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形成

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形成

1949 年6月，正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时刻，全党也面临着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如何做出政治理论准备的工作。为此，6 月 30 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文中首次公布了新中国即将采取和实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具体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立场和外交政策。它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孕育与构想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已开始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政权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当时，对于将哪些阶级划分为新政权的构成部分、将哪些阶级划分为专政对象仍是两个模糊不清的问题。毛泽东说过，当时党内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不愿意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 年春夏，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叛变革命，发动“清党运动”，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

在农民运动受到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以及党内不少人指责的艰难境遇下，1927 年 3月毛泽东前往湖南进行了 32 天的调查，足迹踏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锋相对地回应了这些责难，肯定了农民大革命的功绩。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政治上没有权利、经济上极为艰苦、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广大农民特别是贫民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他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才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

毛泽东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并对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进行了探讨，从现实国情出发初步设计了中国未来的国体与政体，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毛泽东并没有照搬俄国的工农民主专政，也没有效仿巴黎公社建立工人阶级政府，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思考了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体，提出建立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或“合作”统治。这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最初萌芽。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工农民主专政是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包括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的联合政权。借鉴苏联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并实行了工农代表大会制度。针对当时一些根据地民众政权名不副实，工农兵代表会组织太少，选举制度、权力运行混乱的局面，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了批评。1931 年11 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确立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毛泽东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许多人政治态度的转变，毛泽东决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已经在关注未来的国家政权和执政党的建设，为革命胜利后的形势发展谋篇布局、精心谋划。延安《解放日报》1939 年 2 月 25 日刊载文章，指出“关于人口素质不够的问题，共产党说过，不应因人民素质不高而拒绝民主，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解放区的直选，是用各种豆子代表候选人，在候选人背后的碗里面投豆子的，所有一切都公开在露天举行。现在的素质，比那时候好很多吧，他们(指南京国民政府和在中国幻想实行中间道路的人)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揭示了在中国现时实行民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940 年 1 月 9 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此文2月 20 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它在政治上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方案。

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在政权机关(包括参议会和政府)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人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由人民选举产生，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的具体形式。“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开端，也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雏形。

1941 年5月26日，《解放日报》评论对“民主”进行了深入的阐释：“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它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同年 10月28日再次发表评论，“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发表社论说，“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现在固然再也没有顽固派用国情特殊，来反对科学、自然科学的真理了。只有在社会现象上，顽固派还在用八十年前顽固派用过的方法来反对真理……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1944 年6月，毛泽东在回答中外记者团提问时说：“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1945 年 4 月 8 日，《新华日报》刊文指出“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我们只要看看人家。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它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中国共产党始终呼唤民主，并对民主给予了充分、有力的阐释。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夜，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民主总是令人敬畏和神往，在大会开幕式的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鲜艳的党旗挂在两边。会场后面的墙上，挂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两侧墙上张贴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等标语，靠墙边插着24 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 24 年奋斗的历程，插红旗的 V 字形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在主席台的正上方，悬挂着一条引人注目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547 人，候补代表 208 人，代表全国 121 万名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 个代表团。七大代表中，年龄最大的近70 岁，最小的才20岁左右。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地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在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激烈斗争中，要争取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词中提出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报告还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指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强调了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次大会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抗日战争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和实践，为毛泽东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基础。

二、历史周期律之新路——民主

1945 年7月，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六个参政员从重庆起程，以个人身份飞赴延安，希望能够为国家和平尽些力量。期间，毛泽东和黄炎培之间展开了一段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著名对话，常被人们称为“窑洞对”。

黄炎培首先表白了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些看法：“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律”归结起来，即是指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经历兴衰治乱，往复循环呈现出的周期性现象。极端的不公导致社会的崩溃，从而达到新的相对公平，周而复始。

毛泽东慨然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 年10 月，重庆国讯书店发行了黄炎培《延安归来》一书，黄炎培在书中记下了他对于毛泽东这番答语的感想。他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关于对中国未来前途命运的设想是当时知识分子们共同考虑的一个问题。同行的左舜生在 1949 年出版过一本书，透露出一个细节，他在延安也提出过相似的问题。左舜生一次与彭德怀吃饭，一桌都是湖南人，左舜生发问：“假定有一天你们的环境变了，你们有什么方法保证你们的一切做法不会变质？”彭德怀像毛泽东一样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回答与毛泽东惊人的一致：“假定政治不能民主化，即老百姓不能过问政治，政治又不能约束军人，我想每一个军人都是会要变成军阀的！”在1945 年的延安，“民主”这个词是一种潮流、一种共同的认知，没有理由认为毛与彭的回答不是发自内心，不是全国百姓心声的流露。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日本帝国主义终于被逐出中国，中国的命运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经过了八年的奔波、战火的洗礼，人民此时渴望永久的和平，然而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却始终不愿放弃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意图。他一方面调兵遣将，一方面做出和平的高姿态，于1945年8 月14日、20 日、23 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最大的目的还是在于尽一切可能争取准备内战的时间。

