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论联合政府》的出台

中国的真命运《论联合政府》的出台

1945 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往何处去成为全国上下都在考虑、思辨的焦点。4 月 23 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发表《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党的政治路线，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了解《论联合政府》发表的历史背景，对于正确认识 1943 至 1945 年抗战后期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共两党的理论斗争、1949年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经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之命运》非中国之命运

1943 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以他自己的名义写的书——《中国之命运》，叙述了所谓的中国命运所在。据实际的执笔人陶希圣回忆说，书名是取自国父孙中山的话：“国家之命运在国民之自决。”此书刚一出版，国民党官方通讯社——中央社马上发表消息，鼓噪声势。国民党方面称“这是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名言说论，指示今后建国的重点”，“对于目前中国问题确定最高指导原则。”将其作为中小学生和国民的必读书，规定为学校教育的课本和国民党官员、职员晋升的考试科目。要求“自应人手一册，随时研读。”蒋介石信誓旦旦地说，纸张印刷要求全国最好，价钱也最便宜，以便人人都能买一本，了解中国当时的形势。《中国之命运》仅普及本一个月内便印刷了 300 版次，以每版 5000 册计算，30 天内发行 15 万册之多。国民党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几个月内就在国统区强制发行几十万册，与中文版并行的还有英文版。国民党吹捧这是名副其实的经典之作，是“思想的明灯”，是“今后努力的指针”，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之后一本最重要的著作。其中一种中文版本的封面，是以中国地图为主背景，里面赫然印着蒋介石的头像，其中的领袖之意不言而喻。

只是《中国之命运》非中国之命运，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明灯作用，并没有引导全国人民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的国内外形势。虽然洋洋洒洒共计八章，十余万言，但却漏洞百出，捉襟见肘。全书极力鼓吹国民党一个党，当然也是蒋介石发布此书的根本宗旨。第七章说：中国建设的成功，“必须有共同的组织，有系统的联络，以为国家建设和个人立业的总机关”。那么，如何才能进行“有系统的联络”呢？只有一个党、一个主义。“唯有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发于至诚。中国国民党的思想，能兼容并包，而中国国民党的行动则择善固执。”“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唯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唯有中国国民党。”“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由此总结出，“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如果今日之中国，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

《中国之命运》一书，对中华民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都做了回顾，但却歪曲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宣扬法西斯主义血统论和封建的政治文化，夸大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

书中首先宣讲“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各宗族之间主要是血缘关系。“四海之内，各地的宗族，若非同源于一个始祖，即是相结以累世的婚姻”，也就是“以血统相维，与婚姻系属为动力。”意在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长发达，在于传统的封建道德和政治组织。书中还对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行了大肆攻击，认为它们是不平等条约带来的产物，是不利于中国的外来思潮。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其中错误一阅即知。其次则是歪曲国共合作的历史和现实，诬蔑中国共产党是国民革命和抗战的破坏者。蒋介石在书中说，在北伐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和汪精卫勾结，“在中国国民党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地进行分化工作”，“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污蔑共产党“挑起左右派冲突，煽动阶级斗争”，“乃复于民国二十到二十五年之间，赣南湘东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陕各地，兵连祸结，间阎为墟。”把国共分裂、十年内战的责任归罪于中共，漠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等力量的存在，明确地表达出准备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的意图。

蒋介石在书中对中国国民党的前景进行了深远宏大的展望，系统阐述了国民党建国方面的五项任务。书里写道：建国三时期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经济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践力行。”蒋介石特别论述了他专制独裁的“建国方略”，把他与美国在 1942年废除不平等条约和1943年续订“新约”吹嘘为“国民革命的初步成功”，“建国工作的真正开始”。蒋介石还说：“建国的基本工作在于教育、军事与政治的合一，而求基本工作的完成，又必须就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五个要目制定周详的方案，而使之实现力行。”

