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三篇经济作品

经济蓓蕾 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三篇经济作品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是毛泽东抗战时期的三篇经济作品，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发展经济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下写出的，强调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思想。它们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也是毛泽东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历史遗产。

一、1941：贫瘠与希望共存的陕北经济

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在国共两党一系列谈判后，蒋介石被迫同意联共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辖 3 个师，每个师 4 个团，共 12个团。军饷由国民党政府按3个师4.5 万人发放，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据有关材料介绍：每月发给法币63万元，其中生活费30 万元、战务费20 万元、各种补助费13万元。最高时没有超过75万元。多余的兵员不发军饷，借以控制八路军的发展壮大。

1938 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当时对这一做法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从 1938 年 12 月到 1939 年上半年，毛泽东在一些会议和公开场合中，曾多次阐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

1938 年10 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减缓了对正面战场的攻势，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国民党由拖欠军饷到切断和完全停发军饷，加紧封锁，欲置共产党、八路军于绝境。

曾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谈到当时陕北的形势时说过：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人口有限，出产不丰。即使陕北群众都踊跃交公粮，能养活得起这么多部队吗？聂荣臻还说：要抗日，要革命，队伍总得有个前进阵地和供给粮草的后方呀！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直接问过毛泽东：部队发饷怎么办？毛泽东回答他：“何应钦不发饷，我哪有钱？”

中共在延安领导的抗日战争，就是在这样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坚持进行的。边区政府在一封信中说：“八路军是第一能打仗的军队，也是第一穷苦的军队，战士们没有饷，一个兵每月只花费国家几毛钱，有时连草鞋也穿不上，赤脚在霜雪地下跑；没有衣服，有的冬天还穿着单衣，他们单衣赤脚还在为民族、为老百姓打仗流血……”边区军民面临着“四大不足”的严峻考验——“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华北等地又连年遭受水、旱、风、雹自然灾害的侵袭。边区周围沟壕遍布、碉堡成群，国民党构筑了五道封锁线，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企图把这块红色根据地扼死在摇篮里。日寇则加紧狂轰滥炸，延安城多片地区变成了一片瓦砾。天灾和人祸使根据地大大缩小，干部损失很多，困难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1942年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回顾了这一段艰苦的经历：“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那时的毛泽东也是面目清瘦，磨破的棉衣袖口露出花白的棉絮，棉裤的膝盖处补了两块大补丁。他就是穿上这样的衣服上街，和群众拉话，为抗大学员、党校学生讲课。当年的摄影记者为毛泽东拍下了穿破烂衣服讲课的瞬间，是那时边区经济困难的真实写照。在日军进攻、国民党封锁，经济严重困难情况下，我们必须另辟新路解决困难。

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商量，从1941 年起，加大粮食征购量，在上年基础上翻番，即由9 万担提高到20 万担。如此，边区农民群众既要多交公粮，又要运输公盐，深感负担沉重，出现了不满情绪，甚至有农民出言：“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毕竟老百姓的承受力也是有限度的。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些反映，他要借每年春节到当地基层政府给民众拜年的机会，深入调查研究，直接倾听民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民心民情，检查工作中的失误。

1941 年春节的前一天，毛泽东一早就来到枣园乡政府向民众拜年，乡长杨成富和乡里几位老人急忙迎出门来。毛泽东见状，马上加快了脚步，笑着上前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簇拥着毛泽东走进窑洞里坐下，你一言我一语地亲切攀谈起来。

毛泽东说：“今天第一件事是给大家拜年，第二件事是征求大家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大家听毛泽东这样一说，便自然而然地将所见所闻如实讲了出来，情不自禁地夸起党中央和抗战形势大好的情形来。毛泽东听了，微微一笑，摆摆手说：“今天我们不说这些，说点别的。大家要谈我们不足的地方，谈我们的缺点和错误。”顿时，在场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话头儿从什么地方开始为好，显得十分拘谨。毛泽东看出大家心里有顾忌，不敢畅所欲言，就引导说：“我们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要让大多数人开心满意，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欢迎。”说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恳切地说：“如果听不到你们的心里话，得不到你们的批评帮助，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不了解你们的希望和要求，我们的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们的决策就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毛泽东这番话使大家陷入了沉思。大家想：世上哪有一个达官显宦不愿听老百姓为他们歌功颂德的话语，可唯独今天的共产党领导人偏偏爱听老百姓的批评意见。共产党真是老百姓的亲人啊，于是，大家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有的说：从打部队来到陕北，征用的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不起。也有的说：吃粮问题解决不了，老百姓生活困难就会加重，部队也得不到很好发展……你一言，我一语，大家的意见越提越多。