延安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对实现全国和平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中共中央于 8 月 23 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8 月底，毛泽东从延安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8 月28日，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对民主寄予厚望和期盼。8 月至10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在重庆举行国事谈判，10 月10 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民党政府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亲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双十协定”公布后，中国共产党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示自己的诚意，将广东的东江纵队和长江以南的新四军部队逐步撤回。但是，蒋介石似乎言而无信，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在“双十协定”正式公布第三天的10 月13 日，他就发布了“剿共”密令，告诫各级军人：对共产党“若不速与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失，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也从来没有放弃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的努力。1946 年初，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破天荒地第一次与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代表坐在一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有利于国内团结与民主进步的五项协议，带给中国人民对于民主未来的新的美好憧憬。然而，蒋介石政府又一次玩弄了两面手法，在完成内战的军事部署之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于1946年 6月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爆发。7 月，国民党特务在昆明制造了“李闻血案”，枪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抗议此起彼伏，掀起了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的斗争。

在“双十协定”签订整整一年之后，为了争取最后的和平机会，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曾邀周恩来回南京继续和谈。当他乘了一夜的火车疲惫地到达南京时，看见报纸上国民党军队攻占张家口的消息。无奈的梁漱溟凄然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

三、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层层推进

全面内战爆发初始，国民党在军队数量、军事装备、后备资源及外来援助等方面，都明显超过中国共产党。对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否打败国民党的进攻，许多人存在怀疑和顾虑。1946 年 8 月 6 日下午，毛主席在延安杨家岭接见了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大家围坐在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进行了长谈，从下午5时一直到深夜，谈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和中国的战局。毛泽东发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惊世名言。他充满信心地说：“以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斯特朗女士折服地评价：这是个“时代性的伟大真理”。毛泽东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一经提出，立刻传遍国内外，深入人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力量，从理论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极大地增强了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做斗争的勇气和必胜信心。“Paper-Tiger”这个组合英文词，随着毛主席的著名论断，在世界广为流传。

天不弄人人自弄，正如毛泽东所言，谁也没有想到，400 万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犹如“Paper-Tiger”，在“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面前竟然很快呈溃败之势。人民军队转入反攻，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在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的重要时刻，1948 年9 月8至 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这是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当时西柏坡条件十分简陋，会议就在大院西边的中央机关食堂召开，吃饭的时候到会者就坐着长条凳子在餐桌边吃饭，吃完饭就地开会。

九月会议讨论的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推翻国民党政权，二是研究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报告就国际形势、战略任务、政权性质、财政统一以及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强纪律等八个问题做了深刻论述。在谈到未来政权性质时，他首次指出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要“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他号召党的干部要提高理论水平，指出：“我们在理论上要提高，还要普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要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注意这个问题”。他还提出：要“在全党提倡学习工业和做生意。我们已有城市和广大地区，这个任务必须解决。”在谈到社会经济时，毛泽东指出：“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

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他最后特别强调：“我们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所指的是脱离工业的、只要农业来搞什么社会主义，这是破坏生产，阻碍生产发展的，是反动的。但不能由此产生误解，将来在社会主义体系中农业也要社会化。”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是一种向着无产阶级过渡的形式，其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已经转变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最后，毛泽东做结论时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为期五天的九月会议使全党统一了思想，一是准备打大仗，争取最后胜利，二是准备建立新中国的中央政权。它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的伟大胜利，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充分准备。

九月会议讨论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间安排，毛泽东提议：第一步着手准备，1948年下半年或 1949 年上半年召开新政协。第二步在战争第四年，也就是 1949 年 6 月到 1950年 6 月，这期间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1948 年 10 月 10 日党中央发出通知宣布准备在 1949 年召集新政协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 1949年建立中央政府的时间表也确定了下来。

九月会议闭幕前一天，东北野战军向北京铁路全线出击，发起了北平战役。这个战役越打越大，越打越顺手，很快就发展为辽沈决战。辽沈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主力，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华北国民党军成了惊弓之鸟，华东国民党军也全线动摇。到了 11 月上旬，毛泽东对战线进程又做了新的判断，认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就可以把国民党政权从根本上打倒了，这样取得全国胜利的时间就由1951年提前到1949 年。

中共中央加快了建国的准备步伐，华北人民政府于1948年 9月26日正式成立。国内外舆论也认识到，这是中共向成立中央政府的目标迈进。1948年9 月至1949年 1月，人民军队对国民党军展开了战略决战。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一结束，华北人民政府于 1949年2月上旬迁往北平。在这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从此提上了日程。

