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经过

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经验的集体融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成经过

1945 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决议》总结了党从成立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对于十年内战时期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结论。它是党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教育的成果、共产党人革命经验的集体融汇，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加强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一致，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厘清中国革命经验认识的必然之作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经历了许多曲折。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事关党和革命的重大决策并付诸实施，不仅使陕北根据地摆脱了“左”倾错误的束缚，克服了根据地的困难局面，挽救了陕北根据地，而且使陕北根据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巩固，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出发点。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稳固的大后方，中国共产党对以往中国革命的多个重大问题也在不断认识、总结与反思。

为做好召开中共七大的资料准备工作，1940 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共六大以来主要的历史文献，其间看到了许多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在1940 年12 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中地阐述了他对党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土地革命后期“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的认识。他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他总结说：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痛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揭开了延安整风的序幕。9 月 10 日至 10 月 22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1941年九月会议)，讨论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出席该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朱德、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博古、邓发等，周恩来、刘少奇等当时未在延安，没有参加会议。会上 28 人次发言，趋于一致的认识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至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而对1931年7 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认识却分歧很大。王明肯定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另有人认为四中全会决议基本正确，大多数人发言没有完全否定四中全会，但持明显批评的态度。

这一年的10 月上旬，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就中共如何援助苏联的卫国战争、如何改善国共关系等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质询。10 月 7 日晚，在与毛泽东等的谈话中和第二天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对毛泽东的领导和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提出批评。王明态度十分激烈强硬，表示决心与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针对王明提出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而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得到了中央书记处其他人的赞同。

王明此举受到了中央书记处其他人的批评，毛泽东在10 月 8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做出结论：“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在王明了解到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自己有许多尖锐批评后，突然生病。他向前来看望自己的任弼时说：关于武汉时期的错误，“同意毛主席十月八日结论”。由于王明生病，讨论不得不结束，使得中共中央对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的讨论未能深入下去。

适时对重大问题作出决议，是中共工作的一个基本方式和惯例，接着王明的发问而来，为了进一步弄清党在历史上的路线是非，10 月13 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成立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和彭真参加，由王稼祥负责起草文件。毛泽东在会上谈了他准备在政治局作的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草案要点。他指出：1927 年下半年——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指导思想的机械唯物论时期；“立三路线”与苏维埃运动后期——这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思想方法上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六届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四中全会决议对于当时形势与工作政策没有具体决定，只说明交新的政治局讨论，但新的中央政治局没有完成此任务。毛泽东还对以上几个错误时期的主要负责人的情况作了分析，严肃指出：1927年大革命后期的错误，主要负责者是陈独秀；“立三路线”时期的主要负责者是李立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要负责者是博古。他还指出，王明在四中全会中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会议结束后，10 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此次会议讨论的情况作一个决议，并决定由毛泽东起草。

毛泽东综合讨论情况，起草了一份 1941 年九月会议决议，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简称《结论草案》)，厘清了对过去革命斗争中碰到的问题的认识。此草案共有16 个问题，近2 万字。这份《结论草案》是毛泽东身边秘书抄清的，抄清稿上又有毛泽东的修改，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了“历史草案〈密〉”几个字。这个稿子可能是王稼祥起草，毛泽东作了较大修改，然后让身边秘书抄清的。

《结论草案》论述了土地革命后期党的政治路线。它首先以“三个时期的路线”为题，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个时期的路线结论：“中央政治局在收集详细材料经过详细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四中全会及其以后一个时期，中央领导路线虽有缺点、错误，但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九一八事变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内，中央的领导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

《结论草案》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作了这样的概括：“这条路线的主要负责人是王明同志与博古同志，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结论草案》分析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所犯的严重原则错误，指出：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政治方面，在形势估计上，在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上，在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上，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结论草案》指出，“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中国极其广大的生活痛苦的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存在，是我们党内右的，而特别是‘左’的错误思想的来源”。

《结论草案》还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一一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质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

由于当时全党还没有开始整风，党的高级干部也还没有集中学习党的历史、回顾和检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所以对四中全会和第三次“左” 倾路线的了解还不够完整，从而在认识上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这种局限性也反映在《结论草案》中。例如，它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1931 年9月 20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起点。

