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反对本本主义》背后的故事

“我总是记得，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反对本本主义》背后的故事

从党的二大开始，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党办事情，都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在20 世纪20 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照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照搬俄国“城市中心论”的经验和理论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为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党内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一、“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

1928 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认为：“党在领导个别省份自发的农民游击队行动时，应当看到，只有这些行动同各无产阶级中心的革命高潮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全民起义的胜利点。……因此，必须反对热衷于零星分散、互不联系的游击战争。这种战争注定要失败，(湖南、湖北以及其它地区就有过这种危险)。”显然，这是以俄国的“城市中心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对此，中共中央是接受并努力贯彻的。中央认为：各地武装起义是因为缺乏城市领导，且无适当的配合和联系而失败，批评湖北省委秋暴以来主观上只号召农暴而不要城市。

1928 年 6 月，中央要求湖南省委“从平岳沿湘赣边通湘粤大道为全省暴动布置干线”，“完成全省总暴动”。”湖南省委立即贯彻中央指示，6 月下旬接连写信并派巡视员到井冈山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命令，要红四军主力毫不犹豫地向郴县为中心的湘南进军，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6 月 30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认为红四军主力不宜去湘南，并将会议意见于7月4 日写信报告湖南省委，认为“四军仍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并陈述了六条理由。决定不执行省委意见。但湖南省委代表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议，强行命令红四军主力盲目向湘南开进，致使红军和边界一齐失败。红军损失了第二十九团，归途中又牺牲了第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根据地也受到严重摧残，这就是惨痛的“八月失败”。9 月上旬，红军大队返回井冈山，经过 9 到11月两个月的转战，打破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第二次“会剿”，收复了边界各县，解除了“左”倾盲动主义者造成的边界危机。

1929 年 10 月 26 日，《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明确指出：“中国进行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现在已经可以并且应当准备群众，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认为中共“党内主要的危险，现在是右倾的机会主义情绪和倾向”，这种倾向“是对于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是对于群众的自动能力，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

1930 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提出要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做无情的斗争”，“才能使国际正确的路线，得以坚决的有保证的执行。”不久，中央又发出了《中央通告七十号》，提出“集中力量积极进攻的路线”，“集中进攻的中心策略”，认为“在这一集中进攻的总路线下加强党的主观力量，革命才能争取到全国的胜利，首先争到一省或几省的胜利”，规定红军“必须向着中心城市发展。”1930年4 月2日，李立三写了《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胜利的条件》，明显地表现了他的“城市中心论”思想，他写道：“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中心城市，产业区域，特别是铁路海员兵工厂工人群众的罢工高潮，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想‘以乡村来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都只是一种幻想，一种绝对错误的观念。”李立三想先通过取得一省或几省政权，然后再过渡到取得全国政权。他特别强调城市武装暴动的重要性，认为它是推翻国民党统治的主要手段。他说：“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炸烈他的心腹，还不能最后致他的死命。这一斩断统治阶级的头脑，炸烈他的心腹的残酷的争斗主要是靠工人阶级的最后激烈争斗——武装暴动。”1930 年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在 9日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又一次在党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决议认为：“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才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指责毛泽东等人的“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极端错误的”。

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中国代表罗伯特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和李立三有不同意见，反对下发6月 11 日的《决议》，李立三就说罗伯特右倾，阻碍党的工作，强行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发来函电，批评中共中央不尊重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央政治局索性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发出抗议信。

李立三一面进行“左”倾路线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实践上执行这条冒险主义路线。他们制定了一套以武汉为中心的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并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他们提出“猛烈的扩大，猛烈的扩大，再来一个猛烈的扩大”，“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等口号，幻想造成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局面，命令各地红军攻打大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这些“左”倾思想当时就受到何孟雄、林育南等的反对。李立三把他们说成是右派。他还说：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我不放在心上，其他政治局委员，我把他们转变过来了。共产国际代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等南京打下来以后再和他们说话，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李立三已不顾一切地来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了。

