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始末

主流文化自觉引领文艺方向的伟大尝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始末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文献。它经历了七十多年历史风雨的检验，愈加显示出伟大真理的光芒，依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文献。

要真正理解《讲话》，必须从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入手，否则就很难真正读懂这个文献。这是因为，《讲话》是毛泽东根据对延安文艺实际状况的亲自调查，针对座谈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和争论而作的。所以，“要理解《讲话》，就必须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一、为什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为什么在 1942 年5 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曾有两种不正确的说法：一是说毛泽东听了一个作家的建议才决定召开的。这个作家及其夫人曾写过多篇文章，宣扬这种观点，以显示他的高明和功劳。这当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已受到刘白羽、黎辛等老一辈延安文艺家的批评。二是说因为王实味写了《野百合花》等杂文，攻击延安及革命干部，毛泽东看了很气愤，才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这也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胸怀天下，高瞻远瞩，绝不会因为一人一文而召开一个有一百多人参加的座谈会。

关于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和目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已作了论述。他说：“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再作一些细节方面的补充。

1942 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按照中央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指导文艺界的整风。但因为重点忙于党政军界的整风，文艺整风实际并没有开展起来。到了5 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整风才全面铺开。这时，毛泽东找了在南泥湾屯垦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要他担任中央的领导文艺界整风学习的小组长。王震再三推辞说：“我文化不高，胜任不了！”毛泽东笑着说：我就是要你这个文化不高的人当组长，同文化人打交道。王震只好从命。

当时延安有多少文化人呢？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延安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成百上千”，又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这么多文化人集中在这个空间不大的延安，如果不加以引导，必然生出许多是非。所以，在西北战事基本结束，经济困难有所缓解之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抓文艺工作。一次，毛泽东对刘白羽说：“边区的经济问题我们调整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可以腾出手来解决文艺问题了。”说这话时，毛泽东表情严肃，表明当时文艺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文艺方面有些什么问题要解决呢？当时有一个党内文件做了概括：“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张脱离政治；在“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上，“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在写光明写黑暗问题上，“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该‘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的口号也出来了。”从这些思想出发，于是在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

座谈会之前的一段时间，有的作品歪曲工农兵，写他们粗俗没文化，不讲卫生；有的写他们没有趣味，谈恋爱只会说“同意不同意？”结婚后新娘说要到延河边赏月，他竟说“月亮像一个烧饼，不看！”写他们没文化，将妻子来信中的“送你一个吻”，读作“物”，竟向转信人要东西(物)；写老红军想找女知识分子谈恋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写知识分子有情调，会写诗，欣赏他们的失恋、哀怨、惆怅、牢骚和无病呻吟；鲁迅艺术学院大讲托尔斯泰的安娜，影响一些学生对安娜痴迷、崇拜，恨自己的睫毛太短，不如安娜美；这个学校驻在农村，却与老乡不相往来，搞“关门提高”；一些剧团，争相上演17至 19 世纪的外国戏、大戏，却看不起反映边区的小戏剧；还有的作品专写某单位的领导人“专横”“懒惰”，欺压下属，一时间讽刺领导人、“暴露黑暗”，成为一些文艺人追求的时尚；文艺工作者对于西方的人性论、“人类之爱”等文艺思想欣赏备至；还有相当严重的宗派主义；等等。

文艺界出现的诸多问题，引起许多党的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贺龙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拼死拼活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下去，我就要班师回朝了！”王震看了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中央青委的《轻骑队》墙报上和报纸上的一些丑化延安、歪曲工农兵形象的文章，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说：“主席，你还看得下书啊？人家都骂上门了，你怎么还稳坐在窑洞里啊？”他汇报了文艺方面的一些严重情况，并要求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后来高兴地说：最近某些文章，某些作品出了一些问题。我们党和军队的干部提出意见，这说明他们虽然文化不高，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刮的什么风，他们用鼻子一闻就闻出来了。

为了解决当时延安文艺界出现的这些问题，以求得文艺对革命的配合，毛泽东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它是革命斗争的需要，革命文艺发展的需要，是党和毛泽东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至于一些(至少有三个)作家提出“希望他召开一个会，对文艺界的问题讲一讲”的建议，可能对毛泽东也起了一定的促动作用，但绝非“原动力”。

二、毛泽东约见文艺家，了解情况听意见

毛泽东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了开好这次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先后约见二十多位文艺家，调查文艺界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共商党的文艺方针问题。

