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即将过去，中国即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急剧转变的历史关头，为了帮助党员干部认清形势，正确了解党的方针政策，8 月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进行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这篇讲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和时局发展的方向，并且提出了无产阶级的方针与策略，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一、 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国内阶级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1945年8月 10日，日本乞降消息刚刚传出，重庆的各大报纸头版，不约而同地刊登了杜甫的这首诗。从重庆到延安，老百姓张灯结彩，鞭炮齐鸣，欢庆胜利。

一位年逾八旬的亲历者回忆当年抗战胜利时的情景：“胜利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在做工，发现身边的监工总是窃窃私语，不久就集合开会去了，接着厂里的机器就陆续停了。门口军营守卫的日本兵不见了，然后就听到楼外卖报纸的小孩喊：‘号外！号外！日本宣布投降！’我们当时真的不敢相信。觉得肯定是小孩把戏。可又想这玩笑也开得太大了不是，于是就有个人说要下去买报纸，当他拿着报纸上来时是哭着走上楼的。他磕磕巴巴的念给大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厂子里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我根本没缓过神来。好像时间停止了几秒钟，但瞬间就像炸了锅似的热闹起来。年轻人把手里头的工具都给扔了，蹦了起来，压抑太久，蹦得那个高啊……”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严酷的战争岁月中，人民学到了平时多少年都难以学到的许多新东西，觉悟程度和团结程度得到很大提高。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共产党由于始终高举争取民族解放的大旗，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敌后抗战，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博得了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有 120 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 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 余万，民兵发展到220万。国统区内由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组成的民主力量有很大增强，并同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同抗战时期大不相同了。

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独裁统治，在战争的中后期尽力观战避战，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结果，使他们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随着抗战的胜利行将到来，他们越来越把注意力放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势力这方面来。1945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

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外扩张，企图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控制中国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后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所说，他们当时在中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府，而短期目标首先是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

为了独吞胜利果实，1945年8月11日，日本刚做投降的表示，蒋介石便一连发出四个命令，一个是给他的嫡系部队，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另一个给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要他们“应在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的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管辖”。第三个是给侵华日军的，要求日军“应对本委员长所指定之部队投降”，如不遵守，有权对其进行“武力制裁”。第四个是给伪军的，命令他们继续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向中共投降，还要对八路军、新四军的进攻作“有效之防卫”。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还发表谈话，指责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所发布限期日伪投降的命令是“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蒋介石想要独自摘桃子了！”对此，中共理所当然地予以反击。8 月13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了《蒋介石在挑动内战》的评论，指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言人的评论和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拨内战，其目的是在当着国内外集中注意力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找一个借口，好在抗战结束时，马上转入内战。”接着，8月 13日、16日，毛泽东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表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错误命令，“我现在继续命令我所统帅的军队，配合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直至敌人在实际上停止敌对行为、缴出武器，一切祖国的国土完全收复之时为止。”

上述情况表明，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斗争激烈，一方一意孤行，挑动内战；一方针锋相对，坚决自卫。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

上述情况表明，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正如毛泽东 1945 年 4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所指出的，在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和还是一个老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

二、局势急转直下，无数新问题、新情况一下子涌现出来

1945 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9 日，百万苏军进入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在极为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以惊人的精力，夜以继日地投入工作。他干脆把办公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事务，一面接见各地请示工作的负责人和高级将领，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他物。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椅，来自各地的干部与将领就坐在那里等他的指示。

在那里，毛泽东签发了我军受降和配合苏军作战的七道命令。在那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研究通过了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决定。在毛泽东看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到重庆去，人民就不会了解共产党对和平的态度；不到重庆去，人民就不会再一次清楚地看到蒋介石脸上的黑。也不会看到共产党请蒋介石洗脸的诚意。去了，不会蚀本，只会赚钱。毛泽东决定走一遭。

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是中共中央早就预料到并做着准备的。然而，最后胜利降临得如此迅速，实在是出乎意料。整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无数新问题、新情况一下子涌现出来：

