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无产阶级建党建军的纲领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是1929 年底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简称古田会议)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是决议的核心部分。1951年将它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现在研究毛泽东这篇著作，对学习无产阶级建党建军的思想，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1928 年 5 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民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首创农村根据地的部队胜利会师，正式成立中国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后称前委书记)，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红四军的成立，扩大了革命的武装力量。“枪杆运动”与“农民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深入土地改革，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同时，毛泽东总结出红军“打仗消灭敌人，筹款和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还提出红军要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1929 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 人，为粉碎敌人新的“进剿”和解决经济问题，转战赣南、闽西，取得了大柏地、长岭寨和三打龙岩等战斗的胜利，先后建立了近10个县的红色政权，实行了“工农武装割据”，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发展了地方党的组织。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红四军已成为全国有较大政治影响的革命部队了。

然而，红四军在艰苦环境中连续作战，加之政治思想工作没有跟上去，红四军党内也暴露出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军事观点，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把红军的任务缩小为单纯打仗一项，动摇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极端民主化，要求在红军中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事无大小，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盲动主义残余，有烧房的行为，实行枪毙逃兵和肉刑制度等；还有非组织观念、流寇思想等。红四军党内有这些不正确思想的存在，极大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在农村游击战争条件下，如何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红军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红四军党内，尤其是领导干部之间，在大的政治路线问题上是一致的，而把红四军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并不一致，时有争论。比如，红军的军纪问题，有的领导负责军队，认为红军只要打胜仗了，军纪破坏一点，城市政策破坏一点也不大要紧。“主严”的领导把军纪等问题看作红军很大的政治问题，一直严格要求红军执行“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在赣南石城与广昌的交界处，有一富农兼商人赶了一大群猪到广昌去卖，被红四军司令部的同志扣下宰了，分猪肉给部队改善生活。结果，富商向红四军司令部告了状。毛泽东知道后很是恼火，把当事人找来，又做了工作。当事人向富商赔了猪款，道了歉，到处贴布告，挽回了一些政治影响。据当时在红四军总部的曾志后来回忆：毛泽东抓住此事开干部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我们的商业政策是不侵犯商人的利益。那人虽是富农，但他是经商的，猪是经商买卖的商品，我们不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行为！

4 月上旬，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央“二月来信”，指示“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界各乡村中进行土地革命”；“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到中央来的需要”。经前委讨论后，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央此信“太悲观了”，“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他具体阐述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不能离开的理由。前委虽然正确地解决了中央二月来信所提出的问题，但它毕竟与中央来信精神相左，给了红四军党内少部分人以不执行中央指示的口实，产生了不良影响。所以，当事人谭震林后来回忆说，这场大争论是二月来信引起的。

这时，中共中央指派特派员刘安恭到红四军做指导工作，红四军前委对此很重视，委任他为临时军委书记、军政治部主任。他从远方带来形式主义理论。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的事”。这种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自然引起很多同志的不满。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大争论。

5 月底，闽西永定湖雷前委扩大会议就对军队领导问题公开发表争论。争论焦点是红四军党内是否要设立军委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并指责“前委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前委领导工作重心仍在军队，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军队更有利于作战，并批评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双方的意见未能统一。6月8 日，毛泽东在上杭县白砂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免除。毛泽东则书面提出辞职：“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但是，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会后，刘安恭等少数人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到处游说，攻击毛泽东，说他不执行中央二月来信指示，是“自创原则”的“反对中央派”。情况日趋严重，思想更加混乱。林彪等人建议毛泽东留在前委，下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会后，前委书记由陈毅代理。

毛泽东遵照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们自己的意见”要求，于 6 月 14 日写出 7800字的党内通讯，即《给林彪的信》。信中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等14 个问题，指出分歧和争论原因是党对红军的领导这个党内争论的最主要问题，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不正确思想，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这封长信，是红四军党内争论的初步总结，其中主要思想后来都吸收到古田会议决议中。

6 月22 日，红四军党的七大由陈毅主持，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会议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结论是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但错误地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必须反对流寇思想的正确意见。会议认为，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对争论应多负些责任，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由于主要问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在改选前委时，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而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做指导工作。后来，他得恶性疟疾，大病于牛牯扑。敌人趁机造谣说“匪徒毛泽东已死”。共产国际根据不正确的传闻，也发了一千多字的评价很高的“讣告”。