1930 年 4 月 3 日，《中共中央致红军第四军前委信》中说：“造成粤闽赣三省边境的红色割据，或是‘争取江西一省的政权’这是你们历来的观念，在目前这是极端错误的了！前者是割据政策，是保守观念，是没有以全国胜利为前提，在目前革命形势之下，自然是极端与党的总任务相冲突的”。这就完全否定了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在同一封信中还批评说：“四军扩大红军的程度是极其微弱的，扩大的行程更是非常迟缓。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你们还不自觉的受了保守观念的支配，没有猛烈扩大红军的决心；第二，你们错用了分散的去武装农民的策略；第三，没有从各方面来动员广大群众踊跃的加入红军。这是你们当前严重的问题。中央认为你们必须立即纠正这一错误，……改变分散武装农民的策略，而为集中武装农民建立红军的策略。”信中充满了主观、武断、空想的精神。5 月22日，《中央军委给南方办事处并广东军委信》中说：“第四军(朱毛)中央最后决定是要他们向长江发展，已另有指导信给四军前委，想已转去。”6 月9日，《中央军委在南方办事处致四军前委信》更明确指出：“四军发展的路线问题：在全国军阀混战过程中，革命势力日益尖锐化，在全国革命的发展，中央估计有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中央坚决的要求四军向长江流域的路线发展，将四军的政治影响扩大而且更帮助了长江各区域党的工作，四军接到这一指示信后，必须详细讨论，很快的执行这一策略，如四军仍是用游击的方式只来往于赣闽粤等边界，不只削弱了党的主观力量和缩小党的政治影响的扩大，即在四军本身的扩大与给养枪弹等的补充，都要成问题，望你们严重的注意。”说来说去，就是要让红四军充当执行冒险主义的工具。

李立三深知红四军领导不会轻易执行他的进攻大城市的计划，因而对红四军领导的压力越来越大，帽子也越戴越大。6 月15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致四军前委信》，一开头就严加批评说：“中央过去曾经屡次把新的路线传递给你们”，“可是这一个路线，直到现在你们还完全没有懂得，还是在固执你们过去的路线”，“你们过去也有错误，这些错误在今天表现着尤为严重：你们现在完全反映着农民意识，在政治上表现出来机会主义的错误。”。信中把“尤为严重”的错误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站在农民的观点上来作土地革命，如象你们认为：‘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二是“你们的割据观点，这同样是一个农民观点，如象你们认为先完成三省边界割据再打南昌”；三是“你们对资产阶级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路线，如你们提出保护大小商人的口号”；四是“你们对于帝国主义更是机会主义的观点，你们非常怕帝国主义，所以过去我们指示你们到东江，你们说东江帝国主义力量大，中央指示你们应当准备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向南昌发展，争取武汉的胜利，你们说武汉帝国主义力量大，不可能。……这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信中又强硬地指令说：“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立即来中央解决。”在这样强硬的指令面前，毛泽东、朱德等红一军团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妥善地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结合起来，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并进而发展了革命力量。

朱德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和我对于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久居山区多年，能够得到的有关国内和国际局势的情报很不全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接受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分析。”。但朱德、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即或我们能够攻占几座工业城市，即或有些产业工人参加战斗，但能否坚守城市的确是大可怀疑……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正由于他们对李立三的整个方案都表示怀疑，所以他们在不得不执行攻打南昌的决定时就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方针。

红一军团在向南昌推进途中，攻占了樟树镇。7 月底，抵达南昌附近。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朱德认为南昌不宜强攻，决定引蛇出洞，在运动中歼敌。但敌人不出城，群众又没有发动起来，于是决定不打南昌，而到赣西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扩大红军。朱德后来回忆说：“在立三路线时，军事上又发生了错误……毛主席坚持了根据地思想，不赞成部队过远、过久地脱离根据地去打大城市。……当时中央本来命令我们打南昌，我们知道打南昌没有把握，故只在‘八一’的那天，派罗炳辉带了一点队伍到牛行车站去示威，以纪念三年前的南昌八一起义。”

争论还在继续，斗争越来越激烈。错误路线执行者甚至把对他们有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一律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帽子，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诸多下层的同志不明真相，也跟着大喊：“打到大城市去!”“坚持反对右倾！”在农村，很多人主张烧杀政策，提出什么“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头颅；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房屋”，把土豪劣绅分子同他们的家属子女混为一类，不区别对待，一律斗争、打倒。甚至有人还鼓吹什么把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在这种极左思想影响下，有的地方乱烧乱杀，执行所谓“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使他们生活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有人还认为这种极左的办法是最革命的行动。这样，就使得地主、富农看不到出路，只好拼一条命来反对革命。

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状况。但是，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在李立三他们手里，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异常复杂。

抵制教条主义是一条荆棘丛生的路。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实现从城市到乡村的战略转变，这在当时是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毛泽东深深地思考着。

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斗争中毛泽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进行革命，自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其革命性质、动力、对象、手段以及道路均有着同西欧国家不同的特点，但也有同西欧国家一样的社会革命规律的共同性，因此，中国革命既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南，又要体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眼下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个极其重要又极其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才能实现这个结合。

1930 年 5 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看到寻乌县处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于是决定利用红军部队在安远、寻乌、平远做发动群众工作的时机，在寻乌县做一次全面调查。

