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发表的前前后后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时期的行动纲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发表的前前后后

1947 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极其艰难的一年，同时又是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年。就在这一年的 12 月，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杨家沟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著名报告。报告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为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一系列政策上做了充分的准备；报告像雄鸡破晓、春雷撼地，及时向正在艰苦斗争中的中国人民宣告了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特大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信心与斗志。

一、“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1947 年 3 月，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中央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为中央前委，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进驻晋西北地区，统筹中央的后方工作和参谋工作。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用周恩来的话说：“毛主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经过一年的英勇作战，人民解放军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到 1947 年 6 月，人民军队歼敌 112 万，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 430 万减少到 373 万，其中正规军由 200 万减少到 150 万。人民军队则发展到195万，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依据战局的发展，中共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立刻转入全国性的进攻，解放军主力转向外线作战。

在毛泽东的精心筹划下，从1947 年 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了战略进攻：在南线，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中央突破、挺进中原；而彭习、许谭两军分别在陕北、山东两翼钳制胡宗南集团和进攻胶东的范汉杰集团。这种战略布局被称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

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人民军队一直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敌人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地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在土地革命时期，国民党称之为“围剿”，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称之为“扫荡”；而人民军队只能在内线作战，不断地进行反“围剿”、反“扫荡”。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第一次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这是时局关键性的转变。正如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一个拥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内，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

全国的胜利。”

二、“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已经完全孤立了”

1947 年，国共两党攻守势态发生了逆转。连蒋介石也感觉到：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处在“生死成败的关头”。

这年12 月，蒋介石在给中央训练团的讲话中说：“他们(指解放军)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武器，也没有我们这样多受过严格训练的官兵，更没有什么军需资源的经济基础，这些条件我们都远胜过他们，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剿灭他们？并且较之初期，匪区更扩大，匪势更嚣张，我们曾有许多将领被俘虏，许多部队被消灭，成为我们国民革命军有史以来的最大耻辱！过去我们无论是东征、北伐以至抗战，没有一次战争不是光荣胜利的，现在剿匪，匪是愈剿愈多，我们却是愈战愈挫，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

对于国民党这种无法挽回的溃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得很生动：

“当着我们避开优势敌人的致命打击，并转移军力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主动地放弃许多城市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兴高采烈了。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胜利和我们的失败。他们被一时的所谓胜利冲昏了头脑。张家口被占领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即下令召集他的反动的国民大会，似乎他的反动统治从此可以安如泰山了。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也手舞足蹈，似乎他们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狂妄计划，从此可以毫无阻碍地实现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及其美国主子的腔调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十八个月中，蒋介石的前线高级指挥官，大部分因为战败被撤换。这里有郑州的刘峙，徐州的薛岳，苏北的吴奇伟，鲁南的汤恩伯，豫北的王仲廉，沈阳的杜聿明、熊式辉，北平的孙连仲等人。负指挥全部作战责任的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亦被取消此种指挥职权，降为东北一个战场的指挥官。而在蒋介石自己代替陈诚担任全局指挥的期间，却发生了蒋军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人进攻这样一个局面。蒋介石反动集团及其美国主子，现在应当感觉到他们自己的错误了。他们将日本投降以后一个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愿望，力争和平反对内战的一切努力，看作是胆怯和力量薄弱的表现。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力量，过低地估计了革命力量，冒险地发动战争，因而落在他们自己布置的陷阱里。我们敌人的战略打算是彻底地输了。”

面对战场上出现的败绩，国民党在政治上仍然顽固地坚持专制独裁政策，颁布《国家总动员案》，对中共党员、民主人士、进步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经济上，他们通过滥发纸币，加紧对民众的残酷掠夺，造成通货膨胀、物价暴涨，工商业倒闭、工人失业，农产量急剧下降，农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此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接收区穷奢极欲、敲诈勒索。一时间，哀鸿遍野。

