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报告的学习

毛泽东与“三风”的整顿对《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报告的学习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不论在中国革命史上还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毛泽东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在运动的关键时期，先后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三篇报告，其主旨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即整顿所谓的“三风”。以往，学界基本上是以毛泽东某单篇报告作为文本进行研究。其实，毛泽东这三篇报告在内容上是一以贯之的。因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写作的前因后果进行整体性的探讨。

一、缘起：毛泽东为什么要整顿“三风”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该理论诞生于西欧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主要是为着解决那里的革命问题。而中国，作为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西欧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相比较而言，在基本国情等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遗憾的是，在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内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没有足够重视，反而是教条地理解其基本原理，并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因此，党在学风、党风、文风这“三风”方面问题“相当严重”，用毛泽东的话概括就是：“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唯上”“唯书”“唯苏俄(联)”：党内教条主义盛行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个道理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但对于早期革命者来说，则有一个接受的过程。20 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唯上”(机械执行共产国际决议与指示)、“唯书”(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和“唯苏俄(联)革命经验和模式”的教条主义一度盛行，在诸如革命对象、革命发展阶段、革命道路、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皆犯了较为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小的损失。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们，恰恰在这上面犯了错误。1927 年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共中央逐步接受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三阶段”论，即：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广州时期，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入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据此，蒋介石的叛变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汪精卫的叛变代表整个小资产阶级的叛变。这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从中共的同盟者变为了革命对象。其实，蒋介石和汪精卫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积极贯彻斯大林的“三阶段”论。他在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他的主张显然超出了民主革命的范畴，不符合中国国情。

革命对象认识的变化，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在斯大林“三阶段”论基础上提出所谓的“不间断革命论”。他在1927年8 月为中国共产党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中写道，“如果无产阶级及农民，怕超过资本主义式的关系，怕进于社会主义式的道路，那么，就是民权主义革命也不能得到胜利的完成”。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始终将要是一个无间断的过程。”“本党认为照现在的形势，资产阶级民权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截然分两段的界线”。这实质是在鼓吹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即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对中国革命的形势产生了误判，错误地将大革命失败后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当作革命高潮，于是到处组织罢工与暴动，其结果可想而知。以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为例，在“左”的政策指挥下，一些地区发生了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在农村，武装起义只有少数取得一定的胜利，多数没有成功，或者根本没有发动起来。在一些大中城市中，少数工人和积极分子举行了罢工，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又蒙受了损失。

在革命道路方面，由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教条主义式的理解，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对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情况下仍坚持“城市中心论”。比如，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强调“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具有决定意义”，专门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给革命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共的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河南、山西、陕西等十几个省委机关先后被破坏，武汉、南京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

对革命对象、性质和道路问题的错误认识，致使党在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问题上也出现了错误。比如，在土地问题上，错误推翻了党以前基本正确的富农政策，将农村中的资产阶级——富农作为革命的对象。1929 年 8 月，中共中央通过了《中央关于接受共产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指出：“中国富农兼有或多或少之半地主半封建的剥削，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就是动摇妥协以至反革命。所以党的策略决不应企图联合富农在反封建势力的战线之内，而应坚决的反对富农。”？中央关于富农的政策影响到了中央苏区。1931 年 8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共产国际相关规定和王明早前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精神，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指责毛泽东将豪绅地主家属和富农与贫农、中农分得数量和质量相同的土地“是不正确的，非阶级的”，指出，地主豪绅及其家属根本无权分得土地，至于富农已经分得的土地则应交出来重新分配，好田转给贫、雇农和中农，而贫、雇农和中农的坏田则调给富农。这就是所谓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该土地政策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将部分本可以争取的地主豪绅、富农这一阶层推到党的对立面。据彭德怀回忆称，1933 年夏，三军团转入闽西作战，占领了不少地方，但都是猴子摘苞谷，取一个丢一个，“群众对我们的态度也不热烈，召集群众大会，只有很少的人参加。这使我开始感觉到根据地内的土地政策有问题：地主不分田，逃到白区流窜；富农分坏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紧反对富农的口号下，打击了少数富裕中农，也有外逃者。他们伙同散布各种坏影响，使得边区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对立，经济封锁，越来越严重”。