其实，毛泽东关于解决文艺方针问题的思考早在 1941 年8 月就开始了。当时延安文坛出现了一些脱离现实、歪曲工农和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作品，毛泽东深感忧虑，便约见艾青、萧军、罗峰、白朗等四位作家，并有陈云、凯丰参加，交谈文艺问题。此后，毛泽东与作家们之间关于文艺的通信、交谈一直不断。1942 年 3 月，出现了《野百合花》等内容不好的作品，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投入较大精力，集中解决文艺方面的问题，并开始了更具体的调查研究准备工作。

毛泽东首先约见丁玲谈话。丁玲曾担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是毛泽东看重和很有影响的作家。1942 年 3 月 9 日，她发表的《三八节有感》受到人们批评。毛泽东与她谈了批评应该采取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希望她能全面看问题。同时，还问到她对于目前延安文艺的意见，相互交谈良久。

刘白羽既是作家，又是“文抗”的党支部书记，那里有许多著名的作家。毛泽东约见他，谈了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讲得很慢，要他记下来回去传达，看作家们有什么反应，再向他报告。刘白羽照办。“文抗”的作家们听了传达，一哄而起，议论纷纷，发表了许多意见，其中有很多错误观点。过了一阵，毛泽东又把刘白羽找去汇报“文抗”开会的情况。他听得很认真，有时用铅笔记下一些意见，有时对明显错误的观点反驳几句。后来《讲话》中提到的“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这段话，就是“文抗”作家提出的。毛泽东前后两次对刘白羽所讲的问题及观点，大致与后来的《讲话》相近。看来，毛泽东已开始构思在座谈会上讲些什么了。

毛泽东找继丁玲之后担任《解放日报·文艺》主编的舒群谈话几小时，要他代为搜集文艺界的“反面意见”。舒群是毛泽东点将、于1942年 3月 11日到《解放日报》副刊部任职的，时年 29岁。舒群就职前，毛泽东与他进行了谈话，对他寄予厚望。《文艺》栏联系着许多文艺家，能够听到许多意见。而且他自己就是作家，方便与作家们交谈。舒群马不停蹄地找人，搜集到不少意见，整理后送交毛泽东。

4 月下旬，毛泽东约见他很赏识的理论家、鲁艺副院长周扬，长谈一次。鲁艺是延安最重要的文艺单位，有几十位很有成就的文艺家在那里工作。周扬向毛泽东汇报了鲁艺教学、创作、演出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他们还交谈了许多文艺理论问题，毛泽东借此机会进一步梳理、深化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的突出特点是理论性，意义尤其重要。

欧阳山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草明是该室研究员，毛泽东4 月9 日约见他们夫妇谈话。除就作家的立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等问题交换意见外，还对草明提出的“文艺界有宗派”的问题谈了看法。他认为，宗派主义也是个原则问题，但只有确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到工农兵中去改造思想，宗派主义才能解决。4 月 13 日，毛泽东又给他们去信：要求就文艺方针诸问题，代他搜集“反面的意见”。欧阳山夫妇将搜集到的意见及报刊有关资料，整理后交上去。

萧向荣是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领导着部队艺术学校、联政宣传队、军直文艺室及各大军事单位的文艺工作。毛泽东特约他谈话，了解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情况和意见。他希望部队文艺要带个好头，为兵服务。

毛泽东多次约见萧军、艾青，交谈文艺方针问题；他集体约见鲁艺的作家何其芳、陈荒煤、姚时晓、严文井、曹葆华等，搜集情况，听取意见，并作交谈。谈话内容涉及“暴露黑暗”、“歌颂光明”、作家与群众、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与牢骚、“人性”与“人类之爱”等问题。

此外，毛泽东还约见边区文委秘书长罗锋、“文抗”理事李又然、边区文协主任萧三、边区政府秘书长张寒晖等交谈。他们既是作家，又身在一方，了解文艺情况较多。

毛泽东与这些人交谈或通信中，特别要求提供“反面意见”。这成为他《讲话》中第四部分所批评的八种错误观点的重要来源，也是他的讲话令与会人员折服的重要原因。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

毛泽东除了亲自与文艺家交谈了解情况外，他还要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以及周扬、萧向荣等帮助搜集了不少情况。

以上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多次交往过的，比较熟悉。所以，交谈时能够敞开思想，讲真话，使毛泽东充分掌握了文艺情况，做到会前心中有数，讲话有针对性，保证了会议的成功。

三、关心文艺家，关注文艺动态

毛泽东一向关注延安作家和延安文艺，与文艺家们有较密切的联系。这为文艺座谈会的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那时，凡是来延安的文艺家，他多是很快会见，表示欢迎。如萧三、茅盾、丁玲、何其芳、沙汀、徐懋庸、萧军、艾青等，都受到这样的礼遇。