9 月下旬，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召开党的八大，继续讨论党和红军建设有关问题。由于准备不足，事先没有拿出意见，而是采用极端民主化的方法，放手让大家讨论，结果“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在毛泽东因病请假未能出席红四军八大情况下，却很干脆地给予他“警告”处分。总之，这个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

看来，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因失去政治领导这个中心，已无法解决自身的主要问题，只有继续走曲折的路，等候中共中央的裁决了。

中共中央收到由福建省委转来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和毛泽东、朱德、刘安恭、林彪的党内通讯，立即觉察到红四军领导层分歧的严重性。8 月 13 日专门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认为决议案“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周恩来集中讨论的意见，于 8 月 21日给红四军前委写信指出：要“努力与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刘安恭把四军党内分成两派，“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无论为何要把他调回中央。中央的意见是明显地支持毛泽东的。

过了一个礼拜，陈毅到达上海，8 月 29 日向中共中央政治会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七大情况和党内争论，认为：朱德主张恢复军委；毛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争论问题“能从政治上来说明问题”；刘安恭的言论是造成党内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起草一封指示信，以中央 8 月21 日指示信为基础。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九月来信”。

中央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首先指出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以下几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其次，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再次，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观念等，都非常错误，皆源出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指示信“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共中央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总结经验，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

陈毅带回中央九月来信，并受中共中央委托返回红四军做解释工作和纠正党内错误。11月 18 日，陈毅在上杭官庄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会议决定正式恢复毛泽东红四军前委书记职务。下旬，毛泽东在蛟洋收到中央九月来信和陈毅请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信。他连续看了几遍，觉得中央九月来信“比较公道，不是模棱两可，是非不分”。此时，毛泽东身体正在恢复，便随前来迎接的部队回到长汀。他同陈毅、朱德会面后，各自做了自我批评。这样，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就消除了。

接着，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1)、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2)、用各种办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3)、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封建残余制度。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部队到连城新泉整训。毛泽东、陈毅积极地投入到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多次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干部、战士座谈会，调查问题，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包括周围农村农民群众意见)，为红四军党的九大获得第一手材料。朱德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准备对付赣、粤、闽三省敌人第一次“会剿”。

12 月 28 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在上杭古田举行，会议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共同主持，120余名代表参加。毛泽东做了关于大会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做了军事报告，陈毅详细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由于决议案是会前经过充分讨论并经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会议所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大会按照候选人必须具备“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 11 人为中共前委委员，以毛泽东为书记。所以，古田会议在红军发展史上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决议案八个部分的第一部分，是核心。

二、学习建党建军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军队的基本原理，系统地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建党建军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经验，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篇文章的中心是纠正党内军内的错误思想，用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党和红军，用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军队和党员。

文章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这些错误思想的来源，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所构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的路线教育。

文章列举当时党内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八种表现：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毛泽东在分析八种错误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方法后，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他在逐一阐述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方法的过程中，做出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创新和实际斗争中的新贡献。

1、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和任务

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必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这样的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军队的界限。因此，必须批评那种将红军的任务缩小为打仗一项的单纯军事观点，指明红军绝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这不仅铲除了旧军队的雇佣性，使红军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后盾，而且也奠定了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的思想基础。文章严肃批评了不愿意和群众一起作艰苦的建设根据地、建立人民革命政权工作，只想以走州过府、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的流寇主义。“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现，极大地妨碍着红军去执行正确的任务，故肃清流寇思想，实为红军党内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目标。”

2、规定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对红军的领导问题，早在“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为此要“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坚决执行；要坚持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决议》重申：除营、团以上建立党委外，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要求红军中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健全，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文章要求党的领导机关要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要注意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党内的思想和党的生活要政治化、科学化。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时要注意政治，主要指出政治和组织上的错误。说话要有根据，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的党员干部，都应参加党的会议，报告工作、接受组织监督。