此时，国民党反动统治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蒋介石一面在长江设防，一面放出“和谈”空气。蒋介石请求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毛泽东审时度势，深刻揭露国民党“和谈”阴谋，1948 年 12 月 30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1949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文中鲜明提出：要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在文中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新年献词把建设新中国正式提上了 1949 年的日程，催生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词发表后，全国人民无比振奋，热烈拥护，工厂、企业组织学习，各地纷纷举行集会，一致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 月12 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报道：光明厂定出计划，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 年2月，张家口、唐山、菏泽等地工人集会，纪念“二七”大罢工，坚决表示不对反动势力妥协，将革命进行到底。

四、新中国诞生前夜的辩驳之作

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事惨败、外交失策、内部分裂、财政崩溃，蒋介石被迫下野，但仍以党领政，让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1949 年3月12日，蒋介石支持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希望李宗仁能用和谈挡住解放军南下，维系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3 月至 4月，中国共产党从人民渴望和平的大义出发，与国民党代表在北平举行了近一个月的和谈，提出一个“和平渡江”方案，写入《国内和平协定》，但幕后操纵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拒绝签字，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决定打过长江去。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破国民党军长江防线，歼灭汤恩伯部江防军 18 个军、58 个师共 40 万众。百万雄师过大江，将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并以摧枯拉朽之势乘胜追击，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望，一个崭新的政权将很快成立。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决定着未来中国的走向，众多人对此观望、等待甚至质疑，怀疑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能力。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性质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政权中，各个阶级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是怎样的？它的内政外交政策又是什么？它的前途如何？这些问题比以往更加现实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需要对国内外关心、观望甚至冷眼旁观、仇视的各色人等给出一个公开、权威的回答。

当时国内外的敌人仍然邪念未减，处处制造混乱，污蔑诋毁中国共产党搞独裁、极权政府等等。国民政府企图依靠盘踞西南地区的胡宗南集团为主力，凭借西南地区的险要地势，与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特务们蠢蠢欲动，伺机作乱。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仍然对在中国实行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心存幻想，幻想英美的“援助”。一时间，谬论、不定、彷徨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及时准确地阐明自己在国家政权问题上的主张，驳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批判那些想走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的错误观点，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奠定新中国成立的理论政策基础。

6 月30 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 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提笔写下《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回答了这一系列问题。对种种发难，也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整篇文章妙趣横生，用浅显的话语阐述了深刻的道理。毛泽东在文中开篇即用比喻手法说明中国共产党已步入壮年时期，回顾了中国人民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理而走过的曲折道路，指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中，毛泽东逐一阐述了六个方面的方针与政策：第一，关于中国“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指出中国人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郑重的历史选择。历史早已证明“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第二，关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在接受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就曾幽默地说过，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次毛泽东仍然十分风趣地说：“我们讲的是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毛泽东此处又使用了喻指，指出反动派有如野兽或老虎，“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指明不能对反动派有任何的姑息、纵容和妥协、让步。

第三，只有彻底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才能奠定发展对外关系(即外交和经贸关系)的政治基础。“团结国内国际的一切力量击破内外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我们就有可能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了。”

第四，关于国际的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指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是错误的想法。他从各种史实出发，说明关于这一方面，中国人民的经验太多。孙中山临终时讲的那句必须联合国际革命力量的话，也早已反映了这一种经验。现时期，英美政府不可能给中国提供真正的援助，孙中山先生在这一点上吃过亏，上过当。他在临终时嘱咐人们不要单把眼光投向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

紧接着，毛泽东鲜明提出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只能寻求以苏联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所谓“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不能乞求于英美等国的“援助”。要牢记孙先生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第五，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名称。毛泽东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指人民群众独掌政权。即使有人愿意称呼其为“人民民主独裁”，那也只是词语问题，“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表明要对一切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和独裁，不允许他们与人民分享政权。

毛泽东进一步界定了人民的范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执行方法，他说：“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第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具体执行方法和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即“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紧接着毛泽东再次说明对人民采取“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受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对于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改造或教育，毛泽东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式。

最后，毛泽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号召全党克服困难，踏实学习，指明全党、全国人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论人民民主专政》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内容、作用和历史必然性等重要问题，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阐明了民主和专政两个方面的问题，奠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可以说,《论人民民主专政》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为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做了政治理论准备。1949年9 月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共同纲领》一起奠定了我国政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公开发表，标志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的正式形成，标志着毛泽东执政思想已初步成形，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端和萌芽。毛泽东出色地扮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总设计师的角色，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构想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埋下了第一块奠基石，围绕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架构催生出一系列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法性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缔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创了先机。

新中国成立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担负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任务，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为了建立与国体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核心的国家政体理论，对我国国家政权的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论人民民主专政》依然彰显着它的价值，为我们今天的执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依旧提供着深厚的理论营养和丰富的思想素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毛泽东执政思想赋予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最佳历史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