作家们在生活、创作、学习中遇到问题，大都乐意向他反映，他都给予关心帮助。他捐钱三百元给民众剧团买服装；为艾青办《诗刊》特批纸张；为舒群编好《解放日报》副刊亲自出面帮助征稿；丁玲因《三八节有感》一文受到批判，与她谈话引导；为萧军深入生活解决马匹；为《山脉文学》、《文艺突出》、《大众文艺》、《中国文化》、《大众习作》、《新诗歌》、《群众文艺》等七种文艺刊物题写刊名；应邀为音乐家向隅新生之子取名字“延生”；为作家李又然治病找医生，并帮他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等。毛泽东这些感人至深的关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对作家们的真诚关怀，因此受到作家们的敬仰。同时毛泽东通过这些接触，也了解了作家们的思想和创作动向。这成了开好文艺座谈会的重要准备。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常常看演出、听朗诵、看画展、阅读报刊上的文艺作品，以及出席一些文艺团体的成立庆典，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说看戏主要是接触群众，看看他们喜欢什么戏，不喜欢什么戏；另外，也是对文艺工作的支持和了解。看戏，他看得投入，至闭幕才离去，绝不早退；朗诵，他听得认真，即使因朗诵效果不佳大多数人离场，他仍坐在那里不走，示意继续朗诵下去；看画，他看得仔细，能提出画作的细微瑕疵；读文学作品，他读得深入，能发现作品的优点和不足。他还应邀出席作家们组织的一些活动，如纪念高尔基、屈原等。延安作家俱乐部开幕那天，他高兴地前往祝贺，与作家们共舞、交谈。他在警卫员的陪引下，深夜提灯去中央研究院，看王实味张贴在《矢与的》墙报上的文章。看完后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当时那些引起争议和批评的文章，如《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嚣张录》、《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是杂文时代》、《论同志之“爱”与“耐”》等，毛泽东都看过。他与人谈话时，常顺口谈到《解放日报》发表的一些作品和文章，如黄钢的《雨》、张庚评《乌龙院》的文章等，对延安文艺情况很熟悉。

毛泽东关心延安的戏剧演出，他约见张庚，提议集中好演员排演《日出》，以丰富延安的戏剧舞台，提高演技。而一旦“大、洋、古”戏剧太多而成为一种“大戏热”倾向时，他又及时指正，号召多演反映边区现实斗争的剧目，多演小戏。

以上这些，都为开好延安文艺座谈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加紧文艺理论的研究

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清楚一些问题，做到以理服人，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加紧了有针对性的文艺理论研究。当年在延安鲁艺工作的何其芳、王燎荧都谈过这方面的情况。

毛泽东本来就对文艺理论问题有很多思考，形成许多深刻的观点。他在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讲、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在鲁艺专题讲的《怎样做一个艺术家》，以及《给路社的信》，都是精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分期、特点、建设以及如何正确对待中西、古今文化遗产的原则问题，富有创见性和深刻性。

为了准备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了理论上的研究。限于当时延安的偏僻环境和战争年代，那时可以找到的马列文化方面的著作不多，毛泽东就研读瞿秋白文集《海上述林》。

《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纪念文化战友瞿秋白于1935年10月至1936 年5月编成的。内收瞿秋白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撰述及译文。瞿秋白生前对自己的这本文集，定名为《“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集》。鲁迅将这部分文章辑入《海上述林》上卷《辨林》时，标题改为《科学的文艺论集》。其中主要有这样一些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综述马、恩的现实主义理论)、《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给哈克纳斯女士的信》(译文)、《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介绍恩格斯关于文艺与社会经济、阶级关系的理论)、《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译文)等。此外，还有介绍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的两组文章。这些译文和综述是我国较早对马、恩文艺观点的介绍，是毛泽东当时迫切需要的理论。

当延安文艺界出现“灰色思潮”(刘白羽语)和“各种怪论”(毛泽东语)时，毛泽东更加思念瞿秋白。他对萧三说：“假如秋白现在还活着，领导延安的文艺活动多好啊！”他还对李又然说：“怎么就没有一个人既懂政治，又懂文艺呢？”稍停又说：“要是秋白还在就好了，由他领导边区的文艺。”此时，毛泽东更加怀念瞿秋白，读着他的书，觉得格外亲切。

毛泽东此间又看了鲁迅的一些理论文章。据说，1940 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鲁迅的那些论述，是读了《鲁迅全集》后才阐述的。此时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了，毛泽东又读了鲁迅几篇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如《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以资借鉴。