通篇来看，《中国之命运》一书从头到尾都在彻底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言论和做法令对他素有好感的知识分子也感到深深失望。1942 年，民主人士闻一多和长子闻立鹤谈论局势时，对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领导的抗战还抱有相当的信心，把他视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安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闻一多在看到《中国之命运》后，心情骤然从谷峰坠到了谷底。他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944 年，闻一多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响应中共的号召，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 年夏，不幸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1943 年，西南联大历史系雷海宗教授与学生交谈时，也提及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硬伤就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说，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雷海宗所说的美国汉学家指的正是后来写作过《剑桥中国史》的费正清，此时也正是美国“情报协调局驻华首席代表”。

1943 年5月，费正清在昆明读了《中国之命运》。他和西南联大的教授也就这本书做了交流。费正清发觉，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的一种侮辱。他对此书“感到十分骇然”，认定这本是“利用历史来达成政治目的。”《中国之命运》中有这样一个论调，“帝国主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费正清不禁慨叹：“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写道：“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这里的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老金(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现在蒋介石公然侮辱了他们。”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对蒋介石感到彻底失望，有的远离国民党政府，不问政治，有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走上了左的道路。

在蒋介石政府任职的知识分子也感到如履薄冰、朝不保夕，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家、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何廉回忆录》中对此叙述得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表达了知识分子的怅然与惘然。

原清华政治学系教授浦薛凤，抗战时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后从昆明到重庆从政，任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参与将《中国之命运》翻译成英文的工作。浦氏回忆：“当时高级文武官长对实际执笔人，殊颇不满。不平等条约固是国耻，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文化一切之堕落，皆归罪于不平等条约，客观研究殊有问题。质言之，殊难折服盟邦在朝执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时犹需酌量，况在战时，又何况在需求协助合作之关头？”西南联大教授的批评，是《中国之命运》一书遭到反对，使蒋介石统治集团失去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奏，到抗战胜利、内战顿起时，又失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

《中国之命运》把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说成是中国命运的决定者，妄想在“二年之中”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完成“内政统一”。其目的就是要在抗战结束后，消灭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建立一个以封建的社会组织和道德文化为基础，具有一定现代化工业经济成分，而以国民党一党专政为主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统治。《中国之命运》充其量只是蒋介石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实质上是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杂合体，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部“反共宣战书”。

蒋介石不仅在书中这样鼓吹，实际也在等待时机来付诸实施，期待早日消灭中国共产党，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关于解散第三国际的决定，蒋介石认为歼灭共产党的良机到了。5 月 26 日，密电号称“西北王”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胡宗南接到密电后，立即调兵遣将，召开高级将领会议，研究并准备进攻延安。国民党紧锣密鼓，大肆制造反共言论，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子张涤非在蒋介石的授意下，6 月 12 日召开座谈会，以群众团体名义电告毛泽东，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割据”。

6 月18 日胡宗南率兵进攻延安，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7月，胡宗南以对付日寇为幌子，调兵遣将准备包围陕甘宁边区。7 月7日，国民党军队炮击陕甘宁关中分区，袭扰边区军民。

二、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角逐

蒋介石好不容易出版《中国之命运》这样一本自认为概括了其核心思想的著作，却引来各方面的批评。不仅激起国统区内以西南联大教授为主的批评和反感，也招致英美西方大国也是“二战”同盟国的指责。其中跌宕变化，也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蒋介石无奈地在日记中流露：“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

对于《中国之命运》中的荒谬言论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果断的斗争。在《中国之命运》抛出的第三天，1943 年3 月12 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孙中山先生逝世十八周年纪念》，对蒋介石进行了严肃批判，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从5 月到8 月，《解放日报》发表一系列重要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末日》等，发动政治上的有力反击，展开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角逐和抗争。陈伯达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了《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其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

1943 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与抗战6周年前后，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有朱德的《“七一”志感》、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林伯渠的《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前进》等，再次对此予以批驳回应。