“左”的错误，使党越来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各项工作难以开展，就连临时党中央都无法在上海立足。

这些错误的发生，从认识上来说，很大程度上是缺乏独立思考、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造成的。要从思想上纠正上述错误，就得从端正学风开始，理论联系实际，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宗派主义问题严重

关于宗派主义的定义，任弼时于1942 年 7月在中央党校做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长篇报告时有过准确的解释。他指出：“一般地说，把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拿来去服从局部的少数人的利益，这大体上就是一种宗派主义。换句话说，把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把局部的利益与整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只注意到个人的和局部的利益，那么，这种情形就可能形成宗派主义或者宗派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党外产生排外性，在党内产生排内性。”

在这个问题上，部分党的领导人员如王明等人犯过错误。王明在《两条路线底斗争》中，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作了系统发挥。他指出：“我们不仅要反对那些早已被揭穿了的、被宣布死刑了的李立三路线和罗章龙路线，不仅要反对那些很明显地一望而知的‘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不仅要对任何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左’的或右的错误做斗争，而且要对那些暗藏的、狡猾的和转弯抹角的反党手段和方法，进行无情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党在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达到巩固与统一。”

王明不仅在理论上是这么阐述的，在实践中更是这么做的。据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在上海时，“凡是不同意他意见的同志，他就一律加以无情打击，从批评直到撤职，有的还不发给生活费…这些同志当时没有公开职业，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为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服从省委，从而使王明控制了上海的党组织”。在根据地，宗派主义问题也比较严重。据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被撤职的张鼎丞回忆：“当时‘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凡在前方不能坚决执行王明的‘进攻路线’的，就被调回来，名之曰：‘罗明路线’。凡由后方调到前方，不能完成扩军任务的，也称之为‘罗明路线’。斗来斗去，一直斗到红军长征了，才不得不停了下来。由于反‘罗明路线’的结果，闽西的干部遭到严重的摧残，被斗得一塌糊涂，在‘肃反’之后剩下的数量已经不多的一些老干部，都被打击或排挤。因此造成了党内的恐惧心理和社会的不安现象，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红军与人民之间严重脱节的现象。”

宗派主义对外表现为关门主义倾向，只知斗争而不知联合。在这方面，以党对“福建事变”的处理上最为明显。1932年，“一·二八”抗战结束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但其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感觉到在蒋介石控制下，如果与红军作战胜利则削弱自己的力量，如果失败则根本无法存在，遂决定联合红军抗日反蒋，并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应当说,“福建事变”的发生，正是红军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好机会。临时党中央原本赞成联合十九路军，但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改变了支持“福建事变”的态度，并在十九路军面临蒋介石“围剿”之际，没有派兵去支援，以至于蒋介石用政治和军事两种手段迅速摧垮了福建人民政府。这样，蒋介石又可以集中力量来“围剿”红军。这不能不说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面所述党内存在的各种宗派主义现象，都亟须党中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以整顿。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

(三)“言必称希腊”：党八股问题需要清算

在20 世纪20 年代到30 年代前期，党内一度盛行八股文。某些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导人，把理论奉为圭臬，用“食洋不化”和“食古不化”的经院式的学术语言写文章、做决议，照抄照搬原理或共产国际的决议，严重脱离中国实际。党八股问题，其实与教条主义问题是相互连接的。博古曾经说过，“碰到实际问题，不先想实际情况而是先想马、恩、列、斯在什么地方怎样说过，或者在欧洲或俄国革命史上有过什么相关的情况，用过甚么口号策略。并把它们原封不动地搬运到中国来”。李维汉回忆自己犯“左”倾错误的原因时也说过，“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我在莫斯科学习时，读了点马列主义著作，还是有点好处的，但也学了些教条主义的方法”。这样，当党的早期领导人碰触到实际问题且在对中国国情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唯一的选择只能是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结论或者苏联的革命经验。以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文为例，里面大段大段地引用共产国际决议和列宁、斯大林的文章，比如在“再版书后”一部分，整段引用共产国际决议和斯大林文章的就有25段之多。如此多的引用，使文章艰涩难懂。

