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三篇文章的探讨

把王明右倾错误锁在笼子里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三篇文章的探讨

1937 年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到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国共双方出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再次携手合作，初步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出积极抗战的一面。同时，出于党派利益，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取消至少是削弱中国共产党的目标。面对复杂的抗战局势和国民党的“两面性”，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一开始就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是，王明等人不顾中国具体国情，接受共产国际指示，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进步性，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给中共的事业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面对抗战初期出现的党内右倾错误和国民党对中共的种种限制，毛泽东等人对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等问题认识更加清醒。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11 月 6 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一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我们在《毛泽东选集》第2 卷中看到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文章皆节选自上述两个报告。毛泽东在文章中，对王明等人的右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澄清，系统阐述了抗日民族战争发展的新阶段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的立场，使全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也使全党对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有了进一步认识。经过这次会议，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得以确立。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毛泽东这三篇文章写作的前因后果进行探讨。

一、延安与长江局分歧的由来

1937 年12 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从苏联归国的王明任长江局书记。应当肯定，长江局代表中共中央，在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和指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教条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对国民党的两面性估计不足，且在组织上不尊重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的领导，使长江局与延安在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

(一)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与王明的回国

1937 年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今日凡为中国国民，但能信奉三民主义而努力救国者，政府当不问其过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国家之机会。对于国内任何党派，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之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自无不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国共产党人既捐弃成见，确认国家独立与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与全国同胞一致奋斗，以完成革命之使命”。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右倾思想苗头：有的地方在与国民党合作时丧失原则，一味迁就国民党;有的红军游击队丧失警惕，被国民党武装缴了械；有的中共党员过分相信国民党，倾向于把中共在国统区的一切活动都公开化；有的主张在国民党未改变一党专政的情况下可以参加国民政府。

毛泽东等人对国共合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多次就独立自主问题进行强调和作出指示。1937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关于红军作战原则的指示》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概念。9 月 30 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负责国共谈判的秦邦宪等人，强调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全部集中的要求，任何游击区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10 月 13 日，张闻天、毛泽东在一封电报里又强调，“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部分右倾领袖及党员中是在增长，主要表现在对于国民党的投降，只知同国民党统一，处处迁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错误政策做斗争。”“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不取消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进行批评与斗争，而且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使统一战线充实巩固起来，使之继续前进。”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再次强调了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问题，指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因此，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可见，全面抗战初期，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对国共合作后的右倾思想保持着高度警惕。

正当毛泽东等不断强调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问题之时，王明从苏联回国，帮助中共中央开展工作。在王明回国之前，1937 年 8 月 1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国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发言中说，“摆在中国党面前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党内处境是很特殊的。”“大家再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国际支部，出于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状况和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用几年时间在自己政策和策略上做出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这样一来，我们中国同志和中国党就会遇到很大的艰难险阻。”“为此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本身也需要得到帮助。”这里，季米特洛夫所说的“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主要指的就是王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看来，中国共产党力量比较弱小，中国抗战的胜利最终需要依靠国民党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力促成国民党主导的全国统一战线，而且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应该运用法共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王明正是带着这样的国际指示回国的。

(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与三月会议

由于王明回国的同时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其对共产国际指示的传达。1937 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一般党史著述认为，这次会议是王明右倾错误形成的起点和标志。在报告中，王明讲了要坚持抗战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等正确的观点，但是在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上，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了右倾错误观点。关于统一战线，王明认为，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战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的问题。有的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关于领导权问题，王明说，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共产党提高到国民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能吓走同盟军。因此我们不能说是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王明进一步指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今天不是组织狭小的群众团体，而是利用现在合法的团体，要登记，读总理遗嘱也可以，要利用合法，取得合法，只有采用公开的合法的办法才能扩大统一战线，否则还没有办法去扩大统一战线。王明在报告中还点名批评了刘少奇，认为他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中提的要求过高、过多，不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王明在报告中也不认同毛泽东提出的国民党片面抗战的路线，认为“片面抗战”的提法会刺激国民党。王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上述讲话，明显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此前的提法不同。王明虽然也提独立自主，但他更强调的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由于王明说他在报告中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得许多与会者不得不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王明的观点进行了有限度的抵制，强调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毛泽东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但是由于王明的特殊身份，以及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前期的贡献，使得多数与会者“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问题没有像以前强调的那么多了。可以说，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观点，或多或少地对中共的工作产生了影响。会后，王明到武汉开展工作。

