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

正确指示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

2008 年5月，一本贴着“黄色”封面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手工伪装本在广州被发现。这本名为“满园春色”的伪装本，其封面右侧大部分为彩色舞女形象，左侧上角有“热情小说”字样，左侧中间是艺术体“满园春色”书名。书为铅字竖排平装，草纸印刷。为什么《新民主主义论》要以伪装本的形式出现？《新民主主义论》是本什么样的著作？

一、国、共、伪三方对“三民主义”政治符号的争夺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国民党尊他为中华民国的“国父”。他的经历被认为是中华民国法统所系，他的事业被认为是中华民国真精神所在。蒋介石曾宣称：“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三民主义，若是离开了三民主义，这个人不独不能救人，而且不能自救！如果要做一个人，而不懂得三民主义，那就枉生在世界上了。”1929 年 3 月 21 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最高根本法：“总理创造中国国民党，同时创造三民主义……故总理之全部教义，实为本党根本大法；凡党员之一切思想言论行动及实际政治工作，悉当以之为规范而不可逾越。”并举行“总理纪念周”活动。

“总理纪念周”活动要求国民党相关机构在每周一都要举行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先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然后由主席恭诵总理遗嘱，全场起立肃听”。这项活动从 1925 年 3月 31日一直到1947 年4月。

作为国民党要人汪精卫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曾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篇。后来，他为了与蒋介石争夺权势，1940 年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汪精卫为了漂白自己的汉奸身份，强调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也把三民主义作为其主要政治符号：“中国惟有本于三民主义之指示，以至诚发扬固有之道德，以虚心勇气接受现代之文化，使生长成熟中民族意识，内则为自立之杠杆，外则为共存之柱石，中国决不以狭隘的爱国主义自囿，而陷于排外思想之歧途。”1939 年 4 月汪日合流时，提出：“必需三民主义、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国民政府作为合作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政治符号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但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主时期的最低纲领有相同之处，因此，也把三民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符号。1937年7 月15 日《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反复指出：对于三民主义，“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党内不喜欢、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

这样，国、共和汪伪三种政治力量，为了使政治行为合理化，政权合法性并长久维持，都很重视三民主义政治符号。

二、蒋介石及御用文人对中共的攻击

1937 年 9 月，国共进行了第二次合作。随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中力量的壮大，蒋介石调整了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1939 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主要议题是“强化”国民党，“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会议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并特别提出要注重与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亲自出马，于当年5 月进行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

他说：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都是一偏之见，唯有民生史观既不偏于精神，又不偏于物质；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有缺点，内容很不完备，三民主义博大精深，涵盖一切。只要按照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主义”，按他的实行程序去“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就可以战胜敌人，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

与蒋介石讲演相呼应的是共产党的叛徒、反动文人任卓宣。任卓宣，(1896 至 1990 年)，四川南充人，别名叶青。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 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在长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1927 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 7 人，至刑场，10 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眼睛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的，(即剥死人身上衣服)，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这次被捕后，任卓宣选择了投降，充当国民党在文化上的打手。所以有人因此调侃道：(任)早死一年是好人。

1938 年、1939年任卓宣以别名“叶青”连续抛出《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中国政治问题》、《与社会主义论中国革命》等小册子。叶在《中国底现阶段及其将来》小册子中指出，抗战时期需要统一和强固中央政权，民主在现阶段的今天，都非大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低级形态，共产主义和大同主义是民生主义的高级形态，这样民生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中国有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中国有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就够了，用不着实行社会主义的共产党。

这时，民社党首领张君劢也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以“促进团结、统一力量、利于抗战之持久”的幌子，向中共提出了三点建议：(1)、将八路军训练任命与指挥完全托之蒋介石，以实现军事权之统一。(2)、取消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做到一国之内唯有一种法律、一种行政系统。(3)、共产党既信奉三民主义，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张君劢这篇“杰作”出来后引起一片喧哗。国民党当局自然大喜过望，又是翻印又是散发，蒋介石“龙颜大悦”，特意拨了一大笔钱给筹办中的民族文化书院。中间派对张君劢政治失态也颇有微词，当时尚未脱离民社党的罗隆基就在昆明表示，张君劢的信不能代表该党立场。