除此之外，党八股的问题不仅表现为讲话、写文章、做决议方面，而且在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教育工作、文艺创作以及各部门的日常工作中都有所反映。以改版前的《解放日报》为例，在办报过程中由于博古等人单纯学习苏联办报的教条主义的问题，也产生了诸多党八股的问题。在版面的设置方面，据有学者统计，“《解放日报》将大多数头版头条给了国际新闻，而边区群众的生活报道却放在了第三、四版或不醒目的位置上。其创刊的第一个月里，国际新闻占据了 29 条头条。5 月 19 日的前两版更是共有 17 条国际新闻，国内新闻的篇幅不到第二版的四分之一。”无怪乎有读者来信反映，“把贵报各版读过以后，觉得它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即立论空泛，和我们边区的实际工作，似乎相距太远了些”。

与《解放日报》类似，新华社和华北《新华日报》在新闻通讯中也存在党八股的现象，主要问题是：“以文艺眼光处理新闻……往往将一件新闻材料，吹涨成为一篇文艺的速写，文字葱丽，内容贫乏，不能向读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只是现象的罗列，或某种场面的拂照”。在写作上“有闻必录，不加取舍，形成拾到篮内都是菜的现象。”或者用各种非客观的写法，要么是“印象派的写法，事实本质尚未研究清楚，作者脑子里就先有了一个抽象的标题。”要么是“小说式的写法，作者在对事实的报道上没有多花力气，却把大量的想法添加进去，过份追求新奇形式。”还有“轮廓画式的写法，描写多于事实叙述，内容空洞孤立，或者夸张歪曲，或者矫揉造作，既无文艺的深刻性，又无新闻真实性。”以及“论文式的写法，具体材料有限，对于一件事实的前因后果、经过、发展都没有弄清楚，议论却是连篇累牍，结果不是造成空洞的歌功颂德，便是标语口号式的批判”。

对党八股的问题的解决，首先是解决党的学风和党风的问题。因此，毛泽东将学风、党风、文风联系在一起展开整顿，以推动全党的思想统一。

二、切入主题：毛泽东的三个报告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有效制止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对于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层所犯的“左”的错误，却没有进行彻底清算。党的中央领导层对这段历史也没有统一认识。1940 年 3 月，王明在延安将他 1931 年所写的集中反映其“左”的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出第三版，继续为其错误辩护。他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于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还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由此观之，“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左”右倾错误都源于思想方法问题，因此便以此为突破口，切实采取措施，来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联系中国实际的问题。从 1941 年 5 月到 1942 年 2 月，在 9 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毛泽东接连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报告，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整风。

(一)空洞的调头必须少唱：“改造我们的学习”

毛泽东一向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共产国际指示。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那时候的“本本主义”即是教条主义的代名词。在文中，毛泽东写道：“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没有的。”他还对“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的现象做了严厉批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对教条主义的不满。

1941 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现在看来，这个报告可以说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

在报告中，毛泽东首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20 年来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方面所做的成绩，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在如此巨大的成绩面前，党是不是没有一点问题了呢？毛泽东认为，党内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脱节的缺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国内和国际的各方面，对于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所收集的材料还是零碎的，研究工作还是没有系统的，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二是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三是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指出，上述三个缺点“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传播出去，害了我们的许多同志”。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毛泽东列举了两种学习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另一种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在主观主义态度下学习的人“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矢，而是无的放矢。”毛泽东还生动风趣地引用了一副对子形容这些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与之相反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态度。

为了改变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毛泽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是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是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

后来，有研究者指称，“毛泽东报告所蕴含的意义，已经超出对整风运动的指导范围，它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对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都有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的报告，用胡乔木的话形容，就是“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但是，该报告在社会上却并未引起很大的影响，宣传部门也没有深入报道与阐释。作为中共中央党报的《解放日报》没有任何相关的报道，而是在将近一年以后才公开发表了这篇报告。无怪乎毛泽东在 1943 年曾经不满地说：“1941 年5 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

