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前前后后

红旗卷起农奴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的前前后后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自诞生之日起，便产生了巨大影响。它讴歌了农民运动，肯定了农民运动的积极性，鼓舞了广大农民踊跃参加革命。

这与毛泽东长期从事农民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更与他走群众路线、深入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分不开。

一、空前高涨的农民运动招致非议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较早关注农民运动的领导人。1923 年 6 月，在广东出席中共三大时，他就提出了农民运动的问题。据参加这次大会的张国焘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大会上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对此，张国焘评价说：这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央局秘书，开始进入中央领导核心。

国民党二大后不久，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这里，毛泽东得以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对农民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并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此后，他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农民运动上来。

1926 年，北伐逐渐进入高潮，中共领导下的农民运动空前高涨，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十多个省农民运动发展势头良好。至1926年 6 月，农民协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 个省，全国有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组织，入会会员达915万多人。

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攻击农民运动“糟得很”“破坏了社会秩序”，是“痞子运动”，是“扰乱了北伐后方”。他们甚至动用武力镇压农民运动：桂阳土豪勾结地主武装，殴打湖南省党部特派员何汉、农民协会秘书及其他党员、工人，并密捕党员 20 余人，捣毁县党部、农民协会、县工会，另组非法党部、农民协会、工会。还有许多地方的地主组织了反动组织，如衡阳的“白化党”，湘乡、湘潭、宁乡等地的“保产党”，祁阳的“保产会”，醴陵的“三爱党”等，与农民运动对抗。在此背景下，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队伍内的中间派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

农民运动的发展也遭到党内一些人的怀疑和责难。1926 年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在陈独秀的影响下，这次会议错误地认为：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据此，会议规定当时党在农运上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会上做出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决议案》，也错误地对湖南农运进行了很大程度的否定和限制。此时已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赞同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建议，对限制工农运动的策略也是不满的，并提醒中共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没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这个意见没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

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国革命将走向何处？毛泽东决定对农村进行一番实地调查研究。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考虑到毛泽东“对于农运富有经验”，电邀毛泽东“指导一切”。毛泽东就把调查的目标锁定在了自己的家乡湖南。

毛泽东于12 月17 日到达湖南长沙，在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后，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为此，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召开常务会议，决定派省党部监察委员戴述人陪同，并“通告各县党部，要求协助作好考察工作”。可能许多人都不知道，毛泽东这次重要的调查活动，竟是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完成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在当政伊始，对农民运动也不可不谓“关注”，但这仅是昙花一现。共产党最终解决了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历史也最终选择了共产党，可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一历史细节中早已注定。

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在全国有重要影响。1926 年 11 月，全省 75 个县中，农民协会组织遍及 55 个县和 2 个特别区。已成立县农民协会的有：长沙、湘乡、浏阳、湘潭、衡阳、宁乡、益阳、茶陵、南县、澧县、汉寿、衡山、祁阳、蓝山、慈利、平江、醴陵、宝庆、临湘、耒阳、郴县、宜章、岳阳、常德、新宁、华容、绥宁、临武等 29 个县；成立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有：武冈、沅江、新化、永兴、汝城、嘉禾、溆浦、泸溪、临澧、桃源、芷江、麻阳、安乡、城步、攸县、新田、常宁、安化、郧县 19 个县；设有通讯处的有醴陵、道县、安仁、桂东、资兴、东安、宁远 7个县和长沙近郊、株萍路2个特别区。全省区农民协会共有 462 个，乡农民协会共有 6867 个，会员 136 万余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在 600 万以上。到1927 年1月，湖南派往各县的农运工作人员有203人，湖南农民协会会员更是达到 200 万人，农协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超过 1000 万，差不多一半的湖南农民被组织起来。凡有农协的地方，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展开了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并触及了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有些县还成立了县务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农协和工会的代表，群众团体实际上已参与政权的工作。

在此背景下，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深入湖南农村，历时32天，行程 700公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民运动，广泛接触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走访工、农、妇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召开了多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二、毛泽东实地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1 月4日，毛泽东到达湘潭县。当天晚上，他就在湘潭县农协所在地塔公祠召开了中共湘潭地委、国民党县党部、县农协、县总工会、县妇女联合会、县商会、县青年学生联合会等组织的负责人会议。通过汇报，毛泽东了解到湘潭各地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农民及各界群众强烈要求下镇压土豪劣绅晏容秋等情况。