三、共产党人内部也存在对三民主义的误读

当时，共产党内对三民主义也存在理论上的混乱。1939 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延安几个学校在中央党校礼堂组织了一个辩论会。马列学院被分配充当国民党一方，因为有材料的便利，而站在共产党立场反驳的一方又准备不足，辩论的结果，反共的观点竟没有被驳倒。一些人认为，民生主义具备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民生主义加上农工政策，就可以冲破社会主义的门户，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连接起来。认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使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不和政府相冲突，避免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可能向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发展。针对这些误读，毛泽东对马列学院的同志说，我去驳一驳你们，看能不能驳倒。于是毛泽东写了《新民主主义论》。

四、共产党的反击

针对国民党及御用文人对中共的攻击，中共领导人纷纷写文章进行驳斥。重要的文章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理论家。毛泽东曾说张闻天是“不争权”的“明君”。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中认为:在抗日阵线上，对三民主义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努力保存与发展三民主义中的基本革命精神，认为三民主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以争取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国的胜利的政治纲领。这是共产党的观点。另一种是到处削弱与掩盖三民主义中的革命精神，特别是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把三民主义实际上阉割为不彻底的一民主义，保存于发展三民主义中某些消极的与保守的因素。这是假三民主义。只有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抗战建国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王稼祥是我党又一位著名理论家。1931 年毛泽东与他第一次见面时，对他的理论功底颇为赞赏，认为他对“立三路线”的批判论文写得有理有据，颇有见地。交谈中，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挥笔写下一副苏区军民人人会背的对联送给王稼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后来又多次说过他对革命的贡献。他说王稼祥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在《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中指出：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并不是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原则。孙中山 1924 年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但是共产党还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最高纲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民生史观，实际上是二元论和唯心论。

无论是张闻天还是王稼祥，他们都是从破的立场出发进行论述的。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高屋建瓴，既有“破”又有“立”，这表明毛泽东比同时代的共产党人站得高，看得远。这主要因为毛泽东有远大的理想。毛泽东很早的时候，就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毛泽东 7 岁时，就以《咏蛙》表达了他的崇高志向：“独踞池塘为虎踞，绿杨树里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长大后，毛泽东为了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艰苦奋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有深厚的东、西文化功底。毛泽东一生读了很多方面的书，他曾说：我是小学教员、中学教员，绿林大学。过去读孔夫子的书，读六年，相信他。读资产阶级的书，读七年，学资本主义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信康德二元论。过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过书。后来才搞革命。参加了党，只知道要革命，怎么革法不懂。学了十三年，学点文化，反帝以后才知道了解的。晚年，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由于毛泽东的广泛阅读，毛泽东著作有深厚的理论底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看了五遍《共产党宣言》而写成的。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毛泽东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无论是少年时期，还是中年时期，把调查研究作为人生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他曾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由于毛泽东注重从实践中来，因此，毛泽东思想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五、科学地解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1940 年 1 月 9 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次发表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机关刊物《中国文化》上。后来，毛泽东对论著进行了 240处左右的修改，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在同年 2月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登载此文，解放社也随即出版了第一个同名单行本。

该文献的 4 种不同早期版本：其一是 1940 年 3 月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该版本 46 页，32 开；其二是新四军江北政治部 1940 年 12 月出版的单行本；其三是冀鲁豫边区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木刻本；其四是《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本，封面伪装题名“大乘起信论”，伪托“北京佛教总会”出版。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对革命书刊的查禁、封锁，致使国统区人民听不到共产党的声音，看不到共产党的抗战政策，特别是不能接触到毛泽东思想，为此，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委决定将有关毛泽东著作单行本采取改换封面书名的伪装办法，由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出版，在国统区悄悄发行。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由15 个小节组成、约3 万余字，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论述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如何等问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说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指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明确回答。即“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批判教条主义也是毛泽东写作的一个目的。1937 年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国内时，依然坚持他的教条主义路线。1940 年初，王明将 1931 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第三次出版，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代表作，当作“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硬塞给“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和“延安各学校”。本来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要王稼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竞争当领导人了。但王明依然坚持其错误观点，影响极坏。

因此，毛泽东在文中这样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决不能解决问题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这明确地表达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立场。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正确领导中国革命。

王明等人反对中国革命有阶段之分，抹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迷恋于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企图把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革命并作一步走，在民主革命时期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针对这一错误观点，毛泽东指出，我们不是空想家，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中国现在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这个任务没有完成以前，社会主义是谈不到的，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