193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史称“三月会议”。王明在会上做了题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会上，王明继续阐述他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思想。关于军队问题，王明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关于统一政府与拥护中央政府问题，王明指出，中共要说明反对不要中央政府的倾向，说明要统一的中央政府，拥护中央政府。关于陕甘宁边区问题，王明竟然提出，现在边区政府要开放党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现在特区不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是不好的，我们现在要允许国民党公开活动，允许其他党派活动。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发言。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取民主联盟或共产党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等于说，毛泽东虽然没有就独立自主问题与王明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但是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制”。毛泽东之所以没有同王明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主要是因为王明的特殊身份，加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全党和毛泽东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还需要时间来观察和思考。

(三)延安与长江局的其他分歧

本来，三月会议决定王明在回武汉一个月后即返延安。但王明直到 8 月因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回延安。期间，王明及长江局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在一些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1938 年 2 月 3 日，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制定抗战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不论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还是在武汉的长江局，都很重视国民党此次会议。王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于3月21日报送中央，并在未得到中央明确意见的情况下，于3 月24 日将提议书送达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提议书后，感到有“严重的缺点”，并另起炉灶，重新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发至长江局。长江局在收到该电文之后，本有时间送达国民党中央，但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会议结束后，才复电中共中央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已闭幕，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写的提议书已经送达，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与国民党。希望你们不要再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党内党外都会产生不良的

政治影响。”

1938 年 3 月，王明在未得到中共中央授权的情况下，就在武汉《群众》月刊上发表了自己撰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总结》里，王明多次强调说，在报告和讨论中，充分表现出出席政治局会议的同志对目前时局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其实，这并不符合客观实际。王明与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的方向有其一致的一面，但在如何坚持独立自主问题上，并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王明除了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文章外，还在未经毛泽东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了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的谈话。”

193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7 月上旬，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让其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尽快刊登，王明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中共中央又致电长江局，让其分期刊登，王明仍不同意。由于王明的阻挠，《群众周刊》也未予刊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文只是作为“新群丛书”第 15 种出版了单行本。王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反对毛泽东对抗日战争发展阶段的科学分析。王明后来回忆此事时说：“在延安发表该文后，毛泽东又将此文送往武汉，要求在《新华日报》上刊登(该报编辑部在我的指导下进行工作)。我和秦邦宪(博古)、项英、凯丰及其他同志一致反对这篇文章，因为该文的主要倾向是消极抵抗日本侵略、等待日本进攻苏联。这个方针既同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又同中国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义务相矛盾。共产党的政策是，中国人民应当积极同日本侵略者作战，这一方面是为了保卫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则借以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反苏战争，所以，我们决定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持久战》一文。”

除此之外，王明在对保卫武汉、对国民党“三青团”的认识、对国民党监委会恢复陈独秀等26 人党籍等问题上，与中共中央产生了不少分歧。这亟须中共中央统一各方面的思想。

二、毛泽东对抗日战争新阶段的战略思考与政策论述

1938 年4、5月间，任弼时分两次就中国抗日战争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中国共产党的状况与群众工作等问题向共产国际做了书面和口头汇报。6 月 11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经过讨论后，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并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下，从十年内战的政策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9 月29 日至11月6 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结合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充分阐述了对抗战新阶段的一系列战略思考，为党和人民军队在抗战阶段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是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这部分是毛泽东在10 月14 日讲的。毛泽东就诸多问题展开论述，充分体现出其对抗日新阶段到来后对中共的政策走向的战略思考。

1、关于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超越了一国界限，是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是共产主义者本人，却有着自己的祖国。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部分党员一度没有认识清楚。以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为例，事变本身非常明显地反映出日本军国主义灭亡全中国的企图。但共产国际对此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事变不仅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开始，更严重的是要把东北变为“对苏联作战的许多根据地之一”，是向苏联大举进攻的前奏。诚然，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中国，有进攻苏联的图谋，但当时最根本的问题，是动员全国民众为保卫中华民族的独立自主而战。共产国际无视最主要矛盾，竟多次指示中共，将“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工作的“中心任务”。由于中共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能是被动地执行。中共接连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武装保卫苏联”口号的宣传，不仅不会达到保卫苏联的目的，反而使中共的政策脱离了中国的实际。针对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毛泽东认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并不矛盾，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对于我们，失败主义是罪恶，争取抗日胜利是责无旁贷的。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2、关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中日之间的战争，是在彼此实力极端不对等情况下的战争。虽然中国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但是由于民族觉悟不高、军力不强、经济落后等原因，必须坚持持久地作战。因此，这一过程，需要共产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分别就共产党员在何种场合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如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如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等等。

