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学习

“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学习

一、“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

1989 年 5 月 16 日，在会见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严正指出：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

由于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政府，狂妄自大之余又生吞并中国之心，遂成为中国人的头号大敌。20 世纪前期，任何一位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必须抗日！如何抗日？

爱国青年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

1913 年春天，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第四师范。1914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又成为一师的学生。虽然身在学堂，他却始终心忧天下。

1915 年 5 月 7 日，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接受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 月 9 日，袁世凯政府复文表示基本接受。辱国消息不胫而走，华夏大地顿时沸腾，湖南长沙全民抗议。

第一师范学生集资，将七篇反对卖国条约的文章和一个附件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这时，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一位易姓同学因病去世了。5 月 23 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在挽诗中写道：“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所谓“岛夷”，是蔑称日本；所谓“仇怨”，指的是沙俄。这首长达 40 行的五言古风，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毛泽东留下手迹的诗作。它同《明耻篇》封面题词一起，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民族危亡的沉重忧虑，和以荡涤外寇为己任的爱国情怀。

1916 年6月6日，做了83 天皇帝的袁世凯死了。当时，国内报刊传出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中国人希望他下台，也幻想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7 月 25 日，他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感慨万千地说：“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可以说，这时毛泽东已经把日本视为中国的头号大敌，抗日是中国人的头等大事：“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1919 年，毛泽东第一次参加了反日运动。这年 5 月，世界列强在巴黎召开和会。和会拟定的和约无视中国的“一战”战胜国地位，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一传出，北京学生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痛打了亲日派官僚。5 月 25 日，为响应北京学生的五四爱国运动，毛泽东、邓中夏等开会决定：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6 月 3 日，在学生联合会的组织下，长沙 20 所学校学生统一罢课，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矛头直指日本。

在反日运动中，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7 月 14 日，《湘江评论》正式出版了，在《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国际的强权，迫上了我们的眉睫，就是日本。罢课，罢市，罢工，排货，种种运动，就是直接间接对付强权日本有效的方法。”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早期的反日策略思想。

二、“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1921 年11 月至次年2 月，美国出面召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中国等九国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必须“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确立了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这样，日本一度被迫摘下了中国头号大敌的帽子。

不过，列强共霸中国的局面，仅仅维持了十年，日本又抢着戴上了中国头号大敌的帽子。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九二二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

就在日本发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前三天，即9 月15 日，毛泽东刚刚指挥中央苏区军民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四个多月内，日本占领我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这个严重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

9 月25 日，毛泽东、朱德、贺龙、彭德怀等联名发表文告指出：“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已经占据了满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枪炮炸弹屠杀着满洲劳苦的工农群众与兵士，把满洲已经完全看做是他们的殖民地了。”他和红军坚决主张抗日。

可是，这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能正确地估量全国局势中出现的这种重大变动，及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他们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层中日益高涨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间派的积极变化和国民党内部的分化，而把中间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要以主要力量对它进行打击。他们一味强调所谓“进攻路线”，在王明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把毛泽东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以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2 年 1 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会上，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不得已，会议在中途更换了主持人。由于强调抗日，毛泽东竟被视为“右倾机会主义”，他一步步远离党和红军的决策圈。

但是，毛泽东仍旧关注着中央苏区反“围剿”，冷静观察着日本侵华引起的国民党营垒的破裂：1931 年11 月，日本侵略军由辽宁向黑龙江推进时，东北军马占山部抵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率领部队进行英勇抵抗；1933年5 月，国民党元老冯玉祥与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形成一股抗日洪流；同年 11 月，国民党将领蔡廷锴等举起抗日反蒋大旗，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卖国政策决裂……

综合国民党营垒的抗日义举，毛泽东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已经挺身而出，共产党人必须更高地举起抗日大旗，才能最大程度的争取人民。

可惜的是，当时的党中央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忽视或否认”国内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1935 年 1 月，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随即召开了遵义会议。会后，抗日与反蒋并提，“北上抗日”成为党和红军的一面旗帜。这年 6 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草地会师。毛泽东坚持红军主力“北上抗日”，竟然又被张国焘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9 月 21 日，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南部宕昌县小镇哈达铺，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到陕北去，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

三、“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11 月，中央红军取得直罗镇大捷，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红军既然北上成功，抗日自当提上议事日程。1935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宣言对象是“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自由职业者、商人、工业家，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一切武装部队的官长们，以及一切热心爱国的志士们”，希望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建立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蕴含其中。

11 月 30 日，毛泽东在陕西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认为直罗镇大捷对抗日运动影响深远：

日本帝国主义正用炮火进攻华北，并吞全国，国民党正在南京开卖国大会。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我们的华北和全国的，我们是不准许你这个万恶的国民党卖国到底的，卖国的国民党请滚开，全国人民的救星——红军与苏维埃要同人民携手，用我们的枪炮与热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国民党，打倒卖国贼总头子蒋介石。全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五省与海边各省的人民，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炮火威胁之下，正在国民党用刺刀用鞭子用欺骗宣传强迫去当亡国奴而没有援助的时候，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同胞们，不要怕，我们是援助你们的。”我们把捷报发出去，你道他们听了高兴不高兴？

……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灭亡中国，并且还想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和灭亡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的胜利告诉他们：“假如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你们的话，我们是要打它的侧翼和后路的。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我们担任打一条火线！”

