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感动上帝的人：毛泽东(下)

十、湖北行

1953年2月15日即大年初二，正值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的假期，毛主席决定南下视察长江。此时，中国的北方尚处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中。 陪同视察工作的首长有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派来了助手——铁道部副部长武擎天：毛主席身边工作的领导有汪东兴、叶子龙及机要秘书罗光禄、摄影师侯波，我和两位副卫士长李银桥与孙勇以及几位卫士，还有男护士朱宝贵。 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角度说，毛主席对此行是很满意的，他认为收获很大。毛主席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最近，我去武汉、南京走了一趟，知道了很多情况，很有益处。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还要出外走走，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有的东西地方上已经制成成品，中央领导机关就可以向全国推广，比如老‘三反’和新‘三反’都是地方上先搞的。”

毛主席南下视察长江，挥动巨臂要弹拨一下这中华古琴，轻动宫徽，微挥角羽，志在高山、流水，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首次要改造长江了。

(一)德州车站插曲

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从北京车站出发，沿着京沪铁路干线，经过天津向南驰去，华北平原尚处于冬眠状态，春的足迹好像尚未有在这片大地踏过，广袤的旷野在视线下迅速地旋转而过。列车到达德州车站时，缓慢而又稳当地停了下来，列车上的客人没有感到停车时由于惯性所引起的震动。列车停在这里可能是要加水。毛主席利用这个短暂的时间想活动一下身体，舒展舒展四肢，便下车漫步在站台上。我急忙跟在后面，他老人家一边察看站台周围的景物，审视这简陋的车站，边从专列的尾部慢步向车头方向走去。此时，火车司机兴奋地从列车的驾驶室中跳了下来，大概他对这一段列车的驰行感到顺利、满意，笑眯眯地站在站台上弯腰、踢腿、轮臂地活动起来，以备下一段行程中手脚腰肢灵活一点，让专列上的乘客坐着更稳妥。毛主席在站台上闲步向车头方向走去，我想毛主席可能是要顺便看看这位开车的能手，感谢他的辛劳。当毛主席走到距车头尚有一节多车厢时，急促的开车铃响了起来，他老人家回过身加快了步伐向专列的尾部走去。

铃声响过，绿灯亮了，绿色的小旗也晃过了，列车可以启动。火车司机看到了毛主席，惊讶地呆滞住了，他没有想到这趟专列上的‘客人’竟然是他心中最崇敬的毛主席。这惊非同小可，由于过度兴奋、激动，当他缓慢地爬上驾驶室时，竟不敢开车了，手和脚都不听他的指挥，甚至无力拉响汽笛。

铃声停了，列车上的“客人”们都已回到了车厢，等候开车，呈现出一种宁静的气氛。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火车仍静静地卧在车站，一动未动。一分钟又过去厂铁道部副部长武整天坐不住了，他用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双自扫视了一下手表，立即从坐位上站立起来，急忙快步走出车厢跳下车去，小跑似地奔向车头的驾驶室旁，查问火车司机，绿灯讯号早已经发出了，开车铃也啊过了很久，为件么还不开车；只见司机呆呆地坐在驾驶台上，不但启动不了列车，甚至连拉啊汽笛的勇气也没有了，就像一个瘫痪了的病人，司机沉痛而苦恼地向他的部首长报告子原因。他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已的情绪，也没有办法指挥自已的行动了，他不敢，也不能开这辆专列了......

武擎天又赶紧跑回车厢，把发生的事情向毛主席及随行的首长杨尚昆、罗瑞卿作了简略的汇报，并提出另找司机代替。武擎天副部长正欲回身下车时，毛主席嘱他说：“要安慰司机，不要紧张。”他老人家投出了关怀的目光，并向武擎天投射出委托办好此事的神情。武擎天又跳下车去，急步奔向车站的调度室，去找代替的司机。很快，武副部长从调度室带领出一位满脸笑容的“代替司机”向车头走去。原司机懊丧的面孔低垂着，动作迟缓地爬出了驾驶室，惭愧地立在了武副部长的面前，把手中的一件套形物交到了武擎天的手中。这套形物是一个一头大一头略小的项圈式的套，形状很像马套，不过只有马套的三分之一的粗细，而它的圈也较小，刚刚能套过人头。武擎天拿着这个套形物微笑着，像开玩笑一样地迅速地将它套在“代司机”的项间，第二个司机咧嘴笑着把那套状物从项间向上套出头部，拉了下来，持在手中，从他们的动作中可以看出这位司机与他的部首长很熟悉，也反映出工人和部领导之间的亲密关系。

