制定新的发展目标、原则、方针，使革命事业踏上新征程。

七届二中全会就是后者。独一无二的主题使这次全会在中共党史上独放异彩，使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道，彪炳史册。

六、“两个务必”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精神财富

中国革命的胜利，的确是个伟大的奇迹。在大家普遍陶醉于胜利的情绪中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同凡响的政治家，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谆谆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话何等真切，何其深刻，真是一言九鼎，字字珠玑。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全会立下了六条规定：一不祝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鼓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被人们简称为“四不二少”。

毛泽东模范地执行上述规定。会议通过该规定的当天，毛泽东便指示工作人员把会场上原与马恩列斯并列的毛泽东、朱德画像摘下来。对此，毛泽东向党内同志解释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义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他还说：“如再搞一个主义，那末世界上就有了几个主义，这对革命不利，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

当年的毛泽东在做出杰出贡献，取得辉煌业绩之时，不忘一个主义，不忘集体智慧，不忘师生关系，不愧为力戒骄傲的楷模！

毛泽东用“两个务必”来警示全党，是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的深刻领悟和历史总结。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预见到居功自傲是导致党的政权腐化以及失败的重要因素。他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我们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接着，毛泽东逐次列举了中共党史上因骄傲而吃亏的事例，有四次之多。

1944 年3月 19至 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该文以犀利的笔锋，科学的见解，剖析了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

在毛泽东心目中，李自成既是一位历史英雄，又是一面历史明镜，每每在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关头，常常提起。尤其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刻，毛泽东更是以李自成这个浴血奋战 16年，却只在紫禁城坐了 41天皇位就被赶下台的失败者来警示自己、告诫全党。

1944 年，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1 月 21 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对《甲申三百年祭》倍加赞扬，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看作整风文件，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5 年4月，在“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我们有九十多万军队，但不是集中的，而是被分割的；我们根据地有九千多万人口，但也不是一整块，也是被分割的；我们的敌人还很强大，有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国民党，这两个敌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一个守着我们的前门，一个守着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从前讲‘大贾深藏若虚’，做生意的人本钱大他就藏起来，好像没有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保持谦虚。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教训，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没有事情，一大就胀起来了，脑壳胀得很大，骄傲起来了，心里也躁了，躁得很。急躁和骄傲是连在一起的，骄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没有不是骄傲的、不谨慎的、粗枝大叶的。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

1948 年底，中共中央接管平津两市之后，毛泽东在对接管干部的谈话中，又提到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1949 年 3 月 23日，党中央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赶考”，他特意号召再看一看《甲申三百年祭》。“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一天，毛泽东来到警卫班，了解进城准备情况，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进城市享福的思想？”有一个同志说：“进城以后不能看太阳上下班了，要看表按时间办事了，要买一块手表。”还有一个同志说：“进城后大概不吃小米饭了吧。我吃小米饭实在吃伤了，看到小米饭就饱了。”毛泽东听后说：“这不是思想问题出来了吗！有了钱买块手表是可以的。吃小米吃了那么多年，不要忘掉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美蒋反动派的。就是革命胜利了，进了大城市，可能在粮食上有些调剂，但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在短期内也很难做到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毛泽东还说：“我们进城后还要建立新中国政府，很多人要在政府里当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都是革命工作，都需要努力奋斗。可不要以为进城了，当官了，就不求上进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和李自成差不多了。我们一定要努力奋斗，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这一席入情入理的话语，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

为了防止全党的骄傲情绪，更为防止执政以后腐败问题的发生，使全党经受住新的考验，毛泽东及时地敲响警钟，提前打了“预防针”。他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集中回答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胜利和执政的考验，如何防骄戒奢、居安思危，如何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重大历史性课题。

有人这样概括：高举西柏坡精神的旗帜，就是要造就一种团结奋斗的精神状态，就是要标榜一种为民创业的价值观念，就是要筑起一座严格自律的思想长城。

还有学者这样感叹：“两个务必”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也是一种自我约束，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或缺的政治品格，已成为全党全民奋发向上的巨大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