为了进一步揭批蒋介石主张的法西斯主义，党中央还召开了专门会议进行研究部署，并委托刘少奇组织和领导这场斗争。刘少奇在延安亲自主持召开理论干部会议，要求到会的人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反动小册子加以认真研究，“要仔细地看一看，首先要了解它，才能写文章批判它”，“不仅写一篇批判文章，还要写几篇批判文章”。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到会人员经过充分的讨论和协商，确定由范文澜发文从政治上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艾思奇写稿从思想上批判蒋介石的世界观，吕振羽则从中国各党派阶级性上撰文批判蒋介石的一党专制。范文澜、吕振羽两位先生分别撰写了《谁革命？革谁的命？》、《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的文章，艾思奇则写出了《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和《袁世凯再版》两篇文章，义正词严，鞭辟入里，体现出很强的战斗性。艾思奇在《论〈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一文中鲜明指出，《中国之命运》张扬“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之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

这些文章写好后，又在刘少奇主持下进行讨论修改，最后经党中央审查定稿。这些文章，从 1943年7 月到8 月先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各个解放区的报纸也都进行了转载。

解放区掀起了批判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高潮，此时周恩来也从重庆回到了延安，他立即撰写批判文章，并于8 月2 日和16日分别发表著名论文《在延安欢迎会上的演说》、《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体系、历史根源、纲领和策略、组织和活动。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驳斥直指问题本质，入木三分，在理论战线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面对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也进行了坚决的回击。1943年 6月 14日组织了三万人的群众大会，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抗日。7 月4 日和6 日，朱德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举动，呼吁团结。9 日，延安群众三万人举行紧急集会，发出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的通电，并动员边区军民积极备战。

7 月 10 日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途经西安时，胡宗南为了掩饰自己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特意指定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在小雁塔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他们从在西安的黄埔军校六期以上将级军官中挑选出大约 30 人，各偕夫人作陪，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制造友好气氛，多敬酒，期望把周恩来灌醉以图他计。周恩来不为所动，还绵里藏针，向胡宗南打出了一副软硬兼具的好牌。

宴会开始，王超凡首先致欢迎辞。临尾时他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周恩来举杯起立，微笑着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瞬时愣了，发不出话来。王超凡和其他作陪者更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周恩来举目四顾，脸带笑意：“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他放下酒杯，泰然自若，继续与胡宗南谈话。

席上，周恩来谈笑风生，从容不迫，很有礼节地回应一批批前来敬酒的人员。他大智大勇，单人独杯，打退了以“西北王”为首的一群将官们的四次轮番酒力进攻。酒会临近结束时，周恩来发表了此行感言，他不仅感谢胡宗南的盛情相邀，尽显兄弟之情，而且向外界公开宣布，自己已当面询问胡宗南是否已将河防大军向西调动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对此已然断然否认和拒绝。周恩来欣慰地对各界朋友说明胡长官已经明确表态：他没有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意图，他指挥的部队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听了很高兴，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很高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种巧妙的不打自招的方式，将胡宗南部即将进攻陕甘宁的阴谋公之于众。

周恩来时时提醒在座的人员莫忘抗日大局、保持团结，紧接着他慷慨激昂地说：“我借这个机会，向胡副长官，向各位将军和夫人，敬一杯酒。希望我们一起努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南京、上海，收复北平、天津，收复东三省，收复所有被日寇侵占的中国的山河土地，彻底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独立、自由、幸福的强大国家！同意的，请干杯；不同意的，不勉强。”说完一饮而尽，胡宗南见状也慨然举杯，所有作陪的人都跟着干了杯。这场酒桌上的斗争，周恩来以最后的反击而大获全胜。

7 月 12 日，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和抗战的罪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中国共产党经过种种努力，终于使国民党这次反共高潮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就被制止了。9 月，国民党表示停止进攻边区。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击和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反对下，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达到预期之功，只得悻悻而返。但是，蒋介石统治集团并没有放弃反共，仍然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依然企图在抗战胜利后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政府，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中国共产党始终对中国的国内形势保持着清楚的头脑，一面坚持继续抗击日寇，一面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在艰苦的斗争中壮大了自己。到1945 年春，我们党已经有了121万党员，党内空前团结，思想作风日益纯正，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由原来的4万人发展到近100万人，在八年抗战中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收复了大片国土。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遍布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地，拥有近 1 亿人口，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批判《中国之命运》系列文章发表的次年，国共关系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也坐实了此前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1945 年 12 月，冀晋日报社出版了由陈伯达、范文澜编著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