3、关于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里面并没有特别突出地强调独立自主的问题，而是强调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持党的独立性。毛泽东指出，“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从这些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此外，毛泽东还具体讲了共产党员要照顾全局、照顾多数以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问题。

为使全党切实担当起历史重任，毛泽东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以及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据几位革命老人回忆，每周三晚上，毛泽东都约十几人，开哲学座谈会。当时，参加的有何思敬、艾思奇等人。每次座谈会都由毛泽东主持，并事先指定一个报告人，准备好发言提纲，作中心发言。毛泽东对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热爱，引起许多中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一时间在延安形成了党政军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毛泽东在这一部分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还谈了党内民主、党的纪律等问题。通读全文，可以说，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一命题，主要目的是提醒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切实负责起中共对抗日战争领导的历史责任。

(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在 10月14日的报告中，毛泽东既讲了坚持统一战线，又讲了坚持党的独立性，没有偏废其一。但是在11 月5 日所做的会议结论的报告中，毛泽东比较突出地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并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毛泽东指出，“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我们必须巩固和扩大我党我军，同时也应赞助友党友军的巩固和扩大”，“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得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这是毛泽东比较明确地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思想进行的批评。

前后两次报告相隔不过二十余天，为什么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态度会有如此大的转变？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问题。1938 年10月4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其说明中共的抗战政策和统一战线问题。谈到武汉失守后的局势，蒋介石的态度是：对抗战坚持，他表示无问题；对在敌后求补充发展，他表示赞成；对(我们)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他很动思；对公开加入国民党，他注意听；对加入青年团，他说可商量；说到特务工作要辨别情报真相，即有误会或错误亦不能行动，他表示同意。会谈时，蒋介石要周恩来写成报告，以书面形式交给国民党进行讨论。8日，周恩来将书面稿件交给国民党。蒋介石指示陈立夫等人进行研究。14 日，周恩来再次面见蒋介石。蒋介石说，共产党公开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的问题，必须交由国民党常委会讨论，但是可以考虑修改青年团章程，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周恩来问蒋介石是否可以立即加入，蒋介石回答说要讨论一下，并请周恩来先和青年团诸人谈谈。从周恩来与蒋介石的会谈可以看出，蒋介石并不想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因为他对共产党仍然抱有成见，担心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之后，国民党非但没有“融化”掉共产党，而是被共产党所改造。所以，蒋介石根本不想让共产党以跨党的形式加入到国民党之中。这使毛泽东感到，在两党实力相差很大的情况下，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并不能达到改造国民党的目的，相反有被“化”掉的可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根本不能约束国民党。这与王明教条执行共产国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一厢情愿不同，毛泽东更从共产党自身的发展和壮大来看问题，也更是吸取十年内战的教训。所以，仅二十余天后，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的论断。

(三)战争与战略问题

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里，毛泽东为使全党明确战争和战略问题在中国革命上的首要地位，专门就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国共双方各自的战争史、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中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后来这部分文字被整理成《战争与战略问题》一文，被收录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像西方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有民主制度可以利用，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主要的斗争舞台是议会，主要任务就是通过长期合法的斗争，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而中共面对的情况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所面对的截然不同。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指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的一段时间里，中共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但经过十年的内战，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指出，“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认识这一点，对于今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益的。抗日战争中全民武装反抗的具体事实，将教育全党进一步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每个党员都要时刻准备武装上前线。”紧接着，毛泽东在文章里分别讲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战争史，强调了枪杆子里面出一切的真理。

在论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之后，毛泽东着重阐述了抗战时期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之所以讲这个问题，是因为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否能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和发展适时实施军事战略转变，是衡量一个政党在军事上是否成熟、是否能够与时俱进的一个重要标志。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生存之战，且面对的是在装备和训练方面皆强于中国军队的日本军国主义。因此，对共产党而言，就得转变军事战略，以求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认为，“国内战争、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对于这三个战略的转变，毛泽东着重讲述了第二个战略的转变，指出：“这一转变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只要想一想抗日游击战争在中国民族解放命运上的历史意义，就会知道的。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