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表现让民众大失所望。1947 年 5 月前后，国民党占据的各大中城市陆续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等一系列大规模运动，形成了继人民解放军对蒋介石集团军事斗争之外的第二条战线。这样，国民党更加孤立，败绩也更加显现，逐渐走上下坡路。正如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讲的那样：“在抗日时期，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还没有完全丧失威信，他们还有许多的欺骗作用。现在不同了，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他们已经完全孤立了。和国民党相反，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抗日以前，在抗日时期，乃至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他们的觉悟都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因此我们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统一战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广大，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巩固。”

三、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

随着战略进攻号角的吹响，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已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形势的发展，促使毛泽东除继续指挥人民解放军作战外，必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有关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政策问题。

1947 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考虑很久的问题。他说：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作战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在政治上蒋介石也已更加孤立，更加众叛亲离。我们说五年，用不着公开宣布，还是要作长期准备，准备用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

1948 年 3 月 24 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三交镇的双塔村，同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毛泽东等只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但其对中国战局的判断却给杨尚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对杨尚昆说：“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 60 个月。60 个月者，五年也。这60个月又分成两个 30个月：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就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

后来战局的发展完全符合毛泽东的预计。人民解放战争从 1946 年 6 月开始到 1951 年 5月西藏和平解放，整整5年的时间。而且前两年半打得异常艰苦，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到战略决战；而后两年半则轻松多了，基本上是“传檄而定”。

毛泽东在小河村一共住了45天。8月 19 日到达佳县的梁家岔。就在这里，他们迎来了沙家店大捷。23 日上午，西北野战军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赶到会场，表示祝贺。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陕北战争已过坳了。”

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又转移到佳县朱官寨宿营，住了将近一个月。这是转战陕北过程中粮食最困难的一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也和当地农民一样，只是吃米糠、秕谷和瓜果合在一起再加几把黑豆片片熬成的“钱钱饭”。9 月21 日，移驻佳县神泉堡。11 月22 日，迁到米脂县的杨家沟。

在朱官寨、神泉堡、杨家沟的七个月中，毛泽东做出许多重大的决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这个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的宣言，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其他文件中规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为着实现这个战略目标。

此时，毛泽东做出的决策，起草的文件，实际上都是在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做准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是 1947 年 10 月 10 日公布的。大约三个月前，也就是 1947年 7 月上旬，南京政府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国家总动员案》，并颁布所谓《戡平共匪总动员令》。三个月后，毛泽东正是选定10 月10日这个被南京政府定为“国庆”的日子，由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迫切要求，成为埋葬蒋家王朝的战斗檄文，因此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两年前，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也是在10月10 日这一天，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双十协定”。然而，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以为只要一声令下，就能所向无敌。于是在1946 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仅仅是两年，他的脖子就套上了历史的绞索。

四、悄悄参加斗地主大会，没有一个人发现

在杨家沟的时候，当地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毛泽东对那里的土改一直很关注。

杨家沟是个很大的村子，有两百余户人家，自然条件好，有钱的人也多，光地主就有七八十户。他们不仅剥削本村的农民，邻近几县的农民也有租这里地主土地的，每年向地主交租上万斗。这一带的穷苦农民很多，中农却很少，土地比较集中，两极分化极为显明。因而，搞好杨家沟的土改斗争，不仅有利于中央驻地的安全，而且也可以解剖麻雀，取得经验，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

中共中央进驻不久，杨家沟便开始了土地改革的发动、准备工作。中央对土地改革工作很重视，还派出工作组前往具体帮助。

土地改革是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在《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全党必须明白，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1947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指导下，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如暴风骤雨，把中国大地盘根错节的封建秩序打了个稀巴烂。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的触动之深、影响之大，简直无法估量；但在一个时期内也发生“左”的偏向，晋绥边区的一些地方尤其严重，杨家沟也不例外。

杨家沟召开了多次批斗地主大会。当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大量罪行被揭发之后，农民气愤填膺，不免有些过激举动，若工作组掌握不好，或者感情用事，情况就会失控。在杨家沟就曾发生吊打斗争对象的过左的做法。

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要求当地土改负责人要认真地执行政策，说：“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本人”。强调斗地主“要坚持说理斗争，明确是非，使农民群众认识到地主剥削有罪，自己才是社会的主人”。但对地主本人，“也要给自食其力、重新做人的机会。”