受教条主义影响比较深的领导人，对毛泽东的讲话也颇有微词。王明就在传达这个报道时说：“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女大学生学他几百条，学会了，记住了，碰见实际自然会运用，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把理论运用于实际是对的，但是先有了理论才能运用，一条也没有，哪儿去运用？”

上述问题的出现，促使毛泽东更进一步下决心解决“三风问题”。

(二)党性必须增强：“整顿党的作风”

为推动延安整风运动，不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毛泽东本人，都做了多方面准备工作，比如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召开主要是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高级学习组等。尤其是九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党的许多领导人如张闻天等都做了深刻检讨。张闻天在 9 月29 日的会议上说：“我个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极严重，理论与实际脱离，过去没有深刻了解到……对于中央苏区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博古作了两次检讨。他说：“我过去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教条来反对人家。四中全会上我与稼祥、王明等反对立三路线的教条主义，也是站在‘左’的观点上反的，是洋教条反对土教条。”虽然九月政治局会议受到王明的干扰，但是终究进一步揭露了遵义会议前党内一度盛行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冒险主义错误，为全党全面整风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42 年2月 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讲(1953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名为《整顿党的作风》)，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首先从总体上肯定“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但是同时又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而且毛泽东认为这“三风”还在经常作怪，还在袭击党。接下来，毛泽东分别就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关于主观主义，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他认为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两者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认为党内的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是因为“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起来，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所以，毛泽东一再提醒全党同志：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做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反复地讲，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些人偏偏忘记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作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么，讲一百年也还是无益的。

关于宗派主义，据学者研究，这是毛泽东公开发表的自整风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最全面具体的讲话。毛泽东首先肯定，“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他同时指出，虽然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没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宗派主义的产生，原因非常复杂。旧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十分落后，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革命的探索和实践显得尤为艰难。难免会产生多种政治主张的碰撞，这当然需要一定的组织手段来处里。除此之外，斯大林、共产国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经常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干预，再者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根据地相互独立，自成“山头”等因素，党内自然会存在一些“圈圈”。有宗派主义产生的土壤没有关系，关键问题是，如何去面对党内的分歧和矛盾。如果处理得好，那么就会“治病救人”，如果处理不好，除了伤害同志之外，更会使党有分裂的危险。在文章中，毛泽东侧重于从如何处理几种关系方面来分析解决宗派主义的问题，即：局部和全体的关系，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只有处理好这几种关系了，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目的才能达到。

报告的最后，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者们“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组织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组织路线。毛泽东解释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关于党八股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展开，而是留待另一个报告里面做专题的阐释。毛泽东这篇报告，不论在理论的深度上，还是实践的指向性上，都比《改造我们的学习》更进了一步。与前一个报告不同，《解放日报》第二天就对《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配发了社论，并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组织了一批文章对其精神进行解读。

(三)洋八股必须废止：“反对党八股”

党八股与教条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想清除教条主义的危害，就不得不反对党八股。1942 年 2 月 8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起初，会议通知里写的是研究写作问题。据当时参加此会的《解放日报》的编辑黎辛回忆，当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的时候，还很惊讶为什么他一个普通编辑会参加中宣部的这个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认为，党八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他指出：“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为更进一步说明问题，毛泽东列出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毛泽东还指出，不仅文章里面有党八股，在日常工作中也有党八股的存在。他举了开会的例子：“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指出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也是党八股的另一种表现。为纠正党八股，毛泽东建议大家读一本小册子，里面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等四篇文章里节选了一些材料。

据参加会议的黎辛回忆，毛泽东的演讲效果非常好，“三个多小时讲了四五万字，会场活跃，掌声、笑声时起时伏。大家听到开心时，毛主席也笑。毛主席讲话常用比喻、警句、谚语、妙语、故事，增强演说的幽默气氛，他的动作表情尤富感染力”。

《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于6 月1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此之前的3 月7 日，康生在八路军大礼堂向三千多干部传达了该报告。《解放日报》组织了一批文章对该报告的精神进行宣传，如《宣传党八股的死刑》等文章。