三、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斗

自蒋介石署名发表《中国之命运》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命运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国民参政员的电报上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讨各党派联合政府问题。8 月 23 日，在同谢伟思就国共关系谈话时，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应立即召开一切党派参加的临时国大并改组政府，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或过渡的)国民大会，应聘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数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

1945 年 9 月，中共中央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然后由新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贯彻抗战国策，实行反攻。虽然估计此项主张国民党目前绝难接受，但是各小党派、地方实力派、国内外进步人士，甚至盟邦政府中的开明人士，会持赞成态度。因此，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以此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操纵的伪国民大会和伪宪。9 月 27 日，由毛泽东起草的林伯渠致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复信中，也再次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中国共产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

1944 年 11 月 10 日，毛泽东与美国特使赫尔利经过多次会谈，最后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宣布五项内容。一是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是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第三项内容是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对于军队，《协定》也做出了规定：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但是，蒋介石并不是真心接受联合政府的主张，也根本不会照此施行。

1945 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的胜利，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也到达了最严重、最紧要的关头。2 月 13 日，周恩来在重庆同赫尔利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决然宣称：不接受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组织联合政府无异于推翻政府，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周恩来逐条予以批驳。国共谈判再次陷入僵局。3月13 日，毛泽东同返抵延安的谢伟思谈话，最后指出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毛泽东说，蒋介石拒绝成立任何真正的联合政府，他宣布在1945 年11 月召开国民党一手炮制的国民大会，他现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中国内战和国民党毁灭的道路。

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粉碎美蒋的内战阴谋，打破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4 月23 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隆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共 755 名代表，其中正式代表 547 名，候补代表 208 名，代表全党老中青 121 万党员，分为中直(包括军直系统)、西北、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 个代表团。

大会历时 50 天，首先由毛泽东做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毛泽东深刻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毛泽东慷慨陈词，为全党、全国人民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七大开幕的第二天，毛泽东代表中央委员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成为七大的核心议题。毛泽东科学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驳斥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谬论，系统地阐明了抗战结束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可以争取的前途命运，郑重提出了中国人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共分五大部分，每个部分由浅入深，环环相扣。在第一部分中，针对国民党独裁、卖国、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开宗明义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第二和第三部分，则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详细分析了中国抗日战争及当时国共两党关系，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还向上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许多事情。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提出了中国人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剖析了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及其截然相反的结果，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在报告第四部分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完整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宗旨，以及人民军队的宗旨与其他各项建军原则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等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等基本原则。他热情洋溢地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结合，而斗争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接着，他又指出，在这个宗旨的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有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一个正确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

报告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因为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才能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报告指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途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要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农民群众，重点放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壮大和发展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抗战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有了前述四个部分的铺垫和分析，毛泽东在第五部分中，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为此提出要用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武装全党。第一次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毛泽东概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标志着其建党学说体系达到了完备和成熟。

四、从联合政府到中央人民政府

然而，在《论联合政府》已经公开系统地阐述、指明着未来中国的前途，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已将全国人民的要求加以总结和宣布的时候，蒋介石统治集团依然坚持自己的反动主张。1945 年5月5日至21 日，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全然不理全国人民的要求，依然强调当务之急在于建立反共体系，为发动反共内战制造舆论，确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决定拒绝联合政府。