第二个司机登上了专列的驾驶室，马上拉响了汽笛，武擎天迅速地转回头来，很快地向车尾方向跨去，专列轻轻地启动了，武擎天熟练地拉住列车门的扶把跳上了火车。专列逐渐加快了速度，汽笛长鸣向南京方向急驰而去。

“套”这种东西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而且是隔着几节车厢，站在两个车之间的门口探着头看到的，它是不是火车司机的开车凭证或权力？为此事，我托人问了一下曾为周总理开过一次专列的火车司机老人陆德茂，他称：“那种套形的东西是开火车的凭证，就像汽车的驾驶证一样，在新中国诞生的最初数年中曾使用过，以后就不使用了。”

(二)路过南京

专列到达了长江北岸——浦口。浩瀚的大江横断了京沪铁路，把专列阻滞在这里。遵照列车过摆渡的规矩，车窗都拉下了窗帘。毛主席乘坐的这趟专列也不例外，本来想看看专列过大江的风采也不能了。为什么要设立这条规矩，不太清楚，大概是为了避免乘客看到列车在摆渡船上过江而引起精神紧张或害怕吧。车厢里亮起了电灯，毛主席一行像坐在了一顶大轿子里一样，只能凭着听觉、感觉、位觉来判断一切了。列车缓缓地驰上了摆渡船，你可感到列车压向摆渡船的下沉感，也可以感到摆渡船在大江水面上的浮动、摇晃，直到最后把整整的一个专列载到长江的对岸，专列平平稳稳地爬上陆地上的铁路线上，而其整个运行过程就不清楚了。 列车从上轮渡到下轮渡，毛主席计算着时间，整整用去了一个小时。他老人家和在座的首长们议论着：“必须在这天堑上架起桥梁，那将会节省多少时间啊！南粮北调，北煤南运要快多了；运输量会大大的增加。”

专列从轮渡驶上了陆地，当车厢的窗帘拉开时，长江已留在了车尾。专列很快到达了南京车站，毛主席下车后，早已经有汽车等在那里。在市领导的陪同下，毛主席坐上汽车驰出了车站，开进了南京的主要街道。这大概是市领导有意安排的行车路线，好让毛主席和随行的首长视察一下南京的市容、风貌。在车中，毛主席的视线通过车窗不时地左右顾盼，察看着这解放数年的古都，虎踞龙盘的江南重地。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石头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不过主要街道倒也宽阔、干净，这干净则是要归功于解放后的城市管理了。街道两侧的“法国”梧桐树，高举起像臂膀一样的、光秃秃的枝干，闪着橄榄青绿的皮色，宛如伸展着的五指大掌，夹道欢迎毛主席的到来。

古都南京新生了，它在中国人民的手中，正在编织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宏图。毛主席南下视察长江，为南京美好设想的建设中再添一笔。这里的长江南北两岸间，将架起一座彩虹般的大桥。 汽车把毛主席一行带进了南京市委的接待处，在这里没有停留几分钟，毛主席连茶水也没有顾得喝上一口，就又乘汽车返回车站，踏上专列，向武汉驰去了。

我心想，毛主席干什么把日程安排得这样紧呀，连我们这些身边的随行人员也感到疲倦了，看来毛主席即使是在视察工作时，也是只争朝夕了。

(三)抚今追昔农讲所

1953年2月16日晚上11时3刻，毛主席到达了汉口的大智门车站。推算是阴历的正月初三。这样，从南京出发的专列又渡回长江的北岸绕行到汉口来了。毛主席及陪同首长和随行人员住了下来。这与战时的行军一样，到达一处要住宿时，号下房子便住进去。毛主席一行都住进了一所高高的房子里，不大的门口和不大的天井，可是当走进另一个相连的院落时，就感到豁然开朗了，里面是宽大的院落，有众多的房屋，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听说这所房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时期，曾住过我党的中央领导同志。