在湘潭期间，针对革命形势，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人泼冷水，反对农民运动，这是违反中央扶助农工政策的。这几个月，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很快，来势很猛，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农民运动就是要激烈点，革命还要大爆发。革命还没有成功，仅仅开始了第一步。农民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主力军，不把农民组织起来，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是一定打不倒的。针对宁乡县秀士乡的欧二宝因带头闹平粜被团防局抓进县监狱一事，毛泽东同意发动群众去宁乡县城游行示威，并让秀士乡的农协赶快行动起来，组织起声势浩大的示威大军到宁乡县城开展斗争。针对银田镇团防局长汤俊岩暗中破坏农运的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力争早日抓到他并进行大张旗鼓的公审。

毛泽东 1925 年曾在韶山领导农民运动，这次回来，当了解到此时的韶山同 1925 年大不一样，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会址，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禁赌、办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时，毛泽东教育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当看到有很多妇女积极参加运动时，他还说：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

毛泽东在考察过程中还一再强调枪杆子的重要性。他在毛震公祠的欢迎会上说：我们的枪杆子还掌握得太少，还要大力发展武装，要把枪杆子、刀把子、印把子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不抓住枪杆子、刀把子、印把子，终究会出乱子。我们要夺他们的权，就要夺枪杆子，没有枪杆子不行，有了枪杆子就有了政权。现在我们拿的是梭镖，还要搞些枪，有了枪就好办了。

1 月9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湘乡县唐家蚝外婆家，同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弟和一些老农代表座谈。当了解了唐家蚝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后，他详细阐述了农民必须起来革命，才能解除痛苦，求得翻身的革命道理。并指出：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

1 月 10 日晚上，毛泽东到达湘乡县城，当即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毛泽东称赞了农会斗争土豪劣绅，建立梭镖队的行动，并指出：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只有把他们打倒，才能巩固农会。我们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要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在湘乡，毛泽东还在湘乡饭店楼上分别接见了县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社、农协等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了解农运情况。当听取青年运动和学生运动汇报时，毛泽东问青年和学生们对农民运动有什么看法和意见？负责人却回答不出来。毛泽东说：这也是当前的大问题，你们要深入到工农中去，今后的青年工作，要面向广大工农青年。毛泽东还明确表示支持农协对土豪劣绅采取的革命行动，要有专政工具，湘乡可以成立一个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以处决土豪劣绅。

在湘乡期间，毛泽东还曾出席中共湘乡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并做了四点指示：(1)、革命的同志，应该积极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领导运动。国民革命就是如何组织农民起来革命的问题，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2)、要争取公开党的领导，使农民晓得革命的方向。(3)、要建立农民武装，建立农民自卫军，发展和扩大梭镖队，不积极搞工农自卫武装，就没有我们的地位。(4)、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一定要镇压几个，树立革命的正气，压倒反革命的邪气。

1 月 15 日，毛泽东到衡山县考察。当晚，他在圣帝殿召开了农会干部座谈会，赞扬了岳北农民群众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的行动，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第二天，毛泽东到岳北农工会所在地调查农运情况，并看望了岳北农工会几位死难者的家属。在福田铺，毛泽东出席了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还走访了几家商店，详细调查他们的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路来源、供销行情变化等，并把考察到的情况和各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在衡山县城期间，他还两次视察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员座谈，并亲自授课。

在衡山期间，毛泽东还出席了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农协及各界团体举行的欢送会，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土豪劣绅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我们说“好得很”；土豪劣绅说农会工会的人是流氓地痞，我们说“是革命的先锋”；土豪劣绅说“农民、工人搞生产，并不需要自己有田土”，我们说农民、工人要有自己的田土，这是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衡山的形势很好，要让这个好形势发展下去。农民要团结起来，要提防反动派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1 月 24 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报告。随后在党校、团校各作一次报告。还在长沙郊区做了一些考察。

1 月 27 日，毛泽东到醴陵县考察。在这里，他连续几个晚上召开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协委员长座谈会，讨论研究发展醴陵农民运动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认为农运过火的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部长李味农提出委婉地批评：“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毛泽东还提出要召开一个全县各区有代表性的农民和绅士座谈会，每区来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一个顶著名的绅士；农民要稍有文化、能讲得一下子的，绅士要能熟悉情况的。