第一，关于局势发展的趋向问题。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和平民主，渴望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休养生息，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正如当时《新华日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所写：“中国的老百姓，足足有三十多年没有享受过和平的日子，一面受敌人的侵略，一面不断内战，到现在可以说是精疲力竭。我们需要和平，需要休息。”“流亡、穷困使我们对于战后和平的展望，就像饥饿的人等饭吃那样的急迫。”“我们反对内战，不管用什么法律来解释，我们还是要反对，如果内战，全中国人民都要遭受无穷的损害。”

毛泽东深深理解百姓的渴望与需求，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写道：“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因为大规模的内战还没有到来，内战还不普遍、不公开、不大量，就有许多人认为：‘不一定吧!’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是很自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和，是战？这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第二，革命队伍出现松懈现象。在革命队伍中，有少数人以为抗日就是革命的全部。如今日本投降了，他们就认为大功告成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甚至有些战士产生了解甲归田的想法，开小差的情况时有发生。据中央警备团排长高富有回忆：奉中央军委命令，中央警备团第二营准备开赴东北前线，“我很兴奋，抗了八年战，还没有真刀真枪地打过日本鬼子呢，今天终于有了机会”。谁知，就在部队整装待发之际，有几个战士开了小差。这还得了，而且这样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中央警备团！

高富有这样分析：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奇怪。警备团虽然政治成分很好，可是，自1942 年合编以来，就没有打过什么仗，也没有离开过延安，可以说是在动荡的战争岁月的和平环境里度过的，缺乏应有的锻炼。尤其是有不少农民出身的战士是当地人，地方主义、家庭观念比较浓厚，听说要离开陕北上前线，就有些跟不上形势，颇有些生离死别的样子。团长亲自点名，令高富有带人将“逃兵”找回来，说：“若找不到本人，就把哥哥弟弟带回来顶。”

可是抓逃兵的工作难度很大。这些人熟人熟事，你到哪里找？高富有等所到之处，不论是村长还是家长，都说没有回来；至于找哥哥弟弟顶替，那是气话，哪能当真？

结果，高富有空手而归。

第三，建立什么性质的国家。抗战胜利后，建立有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是建立有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是建立有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国内阶级斗争的焦点，也是个民主党派关注的根本问题。

1945 年 8 月 12 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在重庆发表谈话指出：“中国今天更需要统一、团结、民主”，“要求统一，必须团结，要求团结，必须民主”，“只有停止内战，立刻团结，才能统一建国，保持胜利成果”。他呼吁“立刻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更希望全国人民要切实的监督政府及国共两党，向着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上走去”，夺取民主建国的胜利。

8 月15 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明确地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民盟的主张，代表了这时各进步民主党派共同的意愿。

第四，对蒋介石存有幻想。中国人民以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使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在世界上展示了新的形象。中华民族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中国赢来大国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蒋介石的威信。因此，在人民中间，特别是中间派别当中，有人对美蒋反动派的本质认识不清。正如毛泽东所言，“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

为了打消这种幻想，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写道：“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第五，认为美国原子弹导致日本的投降。1945 年 8 月 6 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第二天，延安军民就得到这一消息，倍受鼓舞。毛泽东、朱德认为，可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发动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晚上，江青在枣园窑洞里兴奋地对毛泽东说：“美国人扔了原子弹，这一下小日本该完蛋了。”

毛泽东却说：“不要迷信原子弹！我历来确信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什么新式武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进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听了毛泽东的话，江青不再说什么，但是持这种观点的却大有人在。有人就认为，是美国投了原子弹日本才投降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也想拿两颗原子弹把苏联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

针对这种观点，毛泽东指出：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

第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怎么样？中国没有像南北朝鲜、东西德国那样分疆而治的环境与条件，中共没有像南斯拉夫等东欧民主国家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的优势，更不可能走像法共、意共那样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到资产阶级政府中去做官的道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得制定怎么样的方针，这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毛泽东指出：

最近几天是远东时局发生极大变动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大势已经定了。日本投降的决定因素是苏联参战。百万红军进入中国的东北，这个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中国人民的艰苦抗战，已经取得了胜利。抗日战争当作一个历史阶段来说，已经过去了。

在这种形势下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国共两党的关系，现在怎么样，将来可能怎么样？我党的方针怎么样？这是全国人民很关心的问题，是全党同志很关心的问题。