毛主席来到武汉，已是旧地重游，但已换了人间。1926年11月，他作为中共中央的农运书记，受中央的委托，由上海来到了武汉，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农运干部。

据有的材料记载，1927年4月4日，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武昌的中华路都府堤红巷(过去称为黄巷)13号，举行了开学典礼。在这个时期，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及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刚刚出生的毛岸龙便住在了都府堤41号寓所。

毛主席来到武汉的第二天便率领一行人首先参观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故址。毛主席又来到了他所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他阔别了20多年的讲习所旧地。这讲习所占地面积较大，一片宅院紧靠长江江岸，开阔的大门把参观者欢迎了进去。真是沧海桑田，逝者如斯，往事历历在目。20多年过去了，宛如弹指一挥，抚今追昔，毛主席心潮起伏，这从他老人家兴奋的神情，挂在眉梢上的喜悦情态可以看得出来。他指点着每间熟悉的房间，滔滔地讲给我们听。他在哪个房间办公，哪位教师讲什么课程，哪是教室，他都记忆犹新。最后，他指着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得见的一个大的教室说： “就在这所教室里，举行的开学典礼。”

(四)东湖探视病友

2月18日毛主席要去东湖疗养院，探视在那里疗养的病人。汽车驶出武昌市向东，风光明媚的东湖很快就映入了眼帘。毛主席通过车窗，把视线投向了湖面和远山。水天色，碧玉片，更远处则山峦巍峨，层层叠翠，一层薄薄的岚气如披轻纱，使它们更显得娜娜多姿了。倒影黛壁，峰插湖底，增加了山的高，加重了水的碧。白色的扬帆，在黛壁中飘行，宛如白鸽闲翔，悠悠然渐渐地逝去。毛主席把视线收了回来，把目光的焦点落在近处的湖面上，只见两只渔家小舟，三五渔人，将鱼网撒向青关，将那粼粼的湖水波光收入了网内。毛主席的脸上也堆起了笑容，是渔家乐的感染，或是这山水如诗似画的美景引起了他老人家的心情快慰。展开了笑容，这东湖真美，美得有风格，美得有个性，它不像那些大湖，一望无际，荒范浩渺一片，空有气魄，而缺少灵性的妩媚。

毛主席一行的汽车冲破了这里的宁静，当汽车驰近湖畔时，惊起了湖面游弋的野鸭，它们嘶叫着振起了双翅，扇动了片片的湖水，向稍远一些的湖面飞去，然后俯冲向镜面，溅起了堆堆的飞花碎玉，相比之下，桂林的山显得低，显得碎，桂林的水显得浅，显得纤。东湖之美更不是那西湖美的格调，西湖尽留人工雕凿痕迹，缺乏野趣。东湖之美，美得自然，美自天成，真是千峰堆艳，万顷碧波，堪称湖泊之王，真是疗养圣地。

在疗养院白色的建筑物前，汽车停了下来，毛主席和陪同的首长以及随行人员们从汽车中走出，鱼贯地进入了白色建筑物中。病员们从安逸、平静的疗养生活中激起了喜悦的浪花，他们得毛主席个房间。个病室的走过，探视病人，与病友们一一握手，亲切问候。

“郑位三同志在哪个房间？”当毛主席走过了整个病区，仍未发现他熟悉的，而确知在此疗养的郑位三时，面对陪同探视病人的疗养院领导人发问。

“郑位三同志在另一个病区。”负责人回答后，又用手指了指另一个病区的位置。

毛主席来到郑位三住的病室，这是个单人房间。郑位三急忙从床上下来，站到地板上朝着毛主席急迈过两步，抢着说道： “主席身体好！” “你好！位三同志，好好养病，早日恢复健康。”毛主席真挚而热情的问候，使郑位三显得黑瘦的面部泛起了红晕。 “谢谢主席。”位三同志感动地回应。 毛主席看过东湖疗养院的病友后，临时决定要重踏蛇山。汽车离开疗养院向蛇山驰去，重彩的色斑在公路上闪动着。