对于毛泽东的正确批评，王明拒不接受。当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论》初稿交政治局讨论时，王明说：“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上，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而实际上，广大党员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见证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袁溥之回忆说：“陈郁回延安后，在党校学习。当时，王明还是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经常口若悬河、哗众取宠作报告，很能迷惑一些青年。当时，鲁迅艺术学院就常有一些学生，从桥儿沟跑很远的路到女大去听王明的报告，听完报告回家天都快亮了，有个别人甚至还叫出‘王明万岁’来。陈郁从自己的革命实践和切身体会中，深知王明的那套理论是完全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的。”

关于新、旧民主革命的划分。十月革命以前的革命是属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十月革命以后的革命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

1919 年 5 月 4 日，中国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6 月 3 日，上海的工人阶级起来罢工，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由此中国革命可分为两种革命，五四运动以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资产阶级的旧民主革命。五四运动以后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新民主革命。

茅盾听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段话后，非常钦佩，说“这篇文章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供了精辟的透视与指针”，“是中国新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纲领。政治上，毛泽东首先界定了“国体”“政体”的内涵。毛泽东指出：“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指的是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中国的政体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即民主集中制。

按照这一政体，陕甘宁边区进行了选举。由于不少群众文化水平低，看不懂选票，不少地方还用黄豆来代替选票。候选人面墙而坐，他们各自的身后放着一个碗，碗上贴着写有该候选人名字的纸条。选举开始了，年满 18 岁以上的选民拿着分发的黄豆，悄悄来到心仪的候选人身后，将黄豆放进他的碗里。最后，根据碗中黄豆的多少，来确定政府人选。据统计，陕甘宁边区 1937 年第一次选举中，参加选举的选民一般占选民总数的 80%，差一点的地区也在半数以上。在 1938 年，晋察冀边区有 8000 多个村庄民选村长，参选公民占 40%~50%；冀中边区有 3128 个村庄进行了选举和改选，占所属村庄总数的 68%。

经济上，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思想是：一方面要消灭官僚资本主义，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解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生产力；另一方面，对同帝国主义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即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保持其发展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针，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对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经济，陈嘉庚有段精彩的评述。他说：“余在重庆时，常闻陕北延安等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夺净尽，活埋生命极无人道……及到延安界特别注意前所闻数事。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资产剥夺，则田园民有，商店自由营业。至于男女不伦，如行路来往，座谈起居，咸有自由秩序。”

文化上，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下，延安平剧院演出的京剧《逼上梁山》，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这个戏改变了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的状况，在戏剧舞台上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了人民创造历史的本来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结合，一起构成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创造，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任弼时 1943 年曾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上说，1931 年他到中央苏区，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存在着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的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六、大家有所指望，知所趋赴

中国共产党在三民主义政治符号争夺中独领风骚。毛泽东早年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争夺中，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有人指出：“《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可以视为一个标志，一个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在理论上占到主导地位的标志。这个标志的树立，是抗战以来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基本总结。此后虽然还在继续言说，但理论上的基调已大致定型。这个标志的树立，使国民党在理论上开始失去领导权，一个在理论上失去领导权的党，其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问世，即给著名历史学家李平心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位学者曾满怀喜悦地在文章中写道：“我在上月间看到了一则印刷模糊的通讯，其中刊出了当代一位大政治家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提要，不禁喜狂，因为在简短的提要中，已经闪耀了演讲者天才的光辉，发掘了中国现代历史的真理。”他还颇有见地地预言：“‘新民主主义’口号的提出，在今天显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启发下，他由衷认同和广泛接受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1949年2 月北平解放后，也开始接触毛泽东著作。据说，他刚一阅读《新民主主义论》等篇章，就立刻为其精辟的理论所吸引，为其卓越的见解所叹服，于是爱不释手，反复钻研，思想发生了急遽变化，从而不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有了正确的认识，而且义无反顾地投身时代洪流。

作为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博士，曾昭抡回国后历任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抗战爆发后，由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强烈不满，遂开始关心政治，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政治斗争。1944 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辗转得到《新民主主义论》等革命著作后，便如饥似渴地进行了认真研读。他经常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原话分析时局、发表演讲，因此被国民党特务组织列入黑名单。所幸时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出于亲戚情谊，为使曾昭抡避开特务的监视和迫害，有意识地安排他和吴大猷、华罗庚带领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等六位西南联大学生赴美考察原子能技术，才得以逃过劫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