毛泽东住进了寻乌县城西井巷天主堂，向县委、县苏干部询问情况，接着在县委书记古柏的陪同下，考察了寻乌城，并通过古柏的介绍，认识了“县城通”郭友梅、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寻乌城的情况，大部分是这两位老先生提供的。毛泽东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和范大明两位老先生。多谢两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象小学生发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郭友梅，万安人，59 岁，“郭恰和”杂货店主，他住在寻乌的时间长，又做过两任商会会长，对寻乌城的历史和现状了如指掌。范大明，51 岁，城区人，贫农，县苏维埃政府职员，他对旧社会的辛酸苦辣体验深，斗争坚决，工作积极，因而他对革命前后城区的情况以及城郊居民对革命的态度，非常清楚。毛泽东访问了这两位老先生，听了他们所谈的情况，感受甚深。

为了进一步了解全县各阶层情况，毛泽东采取开调查会的方式进行调查，参加调查会的都是深切了解社会情况的人，除古柏外，郭友梅、范大明、赵镜清 (30 岁，中农，做过铸铁工，做过小商，在陈炯明部下当过排长，县苏维埃委员)、刘亮凡 (27 岁，曾任县衙门钱粮兼征柜办事员，城郊苏维埃主席)，这几个人是经常到调查会的，提供的材料最多。此外，找了几个有经验的工农出身的区乡干部、教师和店员，毛泽东还特意请了 62 岁的前清穷秀才郭清如参加调查会，向他求教寻乌的社会沿革、风土人情、文化经济等方面的情况。参加这个调查会的共 11 人。在县城南门外马蹄岗一幢石砌楼房里，又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每次调查会，都有调查纲目。毛泽东亲自做记录，满腔热情地接待每一个与会者，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不耻下问，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不仅对寻乌城21 个行业、131 家大小商店的历史、现状及其主人的政治态度，逐个询问，而且对全县 7个区 21 户大地主、111 户中地主的剥削形式、剥削手段及其压迫群众、反对革命的恶劣行为，也逐户问得清清楚楚。

为了了解农民卖儿卖女的情况，毛泽东特邀了刘亮凡、李大顺、梅治平三个农民开调查会。三个农友分别向毛泽东汇报了福山、黄砂、兰田三个村中他们耳闻目睹的卖儿卖女的惨景。毛泽东把他们的谈话一字一句地记下。在调查记录上，他加了下面一段话：“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细问的结果，那天是三个人开调查会，他们三个村子里都有这种事。”

毛泽东做寻乌调查，进行了近 20 天，他反复思考，觉得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于是和古柏商量，召开了有 50 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毛泽东对大家说，我来寻乌调查了 20 天，承蒙诸位先生的指点，使我获得了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今天请大家来核对材料，叫作集思广益……毛泽东在会上将没有把握或不够清楚的问题，一个一个提出来，让大家议论，广泛地征询大家的意见。这次调查会，又开了两天，寻乌调查活动才结束。调查结束后，毛泽东根据调查材料整理成 5章39节共8万多字，题名为“调查工作”。

毛泽东的《调查工作》，在对寻乌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其基本内容主要有四点。

第一，首次提出了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问题。“那些具有一成不变的保守的形式的空洞乐观的头脑的同志们，以为现在的斗争策略已经是再好没有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胜利，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这些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两条对立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之间的对立。第二，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第三，指出了本本主义的危害性。“这种保守路线如不根本丢掉，将会给革命造成很大损失”。毛泽东举例说：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些错误。这种纯主观地“瞎说一顿”，实在是最可恶的。他一定要弄坏了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第四，指出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毛泽东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这个思想对中国革命进程影响之巨大和深远，是要用全部中国革命的历史来说明的。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触到了教条主义的痛处，教条主义的领导人将它讥之为“狭隘经验论”。后来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

三、失散多年的“孩子”找回来了

第二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仍保持原有的篇目，只增加《反对本本主义》一篇。这篇著作，是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毛泽东非常喜爱和重视的一篇著作。这篇著作当年之所以没能编入《毛选》第一版，是因为原著曾长期散失，直到20 世纪 60 年代初才找到。毛泽东说，丢掉这篇文章，就像丢掉一个孩子一样，时常想念。那么，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又是怎样失而复得的呢?