(五)重登蛇山

2月18日，农历初五，游山踏青的人们很多，毛主席及其陪同的首长们登上了蛇山，当时的湖北省主席、省委书记李先念也陪同主席前往蛇山。

毛主席与陪行的首长们站在黄鹤楼旁，极目楚天、江水，大江烟波浩渺、波澜壮阔的景象顿然使人感到心胸开朗，神旷魄逸，喜忧皆忘了。

毛主席举目向西逆流望去，视线的尽处江水溶于蔚蓝的天际，天水一色，广袤无垠，滔滔的江水，迷迷濛濛，浩浩荡荡，波涛滚滚地奔流而来，宛如千军万马披着淡蓝色的素装呼号奔涌，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波浪卷着浪花追逐嬉戏，由于前浪流速减缓，出现了倦意，变成了后浪的阻力，急得后浪在前浪的背后猛击一掌，溅起了朵朵堆雪，一排排的波澜一簇簇的浪花，转眼间从毛主席一行人的脚下飞驰而过，向东直泄而去。毛主席的视角随着江水的流动放低，又随着江水向东望去，大概此时李白的诗句也流入他老人家的脑际：“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这长江的江水从天际流来，又向天际流去。在广阔的江面上，顺着激流画着巨大的白色线条，时而卷成巨大的漩涡，形成多层次的、旋转的大环，翻转着白色浪花的涡流，滚滚而去，这千姿百态的流线，有急有缓，有粗有细，有的旋转，有的斜上……犹如神女的广袖、飞舞的飘带，随风飘摆的衣裙，抖动绚丽多彩的线条，划着变换无穷的曲线，在整个江面上，形成了一幅变幻万端、流动着的、巨大的彩色图案，也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巨大的画卷，伴着江流的音展现在毛主席的脚下。

毛主席的面部溢出了兴奋的色彩，他向大江的对岸望去。只见烟雾，如薄纱障目，把宽阔的江面更装扮得扑朔迷离，诱人神往。沿着大江两岸的近处，上下移动着风帆，在薄薄的雾的游动下，时而清晰，时而半隐，涂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脚下的白鸥伸展着长长的翅膀，低翔在行船的尾后，若如一条条的白色素，在嫩绿色的江面上飙舞。大江南北两岸，群峰壁立，突兀巍峨，屹立着，迎送着大江波涛的来去，恭恭敬敬，不敢远离一步，只是在岸边的峭壁上，默默地刻记下长江水位的深浅变化。傲慢不羁的长江，撒野地流去，好像人类在它的面前是那样的渺小，以致不堪顾了，是啊！自从地球孕育长江以来，有谁敢想改变它的流向呢？有谁向它索取过巨大的能量？它又听过谁的指挥和摆布呢？！站在蛇山上，当你凝视着长江的波浪就在你的脚下流过时，游人的身心便被大自然的力量所异化，大江在狂奔，蛇山欲静不能，使游人感到自身和蛇山也随着江流向东飘去。此时，天、山、水、人都浑然一体了。大自然的壮观景象强加给游人以复杂的感受和遐想。这楚天、这江水的威力使古往今来的游子服了。使一些游子产生了向大自然异化的力量，情感被这楚天、江水所控制；仿佛在这蛇山之巅，一顿足向空中一跃，就会腾空而去，或跨上鹤背，向天际的群峰飞去、消逝；并编织出美丽动听的故事，进而由故事在这蛇山建立起来了黄鹤楼，以实代虚了，把虚幻的故事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物质的东西，可触可见了。是啊！如果人类没有设想，没有梦想，没有梦想的追求，没有实现梦想的冲动；那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索然无味呀！也可能会失去创造的力量，这黄鹤楼就是由幻影转化成的、美丽的建筑物，许多游人都来观光它，如果这蛇山缺乏一座黄鹤楼，那会减去多少风骚，现在毛主席就站在黄鹤楼的西侧。大江奔流向东而去了，它仿佛带走了一切，带走了一代一代的王朝，带走了一代代的风流人物，也带走了代代的文人墨客；使一些游子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唐朝诗人崔颢的名句，就把他的失落感倾吐了出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宋朝诗人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开头便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毛主席此时站在蛇山之顶，被这大自然的景观所感染，他的眼神闪烁着兴奋而激动的光彩，扬开了双眉，口角挂上了微笑的细纹。