一天，杨家沟再次召开斗争大会，米脂县委领导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也悄悄地来到会场。他没有上主席台，而是站在会场的边上，一声不吭地观察。

农民群众相继登台，声泪俱下地控诉某地主分子的罪行，并当面诘问有没有，是不是？讲到激动处，甚至发生了咒骂、推搡的现象。

“打倒封建地主”、“彻底铲除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的口号声，响彻会场。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积聚的阶级仇恨，终于得到宣泄的机会！

站在被批斗位置上的地主分子，始终低着头，往日的威仪一扫而光。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想着；直到领导同志的讲话接近了尾声，才悄悄地回返住处。整个过程，谁都没有发现他。

在路上，毛泽东与警卫战士聊开了。他说：“这么斗地主行不行？”并试探地问，“还可以吧，不能算过火吧？”

一位战士说：“行。”

可是，其余的人都不吭气，默默地走着路。

毛泽东似乎发现了什么，瞧瞧这个，又瞅瞅那个，没有说话。

这时，一位战士忍不住了，说：“杨家沟的地主和我们村的差不多，都那么坏！”

“地主那么坏，就这样斗一下就行了？”另一位战士愤愤不平地说。

“斗地主不让揍，还算什么斗。”战士们活跃起来了，你一句我一句。

“他们大斗进，小斗出，二八租籽……剥削人不算，还骂人、打人，甚至杀人……这样斗，太便宜了。”

“不能便宜了地主。”

这些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的子弟，都有被剥削的经历，有的甚至是被逼得背井离乡，才参加革命。他们对地主阶级有深仇大恨。

毛泽东听到这里，才说：“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这是事实。”又说，“对地主这样一斗，打下他们的威风，使他们威信扫地，不敢再欺压农民；也使农民群众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提高自信心，很有必要。但是斗地主，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也不单是为了报仇出气。”

毛泽东还讲到有些地方对地主施行吊、打、拉、磨、杀等伤害其肉体的做法，说：“这样做，很不好。”还说，“斗争地主本人是可以的，但是，有些地方连地主的儿媳妇也斗，就过分了，连小孩子也斗，那就更不好了。我们一些同志太幼稚了！”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很沉重。

通过参加斗争地主大会，毛泽东感受的群众的情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进行政策教育的重要性。

后来，杨家沟的土地改革，是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指导下，健康地、顺利地进行。

五、土改问题至关重要，毛泽东决定亲自来抓

在中国革命伟大转变的关头，为了制定新的行动纲领，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并进行认真的准备工作。

由于土改问题至关重要，毛泽东决定亲自来抓。他把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主要委托给周恩来，又要任弼时多收集、了解、研究各解放区执行《土地法大纲》的情况和土地改革中的具体政策问题；而他自己则用两周的时间，到佳县城、谭家坪、南河塘村、白云山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经过调查研究，又听取任弼时有关各区土改情况的汇报，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在一些地区，在一个时期内也发生了“左”的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的利益；侵犯工商业的利益，如没收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对工商业征税过重；对地主和富农不加区别，对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非恶霸不加区别，将地主“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有的地方甚至发生对地主乱打乱杀等现象。

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认为如果不坚决克服正在抬头的“左”的倾向，共产党就会在一部分群众中失去同情，就会孤立自己，因而也就不能顺利地实现“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毛泽东请任弼时从档案中找出 1933 年由自己起草的两个重要文件《怎样划分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发给全党，以指导土改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任弼时为颁发这两个文件替中共中央起草了指示。毛泽东审阅时加上一段重要的话：1933 年在中央苏区，“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目前当各解放区开展与深入土地斗争之时，土地会议之召集，土地法大纲之颁布，给了右倾观点以严重打击，这是完全必要的。但随着斗争之深入，左倾现象势将发生。此项文件发至各地，决不应成为妨碍群众斗争之借口，而应在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彻底平分土地的坚决斗争中，适当地纠正业已发生与业已妨碍群众利益的过左行动，以利团结雇农贫农，坚决保护中农(这是确定不移的政策)，正确地执行土地法大纲，消灭封建半封建制度。”