这个《历史草案》原先准备提交1941 年11 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和通过，但毛泽东把它搁置起来，没有提交政治局讨论。其原因大约有：一是 1941 年九月会议对四中全会的认识不一致。二是几位重要的政治局委员不在延安，要等他们参加讨论后完善决议。三是毛泽东对此事非常慎重。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很长时间里，毛泽东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对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王明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经过、王明在中央具体干了些什么，及其思想、决策对中国革命产生的严重危害等，毛泽东在此时并不清楚，后来是在整风过程中逐渐了解的。因此，毛泽东虽然对王明、博古及其路线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深化。

毛泽东这个想法具体反映在1942年 2月21日他致周恩来的电报中：“政治局在去年十月间曾详尽检讨了过去路线问题，一致认为四中全会至‘九一八’中央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严重原则错误。‘九一八’至遵义会议(共三年又四个月)中央路线是错误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已写好，尚待七大前周及少奇、德怀回来方能讨论通过决定，交七大通过在内部发表(对外不发表)。”

随着中央内部整风的开始，《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内重要文件汇集在 1941 年、1942 年和 1943 年先后编出，和党的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讨论的逐步深入，从而感到《结论草案》在某些方面的内容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需要进一步充实以至修正，这样，它没有由中央政治局正式讨论通过而被搁置起来。但是，它的许多重要内容和思想观点，都仍然保存在后来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和七届一中全会修正通过的《决议》中。

二、王明错误在全党公开

1941 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在九月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研究组(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就是研究中共的历史，就是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1942 年 3 月，毛泽东专门为此在中央学习组作了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的报告。

随着整风运动在全党轰轰烈烈地展开，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学习也一步步深入。王明虽然表态同意自己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但是实际上并不是真心接受。他玩弄两面派手法，在公开场合表示承认错误，在私下则继续宣传中央的路线有错误，向一些领导人反映哭诉、挑拨离间，为自己鸣冤叫屈，同时向共产国际领导人告毛泽东的状。1942年12月底，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1943 年春，王明把 1941 年夏秋间对毛泽东的意见告诉了刘少奇，要他主持公道。刘少奇认为这是原则问题，立即提议并随后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毛泽东获知王明在背后的小动作后，对其两面派做法不满。在高级干部长时期整风学习后，1943 年 9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史称 1943 年九月会议)，继续讨论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这次的会议与会人员较多，未能出席 1941 年九月会议的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政治局委员此时都回到了延安，参加了会议。会议持续时间也很长，原本拟开五次会，隔一天开一次，但后来改变了计划，整风检查和党史学习穿插进行，断断续续开到年底，实际上直到六届七中全会才完全结束。

会上，毛泽东多次发言批评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等许多中央领导人回顾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与会者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毛泽东指出：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经过对抗战初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讨论，与会者一致认为王明在抗战初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是“新陈独秀主义”。并由此考察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党的政治路线，揭发王明与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关系，认定“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

胡乔木回忆说：“随着中央内部整风开始，印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讨论逐步深入，感到原来的1941 年草案稿有些认识不够了。例如，第三次‘左’倾路线不能说从“九一八’才开始。许多高级干部回忆历史，使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逐渐丰富起来。”“大家对四中全会义愤很大。……不能说，四中全会是正确的，‘九一八’以后党的路线才是错误的。四中全会就错了，不仅是政治路线错误，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在党内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同志说是篡权。”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1943 年12 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要求他们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100 人到200 人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指示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至此，王明错误在全党公开，澄清了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由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给党和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许多人因此牺牲、受到打击，因此在讨论中出现了过火的现象。对土地革命后期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产生了严重争议，主要表现在王明、博古等人的错误是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

1944 年 2 月 24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上述争议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一致意见。3 月 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指出六个方面的问题：(1)、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2)、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3)、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作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4)、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5)、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6)、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

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1944年 4月12日和 5月2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所做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明确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说：“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对重大认识分歧问题的澄清，为正确地起草《决议》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三、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决议》

经过整风运动和高级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为了肃清“左”倾路线、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影响，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党中央重新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问题。

在 1944 年 3 月 5 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讲话，针对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他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六条意见，得到会议的赞同和批准，成为政治局的结论。接着，4 月 12 日，他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5 月20 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先后所做的报告(这两次报告后来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中，传达了政治局的结论。这些结论成为起草《决议》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

1944 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组织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是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由任弼时负责召集。5 月 19 日，又增加秦邦宪为成员。任弼时作为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主持《决议》起草的日常工作，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并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任弼时很尊重别人的意见，别人能改的段落就请别人改，然后他再审看。在经由任弼时核对几稿后，就由胡乔木以任弼时的稿子