毛泽东深感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服作家们，特别需要马、恩、列文论及瞿秋白、鲁迅的文艺思想。所以，在文艺座谈会开幕后，他指示《解放日报》特辟“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从5 月 14 日起，陆续刊出恩格斯、列宁、高尔基和鲁迅的几篇理论文章。据当年《解放日报》编辑黎辛说，其中的译文，都是社长博古作为紧急任务连夜翻译的。每译出一篇，即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常是收到即审，审完即批，及时发表。这些文章，对于开好文艺座谈会起到了思想的指导作用。

此外，毛泽东约见一些作家(特别是周扬、刘白羽)时，与他们讨论一些文艺理论问题，以丰富和深化自己的理论观点，真正做到了既“做先生”，又“做学生”。

五、亲切的粉红色“请柬”

毛泽东找了周扬、舒群、萧向荣这三个人，帮助他拟定参加座谈会建议名单。这三份名单汇集到毛泽东那里，他又做了调整，加进了他惦记着的几个文艺家，最后与凯丰、陈云一起，从“代表方面”和“影响力”两个角度，对初拟名单逐一审查，最后定下出席文艺座谈会的名单。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有三部分人，即中央领导人、思想文化部门的负责人及文艺家，以后者为主。

参会人员和开会时间确定后，中央办公厅立即于 1942 年4月 27日，赶制并按名单发出出席座谈会的“请柬”。请柬由凯丰初拟，经毛泽东审定，是用延安生产的粉红色土纸油印的，64开大小，竖排，内容如下：

请柬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此致X X X 同志

毛泽东凯丰四月二十七日

关于这份请柬，有几个细节应该注意：

首先，它不是“通知”，而是“请柬”。笔者访问何其芳、刘白羽、全紫光、钟敬之、胡采等与会者时，他们都说接到请柬感到特别新鲜，特别高兴。以往参加会议接到的都是“通知”，这次则不同。受到毛泽东的邀请，感到很光荣，很幸福。其次，请柬说是“交换意见”，不是听报告，显示出对作家们的尊重和平等之意。

中央对这次座谈会非常重视，预见到会中会有许多争论。会前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专门把丁玲、刘白羽找去，要他们几个党员作家在会上站稳立场。

六、毛泽东讲“引言”和大会发言

5 月2日，天气晴朗。下午1 时许，与会人员手持请柬，陆续来到中办楼下一个不足120平方米的小会议室，出席文艺座谈会的开幕大会。室内布置简朴，没有横幅会标，样式大小不一的坐凳上没有贴座位号，人们来了以后随意入座，自由谈笑，十分欢快。

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是文艺界人士，约90 人。大家坐好以后，凯丰站起来高声说：“大家稍等一下，毛主席一会儿就来。”话音刚落，毛泽东穿着灰布衣服和朱德等一起从会议室的正门走进来，人们一齐站起来表示欢迎，但没有“热烈鼓掌”。那是一个重内心体验和实际行动的年代，文艺座谈会尽管令人激动，但始终没有一次掌声响起，一切都实实在在，朴实无华。周扬、舒群靠近毛泽东，向他介绍文艺界的人士，毛泽东一一和他们握手问好。

当周扬介绍到诗人公木时，说：“这位是公木同志，《八路军军歌》、《八路军大合唱》的歌词就是他写的。”毛泽东点头笑着与他握手，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毛泽东接着往里走，没等周扬介绍，郑景康就站起来说：“我叫郑景康，是照相的。”周扬补充说：“他是从重庆来的，国民党总统府的摄影师，给蒋介石照过相。”毛泽东看着他“噢”了一声，笑了笑。

毛泽东走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面前时，未等介绍他就认出来了，说：“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双手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心中一阵热。毛泽东还记得，1938 年他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时，欧阳山尊是这个团的四个成员之一，当时他接见了他们，为他们这次出征命名送行。一年后，又观看过他们从战区带回来的“战地文化资料展览”，并为之题词“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所以对欧阳山尊印象深刻。

与几个人握手后，毛泽东与朱德、凯丰在南墙根儿的长桌边就座。当时，延安没有电，更无录音设备，会议安排了周昆玉等四个速记员，记录大会发言，她们也坐在长桌的一头。她们两人一班儿，半小时一换，轮流记录或整理记录。任弼时曾高兴地对她们说：党的文件就是靠你们保存下来的。办公厅对她们的生活也给以特殊照顾，让她们保持旺盛精力做记录。

会议由凯丰主持，他讲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请毛泽东讲话。毛泽东站起来说：“大家都来了，开会吧！”接着就作“引言”报告。开始，他讲我们有两支队伍、两条战线时，有一段非常生动的话，后来公开发表的《讲话》中没有保留。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这两支队伍过去是配合作战的。”后来在正式发表的《讲话》中，这段话变成“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