毛泽东十分珍惜自己的调查研究成果。1930年8 月21日，中共闽西特委曾经把毛泽东在寻乌调查的材料翻印成小册子。1931 年 2 月，毛泽东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间隙，在宁都小布整理了《调查工作》，毛泽东把这个材料细心地捆好，珍藏在身边。

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向中央苏区连续发动了几次大规模“围剿”，战事甚为频繁，很多资料难于保存。毛泽东的《调查工作》也在反“围剿”的战争中丢失了。

毛泽东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一直感到很惋惜，并时常想念这篇文章，就“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一想，就想了整整30 年。

1960 年冬，农村中的严重问题已经大量暴露，11 月3 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批示信》，简称“十二条”，提出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开展整风整社。

1960 年12 月 24 日至1961 年 1 月 13 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做出《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就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1月13日，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1961 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为14日至18 日召开的九中全会做了准备。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对我们党制定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比较有效地纠正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正在中央全会结束的时候，一篇题名“调查工作”的文章，出现在毛泽东面前，毛泽东非常高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送给他的。文章的发现经过是这样的：1959 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到各地收集革命文物，他们在福建龙岩地委收集到这篇文章的石印本。1960 年，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志从革命博物馆借来。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篇重要文献，但对于它在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所占的地位，它的真正价值，是估计不足的；这篇文章的重新发表，对于后来我们党的思想建设会发生那么大的作用和影响，引起研究者那么高度的重视，更是想不到的。这篇文献被田家英知道，立即送给了毛泽东。

对这篇文章，毛泽东在 1961 年 3 月 11 日专门写了一个批语，接着在 3 月广州会议的两次讲话中又都提到它，并做了说明和解释。从批语和两次讲话中可以使人们了解，这篇文章是为什么写的，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毛泽东是如何喜爱它。

毛泽东 1961年3月11日的批语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 年春夏，已经 30 年不见了。1961 年 1 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在1961年3 月13 日广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找出了30年前我写的一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我自己看看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1929 年冬天，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对这场斗争做了结论。这以后，也就是1930 年春天，写了这篇文章。前几年到处找这篇文章，找不到，今年1 月找出来了。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毛泽东又说：这篇文章是 1930 年春季写的，总结那个时期的经验。这篇文章之前，还有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这篇文章找出来了。别的东西找出来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我总是记得就是了，像想念自己的孩子一样，忽然找出来了，我是高兴的。

会上毛泽东对这篇文章还特地进行了解释。在解释《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说：这里面包含一个批评、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是好的，比如六次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六大决议有部分的问题，有若干缺点或错误，就是正确，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在解释“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时候说：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依靠外国帮助我们打胜仗。我们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给我们写决议，给我们写纲领，向我们做指示。

《调查工作》恰好在毛泽东刚刚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候被重新发现，这是一件大好事。它的重要价值被重新发现，并成为推动全党搞调查研究、转变思想作风的有力武器。

这篇文章尽管如此重要，但毛泽东对于是否公开发表持谨慎态度。他在 3 月 23 日的会议上说：我不赞成现在发表，只在内部看一看就是了。他说：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文章会有些人不懂得。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是当时民主革命的问题，民主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向看文章的人说明这一点。他再三提醒人们说：这篇文章发下去的时候，有些要解释一下，主要是讲基本方法。民主革命时期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仍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要进行调查研究。这个方法是可取的，这个文章是为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问题，现在的问题就不是这个问题。就讲清楚这一点。

毛泽东这些话包含着辩证法和反对教条主义的精神。

1961 年 3 月 11 日，毛泽东将《调查工作》印发参加广州会议的同志时，把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做了少量文字修改，如把“布尔什维克”改为“共产党人”，把“苏维埃”改为“政府”，“六次大会”改为“党的第六次大会”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作用和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党内许多同志要求公开发表。1964 年经毛泽东同意，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中首次公开发表。

此文收入选读本时，田家英又做了一些文字修订。为了敲定文章写作时间，他在 3 月

25日晚送请毛泽东最后审定这篇文章时写信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事件，我们便可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

毛泽东当晚将定稿退田家英，把文章题目又改为“反对本本主义”，写了一个批语：“此文是在 1929年写的，地点记不清楚。先写了一篇短文，题名‘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寻乌县写的。后来觉得此文太短，不足以说服同志，又改写了这篇长文，内容基本一样，不过有所发挥罢了。当时两文都有油印本。”这里要特别说明，毛泽东在这个最后的定稿上，亲笔加了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所做的唯一的一处涉及实质内容的改动。这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增补。但是通观全文，这个思想原本就有，不过没有做出这样概括性的表述罢了。

把文章写作时间定为1929年，田家英表示怀疑，请政治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将毛泽东1929年冬至1930 年 5月这段时间的活动搞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将写作时间最后定为1930 年5月。

《反对本本主义》是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有重大意义；它又是一篇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著作，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将永远闪耀着它的光芒。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在这篇文章里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