为了回答以上这些问题，8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

三、一个报告竟五次提到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通过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会进步得更快。毛泽东也讲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这既是辩证思维，也充满了对历史进步的自信。

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视研究党的历史，直面过去的历史教训，特别是付出过惨烈代价的历史教训。他曾经指出：“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引导了那时的革命归于失败。每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这个历史上的血的教训。”

由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强调“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因此，他在讲演中反复告诫全党，要记取 1927 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而且竟有五次之多！

第一次，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本质。毛泽东写道：“我们保卫了大后方的二万万人民，同时也就保卫了这位‘委员长’，给了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时间和地方。”“那么，‘委员长’是不是感谢我们呢？他不！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第二次，告诫全党要有应对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指出：“蒋介石要坚持独裁和内战的反动方针，我党曾经及时地指明了这一点。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以前、七次代表大会中间和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我们曾经进行了相当充分的工作，唤起人民对于内战危险的注意，使全国人民、我们的党员和军队，早有精神准备。这一点很重要，有这一点和没有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

第三次，论述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对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我党所采取的方针是明确的和一贯的，这就是坚决反对内战，不赞成内战，要阻止内战。今后我们还要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着人民来制止内战。”“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是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这个调查研究很重要。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所以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做机会主义者。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取消了他的发言权。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谁如果再要杀我们，我们就照样办理。”

第四次，强调决不能重蹈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覆辙。毛泽东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如果我们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只怪自己没有打赢。但是谁要想轻轻易易地把人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抢去或者骗去，那是办不到的。”“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

第五次，说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有许多困难。毛泽东指出：“公开的全面的内战会不会爆发？这决定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我们的力量和觉悟程度。会不会因为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们的奋斗，使内战限制在局部的范围，或者使全面内战拖延时间爆发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内战也有许多困难。第一，解放区有一万万人民、一百万军队、二百多万民兵。第二，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觉悟的人民是反对内战的，这对蒋介石是一种牵制。第三，国民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不赞成内战。目前的形势和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是大不相同了。特别是我党目前的情况和一九二七年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

在讲演的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做好准备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中国的时局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过渡阶段的斗争，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全国性的内战不论哪一天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早一点，明天早上就打吧，我们也在准备着。这是第一条。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有可能把内战暂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战可能暂时是若干地方性的战争。这是第二条。第一条我们准备着，第二条是早已如此。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能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在时局急剧转变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和时局发展的方向，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与策略，并且强调，要做好各种准备，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

在时局转变的关键时刻，及时地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统一全党的认识与行动，是毛泽东非常重要的领导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立于不败之地的秘诀之一。

鲁迅先生有一段名言：“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吧，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象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还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对于这段名言，一些人有理解的偏差。其实，这句话的主旨并不是赞许“第一次吃螃蟹的人”，而是强调“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毛泽东反复以大革命失败的前车之鉴告诫全党，大大增强了演讲的说服力，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四、半个月之内，党的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

战后的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打内战的方针早已确定，但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又不能不有所顾忌：抗战刚刚结束，发动内战不得人心；要求和平是大势所趋，人民渴望和平；美、苏、英三国也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想在内战中处于有利地位，也需要时间。于是蒋介石于 8月14日、20 日、23 日，接连发出三封电报，力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对于蒋介石发出的邀请，当时，延安的人们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把它看作是“鸿门宴”。所以，毫不奇怪，毛泽东第一封复信的口气极为冷淡。然而，经过几天时间的观察分析，中共中央认为，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争取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于是在8 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以下简称

《宣言》)，26 日发表《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同志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应该指出的是，在对时局发展的估计上，在基本的政治主张上，《宣言》、《通知》与毛泽东 8 月 13日的演讲有很大的不同。

(一)对时局发展趋势的估计上的变化

13日讲演强调的是：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毛泽东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按照我们的方针，人民的方针，是不要打内战的。不要打内战的只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可惜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一个不要打，一个要打。如果两方面都不要打，就打不起来。现在不要打的只是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的力量又还不足以制止那一方面，所以内战危险就十分严重。”

然而，十多天后，中共中央对时局发展趋向的估计竟发生巨大的变化。

《宣言》指出：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全国人民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还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