谈到当时国内形势，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大纲表明，他关注的还是抗日大局：

日本的行动(独霸中国的严重局面)。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斗争(英美与日本)。
国民党内部的斗争(蒋系与反蒋系的酝酿与展开)。
以陕甘红军为领袖的三个主力红军(我们，二、六军团，四方面军)。
恢复了及发展了的游击战争。
新的反帝高潮(潜伏着与爆发着的)。
中国时局的突变性与急转性，新的大革命的形势是摆在我们面前了。

12月15日，为团结广大富农阶层一致抗日，毛泽东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要求不得随便没收富农土地、生产资料，明确规定富农有平分土地的权利。

12 月 17 日到 25 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在 23 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多条结论讲的是抗日策略：

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在中国红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力量的现状之下，党的军事策略即战略方针应有如下各项：

(一)、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与实际行动上，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九)、执行“抗日联军”的策略，把敌人营垒中间的矛盾与破裂组织到民族战线上去，把我们营垒同“第三营垒”结合起来，成为统一的民族营垒。……(十)、把苏联红军同中国红军在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起来，首先是技术条件的结合。

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又做了报告，系统阐述了制日本帝国主义于死地的策略，这就是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它是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包括他个人的抗日救亡思想，形成的完整理论结晶。

四、“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因此，在《策略》里，毛泽东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经过长期考察，他自信地得出结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策略》中，毛泽东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做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

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回答：“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但是，在反对关门主义过程中，毛泽东也经过斗争。在瓦窑堡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可是，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忍无可忍，激愤地说：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

五、毛泽东所做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

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必要性、重要性、复杂性，是《策略》的重点内容，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最经典阐述，有力地指导了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力促进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深化、完善、发展。毛泽东科学的预言：敌人是要用各种手段破坏统一战线的，我们必须提高警觉性，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并且提高领导统一战线的能力。在与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增加我们争取领导权的思想意识。正因为有《策略》的科学预见，我们党才能够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使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没有在全党取得统治地位，没有给我们党造成全局性影响，我们党才能够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欺骗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始终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使蒋介石国民党反共反不成，投降投不了，最终留在了统一战线内。

《策略》阐述了在反对日寇斗争中，一个是反对冒险主义，一个是持久战，这两条是紧密联系的。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讲究斗争策略，盲目蛮干，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新的抗日斗争环境下，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还暂时大于人民革命势力，同时，革命力量方面，发展还很不平衡，广大群众还没有被发动起来，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参加到统一战线来，所以，我们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和时间，要靠党的策略正确，要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开展持久战。毛泽东指出：“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的去进行决战”。毛泽东后来撰写的名著《论持久战》思想贯彻抗日战争始终。

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策略》明确指出：我们有权利称我们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为了适应未来抗日战争需要，瓦窑堡会议认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入党的条件，既要看出身，更重要的是看是否拥护党的主张，坚决打破入党问题上的关门主义，这就是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是党的建设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页。《策略》对长征精神，做了一次极为经典的阐述，长征精神大大丰富了党的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队伍，是能够战胜任何艰难困苦的队伍，是团结一心、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队伍，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环境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才能战胜敌人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才能处理好统一战线内部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利关系，不断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

伴随着政治路线的转变，毛泽东以全新的视野探索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思想有了全新的内容，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总之，毛泽东所做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做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六、《策略》还进一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

可以说，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从未停止过对革命对象、动力、领导权、性质和前途等基本问题的探索，直到20 世纪中期，毛泽东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才形成完整的成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由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策略》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又做了一次比较系统的阐述，尽管相关文字不多，在文章中的篇幅不大，但是意义却非常重大，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认识，对以后的理论探索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关于革命对象问题。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的对象是反帝反封建，但是，这一点不能笼统地抽象地理解为反对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和反对所有的封建势力，必须与中国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相结合。针对日寇要灭亡中国的现实，《策略》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因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当时对日寇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对红军和人民力量采取屠杀政策，所以，毛泽东指出，蒋介石集团是汉奸卖国贼，是革命的对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用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看待问题，而是把蒋介石集团看作一定条件下可以变化的，只要他们能够参加抗日，也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毛泽东抓住社会主要矛盾，又用辩证的方法，有力地促进了政治路线的转变。后来，联蒋抗日就是这一理论的逻辑必然。

关于革命动力问题。《策略》明确指出：“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策略》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不彻底性等弱点，但阐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时刻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在整个抗战期间，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以便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扩大革命阵营，共同向日本帝国主义开战。

关于革命性质问题。历史上，我们党曾犯过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和王明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错误，都没有把革命性质真正搞清楚：陈独秀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王明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能够一次完成，所以，把反对资本主义与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同等看待。陈独秀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领导阶级，王明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都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上出现了错误。所以，毛泽东在《策略》里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团结和联合的对象，这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指导意义甚大。

关于革命前途问题。在《策略》里，毛泽东没有提出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但是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个是要经过很长时间，要具备转变的条件，另一个是中国不可能走俄国的转变道路，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这样，他就距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仅一步之遥，有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理论。

关于革命领导权问题。众所周知，领导权决定着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着革命的成败。《策略》对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有着十分清醒而坚定的认识，毫不含糊，毫不动摇，对未来的抗日战争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我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意义重大。在报告中，毛泽东自信地指出：现在，我们也具备了行使领导权的条件，有了军队，有了根据地，有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共产党和红军是未来抗日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发起人、台柱子，共产党积累了领导统一战线的丰富经验，能够制定适应新环境的正确政策，能够防止敌人破坏统一战线，能够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够使统一战线不断巩固、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