六、“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

为了开好这次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中央还开了 18 天的预备会议，与会者分成政治、军事、土改三个小组进行充分、深入地讨论。

在此期间，毛泽东集中精力为会议起草主题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他对警卫员阎长林说：“我好久没写文章了，写完这一篇，就要等打败蒋介石以后再写了。”

其时，正是战事最紧张的时期，毛泽东劳累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因此，只好他口述，由别人记录。毛泽东曾经说过：“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是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64 年，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说：“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 年写《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写了我又改，改后发给大家传阅，提意见，又作了修改。”

由于要反反复复地修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誊抄。为了让警卫员抄好，毛泽东还特别提了五点要求：(1)、不要写简笔连笔字，要写正楷；(2)、不要写古怪字；(3)、标点符号要占半格；(4)、标点符号要写清楚、不错；(5)、问题开头的一、二、三要写大一点。

在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安龙驹的字写得最好，仿宋体，又工整，又好看，所以，报告最终交给他抄写；不过，毛泽东还是书面提出五条要求：不要写错字；不要写草字；不要写怪字；不要写别字；不要写简字。

安龙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十分满意，特意批准奖几斤猪肉补养身体。

在正式会议之前，毛泽东还将报告稿分发给与会者传阅，供大家讨论，然后他本人再修改。所以，整个报告从内容到语言，炉火纯青，尽善尽美。

七、在生日的前一天主持召开中央扩大会议

眼看12 月26 日快要到了，全国各地祝贺毛泽东生日的电报，雪片般飞来。毛泽东的战友们鉴于沙家店大捷刚刚结束，全国已进入反攻，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也纷纷提出祝寿。毛泽东坚决不肯，并举出三个理由：“一是战争期间，许多同志为革命流血牺牲，应该纪念的是他们，为一个人祝寿，太不合情理；二是部队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粮食吃，搞祝寿活动，这是让我脱离群众；三是才五十多岁，如果不被胡宗南打死，还大有活头，更用不着祝寿。”除了上述三条理由，他还作了三条规定：一不许请客吃饭；二不许唱戏，如果剧团来了过几天再演，先演给老乡们看也可以；三不许开大会。大家想和我见面，想请我讲讲话，随时都可以，不一定非要祝寿才这样做。

1947 年 12 月 25 日，毛泽东在杨家沟主持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其时恰巧是他生日的前一天，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比较多，除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陆定一、彭德怀、贺龙、林伯渠、张宗逊、习仲勋、马明方、叶剑英、张德生、甘泗淇、王维舟、李井泉、王明、谢觉哉、李维汉、赵林、李涛等。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期间举行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因为是在 12 月召开的，党史上习惯地把它称为“十二月会议”。

八、“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在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做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主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敢不敢胜利的问题。

毛泽东的秘书师哲回忆，一天，在杨家沟，他随毛泽东散步。毛泽东边走边谈，而这时毛往往说出他自己正在考虑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

“既然能胜利，怎么还会不敢胜利？”师哲不解。

毛泽东解释道：“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现在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这些都是问题。”毛泽东还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回答了这个问题。当毛泽东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宣告“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了”之时，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报告还指出：“我们自己的命运完全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明确地指出：“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战争的一天起，我们就说，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

为什么要“必须打败蒋介石”？毛泽东这样说明：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如果我们表示软弱，表示退让，不敢坚决地起来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我们民族的前途就将被断送。

为什么“能够打败蒋介石”？毛泽东这样回答：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十八个月战争的经验，充分地证明了我们的论断。

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毛泽东说过许多话，写过许多文章，其中有些论断因时过境迁而失去现实指导意义；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即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军事力量的对比，而是战争的性质与人心的向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已经证明并即将继续证明，这个论断过去正确，现在正确，未来仍然正确，永远不会“过时”。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当着天空中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

会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的自信深深地感染了每个与会者。

毛泽东的报告像雄鸡报晓，及时向全国宣告了中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特大喜讯，科学地回答了人们关心的种种政策问题，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的信心与斗志。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使党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全面走上正轨，因此，报告着重论述了军事、经济、政治、土改、统一战线等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毛泽东在报告中总结了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其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十大军事原则使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指导思想更加系统化，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新时期的重大发展。