粮食问题早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可是没有好的解决办法。陕北地处黄土高原，土质贫瘠，几乎年年收成欠佳。近几年部队来到这里，人口剧增，粮食就更不够了。加之国民党对边区实施经济封锁，粮食和一些生活用品被禁运。原先划定的延安、延长、延川、绥德等26 个县归边区政府管辖，作为八路军的募补区，但有5 个县先后被国民党抢过去，八路军募补区内的耕地面积大大减少。这样一来，边区粮食紧缺和经济不景气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度出现民心动荡，对边区政府和部队都有些微词，甚至有人诅咒毛泽东。

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对民众不但没有追查、压制，反而一面鼓励民众畅所欲言，直抒胸臆，一面从工作上查找原因。毛泽东感到，共产党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政党，加重群众负担有违党的宗旨，因此下定决心减轻群众的负担，仅粮食征购量就由 20 万担调整为1942 年的16万担。

由此一来，留下的缺口该如何填补上？更何况，自身力量和各项事业还要大发展，怎么办呢？毛泽东提出三条出路供大家选择。一是等死；二是不去抗日，不去革命，“聋子放炮仗——散了”；三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去战胜一切困难，在贫瘠中寻找、创造生机与希望。对第一、第二条，大家一致说“不行”。对第三条办法，大家都表示赞成。在反复思考、综合各方意见基础上，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大生产运动，要求各个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商各界民众广泛参加，自己动手，克服困难。

二、抗战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之思索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陕甘宁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和群众一起开展劳动生产。到1942 年底，经过艰苦奋斗，陕甘宁边区人民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打破了有人以为毛泽东只会“闹革命”，不会搞经济的怪话，延安成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称颂和向往的“天堂”。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

1942 年12 月，毛泽东以“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为题，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做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1943 年应如何做法。

毛泽东报告的第一章以“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为题，着重阐明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应遵循的原则。针对当时党内部分同志脑海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经济理念，毛泽东逐一展开了细致的分析。

当时有一些同志提出减少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来解决财政困难，这其实是一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工作固然很重要，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财政困难。毛泽东回顾了边区发展生产的种种措施，说明在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发展了公营经济，边区政府办了许多自给工业，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发展了以自给为目标的农业和工业，这些都是为了发展经济。几万机关和学校人员，发展了同样的自给性经济。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开展了大生产运动，都是为了发展经济。毛泽东说：“党和政府在经济和财政方面也一定有办法，足以渡过严重的困难。”

在帮助群众发展经济上，毛泽东批判了那种不注意动员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指出人民群众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多负担一些经费是应该的，也得到了人民的谅解。但必须使人民的经济有所增长，使人民的生产有所发展，也就是对人民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盐业和商业，要采取帮助其发展的适当步骤和办法，帮助人民发展经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增加人民的收入，使人民所得大于所失。

对于公私关系，毛泽东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应是“公私兼顾”或“军民兼顾”。向人民征收抗日经费，既不能不顾战争的需要，片面强调政府应施“仁政”，又不能不顾人民的困难，竭泽而渔。

毛泽东提出：“这次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就要实行‘精兵简政’”，“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他风趣地说：“如果我们把这五项要求在党的、政府的、军队的各个系统中完全实行起来，那我们的这次精兵简政，就算达到了目的，我们的困难就一定能克服，那些笑我们会要‘塌台’的人们的嘴巴也就可以被我们封住了。”

事实确实如此，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后，取得很大成效，减少消费，增加生产，减轻人民负担，克服物质困难，提高了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有了毛泽东所阐述的经济理论为指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大发展，克服了当时在财政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提高了军队、机关、团体、学校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从物质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参加到生产运动中去。1943 年初，毛主席在杨家岭窑洞下面开垦了一块地，种上了菜；朱德总司令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菜地三亩。1943 年，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同志都争先参加，任弼时同志夺得纺线第一名，周恩来同志被评为纺线能手。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了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生产热情。

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劳模的带动作用，重视劳模表彰，不仅因为劳模身上不但具有生产技能和革命干劲，而且具有热爱政府、忠诚于党的道德情操，劳模表彰的作用就是党依靠骨干，用榜样的力量来教育和带动广大群众。边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学习吴满有、赵占魁运动，并在 1943 年、1944 年召开了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表彰大会，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劳模表彰运动达到高潮。