为基础重新起草一个稿子。

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如陈云等，虽未列名于这个委员会，但在《决议》的起草过程中，经常到会参加讨论，提出过不少的意见。1945 年春，成立了由在延安的党的主要高级干部参加的讨论《决议》草案的一系列小组，各小组组长如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人，也都参加过委员会的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此外，从 1941 年起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后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宣布他兼任中央政治局的秘书。胡乔木作为工作的助手，也曾经历了 1944 年开始的《决议》起草工作的全过程。

《决议》的稿子也是一改再改。任弼时在抄正稿上对胡乔木的稿子进行了修改，虽然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和参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的同志们仍然感到不满意。中央指定张闻天参加修改，张闻天的修改稿把《历史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为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从 1945 年春开始，毛泽东亲自参与“决议草案三稿”的修改工作。毛泽东至少参与了七次。毛泽东开始在张闻天的稿子上动手修改后，第一次参与修改时就将题目改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为《决议》基本确立了正式名称。期间，胡乔木也协助毛泽东进行《历史决议》的修改工作。决议原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上讨论，但毛泽东在第二次修改时，明确提出决议交由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对此，毛泽东的解释是：“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应当用很好的理由与态度去说服七大的代表们要有这种自觉，把过去历史问题托付给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人员的同意。此外，胡乔木在汇总各方面意见进行第六次修改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强调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党在 25 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党内一切错误路线及错误思想相对立的正确路线及正确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思想。

经过反复修改和讨论，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表决通过了《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正式一稿”)。“决议正式一稿”通过的当天，毛泽东就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决议》通过的次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讲：“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三番四复的研究，现在还是基本通过，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之后，再拿去精雕细刻。但这样是不是还会有漏洞呢？还可能有。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些讲话其实已经表明，《决议》在中共七大召开后将做修改。并且，在毛泽东看来，《决议》只要存在漏洞，存在错误，就应该完善。由于“决议正式一稿”还需要修改，因此并没有作为党的正式文件马上下发。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人员对《决议》继续发表意见。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央任命任弼时再次负责组织对《决议》的修改。由于三次会议的与会人员对《决议》提的修改意见比较多，因而这次修改的工作量并不小。这次修改进一步加重了对毛泽东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并增列了刘少奇对革命工作的贡献。比如，将第一部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和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一大段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时，这次修改明确写道：“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刘少奇的策略思想进行了分析。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在整风过程中，由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所通过。这个文件搞得相当不错，短短的、纲领式的，分清了我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做出了明确的结论。这是整风运动的一个巨大成果。”

《决议》草案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后，在7月 24日又印出一次稿子。在这一稿上，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部分，把军事方面独立出来，成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决议》草案，七大委托七届一中全会修改和通过，8月9 日在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一致通过经修改的“决议正式一稿”。8 月12 日，《决议》正式成为党内文件并被印行(以下简称“决议正式二稿”)。《决议》上虽然写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但实际上是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表决的，六届七中全会只是“基本通过”。

四、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之作

在《决议》草案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在 1945 年 3、4月间，讨论进入加紧进行阶段，高岗、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陈毅、朱瑞、林枫等负责的各个组，连续开会讨论，提出很多意见。如前所说，各组负责人有一部分还曾多次参加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讨论。所有讨论中提出的重要意见，都及时向毛泽东汇报。党中央、毛泽东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认真地研究了这些意见，将合理的有益的意见尽量吸收在《决议》中。

《决议》草案关于六大的写法，在讨论中不少人多次提出意见，草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才基本上定下来。草案 3 月 26 日印稿中有党的六大仍然没有在思想上给盲动主义以彻底的清算，埋下了“左”倾思想在党内得以继续发展的一个根苗的说法。在讨论中，大家对“根苗”的说法意见较多，不同意说六大埋下了“左”倾思想继续发展的根苗，而认为应当强调六大的正确方面。这样，在4 月5日印稿中去掉了“根苗”的说法，但对六大写得比较简单，只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陈独秀主义与盲动主义，特别指出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与命令主义。”讨论中，有同志提出对六大的评价应再高一些。4 月15 日的印稿中，对六大的正确方面就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对它的缺点只用“这里不来详说”几个字一笔带过。对这种写法，讨论中又提出意见，认为：六大有缺点，应指出，不提反而不好。7 月 24 日印稿中，对六大的正确方面和缺点作了全面的阐述和评价。

