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用军事问题诠释哲学问题的范本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一、靠什么打败日本侵略者？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狂妄地以为，只要经过三个月的速战速决，就可以使中国的抵抗意志瓦解，国民党政府就会与其妥协而订立城下之盟。然而事实证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这种企图只是一种痴心妄想。在民族的危亡时刻，中国军民坚决奋起抵抗，仅在淞沪一地，就让日本军队打了三个月。到1938 年春夏，中国虽然丢失了大片国土，但抵抗仍然在坚决的进行。单单武汉会战就打了四个半月，日本军国主义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抗战取得了胜利，要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把日军从中国土地上赶出去，比粉碎速战速决战略企图的困难更大，过程更艰难，它不是短时期内就可能实现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际，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日强我弱。中国要最终战胜日本，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作战，必须在长期的抵抗中使中日双方力量的强弱对比从根本上发生变化，日本由强变弱，中国由弱变强。要实现强弱对比的这种转变，需要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长期坚持和坚决抵抗，使日军力量被不断消耗。仅有对日军的消耗还不够，还必须在消耗日军的同时，自己的力量得到增长，能够变强变大。一般来讲，灭敌一千，自损八百，战场上两军对垒，敌方的力量被消耗，自己的力量也会遭受损失。既要消耗日军，又要增强自己，可能性在哪里？这种可能性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有大量可发动、可组织的潜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这大量潜在的抗日力量就是广大的中国人民，把广大的中国人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加入抗日战线之中，是中国力量由弱变强，并最终超过日军力量的根本所在。发动和组织中国人民加入到抗日战争的行列，需要深入到人民之中去进行具体、细致、大量、长期的工作。尤其是在日军已经占领我大片国土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更显得特别重要。1938 年春夏，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大半年，华东、华北、东北大片中国土地被日军占领。在占领的区域内，日军能实际控制的只能是点线，即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广大的乡村地区，日军是没有能力实现有效控制的，在那里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是完全有可能的。对日占区广大人民进行发动和组织工作，这一情况决定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

游击战作为一种作战方式，早已有之。它的作用在于作为战术方式，在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中，以个别、零星、分散的行动方式对敌方形成牵制，对己方的正面行动予以配合和支持。因此，一般地说，它只是一种战术手段或方式，不具有战略性质。作为战术手段，游击战只能对战役行动发生作用和影响。抗日游击战的作用远不止此，它的作用除了对大规模的战役行动的配合与支持，更表现在对抗日战争的全局和最终结果的影响上，因而它具有战略性的作用和地位。这种战略性作用，其一是在日占区大量发动和展开游击战，是壮大和增强中国抗日力量非常重要的途径。在日军占领区域内，广泛和大量地开展游击战争，就是要把这些区域内的中国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真正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因此，抗日游击战的展开过程，实际也是中国抗日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持续进行，最终将改变中日力量的对比状况，中国由弱而强，日本由强而弱。其二，抗日游击战的广泛展开，不是附属于具体的战役行动，而是独立地在日军占领区域内进行，它对日军的牵制和消耗因而也不是局限于具体的战役，而是表现在战争的全局之上。在日本占领区广泛地展开游击战争，在全局上形成对日军的牵制，使日军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于正面战场的作战，减少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游击战广泛和长期地展开，是消耗日军力量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对最终在全局上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三，抗日游击战是促使正面战场长期坚持抗战的重要因素。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抗日力量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联合起来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能否长期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取决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就国内情况而言，共产党的力量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是制约国民党在抗战中妥协、动摇的根本因素。抗日游击战的展开，主要就是靠共产党来进行，意味着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抗日游击战开展得越广泛，对坚定国民党抗战意志的作用就越大。它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途径。上述几方面的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游击战，它不仅仅只有战术作用，而是具有战略性的地位和作用。

二、一个全党必须要有共识的重大问题

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上述地位和作用，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看得清楚，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得清楚。但中国的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要使自己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和壮大，必须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必须在全党范围内达成认识的一致。