1943 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毛泽东把劳动模范看成是群众中的“诸葛亮”，对他们极其信赖和尊重，虚心向他们请教。为了了解农民开荒、粮食收成和耕作技术等情况，他给延安劳动模范郝光华写信，把他请到杨家岭的家中，仔细询问，晚饭后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毛泽东结交了很多劳模朋友，其中有农民，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在与他们十几次、几十次的交谈中，毛泽东了解生产、询问民情、解决困难、调整政策。毛泽东把劳模当作信息员，也当作宣传员，这为他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

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后，毛泽东对他说：“你住过苏联的大学，还没有住过边区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的校长就是吴满有，劳动大学就在吴家枣园，那里的学生，都是爱劳动的人民，你去学习，对你有很大的帮助。”他还给毛岸英一斗米作为学费带去。”毛泽东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善于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的骨干，并凭借这批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却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做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20世纪40 年代，在西北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在黄土高坡偏僻的山沟里，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群众克服了重重困苦，创造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四海来朋的历史奇迹。1953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将《关于过去工作的基本总结》收入，题目改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三、“双拥”活动之源

毛泽东在指导军事工作中，非常重视军政、军民关系。有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大量理论论述，是其军事理论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意义极其深远。在日常工作中，毛泽东十分重视抓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写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重要背景。

1937 年 12 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1938 年 1 月，中央军委决定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由留守兵团指挥，萧劲光成为陕甘宁边区部队的主要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留守兵团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凝结了战斗友谊，关系是很密切的。但在抗战初期边区困难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军政军民之间也难免产生一些矛盾。比如在去定边运盐上，部队是公家骡马运的，费用少，老百姓是自己的骡马运的，费用多；在开骡马大店一事上，部队的人吃公家的饭，老百姓吃自己的饭，因此部队的店收费少，造成了与民争利；为了占荒山，有时也发生纠葛。少数人不能正确对待，相互埋怨。军队发生的不尊重政府和违反群众纪律的事情也增多了，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思想影响有所抬头。有的干部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袒护部队，使一些不良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纠正。这时国民党顽固派大有幸灾乐祸、添柴加火之势，千方百计地挑拨和破坏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非常重视，亲自做工作，协调军政军民关系。1939 年冬，莫文骅到驻在永坪的警备四团检查工作，发现军民关系存在一些问题，部队反映当地群众对部队支持不够。莫文骅为此给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打电报反映情况，请求边区政府帮助解决部队的困难。莫文骅回来后不久，突然毛泽东叫他去。进门一看，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李富春、萧劲光，以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西北局书记高岗都在，看样子是正在开会当中临时找莫文骅去的。毛泽东见莫文骅进去就批评说:“你们军民关系不好，不检讨自己，还向中央告状。埋怨政府。”莫文骅知道是电报出了问题，赶忙做检讨，并说明是给私人的电报，中央如何知道我不清楚，没有告状。莫文骅讲完后，边区一位领导同志又讲了一些部队不遵守群众纪律的事。毛泽东说:“莫文骅检讨了，你们也要检讨检讨嘛!”他又说：“你们军队要拥护政府，要爱护人民。你们做地方工作的，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从这件事中莫文骅领悟到，在军政军民关系发生矛盾时，军队应该首先严格检讨自己，做自我批评，决不能只强调自己的困难。军地双方应互相谅解，不能互相埋怨，互相指责。

一次，毛泽东还半开玩笑地同萧劲光说：“萧劲光，你是个大知识分子！”萧劲光听了大吃一惊，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他仔细品味毛泽东的话，才逐渐领悟、理解。毛泽东的话是一语双关：一是说像他那样上过高中，又出过国，吃过洋面包的人，当时部队中很少，可以算得上是个“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则是毛泽东也可能特意在提醒他，不要太书生气，自恃清高，办事情、处理问题要注意灵活性，学会协调疏通关系。

