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的前前后后

有人将他称为“兵家泰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的前前后后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他又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了古今中外一些军事家有益的间接经验，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1936年12 月，毛泽东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多个问题，进一步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战线上的论争。尽管毛泽东申明，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西安事变的发生，毛泽东没工夫再写，就搁笔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毛泽东从中国军事传统中学习军事

那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与生俱来的吗？不是。

首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从《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学典籍中学习来的。

《孙子》诞生于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繁、文化异彩纷呈的年代。这一时代有多种兵书问世，而《孙子》却如后代兵家所云：“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是中外兵书中最古老而又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孙子》总结了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被历代军事家奉为经典，堪称兵家之鼻祖。《孙子》作为古代最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享有古今中外公认的巨大荣誉，并成为当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

毛泽东，集军事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于一身，这个伟大的军事家与《孙子》的血脉联系是很自然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也是中国古代优秀的军事文化遗产，尤其是《孙子》的运用和发展、继承和创新。从这部“中国古代第一兵书”里，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丰富的军事理论营养，同时也获取了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想的养料。

博学多才的毛泽东早在学生时代就接触过《孙子》，对它有所了解。在他的读书笔记《讲堂录》里，便有好几处前人记述和发挥《孙子》的内容：如“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杀人以生人”，“恩生于害，害生于恩。……世有诸强以灭人之国为事，灭国则害矣，然强者灭人之国为己国，而殖其民，己之民则恩矣，故害生于恩也。”又如：“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1935 年1月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凯丰曾提出“毛泽东迷信《孙子兵法》”来贬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凯丰质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反问道：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既然你也没有读过，又怎么知道我是靠《孙子兵法》打仗的呢？凯丰被问得哑口无言。

1936 年，“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毛泽东靠《孙子》打仗，激发他要认真研读《孙子》的想法，为此致函当时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嘱其购买一批书籍，特别“要买一部《孙子兵法》来”。从这时候起，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正反方面的经验教训，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真研读《孙子》和其他军事著作。如果说，此前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对《孙子》的原则的运用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更多的是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理论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和创造性发展，而实际上其战略思想与《孙子》却有着惊人的不谋而合，那么此后，毛泽东对《孙子》的理解就更透彻、更深刻，运用手法就更高超，更为自觉了。

1936 年，毛泽东在他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有多处引用《孙子》的理论来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如《军事篇》的“以逸待劳，以饱待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始计篇》的“攻其不备，出其不意”；《谋攻篇》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深刻地领会这些军事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古代兵家的军事理论升华到一个更新的高度。

1939 年 8 月，毛泽东曾对郭化若说：要为了发扬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去读孙子的书，要精滤《孙子兵法》中卓越的战略思想，批判地接受其战争指导的法则与原理，并以新的内容去充实它。还说，应深刻研究孙子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哲学思想，以及孙子以前的兵学思想，然后对《孙子兵法》本身做研究，才能深刻地理解《孙子兵法》。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他在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华，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古代兵学圣典，使其闪烁的辩证法光辉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掌握并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中关于军事指挥的一个著名观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1927 年秋，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按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制订的秋收起义计划是先在湘赣边界发动起义，攻占醴陵、浏阳等城市，然后夺取长沙。起义爆发后，起义军很快便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原定计划，放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方针，沿罗霄山脉南下，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这一行动，虽然与‘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央关于全国总暴动的方针不一致，但避免了革命力量的无谓损失。

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又没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制定的“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从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时，以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为目标，提出了一整套“左”的错误主张，指令毛泽东等人率红军攻打南昌、武汉等城市。毛泽东虽然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但在执行过程中，没有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是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去争取达到中央规定的斗争目标。既执行了中央的决议，又使红军不致因中央的错误指导而不顾自身条件的许可，盲目地死拼硬打。毛泽东、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一方面以向南昌推进的姿态，佯攻大城市；另一方面则突入湘赣间敌人力量薄弱之处，抓住战机，先后取得了文家市战斗和攻占吉安的重大胜利，扩大了革命影响，发展壮大了红军，大大扩展了革命根据地。