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比其他中共领导人要来得清楚和明白。1937 年 8 月 1 日，张闻天与毛泽东致电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要他们向国民党明确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8 月 4 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又致电在山西云阳镇的周恩来、朱德等人，再次提出共产党军队应“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并强调，对这一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之后，在8 月5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周、朱、博古、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和8 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以及在 8 月 10 日致彭雪枫的电文中，连续多次强调红军只宜打山地战、游击战。毛泽东要求与国民党谈判的彭雪枫等人要向国民党明确表明红军的这一作战原则。毛泽东讲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从一开始就有通过游击战的发展来壮大共产党的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战略性含义。中共其他领导人虽然也都赞同游击战，但对游击战的作用，在理解上是有差别的。在8月22 到25 日于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种差别就有表现。会议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有三种观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地运动战。在会上，毛泽东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明确指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周恩来不同意毛泽东有关八路军避开日军进攻只进行游击战的主张，提出应以“运动游击战”作为军事战略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周恩来提出运动游击战，意在红军保存和发展力量固然需要，但面对日军的进攻，在具体条件许可时，要适当集中兵力，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给予日军应有的抵抗和打击。如果一味避开日军，有可能对中共的声誉带来损害，让人认为共产党没有全力抗日。周恩来表示，“即使八路军在这种运动战中，蒙受相当的损失，也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在全国人民面前，证明我们努力抗战”。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朱德、彭德怀等其他领导人的认可。朱德认为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在一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应服从南京军委会，这样做对于中共有切实的好处。朱德、彭德怀等认为，共产党军队应与国民党军队真诚合作，八路军应避免阵地战，但是应进行把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争，即“运动游击战”。

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关于游击战的表述为：“武装人民，发展抗日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军作战”，明显地带有一定的折中性质。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有比较大的差别。彭德怀在后来的回忆中坦然指出，当时华北军会的同志都没有把敌后游击战争提到战略上来认识，对于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游击战为主，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认识是模糊的。没有真正认识到这是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的正确方针。他自己对于“运动战”和“游击战”这两个概念主次是模糊的，时而提“运动游击战”，时而提“游击运动战”。1937 年9月14 日，周恩来在发给毛泽东和张闻天的电报中仍认为：“作战方针为游击运动战，避免固守，在有利条件下，应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

为了使全党在认识上尽快达成一致，不失时机地展开游击战，开辟根据地，发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毛泽东不断发电报指示各地的八路军。1937年9 月12 日，彭德怀与周恩来即赴南京之际，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要求他就“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向国民党做出解释，强调红军有“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地方政权与邻近友军不得干涉”。9 月25 日，在《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中，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例如民运，统一战线等等，应环绕于游击战争”，“要设想在敌整个占领华北后，我们能坚持广泛有力的游击战争。要告诉全党，今后没有别的工作，唯一的就是游击战争。”10 月 1 日，在《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强调“甲、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11月8 日，在太原即将失守的情况下，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中共领导人，指出：“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以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在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中，毛泽东的意见基本上得到了贯彻和实施，但认识上的差别不仅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在 1937 年底王明从苏联回国后，这种分歧还被扩大。1937 年 12 月9 日到 14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做《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在报告中，王明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努力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实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和争取抗战的胜利，王明没有看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由于王明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等身份，再加上抗日战争的一些特点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与会的不少人对王明的主张表示赞同或不表示正确与否。彭德怀在其自述讲到，当时自己对毛主席和王明的主张，在认识上模糊不清，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王明主张的作用。在传达会议精神时，采取了“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都照传不误，让实践来证明的态度。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所做的报告《当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王明提出要“建立真正统一的政治坚定的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建立这样的军队的基本条件是：“(一)、统一指挥，(二)、统一编制，(三)、统一武装，(四)、统一纪律，(五)、统一待遇，(六)、统一作战计划，(七)、统一作战行动”。会议后，王明回到武汉，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的长篇文章。主张建立“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就是共产党要全力帮助国民党加强军队的建设，中共的军队在各方面都要与国民党军队实现高度统一，抗战的胜利所依靠的就是高度统一、战斗力强的国民革命军。他也提到了游击战，但仅仅是从作为战术方式配合正面作战的角度来看待游击战，对于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的全局上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他没有看到。王明的报告及其公开发表的文章，再次得到了部分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在党内引起了思想上的混乱，很不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发展。