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对历史上的伟人来说，是截然不同的，大自然向伟人所施加的压力，其结果，不是伟人将自身冕化于自然，而是产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力量，把大自然同化过来，变成为我之物。

毛主席的视线凝固在浩瀚的江面上，他那微笑而兴奋的面孔转入了务实的沉思，他老人家是在构思治理长江的蓝图，还是在回顾1927年的春天，他曾经登上蛇山赋诗的情景。

早从1926年的春天开始，蒋介石就举起了屠刀向中国共产党人、革命人士杀来，无数的革命志士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不要群众，不要武装，他的右倾投降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

1927年的春天，中央农运书记毛泽东受中央的委托，为了力挽狂澜拯救革命，来到武汉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发动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作理论上的、干部上的、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年轻而成熟的革命家毛泽东站在蛇山上，俯视着汹涌东去的江流，洒长江，祭革命烈士的亡灵，用沉雄悲慨铿锵宏深的旋律，壮怀激烈地唱出了以下诗句：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此时此刻，毛主席旧地重游，可以看得出他心潮澎湃，但已经不是他青年时代的心境。他已是乾坤在手的新中国第一任的国家主席，是要缚住长江这条苍龙的时候了。

毛主席站在黄鹤楼的西侧，面对大江，远望楚天，双手插腰，巍然而立，他老人家这种惯常的姿势，把他那雄厚的胸部尽可能地扩张得更加开阔、舒畅，好像要把目击的一切都吞纳到他那博大的胸怀之中。随行的首长们，停止了议论黄鹤楼的轶事，都聚拢在了毛主席的左右，随着他老人家挥起的右臂望去，随着那只强有力的右臂的移动，变换着视线的方向射向毛主席所指的方向；而要想看到的所指的目标，则是漂浮在脑海里的思维方舟之上的。这只巨手所指的确切目标，可能是在长江的中、上游，或是在下游的千里之外的某个地方，所要建设的项目，尚是存在于设想之中的方舟；不过站在毛主席身边的首长们，都懂得那只举到视线水平上的右手，所指的含义，而且确信所指的建设项目，将来会变成现实。他们的面部呈现出会意的微笑，闪动着兴奋的目光，从他们的眼神中所映出的波光，可以看出由心底发出的欣慰和敬佩的心情。毛主席此时所指点的江山，已非昔日在湘江“浪遏飞舟”的时代相比了。大江东去的壮丽画卷吸引着毛主席和随行的首长们，激发着他们种种的憧憬，构思着种种治理长江的图案，决心要把心中的画卷，变成伟大的杰作，要锁住大江，把它蕴藏的能量积聚起来，提供工农业发展所需要的动力，并通过抬高水位，提供载舟的良好的航道，提高运输能力，在大江上驾起所需数量的大桥，把天堑变成通途，加快物资交流的能力和速度；改变长江的流向，造出数条子长江来，去灌溉中国北方缺少水的农田。连我们这些普通的工作人员，也在这样的时刻浮想联翩起来了。

1956年的6月，毛主席又重游故地，填词《水调歌头·游泳》，其中描绘了1953年2月视察长江时的部分宏图，以及正在进行的治理长江的工程：“……龟蛇静，风橘动，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毛主席的诗词描绘出好一派恢宏雄伟的画面，这画面上所展示的情景，将形成长达400到500公里长的巨大的人工湖泊，它将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发出的电能达到1300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它那巨大的水容量为防洪、蓄水提供了基本的保障。把珍贵的宝藏，生命源泉的淡水存起来。这“高峡平湖”除了提供主要的电力动力外，还提供巨大的水利灌溉能力，航运力量，水产资源，并使这风景秀丽、气势磅礴、诗情画意浓郁的长江三峡，更显风采。

毛主席比我们更早看到了这幅恢宏壮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主席收起视线，信步向旁侧的一位卖油炸豆腐的老汉走去。主席面对着卖炸豆腐的老者弯曲着上身，用手指着油炸豆腐关心地问道：“生意还好吗？”老汉听到了家乡一带的口音，感到亲切，连忙举目含笑的回答：“好！好！”