毛泽东的“引言”首先讲了开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问题，使文艺更好地发展；接着讲为达此目的应该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问题，并逐一作了精要阐述。特别是毛泽东坦诚解剖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一下子拉近了他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对大家触动很大。他说：我可以说说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一个学生出身的人，那时觉得世界上最干净的是知识分子，工农比较脏。知识分子的衣服我可以穿，工农的衣服我觉得脏，不愿意穿。后来，革命了，同工农战士在一起了，感情起了变化，觉得工农是最干净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受群众欢迎，就得使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否则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人们引颈静听，竟忘了做笔记。何其芳后来说：“主席那样伟大的人物，还敢于在大家面前剖析自己的灵魂，当众亮出来，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呢？”

最后，毛泽东说：“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这完全是一种平等的、商议的态度，作家们感到很亲切。

毛泽东讲完“引言”后，便开始大会发言。开始冷场一两分钟。这时，丁玲便对坐在她旁边的萧军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是个刚直而狂放的人，这一句鼓动的话语，使他激情澎湃，站起来把袖子一挽开了头炮，而且火力越来越猛。他狂言：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十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但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他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他的世界观和立场并没有什么转变。我从来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萧军越说越带情绪，失去了正确目标和分寸。他发言时不断喝水，一缸子凉开水喝完了，毛泽东又叫人端来一杯。听众中有许多人对他的发言摇头嘘声，表示不满。毛泽东却面带笑容，示意要大家安静，耐心听下去，并在纸上记下一些东西。朱德则盯着萧军，极力克制着心中的怒火。接着，萧军又讲他要做“老子天下第六”，(前五为：马、恩、列、斯、毛)，说作家是独立的，自由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组织的指挥，等等。此前，在延安一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上，他竟口出狂言，说：“我的一支笔指挥(国共)两个党！”

萧军又呷了一口水，似乎还要讲下去。这时，坐在他不远处的胡乔木(毛泽东的秘书“忽”)地站起来，大吼一声：“我要发言！”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尖锐的驳斥。他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的领导。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缺憾)，而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刀来枪去，争论得很激烈。为顾全大局，胡乔木先收住了。

萧军发言后，又有几个人发言。这时天色已晚，凯丰与毛泽东轻声商量了一下，便宣布休会。同时要大家准备意见，16日上午再来开会，继续大会发言。

会后，毛泽东请胡乔木到他那里吃饭，说是祝贺他开展斗争。

七、第二次大会文艺家畅所欲言，毛泽东边听边记

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是 5 月 16 日(星期六)上午召开的，主要是大会发言。由于发言人多，争论激烈，整整开了一天。会议仍在中办小会议室举行，凯丰主持，基本上是参加第一次会的那些文艺界人员。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亲聆发言。毛泽东面前放了一沓白纸，不时用铅笔记下一些发言内容，表现虚心听取意见的极大诚意和宽广胸怀。

萧军似乎前次的“炮”尚未放完，而且受到胡乔木的当场批驳，心中憋着火。所以，在第二次会上又抢先发言。他说：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整什么“三风”，将来你们还会整“四风”“五风”“六风”。你们还不如整一整“人风”，你们的人不行。再说，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前提出整风呢？

这种出格的话，又受到胡乔木的反驳。他冲着萧军说：“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座谈会的速记员周昆玉告诉笔者，与会人员在中午吃饭时，真是“冤家路窄”，胡乔木又与萧军坐在一桌，二人继续争论，而且声音很大，饭堂的人都听到了。

艾青发言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说：“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也不领导谁。”他还说：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劳苦人类而奋斗时，文艺和政治并行，不分轻重，不分高低，它们殊途同归。文艺不应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留声机。政治家应该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他还在一篇文章中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些观点，在5 月23 日的大会上，受到朱德的批评。毛泽东在“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还讲到韩荆州这个典故。他说：一个姓韩的人在荆州做刺史，人称韩荆州。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的极力捧他，是想见韩荆州要个官做。1942 年春季，延安很多人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想找韩荆州。但找错了方向，找到了打胭脂水粉的小资产阶级。其实，边区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但文艺家们与他们并不相“识”。

军直政治部宣传科长、作家吴奚如发言说：搞文学的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家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朱德越听越气，心想：一个经历了“皖南事变”，突围生还来延安的新四军作家，怎么会说出这种糊涂话？他马上站起来直视吴奚如说：“吴奚如同志，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对于这种严厉的批评，吴奚如没有申辩。