三、余论：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成效

以毛泽东所做的《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为标志，延安整风运动由高层发展到全党。1942 年 4 月 3 日，中宣部做出由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第一个“四三决定”)。《决定》就整顿“三风”过程中文件学习的领导、方法、时间及考试问题做了部署。在这个《决定》中，中宣部列出了包括毛泽东本文论述的“三个报告”在内的 18 个文件作为考试范围。4月 16日，中宣部又增补了4 个整风学习文件，即“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论平均主义；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此 4 件加上上文必读的18个文件，共22 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整风22个必读材料。紧接着，康生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大会上做报告《怎样研究中宣部四月三号决定》，对如何具体整顿“三风”做了说明，提出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研究22个文件，真正认识“三风”问题所在；第二是在研究文件的同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是在讨论文件的时候注意上层领导与下层民主同时并重，但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应该坚守；第四是要改进思想、改进工作。

此后一段时期内，延安地区各机关和各根据地以及军队的整顿“三风”工作逐渐走向深入，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主观主义的清算，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逐步确立。整风运动使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对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左”的错误认识更加深刻，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呼之欲出。1943 年 7 月 6 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公开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刘少奇在文中写道：一切干部、党员“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时隔两日，王稼祥在 7 月 8 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的文章，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王稼祥在文章中写道：“一个政党应有革命的理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而与本国的革命经验本国现实相结合的革命理论，不如是，政党无法存在，它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无法胜利”。“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大党，中国共产党应当有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二年的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思想”。周恩来自重庆返回延安后，在参加中央办公厅欢迎他的晚会上也说道，我们党22 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可以看出，党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了。不过此时，毛泽东本人还深感其思想体系并不成熟，还不适宜作为一个体系去鼓吹。

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政治局会议”。由于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等原因，与 1941 年九月政治局会议相比，毛泽东及其思想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认同。在第一阶段的会议中，博古等人作了较为深刻的检讨。博古在会上检讨说：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我同意毛主席提出的有两条路线，一为毛主席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这是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武汉时期是否有两条路线，过去有过争论，我认为有两条路线。林伯渠也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指出：王明是“洋共”，引用了许多马、恩、列、斯的话来欺负我们“土共”；他是“洋钦差”，硬搬外国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朱德也在会上批评王明用共产国际的招牌，把人吓住了。周恩来由于长期在重庆领导南方局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局的整风活动。为此，周恩来写了五万多字的整风笔记，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在10 月 6 日的会议上，周恩来也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说，王明的教条，马列主义的外衣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一个多月之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进一步作了翔实和深刻的检讨。在党内高级干部对党史认识趋向一致的情况下，1944 年5月 21 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著名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揭示了其产生的根源，并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历史。至此，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从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历时近四年，终于使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走了出来，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更高程度的团结。毛泽东思想在党的七大上也被正式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二是通过对宗派主义的清算，全党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基础上达到了团结统一。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很多宗派主义问题其实都是党内问题，因此就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手段去处理，而应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比如，中央党校在清算李国华错误思想上就贯彻了该方针。据《彭真关于党校第一部整风学习与审查干部工作的总结之一(初稿)》所载：学员李国华“在学风上有教条主义的恶习，在党性上有浓厚的流氓式的个人主义的毛病”。为加强引导，1942 年 9 月 16 日，彭真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的报告。针对“有的同志以为这个会是‘斗争会’。开会的目的，只是为了斗争某同志(指李国华引者注)，因此当然要用‘无情的铁锤’，给他‘以无情的打击’”的现象，彭真指出：“这种看法和想法是错误的，至少对于这个会议的目的是一种误会，同时也可见宗派主义遗毒之深。”关于此次讨论会的目的，他指出：“现在的讨论会或者‘思想斗争会’，其目的，在于把原则问题、把是非、把思想弄清楚，在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全体同志知所遵循，有所取舍。如果某些东西是坏的、错误的，是歪风，那么，在某同志身上是坏的、错误的，要整掉、要铲除，在别人身上也要改正、也要彻底肃清。反之，如果某些东西是优点、是正确的、是正风，那么在别的同志身上要加以巩固发扬，要群起而学习。在某同志身上也应当一样照办，在真理面前大家是一律平等的。因此我们的会，虽以检讨某同志的思想为中心，却不是简单的斗争这位同志，而是要以此作标本来教育大家，用他来作榜样作镜子，照照大家自己，借以医治这位同志的病，也医治其他同志已有或可能有的病。”最后，彭真提出：“在大会上，大家要以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批评某同志，同时某同志以及任何同志也可以而且应当以同样的态度，对批评人的同志提出批评。充分展开党内的思想争论，充分展开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这样才能把真理弄清楚，把是非曲直弄清楚。”“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自己和别的同志的思想行为当作客观的事物来对待，是则是，非则非，把自己和别人都一视同仁。”经此全新的会议，不仅严厉地打击了个人主义，还启发了其他学员主动地进行自我检查。如一部一支的曹冠群就回忆：“由于对这个同志问题的讨论，启发了每个人，都主动检查自己，我检查了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个人英雄主义等小资产阶级的思想。”