3、规定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

文章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这就规定了军事工作系统与政治工作的关系，确立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因此，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有有了坚强的政治工作，才能使我军始终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若政治工作稍有放松，军事工作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于克服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都是党的工作，革命的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互相配合，就是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政治工作要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和它们正确的政治方向。文章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二者对立的，或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错误观点。在组织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主张“司令部对外”的单纯军事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文章指出，在高级地方政权未建立之前，红军的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在前委领导下平行执行各自担负的工作。政治训练及群众工作事项，军事系统应接受政治系统的指挥；作战与群众发生关系，除发布政纲等有全军意义的事项须司令部、政治部共同签署外，其他群众工作均属政治部。在没有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政治部可以代替政权机关，负责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政权等。

4、规定了红军党内教育问题

毛泽东从红四军主要是由农民及小资产阶级组成和处在农村分散游击环境的实际出发，指出红军共产党内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据 1929 年底统计，红四军有 6000 人，其中党员有 1600人；在党员中，工人成分为300人，占18.8%；农民成分900人，占 56.2%，而其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就占了80%以上。文章指出，若不进行教育，不提高红军党内的政治水平，不肃清红军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大任务之一。既注重政治形势的分析、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又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强调“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肃清单纯军事观点的理论根源，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同时，还要肃清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残余，打破四军本位主义。”《决议》还就党内教育的官兵政治训练分别作出规定，要求从党内教育做起，在军、纵队、支队成立政治训练委员会，分普通、特别、干部三类班次，组织官兵的政治训练，如克服单纯军事观点的方法是从教育上提高党内水平；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是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加紧；克服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克服流寇思想的方法是“加紧教育，批评不正确思想，肃清流寇主义。”“对现有红军基本队伍和新来的俘虏兵，加紧反流氓意识的教育”。

5、规定了红军宣传工作任务

毛主席十分重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古田会议专门通过了《红军宣传工作问题》的决议案，指出红军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其任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实现宣传任务，才可以实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若忽视宣传工作，就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红军的势力。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要求宣传工作切合群众斗争情绪，以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规定了宣传内容、技术、形式和方法，一方面要注意城市贫民，如妇女群众、劳苦青年群众以及广大游民群众的宣传、教育和斗争；另一方面要注意分化敌人武装的宣传，争取群众。要求各级政治部加强宣传工作的领导，健全各级宣传队的组织。红军的宣传队是红军宣传工作的重要工具，关于宣传队的整理训练问题，是目前党要加紧努力的工作之一。第一步就是要从理论上纠正官兵中一般对宣传工作及宣传队轻视的观点，“闲杂人”“卖假膏药”等奇怪的称呼，应该取消掉。要采取改造宣传员成分的方法，除请地方政府选派进步分子参加红军宣传队之外，从各部队士兵中挑选优秀分子为宣传员。政治部应经常做出训练宣传的计划，规定训练材料、方法、时间、教授人等，积极地改进宣传员的质量。壁报是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群众的化装宣传。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

6、规定了处理红军内部矛盾的原则

红军官兵都是阶级兄弟，不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因而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因此，确立官兵平等原则，实行民主主义制度。规定官兵只有职务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长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政治进步和物质、文化生活，尤其要照顾、优待伤病兵，切实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士兵要尊重长官，自觉地接受管理，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雇佣思想等错误倾向。针对红军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决议》明确指出“坚决废止肉刑”、“废止辱骂”、“优待伤病兵”三项原则，并做了详细论述和规定。比如：对行军时沿途落伍的伤病兵：(1)、禁止任何人对他们的怒骂或讥笑；(2)、要伤病兵让路的时候，要好好对他说，不要一把推开他；(3)、无论哪一个部队或机关，凡有因病因伤落伍下来的，不论是战斗兵、非战斗兵，均要立即派一个人去招呼他，如系重伤重病，要尽量设法雇夫抬来；(4)、每次行军，后卫要耐烦带上落伍的伤病兵，必要时还要代他背回枪弹。这里，人民军队与军阀军队的区别是何等的分明。《决议》还强调坚决废止肉刑，修改红军处罚条例，由最高军政机关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