2 月 1 日是农历除夕。毛泽东到南乡东富寺进行考察。在农民群众大会上，毛泽东说：河里的沙子是散的，加进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了以后，用洋角耙也挖不进。又比如梳布，因为纱多，扭在一起，系上一个大石头，用劲滚纱也不会断。如果只几根纱，一扯就会断，以此来号召农民团结起来，从政治上狠狠打击土豪劣绅。在听到当地打菩萨的情况时，他给予了热情赞扬：农民敬了几千年菩萨，农会成立只有半年，就把菩萨打掉了，真是半年胜过几千年。他还利用这个例子教育干部：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一定时期农民会自己动手丢掉这些菩萨，我们不要包办代替，并引用《孟子》中“引而不发，跃如也”这句话，告诫做农运工作的同志要善于做引导工作。

2 月 4 日，毛泽东回到长沙，把考察醴陵、长沙的情况，又向中共湖南区委做了报告。

接着又邀请长沙县郊区的农协负责人座谈，了解农运情况。因时间关系，毛泽东原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则未能成行。

三、瞿秋白指示发行《报告》单行本并编写序言

32 天的调查结束后，毛泽东就开始认真整理调查资料，杨开慧帮助抄写誊清。很快，毛泽东就完成了考察报告的初稿。一位客人上门探访时，毛泽东夸奖妻子说：“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呢！”

考虑到还要进行修改，毛泽东于 2 月16 日将这次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在汉口报告中说：我“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我们从前对农运政策上处置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并鲜明地讲述了自己的调查：“(一)、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二)、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三)、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对今后农运的方针政策，毛泽东还提出了十点意见。最后告诉中央，他将在三四日内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达，并希望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刊登。接着，毛泽东继续进行文章的修改定稿工作，由于种种原因，直到3月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才正式完成。

不久后，在武昌农讲所的大教室里，毛泽东首次讲述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据当时听课的农讲所学员回忆，做报告那天，大教室内外都挤满了人，附近的一些农民也都赶来听报告。在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时，毛泽东还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三条线，一条向左弯，一条向右弯，正中一条直线。并打比方说：一根竹竿儿弯了，如果想把它扳正的话，就必须把它向相反的方向多扳几下才行，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报告结束后，整个农讲所到处都是一片“农民运动好得很”的欢呼声。

毛泽东在修改该文的过程中，曾把该文的部分章节陆续交给中共湖南区委，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刊从 3 月 5 日起，在第 35、36 期合刊与此后 3 月 27 日的第 38 期、4 月3日的第39期上连续刊载完《报告》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报告》写好后，毛泽东将其分别寄交尚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和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汉口《国民日报》。

《国民日报》禁止这篇文章发表。3月12 日，《向导》周刊第191期刊载了报告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二节。但由于党内对农民运动看法的分歧和当时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陈独秀、彭述之等中共领导人不准在《向导》周刊上全文发表《报告》，于是占《报告》总篇幅三分之二的第二章第三节此后没有再在这个刊物上同读者见面。

恰在此时，1927 年 3 月中旬，同样较早关注农民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为筹备中共五大来到武汉。在此之前，瞿秋白曾撰写了大量关于农民问题的文章，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农民，没有农民的参加，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武汉读到毛泽东的《报告》全文时，瞿秋白深有同感，倍加欣赏。在了解了党内不允许《报告》全文发表后，瞿秋白要求继续刊登，结果遭到彭述之的拒绝。瞿秋白非常愤慨地说：“独秀、述之就怕这篇文章拿出去，进一步激起农民的‘越轨’行动，有损与国民党合作。什么‘越轨’、‘合作’？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我赞成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全部观点。”。

后来，瞿秋白又郑重对中央宣传部干事羊牧之说：“目前，中央有些同志不敢支持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的农民革命斗争，反而横加指责，今天一个过火，明天一个越轨。毛泽东则不同，他针对我们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在 1927 年1 月亲自到湖南农村，作了实地调查，写出了针对性很强、很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痛斥了我们党内一切怀疑、否认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大加赞赏农民运动，满腔热忱地给予支持。”在此后的一天深夜，瞿秋白叫醒了已经熟睡的羊牧之说：“我已看过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调查报告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一篇好文章。”随后交代羊牧之要单独刊印成小册子。