古今中外的统帅，无不将战略战术视为机密，绝不肯轻易与外人言。而像毛泽东这样在作战过程中就将自己的战略战术公开，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毛泽东这样解释：蒋介石匪帮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在华军事人员，熟知我们的这些军事方法。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的方法。美国军事人员曾向蒋介石建议这样那样的消灭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战术；并替蒋介石训练军队，接济军事装备。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匪帮的失败。这是因为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上的，任何反人民的军队都不能利用我们的战略战术。

有位香港学者指出：毛泽东千秋功过，任人评说，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无可批判。毛泽东则讲得更为客观、恰如其分。1958年6 月23 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前期的经验，在解放战争进入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运用十大原则，取得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则目前还可以用，今后有许多地方还可以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停止的，是向前发展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谈到土地制度的改革，指出：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的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针对“左”倾已成为主要危险，毛泽东明确提出：这里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的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两条基本原则，我们的土地改革任务就一定能够胜利地完成。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

这里包含的最重要的新内容，就是宣布要没收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也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推翻“三座大山”。

对保护民族工商业，毛泽东在这个报告里也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讲道：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确是金玉之言。即使在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报告强调：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

报告谈到统一战线的问题，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毛泽东以铿锵有力的12 个字结束了他的报告。

九、“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12 月 28 日，会议闭幕，毛泽东作结论，强调指出：“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以估计为在打倒蒋介石时期起纲领性作用的。”

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的决定指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全党全军应将这个文件联系一九四七年双十节各项文件，进行深入教育，并在实践中严格地遵照实施。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

关于毛泽东的报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有如下评论：“一个有远见卓识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最可贵的就是能在关键性的时刻，及时抓住并解决关键性的问题，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毛泽东就是这样的领导人。当历史悄悄地发展到一个转折关头时，一般人即便模糊地有一些感觉，往往仍局限于自己原有的看法，很难立刻敏锐地察觉这个转折时刻已经来临，更难立刻认识到伴随这种新局面而来的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而毛泽东却能比一般人更早地、毫不含糊地看清楚这一切，并且在深思熟虑后立刻提纲挈领地提出在这种新局面下应该采取的方针和政策。经过他对情况的周密分析和明确论断，使人顿时有豁然开朗之感。这确是他的过人之处。”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各个解放区以最快的速度传达毛泽东的报告。当时，有的解放区已有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借助红色电波，迅速将毛泽东的报告传到四面八方。

1947 年 12 月 30 日，设在齐齐哈尔市的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广播电台早早发出通知，当晚将转播陕北的重要新闻。许多领导同志高高兴兴地来到控制室，将不大的房间挤得满满的。时间到了，收音机传出人们熟悉的陕北台播音员的声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为你广播……今天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主席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报告，题目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听说是毛泽东的重要讲话，人们立即屏声静气、认真聆听，并不时发出热烈的掌声，直到播音结束，还久久不愿意离去。

在河北阜平县的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反复播送毛泽东的报告，连续广播了十天。

国统区一些进步人士也收听到了毛泽东的报告。许多城市的地下党与进步青年，还抄收毛泽东的讲话，然后油印传单秘密散发。他们还写信给延安新华台表示感谢，其中一封写道：“听了你们的声音，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不仅如此，一些国民党军的军官也很注意收听延安的广播。后来起义和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说，他们就是从广播中收听了共产党的声音，才下决心投奔到人民这边来的。

为了更广泛地宣传贯彻毛泽东的报告，各个解放区纷纷印制《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小册子。如今在全国各地的淘宝市场，都可以看到种类繁多、不同版本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词写得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要想步调一致，首先要统一思想。毛泽东所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做了系统的阐述和明确的规定，是一个统一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该文件所规定的方针政策，“向中看齐”，下大气力纠正党内出现的“左”的和右的，主要是“左”的错误倾向，使党在各方面的政策和策略全面走上正轨，从而为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