7、规定了处理红军外部关系和对待敌军的原则

在军政关系上，要求红军官兵必须尊重人民政权机关，巩固它在部队中的威信。在军民关系上，要求红军执行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打土豪归公，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和六项注意(上门板、捆禾草，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等)，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规定发动地方党和群众对红军的批评，把红军置于地方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改善军和民的关系，增强军民团结；反对侵犯民众利益、脱离人民群众的军阀主义倾向。对待敌军，要求加强对敌宣传，实行宽待俘虏的政策，规定不搜俘虏身上的钱财和一切物品，要热情欢迎他们，给予和红军老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医治敌方伤兵，对不愿留下的，经过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这些政策后来系统地发展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三大民主，以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

三、古田会议决议的伟大意义

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和有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这次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八大大争论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古田会议一结束，红四军便以崭新姿态投入到反对粤、闽、赣三省敌军“会剿”的战斗中去。红四军迅速回到赣西南的果敢行动，促使三省敌军总指挥金汉鼎马上回赣，喧嚣一时的“三省会剿”不攻自破，黯然收场了。

1930 年 2 月上旬，毛泽东在吉安东南陂头村召开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为了集中统一领导，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共同前委由毛泽东、朱德等17 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各军军委和赣西南特委统归共同前委领导，古田会议决议也得到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广泛学习和贯彻。“二七”会议后，加强了党对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领导，农民群众真正地发展起来。蒋介石急调国民党军 7 个旅、12 个团，开始对赣西南根据地和红军进行第二次“会剿”。红四军和红六军 1 个纵队合击敌军，给予从湖北调来贸然单独进犯苏区而兵力分散的唐云山旅以歼灭性打击，消灭敌 4 个营，取得俘敌 1600 余人、缴枪近 2000 支、子弹 100 担的胜利。从而打破了敌军所谓的第二次“会剿”。3 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闽西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为中央苏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古田会议后，在红四军内立即掀起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并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前委利用行军、战斗的间隙，抓紧一切时间，传达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制定了各种具体法规，要求各部队执行。红四军各部队把古田会议决议当作党课教材，组织党员和红军战士学习讨论。各级党委和支部每月都订出贯彻执行决议的计划，并定期检查，做出总结。正如1930年4 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所指出的，“经过九次大会，对这些倾向的斗争有相当的成绩，最显著的是单纯军事观点与极端民主化倾向大有克服”，把过去的工作路线纠正过来了，红四军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的统一领导下，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全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接受中央指示，对于各种路线都有具体决定，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次大会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的历史。”

古田会议决议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但在红军第四军实行了，后来在各部分红军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它不仅为红四军的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全党和全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以后，对全党全军都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它的深远意义。然而，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共中央的那几年，党内不让提古田会议决议，甚至不让提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也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古田会议决议》精神又逐渐得到恢复和发扬。

1942 年，全党整风运动兴起，毛泽东倡导学习和研究《古田会议决议》，指示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印数千份《古田会议决议》，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连长一级，“每人一本”，发通知叫他们“当作教科书加以熟读”。4 月 6 日，萧劲光、莫文骅在给各兵团的训令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时中国红军的建设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

1944 年 1 月，全党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阶段，党的高级干部开始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将《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为军队干部的整风必读文件和全军的教材。中央特意加编者按说：“这个文件是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建军与建党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立场、方法与基本内容，至今仍完全适用”。又指出：“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反对红军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偏向，关于红军的三大任务的规定，以及关于废止肉刑与军队宣传教育工作的决定等，对今天的八路军、新四军也是根本问题”。

新中国成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对党和军队的建设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1960 年 9、10 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说：“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指明了我军建设的方向，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所建立起来的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是永放光芒的”。

1977 年7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中明确指出，《古田会议决议》是对列宁建党学说的一大发展。

21 世纪的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提议在福建上杭古田镇召开。2014 年 10 月 31 日，他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85 年前，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探索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光辉道路，新型人民军队由此走上了发展的历史征程。习近平总结人民解放军在新形势下的经验，深刻指出：“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是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牢记强军目标，坚定强军信念，献身强军实践，勠力同心追寻着强军兴军的光辉梦想。

八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以《关于纠正党的错误思想》为核心的《古田会议决议》对我党我军的建设及其发展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宝贵财富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