不仅如此，瞿秋白还决定由中共在武汉的长江书局出版《报告》的单行本。在排版之前，他又于 4月11日深夜，专门给《报告》写了一篇长达1500多字的序言。

在序言的开头，针对党内的分歧，瞿秋白旗帜鲜明地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匪徒，惰农，痞子……’这些都是反动的绅士谩骂农民协会的称号。但是真正能解放中国的却正是这些‘匪徒……’。湖南的乡村里许多土豪、劣绅、讼棍等类的封建政权，都被这些‘匪徒打得落花流水。真正是这些‘匪徒’现在在那里创造平民的民权政治，正是全国的‘匪徒才能真正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彻底反对帝国主义。有‘人’说他们是过分了。但是这是不是人话呢？至少都是反革命派的话。”

瞿秋白在序言的结尾大声疾呼：“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是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最后，他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毛泽东，并向全党发出了认真学习毛泽东《报告》的号召。他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中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称毛泽东、彭湃为“农民运动的王！”

《报告》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湖南农民革命(一)”，瞿秋白还多次推荐毛泽东这篇文章。“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杨之华来到汉口，他们一见面，瞿秋白就拿着《报告》单行本对她说：“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后来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政治报告中讲到这一时期农民运动的情况时，再次提出要大家最好看一看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这篇报告。

《报告》的公开出版，不仅在武汉乃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很快被共产国际注意到。1927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12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还专门加了一段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

《报告》在共产国际的机关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召开时。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大会上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在其演说中也指出：“在湖南、湖北、河南等省份里，千百万的农民被卷进极伟大的土地革命中，农民在这些省份里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自卫力量。赶走地主，‘用平民手段’制裁他们，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封建军阀的压迫不是中国的压迫的主要形式，那么，这样强大的土地运动是从哪里来的呢？……仅湖南一省的农民协会现在就有250余万会员，这难道不是事实吗？”这说明斯大林的演说明显是受到了毛泽东《报告》的影响。共产国际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都提及毛泽东《报告》的内容，也足见该文章的巨大影响。

在瞿秋白提出出版《报告》单行本之前，3 月 28 日，武汉的《中央副刊》第 7 号头版头条登载了《报告》，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 1942年汇编的《六大以前》以及1943年编印的《两条路线》收入的版本就是《中央副刊》刊登的版本。此后，从20 世纪 20 年代到40年代，由于辗转翻印过程中的技术性差错，各种转载文本以及翻印文本达数十种之多。再加上后来毛泽东对农民运动认识的深化，先后对该文进行了几次修改，以致该文的版本达38 种。这在毛泽东著作中是相当罕见的。

四、《报告》的划时代价值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1951 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修改了部分标题，章节结构上则将过去的三大部分去掉，采用了每一部分直接用标题注明的形式，但文章的主要内容及主旨思想没有大的改动。

现在我们看到的《报告》分8个部分，共2 万多字。毛泽东以翔实的材料，鲜明的阶级观点和生动朴实的语言，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政策，热情洋溢地讴歌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革命壮举与光辉业绩，驳斥了种种攻击农运的言论。这个报告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对农民斗争进行的正面总结，宣扬了农民寻求解放的精神，指出了农民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

(一)《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在《报告》中，毛泽东热烈地赞颂了农民推翻乡村封建统治势力的革命行动，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农民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是一个精确的预言，农民运动很快就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威力。

1927 年4月初，湖南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开始审理80多件积案，判决李佑文、叶德辉等一批反革命和土豪劣绅死刑。4 月 14 日，长沙举行湖南人民铲除反动分子示威大会，有 600 多个团体、10 万多群众参加，枪决了反动首领徐国梁等。

在安徽，4月上旬，芜湖农民向北伐军第六军控告大劣绅潘伯和。六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林伯渠发布缉捕潘伯和的布告，查封其房屋家产。

在江西，在共产党员邵式平领导下，贵溪农民捣毁了孔庙和城隍庙，没收了大地主、大土豪“张天师”张恩溥的财产，并将他捉拿押送省农民协会严惩。3 月间，临川县四乡农民以及工人、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冲进县政府，迫使县长交出一贯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傅青田。随即在全县民众公审大会上，宣布了傅的十条罪状，将他就地枪决。