抓住机会，在一切日军占领的地区展开游击作战，发展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消除思想上的分歧，使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达成一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毛泽东继续电示各地中共领导人，在日军占领区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展开游击战和创建根据地。1938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致电山东省委，在日军占领山东的情况下，“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电示朱德、彭德怀，根据华北局势的发展，要在山西、平汉铁路等相关地区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4 月 21日，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人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5 月 14 日，向江苏省委发出“加强乡村游击战争和创立游击根据地”的指示。通过一系列指示，在实际推动游击战展开的同时，毛泽东清楚地看到，努力消除对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差别，对继续全面地展开和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至关重要。为此，他对抗日战争的各方面情况、特点和抗日战争中游击战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之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发表，就是要使全党明白，抗日游击战争有不同于一般游击战争的特殊作用，它的全面展开和长期坚持，对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抗日战争的持久进行，对整个中日战争局势的改变，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既是必需的，也是完全可能和可行的，是在实际中可以进行的战略性路径。

三、用军事问题诠释哲学问题的范本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谈的是中国如何打败日本，是军事问题，但完全可以说，它还是哲学著作，是用军事问题诠释哲学问题的范本。

前面已经提到，游击战是早已有之的一种战争形式，它只是作为战术手段在具体的战役中起配合作用。毛泽东从游击战的一般作用之外看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性作用，首先的一点，就是他能从战争的一般特点之外看到抗日战争的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一般性中看到特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写作和发表，是这一原则和方法运用的典范，是在全面和系统地分析抗日战争特点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的特点之一是日本经过长期准备，战争开始时是日本的军事力量超过中国，它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一下子打败日本，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但日本也不能把中国打败，使中国向日本投降而签订城下之盟。不能打败的原因是由战争双方的另一特点所决定。这另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是一个国土范围大、人口多的大国，虽然战争开始时军事力量比日本弱，不能够完全抵挡住日本的进攻，会丧失一些城市和地方。但日军不可能占领整个中国，中国的抗日军事力量也不可能被日本全部打垮，会出现日本占领中国一定范围的国土，中国仍然会守住一部分国土，日军无力再进攻，中国也暂时无力反攻的胶着、僵持局面。反过来，日本是一个小国，支持战争的资源有限，无论是人力资源还是其他战争所需要的资源，都难以持久。即使在日本占领的区域内，能有效控制的也只能是城市和交通干线，不可能完全实现对整个占领区域的有效控制。第三个特点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特殊的历史时代。这一时代的特殊性在于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崇尚正义。特别是世界性社会主义力量的存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持坚决支持的态度，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予以支援和帮助。即使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其中的绝大多数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会持反对态度，对中国反抗侵略会持支持的态度。因此，日本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陷于孤立，中国有可能得到广泛的国际帮助和支援。这些特点的综合作用又决定和产生第四个特点：战争的持久和长期性。《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基于对这一系列特点的分析，充分地论述和说明了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因为战争的持久性，加上日本只能有效控制城市和交通干线，为抗日游击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可能；中国人口多，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大量人力资源。这样，中国在战争的长期过程中，就可以把潜在的抗日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逐渐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状况。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方法的运用，不仅表现在对整个战争的特点上，更表现在对游击战争具体展开和进行的各个方面和过程的分析上。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河湖港汊地区的游击战，应该如何展开，它们的区别，都有深入的分析；游击战作为战略手段而开展和存在，防御与进攻的关系，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的关系，包围与反包围的关系，如何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对待和处理，如何相互转化，它们的相互作用，等等，都有透视和阐释。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丰富的哲学内蕴，值得探究的更在于它从对立方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去把握和认识游击战的规律和提出应采取的方法与原则。抗日游击战，从初期的展开到形成战略性反攻局面的过程中，在总体上是处于防御作战、内线作战和被包围状态。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会因具体时间、地点，双方力量的具体分布而相互转换。在防御、内线作战中，因具体时空中双方力量对比状况的不同，可以有进攻，可以抓住敌方的薄弱点由内线跳到外线去作战，以进攻求防御，在防御中选择时机展开进攻，以外线作战谋求内线作战的胜利。分散地看，单个敌后根据地和游击战活动的地区，处于被包围的状态。但将各个游击战区块和正面战场联系起来看，又可以说是敌方处于我方的包围之中，包围、反包围，相互交错。抗日游击战就是在包围、反包围的错杂局面中寻找、抓住机会进行发展、壮大自己和打击、消耗敌方。总之，在抗日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就是要不断利用矛盾转化规律，在总体上我处于防御、内线作战、被包围状态的同时，寻找机会和利用各种条件促使双方态势在具体时空中予以转化，从而达到发展和壮大自己，消耗削弱敌方的目的，并最终促使整个局势的全面转化。