二、毛泽东更注意从实践中掌握军事规律

虽然毛泽东注意吸收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但是毛泽东更注重从战争的实践中去掌握军事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来源。如著名的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是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工农革命军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中得出的。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接受了袁文才、王佐部队的斗争经验，又取得了二次攻打茶陵等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将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于1928 年 1月提出了“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迫”的十二字游击战原则。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粤北湘南坚持斗争，也总结了与毛泽东相类似的经验。1928 年4 月，朱毛会师。毛泽东综合两军的经验，于1928年5 月提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这一原则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1929 年 1 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五路围攻，毛泽东、朱德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计，由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红四军出击到敌人后方，调动敌人回防，以打破敌人的围攻。然而，红四军下山后，第一仗就打了个败仗，结果未实现调动敌人，自己也回不了井冈山，最后井冈山也失守了。这一仗后，毛泽东就常常讲要慎重初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到1936 年，毛泽东总结了五次反“围剿”的经验，结合外国军事理论，提出了初战三原则，即：“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这就是慎重初战的思想形成系统化理论的过程。

从 1930 年起，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并取得了关于运动战的初步经验，毛泽东又用了十六字诀来概括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即“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此为指导，红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红军全部战略战术原则基本形成。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这些原则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战争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第二，红军反“围剿”的基本战略方针是诱敌深入；第三，反“围剿”的基本作战形式是运动战；第四，红军基本作战指导思想是歼灭战。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比红军以往遇到过的任何敌人都要强大，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墨守成规，抱着以往的经验不放，必须针对作战对象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于是，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立足于敌我双方优劣对比，着眼于发挥红军的长处，提出新的战略战术指导思想：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为主，集中打仗为辅。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力量迅速壮大，为以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人民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已成长为一支上百万士兵所组成的正规军，并且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自卫战争中取得了阵地战、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大量的新鲜经验。毛泽东及时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新的任务，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指导人民解放军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800万军队，夺取了全国胜利。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现实经验，提出战略战术原则，用来指导作战。并且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地加以修正、完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这就是说，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以步兵战斗为主的一维战场上进行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的。随着未来战争向多兵种、多维空间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必须随着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在针对现实问题，总结现实经验找出规律，用以指导解决战争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毛泽东军事思想之所以具有活力，之所以是指导战争的正确理论，关键在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从实际出发，在实事求是中产生、发展起来的。

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四个特点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在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讲演。当时，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课，授课对象主要是红军的高级指战员。据老红军、曾在陕北任毛泽东警卫员的陈万明回忆：“红军大学那时候还没有专门教室，上课就在露天的空地上。毛主席就坐在一张板凳上，下面听课的罗荣桓、陈光他们都坐在地上。”陈万明说，当时他的任务就是每天毛主席讲课前，把凳子准备好，打好一壶开水，摆好水杯。毛主席讲课的内容多是亲身经历过的战斗，很实用、生动。午饭前，毛主席总要到陈光、罗荣桓住的窑洞休息一会，陈万明的工作就是给主席送午饭。1936 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毛主席结束了在红军大学的讲课，陈万明给主席当勤务员的日子也结束了。

为了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系统地阐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如何研究战争；第二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第三章，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第四章，“围剿”和反“围剿”一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第五章，战略防御。这部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纲领性文献，科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 1924 年至 1927年的革命(即国民革命)。这个特点，指出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胜利的可能性。第二，敌人的强大(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及其军队)。这个特点，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第三，红军的弱小。这个特点和前一个特点是尖锐的对比。第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这个特点产生了两方面的情形。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虽然是处在中国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反动时期，然而是能够胜利的，因为它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农民的援助；另一方面，则和国民党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国民党是反对土地革命的，因此没有农民的援助。

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

由此篇文章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中国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最终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同时也为开启第二个历史任务做了准备，更加证明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历史和人们做了四个选择，即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而这四个选择也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一条主线。

四、通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学会了“如何研究战争”

毛泽东军事思想植根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其表现形式是策略、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创新，而实质则是研究战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重要方法，对党在十年间所累积的战斗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