随后，接着又礼节性地回问了一声：“游山来啦？”

“对，山上走一走。”毛主席以尊重的口吻回答。

此时，站在一旁的两位小姑娘，大概刚吃了油炸豆腐，小唇上还闪着油光，发现了站在旁边与卖油炸豆腐的老汉搭话的老爷爷，高高的个儿，胖而魁伟的体态，他的面孔好生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又不能迅速地回想起来，于是，便认真而努力地仔细端详起来，想得到答案。经过十来秒钟的观察，答案终于从记忆和分析中跳跃出来，其中一个小姑娘的眼神首先突然一闪，迸发出了喜悦的亮光，好像有所发现，用手扯了一下她的小伙伴，带着惊喜的疑惑而不敢肯定的口吻说道：“毛主席？！”语音刚落，另一个小姑娘用睁大了的眼睛扫视了一下老爷爷，用同样迅速的目光环扫了一下这位老爷爷身边的人！立即产生了确信无疑的反应，与此同时，她那双兴奋稚气的眼睛睁得更大了，肯定地接过了小伙伴的话语，欢欣而大声地喊道：“毛主席！”毛主席几乎同时听到了两位小姑娘的呼唤声，便面带笑容，用慈祥、和蔼的目光爱抚着她俩。当这目光与两位由于惊喜而睁得圆圆的眼睛所投出的视线相遇时，两位小姑娘的幸福感更加强烈了。

此时，她俩更加确认站在身旁的这位老爷爷，就是她们常常所歌颂的、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就是她们天天看到的、贴在学校里的彩色画像中的毛主席。两位小姑娘真是有点惊喜若狂了，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而产生了一种“大公无私”的，无法抑制的冲动，要把这个重要的发现让大家都知道，分享给今日所有游山的人们。接着，两位小姑娘雀跃着，激动地欢呼了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微笑着，弯着腰，伸出双手，爱抚着两位小姑娘的肩头，这动作，使两位小姑娘的幸福感达到了新的高潮，她俩同时用小小的双手，各抱起了一只大手，带着羞涩而幸福的表情，慢慢依偎在毛主席的一左一右。两位小姑娘用童稚的女高音喊出的声音，早已由近及远地传了出去，惊动了蛇山，惊动了游山踏青的群众。有几位在附近游山的青年捷足先登，飞奔几步，向喊声发出的地方跑了过来，两位小姑娘的“好景”不长了，她们所发现的重大的“成果”，被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夺走”了。那两只被她俩紧捧着的大手，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被人“抢”走了，已经不属于她俩的了。毛主席的手收不回来了，被涌来的游人传递着、握着，人越来越多，伸过来的手越来越多，人们争先恐后地抢着与毛主席握手。握着毛主席手的群众不想松开了，有的游人一只手握着还觉得不够亲切，于是再加上一只，双手紧握。握着手的群众想长时期握住不放，没有握到手的群众便来个急中生智，干脆动用“武力”硬是把握着毛主席手的群众连人带手拉开，并把其他人挤到身后，依据有利的地势取而代之，把毛主席的手“抢到”自己的手中，宛如久别重见的战友一样热情而有力地摆动，摇晃了起来，甚至把毛主席的身体也牵动得摇晃了。此时，站在毛主席身边的卫士灵机一动，便“现学现卖”，也把“放”了出来，一左一右地把毛主席的手和臂揽在怀中保护了起来，同时形成一个由三个人组成的立柱，互相支持，加强了稳定性，显出了三角架的优势，这样一来也就不易发生被挤倒的危险了。因为人们都站在山坡上，脚下是不大的平面，很容易被推揉倒。毛主席此时对两名卫士的“胁持”行动也无法“反抗”了。