从量变到质变是哲学中揭示和阐明的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重要规律，也是可以利用的重要方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既体现了量变到质变的重要思想，也反映了对这一方法的熟练运用。它从发展的角度，以动态的眼光看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以量变推动质变来争取目标实现的方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分析抗日战争多方面特点，尤其是持久性特点的基础上，指出了抗日游击战的发展过程，就是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日本占领区不断地被开辟和创建，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在各根据地产生和存在，看起来星星点点，零零散散，其人员数量、军事素质、武器装备都远不如作为自己对手的日本军队，难以同日军进行正规战。但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其力量会不断得到累积，变强变大，最终会改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状况，形成在总体上的战略反攻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游击战可以上升为运动战，并最终转变为正规战和打败日本，取得最后的胜利。它描绘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过程，就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化过程。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因为其既是军事著作，又是哲学著作，在1938年 5月面世之后，不仅对正在展开的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直接的指导作用，也成为日后人们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之一，先后以多种形式出版和发行。1938年11月、1948 年1月，上海美商远东画报社、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分别出版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一次出版时曾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书名。1944年 5月，晋察冀日报社出版的五卷本《毛泽东选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被收录到其中的第三卷；1945 年7月，苏中出版社计划出版多卷本《毛泽东选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被收录到其仅成功出版的第一卷；1948 年晋冀鲁豫中央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上下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收进其中的上册；1948 年中共中央东北局以东北书店名义出版的六卷本《毛泽东选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收录到其中的第四卷。1952 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单行本出版发行。新中国成立后多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都被收录到其中的第二卷。在学术界，除了从军事角度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进行研究，有不少人从哲学角度来探究它的价值。如张焕文的《学习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哲学思想》、王昌远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光辉典范——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孙世民的《试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哲学意蕴》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1982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当年干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所确定的书目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篇章之一。抗日的烽烟已经远去，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蕴含的哲学思想和方法所具有的价值永远值得探讨和给人启发。

四、引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重要思想指针。

从抗日战争开始时主张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正式发表，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从“七七”事变到 1937 年底，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以游击战争的方式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迟滞日军的进攻，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 9月下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部进行的平型关战役，一举击毙日军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 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 100 余辆，缴获一批辎重武器，大大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1937 年10 月的忻口战役中，八路军一一五师由晋东北向察哈尔省南部出击，先后收复县城7 座，切断敌人交通线。一二〇师收复雁门关，伏击敌辎重部队，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0月19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击毁日军飞机24 架，歼敌百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的作战。在 11 月上旬太原沦陷后，一一五师以恒山为依托开辟了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之后，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在日占区相继开辟和创建。到 1938年10 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布华北、华中和华南各省，总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6000万，共产党员由抗战开始的4万人发展到50 多万。八路军、新四军正规部队由开始时的 4.5 万人增加到近 20 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共歼灭日伪军 5 万余人，牵制日军 40 多万人，占当时全部侵华日军的 50%以上。

在整个战略防御阶段，中共领导开展的游击战，从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到在日占区开辟根据地，对改变战略态势，打破日军战略企图，其作用举足轻重。日军在占领武汉、广州后，停止战略进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需要大量的兵力来守备已经占领的地区。在向武汉、广州发起进攻期间，侵华日军总兵力为 27.5 个师团，其中用于武汉、广州进攻的兵力只占其总兵力 45%强，共12.5个师团，用于二线守备占到55%弱，共 15 个师团。用于二线守备的15 个师团，华北占了 12 个师团，其中八路军抗击 11 个师团，华中 3 个师团，新四军抗击1.5 个师团。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 12.5 个师团，占其 15 个师团的 80%，与日军攻打武汉、广州的兵力相当。由此可以看出，正在形成和开辟中的敌后战场的重要作用。

进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争得到进一步发展。到 1940 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近 50 万人，开辟了 16 块根据地(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中、皖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口已达 1亿。敌后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对整个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改变了战场局势。1940 年秋，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敌后以游击战方式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予日军沉重打击，使日军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用于巩固在华北的占领区，对敌后战场进行封锁和“扫荡”，敌后战场因此而有了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在经历严重困难后，到1944 年，敌后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由防御性进攻转入局部战略反攻。

从1944年1 月到1945 年8 月，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动了5次攻势作战，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99 座，收复国土32 万平方公里。战略反攻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发展到 90 余万人。到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一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所预料，整个中日战争的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日军处于全面防守状态，敌后战场已经具备全面战略反攻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