毛泽东在早期的革命战争中对如何研究战争已有一定的思考，他在 1934 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桥或船”的问题，指出在革命战争中，“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936 年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后，中央政治局于3 月下旬在晋西召开会议，在讨论军事战略方针时，毛泽东与李德的意见针锋相对，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于是，毛泽东在系统总结十年以来军事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并没有首先指出我军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和战略、战术是什么，而是把第一章的标题醒目地列为“如何研究战争”，并在这一章的结尾着重指出，“以上是我们的方法”。经历了十年革命战争，毛泽东不仅对革命道路、建军原则、战略战术等理论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的思考，还对革命战争中出现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反复交锋，错误观点的认识论根源在哪里？一度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革命理论为什么会被质疑和指责？这些质疑和指责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被战争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为什么会误导一些红军干部？这些问题促使毛泽东进行深入思考。

在党内曾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思想和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不仅对革命造成巨大损失，而且对红军的战略战术造成了严重影响。遵义会议虽然使错误的军事路线得到基本纠正，但并没有在全党全军的思想上得以彻底解决。在毛泽东看来，如果研究战争的方法不对头，考虑、处理具体战争问题的思路就会偏向。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具体的战争问题上花费再大的功夫，也难以得出规律性的结论，不可能正确地指导战争。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他认为，战争规律是发展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略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学习和使用”。

除“研究战争的目的”外，毛泽东得出了四点结论：第一，从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角度出发，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第二，研究战争时要注意关照全局，“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即要抓住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第三，研究战争要处理好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制订战争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包含在主观与客观的互动中);第四，从战争的认识与实践的全过程出发，指出了一种“学习和使用”的方法——“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关于“如何研究战争”的针对性很强。全篇的重心是对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性总结，同时重点批评了军队在研究战争问题上曾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对“如何研究战争”的方法问题阐述得还不够全面和具体，还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挖掘。

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述“如何研究战争”不同，时隔一年后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在十年以来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基础上，从哲学角度论述了“如何研究问题”。事实上，“两论”中涉及的“如何研究问题”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如何研究战争”的进一步升华和提炼。《实践论》论述了基于实践基础上认识的深化运动，《矛盾论》则重点论述了矛盾分析法。特别是在《矛盾论》一文中，关于“研究”和“方法”两词的阐述分别达64 次和35 次之多。虽然是两篇哲学著作，但其中充满了大量关于研究革命战争的事例。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实践论》《矛盾论》对比，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例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详细地描述了如何正确制定战略、战役或战斗计划的两个认识过程，这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研究战争的范围，具有一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它同《实践论》中关于认识与实践等相关论述十分相似。

《实践论》《矛盾论》中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针对中国革命战争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都是“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因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曾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实践论》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因为“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矛盾论》则指出：“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中国革命战争中教条主义者屡犯错误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清楚“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处理矛盾问题的精髓，“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将“如何研究战争”从哲学角度进行抽象化和系统化的成果。

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著作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军事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所包含的科学思想和理论，是我们的无价之宝，是我军总结历史、指导现实、开拓未来的强大思想武器。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以及军事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及其军队长期军事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也多方面汲取了古今中外军事思想的精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军队建设、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这一科学体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长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战争、国防建设和国防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

1927 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以“八一”南昌起义为开端，到土地革命战争中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党确定了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或间接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实践，这种实践并无现成的、系统的军事理论做指导，只有正确的方法论做指南；在探索性军事实践中，红军的军事原则从无到有，自少变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军事斗争经验呈量变形式渐增。这一阶段，是在极其严酷的斗争形势下，为挽救中国革命而进行艰苦探索的时期，经过这一时期的探索，终于奠定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和基本内容。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35 年1月遵义会议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产生时期。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就原则提出了用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的历史任务。1924 年国共两党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帮助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和革命军队，并先后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参与组织武装、参加战争的重要尝试。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了“上山”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的主张。随后，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论断。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进入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9月，毛泽东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尔后，在井冈山斗争中，提出了“十六字诀”的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原则。1928年至1930 年初，毛泽东在他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古田会议又明确了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在1930年至1931 年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形成了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这表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内容已经产生，为其后来科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至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完整科学体系的时期。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起点。1936 年12月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研究战争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相继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系统地论述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理论和原则，以及研究和指导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思想已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并经受了战争实践的考验。