毛泽东对这些“走火”的发言，不愠不怒，平静地听着，还用铅笔在几张纸上记下些什么。会后有人说：毛主席真是心大如天，胸宽如海，好话坏话都能听。

八、有人畅谈为群众，毛泽东笑了

在 5 月16 日的大会上，民众剧团团长、诗人何仲平操着云南话，用他那惯用的大嗓门发言。他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有一次演出，群众在舞台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中国作风，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下联是：“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这时有人问：“横批是什么呢？”)他不慌不忙地说：横批是“团结抗战”。我们演完戏离开的时候，群众送出我们老远。有人看不起《小放牛》，但群众喜欢，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要在那些地区找我们民众剧团，不用打问，只要顺着有鸡蛋皮、花生皮、水果皮、红枣核的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一路走，一路吃，路上都是蛋果皮。他讲的时候显得十分自豪。

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露出赞许的笑容，并频频点头。柯仲平讲完后，会场响起一阵笑声。这时，毛泽东冲着柯仲平插话说：“你们今后还要提高，如果老是《小放牛》，可就没有鸡蛋吃了。”引得大家都笑起来。5月 23日，毛泽东做“结论”，以及公开发表的《讲话》，都用了《小放牛》这个例子，说文艺既要普及，又要提高，二者要结合起来。普及如果永远停止在《小放牛》的水平，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欧阳山尊当时担任贺龙为司令员的一二〇师战斗剧社的社长，是接到与会请柬才从晋西北赶来延安的。他是个豪爽的人，发言也简明扼要。他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前线和农村工作、学习的体会，讲了前线部队和敌后群众对文艺工作的迫切需要，以及实际斗争给予文艺工作者的教育。他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甚至发两分光。这样做似乎付出很多，但实际上学到的东西更多。人们被他的激情所感染，都把目光投向了他。他身着戎装，高声说：“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里正需要你们，来吧，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他真的高高举起了双手。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到底是从前方来的，就是不一样啊！”朱德点头说：“是的，是的！”

萧三当时担任边区文协主任、《大众文艺》主编。他的发言主要讲文艺大众化问题。他说，边区的广大群众需要普及性的文艺，作家不要老想着做天下第一、第二，要多想想老百姓，为他们创作。这样你的工作才有意义。我们应该把普及性的文艺放在第一位。

九、有人发言讲教条，听众不满轰下台

在5 月16 日的大会发言时，有的人引经据典、高谈阔论地大讲文艺的定义，企图由此找到解决文艺问题的办法。这种教条式发言，以欧阳山、何思敬为代表。

欧阳山的发言并没有讲完，是被听众“轰”下台的。原因是他的发言太学究气，严重脱离实际。他认真做了准备，搜集罗列了托尔斯泰、别林斯基、罗曼·罗兰等关于文艺的定义，甚至搬出美国《韦伯斯特大词典》中的相关条文，云山雾罩地讲下去，而且显得很得意，不时瞟一眼毛泽东。他像一个大学文艺理论教师，慢条斯理地讲了一通艺术的定义以及形象、典型、文艺的阶级性，教条味十足。这时，有不少人开始摇头，后来竟发出嘘声。再后来有人大声喊：“我们这儿不是上文艺理论课，也不是办文艺训练班，别搬弄这些抽象东西了。”而毛泽东却依然专心听着，并示意大家安静，让他讲完。欧阳山接着又讲了几分钟，一看快一个小时了，自觉无趣，便收场。据说，会前他还好心地给毛泽东送去几本文艺理论书，供领袖参考补课。会后，人们议论说：欧阳山大概是觉得中央领导人不懂文艺，是给他们讲文艺理论课来了。

何思敬是中央军委编译处负责人兼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他的发言主要讲什么是美学，介绍马克思怎么讲的，比较抽象、空洞。他也对发言做了认真准备，带来几本厚书，夹着纸条，边讲边翻开念一段“经典”，与会议的气氛极不协调。但他发言的时间较短，并未挨“轰”。

中央宣传部宣传指导处负责人吴亮平，是理论家、翻译家，当时担任党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编辑主任。他的发言主要是批评萧军关于党对文艺领导的观点。但他的发言引经据典，摆了一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如何说”，书生气十足，不像胡乔木那样旗帜鲜明。他慢条斯理地讲了一阵后，就有人喊：“这里不是课堂，你不要讲课了。”他看不受欢迎，只好不了了之地坐下。

针对这些脱离实际的发言，毛泽东后来作结论时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很显然，这段话是针对欧阳山等教条式发言的。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书本出发，是延安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分水岭。整个《讲话》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所以，后来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强调《讲话》是解决“人生观与方法论问题的教育材料”。这一点，对于文艺工作者有着深远的意义。