中国国民党六大选举蒋介石为总裁，蒋介石原想把自己定为终身总裁，由于反对派坚决反对，未能实现。会议通过了《政纲政策》、《农民政策纲领》、《农业政策纲领》、《工业建国纲领实施原则》、《劳工政策纲领》等等，乍从名义上看，似有民主，但仔细看来，不过是虚伪的民主与自由。蒋介石还发布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扩大“国营”经济、进行经济建设之类动听的言辞，也不过是为其所代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封建法西斯独裁国家装点门面的。在会上，蒋介石还假惺惺地摆出一副“还政于民”的姿态，宣布实施宪政，实际上是想假借民意以“合法地”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大会的另一个中心议题则是动员国民党全党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加紧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国民党六大对于希望国民党有所改进的国民党员与国内外人士，所给予的仍旧是失望。为抵制全国人民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披上“宪政”外衣，国民党甚至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最后的事实证明，这场国民大会虽然于11月15 日召开，也不过是一场闹剧。虽然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也只是国民党单方面的一手包办、一厢情愿，中国共产党以及民盟同声谴责、不予承认。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大会。两相对比，更加凸显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所说的：“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论联合政府》最后号召：“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根据毛泽东在七大的开幕词，中共七大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这是一条夺取抗战彻底胜利的路线，是抗战胜利后继续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路线，是打破黑暗的前途、黑暗的命运，争取光明的前途、光明的命运的路线。

《论联合政府》经过中共七大代表讨论，确认为党的纲领。1945 年 5 月 2 日出版的延安《解放日报》(第1441号)正式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的全文，约45900字，署名毛泽东，副标题为“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之政治报告”，在全国再一次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国统区重庆，新华日报社散发了 3 万份《论联合政府》。连正在出席国民党六大的一些代表看了之后也说，共产党有办法，说得头头是道，很多文章也大段大段地引用《论联合政府》中的原文语句。

1946 年 7 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内蒙古出版社在张家口出版了《论联合政府》的蒙文版，这也是毛泽东著作的第一个蒙文译本。当时的《晋察冀日报》特为此用蒙、汉两种文字对照刊出出版消息，称：“毛主席著作之蒙文译本，此系首次发行”，“此书之翻译，前后经过已有年余之久，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编译处特为此书组织编委以根据两个译本综合修改而成，书中对于蒙文中少见的名词术语，则附有汉文原名或语汇，以资参照。”。进一步扩大了《论联合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

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斗中，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在中国共产党内外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得到了包括舆论界在内的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形势下的国共两党关系中掌握了主动权，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指明了光明的前景。

即使是在非常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放弃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8 至 10 月，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进行了为期 43 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的会谈纪要，也称作“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年1 月，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盟、青年党等)为抗战后的和平建国大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但是这些协议不久就被蒋介石破坏，同年7 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先后向中原、华东、晋冀鲁豫、晋绥等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毛泽东在与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同美蒋反动派斗争的信心和勇气。

解放区军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以运动战为重要作战方针。经过八个月的作战，人民军队歼灭敌人十多万人，国民党全面进攻的计划被粉碎。1947 年 7 月后，中国共产党由被动转向主动，由劣势转向优势，由防御转向进攻，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宪政理论也从内容上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联合政府”主张，转向了推翻国民党政权。

1947 年10 月10 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即中国共产党的八项基本政策。这个宣言第一次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称，第一次以宣言形式郑重向中外宣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了“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把蒋介石政府排除在民主联合政府之外，并将其作为打倒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非旧民主主义的国家政权。

1949年1月，毛泽东向苏联特使米高扬解释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组成及其成员问题时，明确提出新政权尽管名义上不叫联合政府，而实际上就是联合政府，是有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三大战役结束后，中共已经胜券在握。国民党在国共和平谈判的烟幕掩护下，仍然妄想负隅顽抗，积极布置长江防线。在国共再次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提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但是国民党拒绝接受。4 月 20 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和谈破裂。4 月20 日晚，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

1949 年 9 月 21 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634 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界民主人士、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27 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29日，会议又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30 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 年 10 月 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从此，中国人民昂首挺胸、当家做主，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深入思考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重新对《论联合政府》进行审定，逐字逐句仔细斟酌与修改，体现了毛泽东对自己著作发表一贯所持的严谨态度。他曾说过：“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修订版中，毛泽东将“共产党参与联合政府”的段落进行了删减，并且在多处添加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说法，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认识逐渐趋于成熟的过程。修改后的《论联合政府》，收入1953 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三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