在被后人称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性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凭借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和科学分析，在认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规律性的问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着重批判了 1931 年至 1934 年党内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系统地解决了党内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目的、规律和战略战术等原则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语重心长地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著名红军将领刘亚楼曾协助毛泽东整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刘亚楼是 1929年在闽西参加农民暴动后，加入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的。三年内，他由士兵升任红军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主要战役。毛泽东十分看重他的作战经历和丰富的前线实战经验，加之他读过中学，又当过小学教员，不但头脑灵活，而且有很强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长征结束后，毛泽东特意把刘亚楼留在红军大学(抗大前身)任训练部长，协助研究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协助他组织讨论会，收集分析资料、整理文件和文稿。

自从搬到凤凰山，刘亚楼白天在抗大工作，早晚帮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毛泽东特别指示刘亚楼，要认认真真地读懂他写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重要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 1936年 12 月在红军大学所做的报告，1937 年 5 月整理完成。刘亚楼亲耳聆听过毛泽东的报告，又认真阅读了毛泽东修改后的文章，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一系列想不通的问题都因此迎刃而解。当刘亚楼结合过去的战例，兴致勃勃地谈起读书体会时，毛泽东满意地频频点头。

1937 年 4 月初，党中央决定派刘亚楼去苏联学习。直到这时，刘亚楼才茅塞顿开——原来，几个月来，毛主席对他的亲切教诲，关系到一项重要的任务和使命!毛泽东除了嘱咐刘亚楼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现代军事外，还交给他一项重要任务：把我党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以及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张和原则，直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做汇报。为使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党的情况，毛泽东请刘亚楼带着《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几篇重要文章，以及遵义会议的重要决议，叮嘱他一定要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刘亚楼把毛主席的嘱托牢牢记在心上。

1940 年 3 月 17 日季米特洛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周恩来将会将一切情况转告您本人。我们就中国事务和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了一致意见。应当认真地分析研究这一切并完全独立自主地做出最终决议。假如在某些问题上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请尽快告知我们。”共产国际究竟提出了怎样的意见和建议，收藏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里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呈交给季米特洛夫的一份书面报告给我们提供了答案。这份书面报告指出：“需要指出的是：在党的老干部中，王明没有什么威望。无论怎样，王明都算不上是在党的实际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享有威望的领导人……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部部掌握的材料以及跟周恩来、任弼时、毛泽民等人的交谈情况，完成了对 26 名中共领导干部的评述鉴定(鉴定附后)，这 26 人应当在党的七大上提到党的领导机构中。他们主要是曾经从事过严酷的地下工作、经历过国内战争并且现在正从事着党务、军队和政治等方面的领导工作。这26 名同志中特别杰出的是：林彪、贺龙、刘伯承、聂荣臻、萧克、徐向前、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毛泽东确实是中共党内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人。他比中共其他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比他们更能准确地搞清楚中国复杂政治事件和政治形势的实质并正确地提出任务。”

这份档案文件表明，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之后，莫斯科继续给予毛泽东肯定和支持，这对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1943年3 月2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通过刘亚楼带去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毛泽东著作，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为最终确立支持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对今天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毛泽东在“战争规律是发展的”一节中讲道：“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这一段论述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如果不懂得这些情形、性质及事物之间的关联，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任何事。一切事物发展规律，都是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是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的总结，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战争的观点，是毛泽东著名的军事理论的结晶。在文章中，毛泽东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道路进行了完整的概括。对其“以一当十”和“以十当一”的军事思想、军事原则进行了完整的总结和阐述，这是文章的闪光之处。可以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是来之不易的，它是共产党人在一次次失败中，一次次血的代价中，总结了经验，吸取教训，认真思索形成的。这付出了何等大的代价!在革命战争中，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得到充分而完美的运用，并且获得了丰富和发展。可以说，是毛泽东光辉的军事思想给中国革命战争指明了正确的道路，这也难怪会有人将他称为“兵家泰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