关于四中全会是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开始这个问题，从《决议》草案起草开始，直到印出1945 年3月 26日铅印稿，都只说四中全会在清算党内“左”倾错误上不但没有起过积极作用，而且扩大与发展了许多“左”倾错误，认为1931年 9月20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才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充分形成的开始。对四中全会的评价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从 1941 年 9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起，特别是 1943年 9 月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以后，中央反复考虑和研究，一直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决议》起草过程中，党中央又斟酌这个问题，也听取了党的高级干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例如，有的同志提出从四中全会起就是“左”倾路线，不应只强调“九一八”事变后中央 9 月 20 日决议。在 1945 年 4 月 5 日印稿中，对这个问题作了重大修改，第一次明确肯定四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开始。

关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问题改为八点的写法，讨论中不少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八点的写法要改变，应当加以归并。在1945年4月 8日稿印出后，对这一部分重新改写，从政治、组织、思想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后来，又根据讨论中的一些意见，把军事问题单独列为一个方面，并在内容上加以充实。

对于被错误的肃反所迫害甚至冤杀的同志，讨论中提出应当给以昭雪。根据这个意见，《决议》草案增加了这样一段话：“扩大的七中全会在此宣布：一切被错误路线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其处分或其处分的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给予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参加讨论的同志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意见，如要求在《决议》草案中写上“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要求写上第三次“左”倾路线使根据地损失百分之百、白区工作损失百分之九十，不同意说四中全会和临时中央是合法的，等等。对这些意见，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和解释。1945年 3月31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说：草案中没有说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品质问题，也没有说非法问题，也没有说宗派。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毛泽东的这一讲话，对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领会中央处理党内历史问题的方针和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统一大家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在《决议》草案的起草和讨论中，充分体现了党内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参加讨论的同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党中央和毛泽东认真地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作的《“七大”工作方针》报告中说：“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又说：“最近写决议案，写过多少次，不是大家提意见，就写不这样完备。”

《决议》草案宣布：“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它在政治方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性质、基本国情、阶级关系以及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和革命道路、革命策略等方面所做的突出的理论贡献，阐述了毛泽东有关上述内容的基本观点；军事方面，高度评价毛泽东为我们党摸索和制定的一整套无产阶级的建军道路，其基本点包括人民军队的理论、人民战争的理论；组织方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制定和创立的正确的组织原则和组织路线；思想方面，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

综观《决议》，它通篇都是在论述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和策略问题，即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的最初的比较完整的权威性论述。

《决议》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树立了自己的旗帜，实际上代表了第一次历史飞跃的实现。

《决议》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一，《决议》为七大的胜利召开、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做了最为充分的思想准备。《决议》在正确与错误路线的对比中重点突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表明全党已经公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七大召开的思想基础，也是刘少奇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代表全党确认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最重要的准备。可以说，《决议》的形成通过是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先导。第二，《决议》进一步巩固加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这无疑为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通过批判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错误，确立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地位，具体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胡乔木在《关于党的历史文献的编辑和批判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九篇文章”》中说：“现在把这些文件(指《六大以来》)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决议》最后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十分自信地讲：“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几次起草，经过党的高级干部多次讨论，经过多人和多次的修改，从1941 年10 月起草《结论草案》算起，前后经过将近四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决议》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参与这一集体创作的每一个人，都对这一历史文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一些同志贡献较多。当然，历史事实和档案材料明确无误地表明，贡献最大的始终是毛泽东。可以说，《决议》是在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直接指导下，经过长时间反复修改、完成的一个集体创作，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了《决议》的起草工作，多次提出起草《决议》的总体和各部分的指导思想，并对《决议》草案稿做过多次和大量重要的修改，《决议》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思想观点也主要是他提出来的。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组织编写《毛选》时主动提出要将《决议》编入。1950 年 8 月19日，他在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此件拟编入毛选第二卷作为附录，须作若干小的修改，并加上陈秦二同志名字，请加审阅，提出意见。”此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组成与中共七届一中全会时完全一样，但排名次序有所变化。毛泽东的提议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的一致同意。《决议》终以《学习和时局》的附录形式出现在《毛选》第三卷中。

1981 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显然是对1945年《决议》的继承和发展，它消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使全党又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20 世纪90 年代初，胡乔木回忆《历史决议》时，讲道：“《历史决议》在党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回望社会主义中国已然焕发出的蓬勃活力，展望新的发展前景，两个《决议》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