毛泽东十分重视军民关系的融合发展，多次强调指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实行军政一致、军民一致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也是克敌制胜的法宝。1940 年 1 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讲话时，通俗而深刻地说明了军民合作的道理：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老百姓是主人，我们要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8 月5日，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严整纪律改善军政民关系的训令》。8月13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对野战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会议及军区干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1940 年下半年，毛泽东在杨家岭接见八路军留守部队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会的有萧劲光、耿飚、阎红彦、甘渭汉、贺晋年、文年生、钟汉华、余飞、周仁杰、刘随春、李宗贵等十多人。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请各路诸侯来谈谈军民关系问题。”有的同志发言时带有怨气，埋怨群众态度不好，说有的老百姓动不动就要拉着部队同志找毛主席评理。毛泽东听了以后，耐心地开导说：“开天辟地以来，只有军管民，老百姓见了军队就跑。现在老百姓敢批评军队，这是大好事。从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评军队的？你们懂历史，你们说说看，是不是这样？如今变成了民管军，这该多好啊！这说明我们边区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绩。军队有广大人民群众当老师，你们做军队工作的才不会犯大错误，才能打胜仗。边区才有希望。”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心悦诚服，怨气一扫而光。认识到军队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这绝不仅仅是方式方法问题，而是自觉保持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是思想意识改造的问题，要摆正军队与人民群众的位置，自觉地把军队自己放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接受人民群众教育监督的位置上，彻底肃清剥削阶级军队的残余意识即军阀残余思想的影响，树立牢固的拥政爱民观念。

在另一个场合，毛泽东再次与萧劲光谈话：“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毛泽东的话，使萧劲光受到很大的震动教育。他深刻反省，认真向毛泽东做了检讨，又主动向高岗做了自我批评。萧劲光在毛泽东的启示下采取有力措施，搞好同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1943 年元旦过后，萧劲光组织起草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具体阐释了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提出：“军队和人民须建立密切关系，爱护人民，尊重群众的人权、财权、地权，不得侵犯人民一针一线的利益，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必须了解与尊重民情风俗、举行与人民送节礼、祝寿、拜年与婚丧等应酬，以建立与人民的良好感情”，并规定“今年二月为边区部队拥政爱民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得知八路军留守兵团开展“拥政爱民”的消息后，于 1943 年 1月15日做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拥护军队的决定》，确定“这年二月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决定指出：“各级政府应将拥军工作看成经常重要的工作，给以定期、切实的检查，成绩优良者予以奖励；对此工作漠不关心毫无成绩者应给予批评、指责和惩罚。”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留守兵团都发出号召后，“双拥”活动就这样在陕甘宁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整个边区呈现了空前热烈的军民团结一致，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高昂欢快气氛。这一活动的效果很突出，增强了军民团结，加强了边区力量。

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双拥”活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军政军民关系都达到了空前密切的程度，也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对“双拥”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曾多次论述这个问题。毛泽东对“双拥”活动热情称赞，并提出“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再三再四地宣读拥政爱民公约和拥军优属公约”。

1943 年10 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中，要求全国各抗日根据地于1944 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这一运动“以后应于每年正月普遍举行一次”。10 月 14 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又强调：一切问题的中心是老百姓的问题，武装的人民(军队)与非武装的人民要打成一片，必须要有政策来实现，只要军队能拥政爱民，政与民是会爱军队的。1944 年，党中央的有关指示称之为“旧历年节中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并延续下来，形成新的革命制度和光荣传统。中共中央要求，各根据地要普遍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并要求以后每年正月举行一次。“双拥”活动从延安发展到各个解放区，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优良传统。

1944 年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把拥政爱民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要求部队普遍执行并做出成绩。各根据地部队积极响应，大力加强群众工作，进一步改善和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依然大力号召全军部队不要片刻放松拥政爱民。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新解放区派出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协助地方建党建政，帮助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模范地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奋勇参加抢险救灾，大力支援社会公益事业，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至今仍为之提供不竭的源泉动力。

四、“两件大事”之一的“组织起来”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记载：“大生产和组织起来是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所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的两件大事”，“他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指挥者，又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制定了切合实际的方针政策。”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经济上保证了抗战的胜利，也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精华。

1919 年夏季，风华正茂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连连发文《民众的大联合》，他振臂高呼：“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虽然此时年轻的毛泽东，思想还没有成熟，他像千千万万怀抱救国救民思想的热血青年一样，走在探求真理的路上，然而他已经敏锐地发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出路。他在写给蔡和森、萧子升等留法同学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了“同志联络”的问题。尽管还没有正式提出“组织起来”的思想，但这一思想的雏形已经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1927 年，农民革命运动面临着来自党内党外的诘难，在有些地方被骂作“惰农运动”、“痞子运动”，被指责为“过火”、“糟得很”。毛泽东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 32 天的考察，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事实回答和反击了这些指责，报告用“组织起来”作为其中一节的一个标题。毛泽东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党内实权派的采纳，大革命失败了，但毛泽东从中却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农民“组织起来”所产生的改造世界的伟大力量。“组织起来”从此成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成为他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坚强后盾和信心的来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不仅面临着抵抗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在抗战的策略上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片面抗战思想大有市场。在整个战争期间，毛泽东无时不在思考他的抗战策略，他写了大量的著作来阐述“组织起来”的全民抗战思想。1937年9月29日，他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说：“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没有民众充实起来，前线危机就无可避免地只会增大，不会缩小。”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说：“全国的群众力量也还是很薄弱，全国工农基本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所有这些，一方面由于国民党的控制和压迫的政策，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没有工作或工作不足。这是我党在现时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最基本的弱点。不克服这个弱点，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最普遍地发展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1939年 5月4 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演讲，他说：“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军民生活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并减轻人民的负担，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垦荒、积肥、纺线，部队、机关、学校努力实现自给，边区农民采取互助组、合作社等方式发展生产，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大批劳动英雄。1943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16 日，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1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招待劳动英雄，毛泽东做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并发表在12月2 日的《解放日报》上。