由于第二个转变的重要性，毛泽东再次就抗战时期的游击战争战略进行了专门阐述。毛泽东特别强调要运用游击战争方针破解抗战初期共产党军队与日本军国主义实力暂时差距较大的难题，指出游击战争应该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没有游击战争，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建设，忽视游击战的研究和指导，也将不能战胜日本”。当然，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游击战层面，明确指出，“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我们将经过游击战争，积蓄力量，把自己造成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因素之一。”此后的事实证明，中共抗日游击战方针一经实行就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

三、余论——“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会议，一次是 1935 年 1 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 1938 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里有关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学习问题、军事战略的转变问题、游击战的战略问题等的论述，对抗日战争发展的新阶段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是保存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实力。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装备极其简陋，尚不具备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大规模阵地战的基础。据统计，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时，过黄河东进的3万多部队只有1 万多支枪，一些战士还扛着长矛，而每支枪平均又只有 30 发子弹。而国民党方面，所辖军队此时已经完成了180 余师的整编，军队总人数近200 万。再看看日本方面，据有关学者统计，“在战争初期，日本可以动员使用的军事力量共约 448 万人，其中常备军约 38 万人、陆军 17 个师团、海军舰艇约 190 万吨、空军与海军飞机共2700 余架。当时，日军用于侵华作战的师团，每个师团2.2 万余人、马5800 余匹、步骑枪约9500 余支、轻重机枪600余挺、火炮108门、坦克24辆。”敌人之强悍、环境之险恶、条件之艰苦、物资之匮乏、斗争之复杂和激烈，远胜于国内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没有看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友军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巨大实力差距，比较理想主义地认为在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共产党应该像国民党正规部队一样，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为着实施这一方针，王明认为，必须组织相当数量的野战军团，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打击敌人和消耗敌人；组织相当数量的挺进军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扼守几个重要支点，以阻止敌军的前进深入。而毛泽东认为，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来说，尚不具备大规模运动战的条件。

二是在发展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同时灵活而积极地对日作战。由于毛泽东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人民武装在打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山东地区为例，1938 年秋，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一部进入冀鲁边和微山湖等地。1939年春，罗荣桓又率领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山东。进入山东后，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抽调大批干部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到 1940 年，人民武装发展到 10 万余人。这也标志着山东抗日游击战的局面正式形成。在南方的新四军，于游击战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至 1938 年底，新四军初步建立了苏南、皖南和皖中抗日根据地。1939 年起至1940 年底，新四军在八路军的配合、支持下，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 万人，并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扩大，牵制了大量的日伪军，客观上也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提供了支持。据统计，敌后战场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1938 年是 58.8%，1939 年是 62%，1940 年是 58%，1941 年是75%，1942 年是 63%。如果没有抗日游击战方针的实施，便不会有如此骄人的战绩。

三是统筹处理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和斗争的关系，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抗战时期的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不仅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包括开明绅士、地方实力派、亲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海外华侨。由于成分的复杂性，使得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势力的关系变得尤为艰难。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面临着极其艰巨的任务。这方面，王明等人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曾经提出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意见，如认为统一战线中，“摩擦可能在总目标下减弱而不会消灭，可以因力量的不同而在民主原则下解决谁占优势的问题，但不应有谁投降谁或谁推翻谁的企图”。但是，总的来讲，王明讲服从统一战线的多，而讲如何在统一战线里保持独立自主少了一些。在这方面，毛泽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在统一战线中斗而不破的谋略：“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做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估计它现时不会同意，例如召集边区议会之类。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不仅实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更有力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只顾团结而不顾斗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通过自遵义会议到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来的实践检验，毛泽东出色的领导才能逐步为共产国际和党内其他领导人所认可。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和结论报告前后，很多人在发言中纷纷表示对其全党领导地位的拥护。王明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彭德怀说，党有了群众信仰的领袖。在我所知道的十年中，毛泽东同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李富春说，党的成功有：(1)、党的统一于团结；(2)、保存广泛干部；(3)、党的组织路线之正确…最主要的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谢觉哉说，我党朱德毛泽东领袖，都是了解中国古今实际情况的，是能中国化的。林伯渠说，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之影响，确实比别党的人强些。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张闻天在名义上仍是全党的一把手，但实际上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经确立起来。这才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