十、有人发言作反省，受到赞赏

5 月16 日，周扬的发言比较长，有理论，有事实，条理清晰。他主要讲听了毛泽东“引言”后的体会，表示学习马列，提高思想，改造鲁艺教学，照毛泽东指示的方向努力。他说，过去鲁艺的教育和实际脱节的现象很严重，这是根本方针上的错误。用“关着门提高”这句话，可以概括错误方针的全部内容。鲁艺的许多人看不起民间艺术，技术课压倒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了我们的教学，过分强调正规化和书本知识。离开反映现实斗争，写身边琐事。我应该对这类偏向负责。后来，他对这个发言作了修改补充，写成《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一文，发表在9 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

鲁艺文学系主任、诗人何其芳的发言，主要是反省自己来到延安后，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没有得到改造，灵魂不干净，在作品中、教学中流露出许多不正确的东西。他检讨了曾对托尔斯泰的“爱是文艺基础”的盲从，对“写熟悉题材，说心里话”的不适当强调，最后表示要好好改造旧的思想，转变立场感情，多向工农兵和实际学习。另外，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艾青的观点。他发言时有的人摇头，表示不赞成他的反省。会后，有人还说他是“带头忏悔”，很不以为然。何其芳是一个真诚、坦率的人，他心口如一，知错必改。这一点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后来毛泽东说：“何其芳是一个老实人。”他讲完后，速记员周昆玉低声对毛泽东说：“他说话快，讲的时间不长，却记下这么多。”毛泽东笑了。

鲁艺音乐家向隅的发言，主要讲应该为老百姓写歌、教歌，普及革命音乐，要以冼星海为榜样。鲁艺存在“关着门提高”问题，教学脱离实际。有的学生一心想当世界音乐家，不愿意到工农兵中去。他还批评周扬在鲁艺搞宗派，不让他入党。表示应该反对宗派主义。在5 月 23 日的第三次大会时，他又走近毛泽东，继续谈周扬不让他入党的问题，毛泽东边听边点头。后来，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他于194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边区教育厅中等教育科长、作家吴伯箫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欢迎作家到学校教学。这样做，一来可以熟悉学校和群众生活，搜集陕北丰富的民间文艺，以利于创作；二来可以做一些文艺普及工作，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他还讲了自己与学校师生接触中的一些体会和收获。这个发言也受到毛泽东的鼓励。

丁玲的发言令毛泽东喜忧参半。当她对《三八节有感》作自我批评时，毛泽东笑着点头。她说，文艺批评现实生活应该防止片面性，既要讲缺点，也要讲优点。她的这个观点，主要是依据毛泽东会前与她谈话时所谈的意见讲的。可是，丁玲在发言中也暴露出一些糊涂观念。她说：“文艺到底以歌颂为主呢？还是以暴露为主呢？还是像有人讲的一半对一半呢？我想，对于光明的、进步的，应当去热情歌颂；但对于黑暗的、阻碍社会进步的现象，我们绝不能放下武器，袖手旁观，应当无情地去暴露它。”此时，毛泽东表情严肃。因为丁玲的观点比较抽象，没有具体指出歌颂的对象是工农兵，暴露的对象是敌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毛泽东做结论时，专门讲了文艺作品写光明与写黑暗、歌颂与暴露问题。

十一、毛泽东作结论，座谈会闭幕

5 月 23 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行第三次大会。那时，杨家岭的戒备并不是那么森严。由于延安一些干部听说毛泽东下午要作结论，也赶来听，所以到会人数比前两次多了些，约120 人。室内有坐着的，有站着的，也有在主席桌边席地而坐的，后来的人只好站在门外听。

这次大会，先由朱德发言，之后照相。照完相后，天色渐暗，大家先吃晚饭。饭后，会场移到中办大楼前的空地上进行。邓洁指挥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杆捆成一个三角形木架，挂上汽灯，人们围坐成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听毛泽东作结论。他坐在会议室门口前的一张桌子边，拿着一份用毛笔写的讲话提纲。

这份提纲是这样产生的：为了多听听中央领导同志们的意见，使结论更稳妥些，毛泽东于 5 月 21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讲了准备在第三天(5 月 23 日)文艺座谈会闭幕时作结论的要点。他说：延安文艺界中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浓厚，现在很多作品描写的是小资产阶级，对他们同情。必须整顿文风，必须达到文艺与群众的结合。要注意普及与提高，以普及为基础。同时，要注意吸收外国的东西。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指出的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同意党的文艺方针是文艺为群众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主。毛泽东根据大家的意见，又与几位中央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写成了这份简要的结论提纲。