这篇讲话总结了中国农民已有的劳动互助经验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的实践，并根据列宁关于合作社的理论，指出合作化道路是农民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要求共产党员：“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

讲话还批评了军队和地方工作中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说：“整个边区，产生了许多农业劳动英雄、工业劳动英雄、机关学校劳动英雄，军队中也出了许多劳动英雄，边区的生产，可以说是走上了轨道。凡此，都是实行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结果。”他还高度赞扬了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性自发组织——合作社，他说：“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我们有了人民群众的这四种合作社，和部队机关学校集体劳动的合作社，我们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

在讲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对劳动英雄们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各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我希望你们回到关中去，回到陇东去，回到三边去，回到绥德去，回到延属各县去，回到机关学校部队工厂去，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首先是按自愿的原则把群众组织到合作社里来，组织得更多，更好。希望你们回去实行这一条，宣传这一条，使明年再开劳动英雄大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更大的成绩。”毛泽东对合作化的情有独钟盖缘于此，合作化这种形式，不仅能够实现把分散的人民组织起来的功能，而且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状态下能够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功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积极推行的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化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思想的运用和实践。

陕甘宁边区政府把经济工作和教育工作作为中心工作来抓。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既要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民族革命，又要符合民主革命的长远战略，只有实行统一战线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才能适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组织起来》这篇讲话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之一，同样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1944 年1月，讲话被收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1948年，东北、冀鲁豫等解放区印发单行本。1953 年 2 月，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在困难重重的战争年代，毛泽东这些思想十分可贵，是党争取群众、取得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历史已经证明，由于全党和根据地实行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地调动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增加了生产，自力更生克服了经济障碍，渡过了重重难关。全党的共同努力，全体军民的积极创造，经过毛泽东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及时进行决策和总结，从而逐步形成了今天仍有指导意义的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经济思想。

五、毛泽东的“组织梦”

1945 年 4 月，当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洒向中华大地的时候，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开始谋划着新中国的未来：“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证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要求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要求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他们应该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组织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在日本发布无条件投降书的前夜，1945 年8月13日，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庄严号召：“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组织起来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数百万国民党军队陷入了组织起来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预想本来要打十几年的战斗，结果仅用了三年就结束了。1949 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宣读的开幕词中自豪地宣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很快地觉悟起来，并且把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其集中的代表者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战线，援助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1949 年 9 月 30 日，毛泽东在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的会议宣言《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中说：“全国同胞们，我们应当进一步组织起来。我们应当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组织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其他各种组织里，克服旧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态，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从 1919 年青年毛泽东奋笔疾书《民众的大联合》到 1949 年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30 年弹指一挥间。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毛泽东曾自嘲地说过的“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已经得到验证，成为伟大的预言。毛泽东曾在《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讲过：“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是一个高超的“组织学”大师。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写过一本非常著名的书——《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他对新中国有这样的评价：“孙中山曾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迅速地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毛泽东把组织起来运用得出神入化，他把那些备受欺压的劳苦人组织成了历史的创造者，他把那些扛着锄头下工回家的农人组织成了“遍地英雄”，他把生活在神州大地的人民组织成了“尽舜尧”，他组织起来一个不一样的新中国，一个如太阳升起在东方的新中国。

没有“组织”就没有中国的解放，没有“组织”也就没有人民的解放。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里曾经断言：“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能力。”毛泽东也深深知道，这种伟大的能力只有在中华民族“组织起来”的情况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毛泽东穷其一生都在做着一件事：把中华民族组织起来。这是他的“组织梦”，也是他的“强国梦”。今天看来，“组织起来”依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的一件大事情，一时一刻都轻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