《通知》中进一步说明了国内斗争沿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指出，国民党“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对时局发展趋势的估计有很大的不同：

前者强调“内战的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并立足于“打”；后者则宣布“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提出“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事后来看，这种估计显然太乐观了。不过，虽然这种估计没能实现，但是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它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诚意，使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中间势力之间的联合提供了基础和努力方向。

(二)对基本的政治主张也做了重大更改

1944 年11 月8日和9日毛泽东在延安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后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谈判，签署了中共给国民党政府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五点建议。蒋介石认为，中共的五项条款不能接受。随后，国民党代表提出三点反建议草案，并要包瑞德说服毛泽东接受国民党的三点建议。

12 月 8 日，毛泽东会见了包瑞德，对国民党的建议给予了有力的驳斥。

包瑞德劝毛泽东说：“你们要听一听赫尔利的话，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

毛泽东回答道：“捆住手脚的官不好做，我们不做。要做，就得放开手脚，自由自在地做，这就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

包瑞德又讲：不做不好。第一，美国人会骂你们；第二，美国人要给蒋介石撑腰。

对此，毛泽东坚决地说：“你们吃饱了面包，睡足了觉，要骂人，要撑蒋介石的腰，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不干涉。现在我有的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有的是面包加大炮。你们爱撑蒋介石的腰就撑，愿撑多久就撑多久。不过要记住一条，中国是什么人的中国？中国绝不是蒋介石的，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总有一天你们会撑不下去！”

1973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回到枣园，给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同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他说，毛主席对包瑞德的大放厥词极为不满，不仅批驳了他，而且从座位上站起来，打开窗户说：屋子里的空气太臭，放一点臭气出去。包瑞德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灰溜溜地走了。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中，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

毛泽东的讲演记载了与包瑞德的对话，明确表明共产党基本的政治主张，即“在民主的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而且在此之前，是不会派人到国民党政府中做官的。

对于党的基本政治主张，任弼时也有说明：我们在抗日战争胜利中，要达到什么目标呢？我以为应当努力争取新民主主义在中国基本区域获得胜利，至少也要争取在黄河以北(包括东北、陕北)能够获得我们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实现，将来再走到全国胜利。我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也就是在于动员群众反攻日寇实现这些任务。

可是，十几天后，中共中央对于基本政治主张也做出重大更改。

8 月 23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他总结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出现最大困难，现在要实行了。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时中共仍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明确指出，其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其形式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在这种联合政府内，中共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它不同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所设想的那种中共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强烈新民主主义色彩的联合政府。

这是共产党做出的重大妥协与让步。

有文章认为，这一妥协与让步体现了中共对谈判的诚意，而笔者则认为，这是双方力量对比使然，是力不从心的无奈之举。

1947年12月，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之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重庆谈判，说：“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蒋介石很强大……我到重庆那时候，蒋介石的事情好办，我们的事情不好办。日本投降后长时期内没有写过文章，的确是兢兢业业，很担了一份心……现在不同了，现在好了，不再胆战心惊了。”这些话值得细细品味。实力是谈判的基础与后盾。好办与不好办，是由双方的力量对比决定的。

虽然在对时局发展的估计上，在基本的政治主张上，《宣言》、《通知》与毛泽东8月13日的演讲有很大的不同，但两者对党的方针和斗争原则的表述没有大的区别。正如《通知》指出的那样：既要力争和平民主局面的出现，开展同国民党的谈判斗争，又要坚持自己原则，做好战争准备，随时准备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在谈判斗争中，我们必须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又准备做出必要的让步，而让步又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限度；对于国民党蓄谋发动的内战，全党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以自卫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当然，这时的打，应当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打是为了争取和平。

综上所述，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十几天内，中国共产党先后有两种估计与设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是一种估计与设想。

《宣言》、《通知》则是另一种估计与设想。它强调国内斗争沿着和平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并决心走“长期迂回曲折”的路，即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然后，通过议会斗争，再去夺取政权。

然而，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社会基础极其狭窄，这决定了它既不能容忍，也经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也不肯做任何的妥协与让步。于是，1946 年6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

全面内战爆发。

共产党的这种估计与设想没有成为现实。

历史最终证明，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的估计与设想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