当然，在全党整风中，也发生了审干运动扩大化的问题。但是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并加以纠正。审干扩大化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妥当的处里。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本人从1944 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比如在召开党的七大前夕，毛泽东到中央党校做报告，还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据胡乔木观察，毛主席这样诚恳地承担错误的态度非常感人。许多受过冤屈的同志最初气很大，经过毛主席这样多次地赔礼道歉，不仅气消了，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大家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三是通过对党八股的清算，党的文风进一步好转。毛泽东说过，“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对党八股的清算，党的文风进一步好转，初步呈现出毛泽东所说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以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为例，为了改文风，他们从写公文、作文章、讲话、工作作风等方面来反省自己。具体做法是：各人将自己的写作收拢而来，依文件的精神审查其中党八股的表现。经过漫谈会交换意见之后，各人将自己犯党八股最重的写作，交给大家传阅并批注意见，然后挑选出党八股的典型，在讨论会上进一步分析和检讨。比如大家在讨论中，说某同志的公文是党八股的典型，因为他写给两个县的关于公盐代金的指示，不问两县的征收情况有何差异，而写成差不多的内容。大家就评议说，这不只是文字上的毛病，更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不得不借重于党八股。通过这样的学习，大家不仅弄清楚了党八股的面貌，还弄清楚了党八股和主观主义的关系，更加深刻理解了中央的整风精神。

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版，其实也是党对党八股开展斗争的一个典型。在改版前，由于博古等人办报指导思想的教条主义等原因，报纸在报道方面存在严重的党八股倾向。有学者专门研究了改版前后《解放日报》对战役报道文风方面的显著变化。比如在改版前，《解放日报》基本就是平铺直叙，内容千篇一律，毫无特色。以 1941 年《解放日报》发表一篇关于我军伏击歼敌的消息《我军伏击深泽出犯敌》为例，全文如下：“十六日晨我冀中八路军骑兵一部，设伏于深泽南之北中山。深泽敌适出犯，被我包围痛击，我将敌大部歼灭。敌伤亡三十余，我生俘日兵十名，缴长短枪十余支。同日晋县南之敌出犯武邱，被我阻击于钓鱼台，歼敌三十名，我缴获甚众。”而在改版之后，《解放日报》的报道鲜活起来，既描写过程，也表明态度，如：“九月九日晨，我某部设伏正道村(岚县北十里)，以一部在龙沐峪(岚县北五里)诱敌。敌伪不明内情，自岚县初出敌伪九十余与我接触，我诱敌部队且战且走，敌军穷追入我预伏圈后，我突以稠密火力扫射，敌溃不成军，仓皇鼠退，我乘胜尾追至马家窑(岚县北)附近，始返原地。斯役敌遗尸二十八具，敌岚县特务机关长川三与岚县先锋队长张子宜等，也均负伤云云。”

与《解放日报》类似，《边区群众报》在文风大众化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报馆编辑坚持用“都”“同”这类更加口语话的词语代替“皆”“及”等等。这样的改变，更加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