他先讲了几句风趣的话：同志们，还有要发言的吗？如果没有了，我就作结论。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对不起得很。下次要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东西。前两次的会，是我出题目，大家作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作文章。题目就叫“结论”。接着，他又说：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讲。

接下来，毛泽东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实现这个方向，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实际，改造世界观，与工农兵相结合，把普及与提高结合起来。进而论及文艺与生活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批评问题，以及如何对待中外文化遗产问题等等。毛泽东还对当时延安有一定影响的八种错误观点逐一进行了剖析，从而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还说明，今天所讲的，只是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最后，毛泽东用两个“相信”和三个“一定”，表明他对实现革命文艺新方向的期待和坚定信心。

整个《讲话》是由 5月2日的“引言”和5 月23 日的“结论”两部分构成的，可概括为“一纲六目”。“一纲”是指《讲话》始终围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个中心展开，以这个“纲”统率全篇。“六目”是指为实现“纲”必须解决的六个问题，包括：文艺与革命、普及与提高、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文艺的今与古、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等。“纲”提出问题，“目”解决问题。只有纲举目张，才可能彻底解决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即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从《讲话》的内容看，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定向”，即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改造”，即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转移”，即将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结合”，要与工农兵和现实相结合；“学习”，即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列、学习社会。

《讲话》是一部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革命文艺学文献，既有理论的深刻性、严密性，又有很强的实践性。这样，《讲话》就超越了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文艺思想，克服了它们不可操作的局限性，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恩、列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具有划时期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作结论时，讲话速度不快却气势磅礴，节奏鲜明的话音在静夜的山谷中回荡。每讲到重要的地方，他都用力把手向前推出去，显示出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结论讲完时，已是月升中天，延安文艺座谈会胜利闭幕。人们兴奋地踏月而归，革命文艺运动跨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之后，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普遍开展起来。

十二、《讲话》的公开发表与传播

一种思想，一部著作，社会的反响和传播速度及广度，反映了它的意义和价值。《讲话》发表后，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并迅速传播开来，证明了它的重大意义。

1942 年 5 月，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文字稿并没有立即公开发表。后来经过整理和修改，至1943年10 月19 日，他才选在鲁迅逝世七周年这一天在《解放日报》公开发表，全文 2 万余言。这时，已经是文艺座谈会结束后的 1 年零 4 个月又 26 天了。很快，它便以多种印刷形式在国内外传播开来。

《讲话》是毛泽东著作中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最多、传播最广的一篇。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外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讲话》，都是根据 1943年10 月19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讲话》(通称四三年版《讲话》)文本排版印刷的。1943 年 10 月，延安的解放社采用通改报版的方法，出版了第一个 32开的铅印《讲话》单行本，共40 页，用两种纸印刷：一种是有光纸，单面印刷，折页装订；一种是土造的马莲纸，双面印刷。继延安解放社出版《讲话》单行本之后，山东大众日报社也于1943 年10月出版了《讲话》单行本，该本用有光纸单面印刷，合页装订，64 开本，共52 页。

此后，各解放区大都出版过《讲话》单行本。它们是：1943 年 11 月的胶东联合社版、1946 年苏皖地区的新华书店版、1946 年的东北书店版、1947 年通化日报社版、1948 年太岳新华书店版、1949 年华中新华书店总店版等。陕北新华书店、晋绥新华书店、陕甘宁边区新华书店、晋冀鲁豫书店、华北新华书店等，也先后出版过《讲话》单行本。这些单行本，多为土纸印刷，32 开，封面有美术装饰，美观大方，庄重严肃。

至 1953 年《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前，内地及香港等地先后出版的《讲话》单行本，多达93 种。

《讲话》传播到国外，在许多国家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重视。在朝鲜，1945 年底就由咸镜南道出版了《讲话》的朝鲜文译本。1946 年 8 月，又有汉城大学中国文学系翻译出版的版本。此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等组织还组织过关于《讲话》的学习讨论活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再版重印《讲话》。在日本，1946年有千田丸一翻译、新日本文学会主编出版的《讲话》日文版《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1951年，又有鹿地亘的重译本《一九四二年延安毛泽东文艺讲话》。在印度，1950年前后出版了《讲话》的英文译本和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的译本，引起了许多思想家、作家、艺术家的关注。在西方，1949 年10月，法国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翻译出版了《讲话》的法文译本。后来，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又据此法译本转译为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出版。从1949 年到1951 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美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古巴、巴西，以及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越南、蒙古、印度尼西亚、瑞典、芬兰等50 多个国家，出版了《讲话》的多种节译本和全译单行本。

当然，毛泽东思想也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1953 年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毛泽东对《讲话》的内容和文字做了 266处修改。经过70多年的风雨考验，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等基本原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