在河南，在中共驻马店特支的领导下，确山县数万农民武装于4月4 日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围攻确山县城。经数日激战，农民用土炮轰塌了城东南角炮楼，城内守军一千余人乘夜冒雨遁逃。确山县城获得解放后，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县政权。5 月26 日，杞县数万农民在共产党人的率领下，手持各种利器攻打县城，守城奉军及地方武装警备队一千余人，除个别逃脱外，多数束手就擒。农民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威力。

(二)《报告》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毛泽东指出，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因而他热烈地主张农民必须彻底地打碎旧的政权机构，建立农民的革命政权。而建立武装，是和建立政权密切不可分的问题。要摧毁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农民的政权，就必须夺取地主阶级的武装并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毛泽东主张“应使这种武装力量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而不应限制它”。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共湖南区委在 2 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紧接着，1927 年4 月中旬，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李维汉提出，应于最短期间，用各种方式使农民至少得到3 万支枪，有很好的训练和组织。4 月 23 日，湖南省农协和总工会在长沙开办工农自卫军干部训练队。省农协还颁布了《农民自卫军组织法》。长沙、浏阳、湘潭等县都收缴了团防局的一些枪支，组织了农民自卫军，训练了自卫军骨干。

《报告》还论及实现建立农民武装政权的基本途径：即采取革命暴力手段来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有了武装的农民，再加上有了明确的目标，进行农民运动就更有威力了。

在浙江，到1927 年三四月间，仅鄞县、镇海两县有组织的农民就达10 余万人，鄞县西区就有农民自卫军 20 个队，300 余名队员。庵东盐民协会也组织了盐民自卫军。自卫军成立以后，积极地进行了废除苛捐杂税、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1927 年的二三月间，镇海新禊下详盐民为了反抗苛捐杂税，烧毁了盐廒和秤放局。长山农民缴了镇海缉私营的全部武器。

(三)《报告》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指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重要性

《报告》指出了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提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路线。毛泽东说，由于农民各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但是中农和富农不同，到革命进入高潮时，中农也能参加革命。至于贫农，则始终是最坚决最积极的力量。“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广大贫农群众“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因此，必须坚决依靠贫农，必须使贫农取得农会的领导权，必须坚决反对骂贫农为“痞子”“惰农”的反革命论调，坚决反对党内跟着土豪劣绅责骂贫农的投降主义者，必须坚决拥护贫农的革命行动。他说：“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毛泽东就是如此明确地肯定了贫农的地位，热情地支持了贫农的革命行动。同时，毛泽东根据当时农村革命的具体实践，提出团结中农的必要。这为以后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分别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土地改革总路线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

(四)《报告》着重宣传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

毛泽东热情地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指出：要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必须充分发动和组织起亿万农民群众，在农村掀起一个大的革命热潮，并依靠革命的暴力，坚决打倒绅权，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毛泽东针对指责农村运动“过分”的观点，指出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拥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农民运动中所谓“过分”的举动，完全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农民对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的打击和斗争，都是根据他们的罪行而定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各地的农民运动。为了迎接和支援北伐军入豫作战，1927 年3月 15日至21 日，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3 月18 日，毛泽东应邀出席并在大会上作了湖南农运状况报告。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召开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的大会，毛泽东向大会致辞：“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毛泽东的报告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次会议结束后，豫东代表张海峰、孔寅初等人即在杞县召开了睢县、通许、杞县等地的农民代表会议，秘密建立了豫东农民自卫军，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张海峰还到宁陵、商丘、永城、夏邑等地联合红枪会，共同商定了配合农民自卫军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入豫作战的统一行动方案，并在永城组织了以红枪会为基础的农民自卫军。豫北的代表积极对当地的红枪会、天门会进行改造。其中天门会的首领，在省农会负责人萧人鹄的争取下，明确表示愿与北伐军联合反奉。河南省农民协会和省农民自卫军临时执行委员会还决定，成立河南省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从而将各地农民协会和接受共产党指挥的红枪会、黄枪会等农民武装团体统一组织起来。河南迅速形成了进行农民运动、迎接北伐的大好局面。

正因为《报告》阐述了诸多切合当时农民运动实际的观点，所以很快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为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献。

它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推动了农村大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在大革命失败极为险恶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从 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中成功地转向土地革命战争。而毛泽东在写《报告》之前走群众路线、重视调查研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对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