游人形成了数股洪流向毛主席这边涌过来，每个游人都想目睹一下领袖的风采，如果再能握一下手，那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万头攒动如波浪起伏，欢呼声四起，似三浪拍岸；兴奋的呼喊声，此落彼起，声声不断：“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欢呼声把个蛇山上游春的群众动员起来了，都以毛主席为中心辐辏过来，人人争先恐后。离毛主席近些的群众再想靠近些，离着远点的群众则用力地挤过来，都想清清楚楚地看看毛主席。人越来越多，越挤越紧，人墙越聚越厚，游山的群众不断地涌来，不断地增加，宛如长江流水的波涛样，滚滚而来。

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面部表情首先出现了变化，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感到了保卫毛主席安全的重要，便用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下周围的地形，向远处看了看似潮水一般涌来的人流，急跨两步，斜插在毛主席的面前：“主席，到黄鹤楼去休息一下吧，等等再走。”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背后左侧的有十几米远的黄鹤楼，声音中带着恳切、努力压抑着焦急的声调请示毛主席。罗瑞卿在战争岁月里曾被子弹打伤的下颌骨所遗留下的残疾，使得口腔不能张开很大，因此说出话来：带着小口形的音色。大家都明白，这是罗部长为了毛主席的安全所想出来的策略，先暂时请毛主席避一下，然后再去布置力量，把毛主席“救”下山去。是啊！在游山的群众中如果混进一个坏人，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无法估量的。

毛主席听后，也明白罗部长的用意，然而他马上作出了否定的反应，抽出被卫士扶持的右手，在胸前倾斜着摆动了一下之后，带着微笑，举步向山坡下迈去。显然，毛主席和罗部长没有想到一块去。毛主席大概考虑到，这么多的群众高高兴兴地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看他，如果要是躲进那黄鹤楼去，岂不是太煞风景了吗！毛主席也清楚罗瑞卿部长的建议，是考虑他的安全，他还是坚决地拒绝。

要想走下山去，谈何容易，毛主席刚刚迈了一两步，就动弹不了了，在他老人家面前涌来要看他的群众立即像墙一样地堵住了去路。人潮还不断地冲来，如波浪一样，一下一下地撞击着，毛主席被冲击得不停地倒动着脚步，以求重心的稳定。这时的主席宛如风浪中的一叶小舟，摇荡了起来，随行的我们也被人浪冲击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要想前进一步也不可能了。

怎么办？身高约一米八左右的罗瑞卿，急忙将比他还要高出数厘米的武擎天拉挤到毛主席的前面。罗瑞卿迅速地插到毛主席的右侧，武擎天留在了左侧。武擎天用视线瞄着罗瑞卿的动作，配合默契地形成了一左一右的“开路先锋”的阵势。他俩都把长而有力的双臂展开，同时，用背部抵抗住从侧面压过来的群众。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条临时的、可移动的通道。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陷筒的首长们则从后面和侧面组成了一个不大的半圆形的人墙，杨尚昆、李先念等首长紧贴在毛主席的背后。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较严实的包围圈，宛如一叶小舟，向山坡下移行。 罗部长的衣扣解开了，汗珠布满了额头，面部的焦虑神情仍旧浓浓的，这可以从他的眼神和紧促的眉头上看出来。武擎天副部长是个大块头，腿和手臂长而粗壮，真是名副其实的“擎天”英雄。两人真像神话中的“哼、哈二将”，一边开路，一边呼喊着： “同志们热爱毛主席，请不要挤！” “请让开一点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罗瑞卿和武擎天两位开路英雄，几乎每向前横跨一步、两步，都要声嘶力竭地劝说群众让开一点路。

毛主席把投向群众的、交流感情的目光收拢了回来。此时，如果毛主席再挥下手，或者向群众飞去热情交流的视线，都会使兴奋若狂的群众更加激动起来，形成更巨大的波澜。他老人家把视线放近了，移到了罗部长和武副部长的身上。大概他也想到了他的“袭击蛇山”的行动，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带来了多么大的负担，同时也看到如果没有罗瑞卿和武擎天这两位大个头做“开路先锋”，真个就下不了蛇山了。

路终于被“哼、哈二将”开辟了出来，毛主席可以举步了。涌流而来的部分群众，在相互间的冲突拥挤之中，找到了目睹领袖风采的适当的位置，结果是：前面的群众开始倒退着走，把目光粘在毛主席的身上，两侧的群众横着走，把头侧转着看着毛主席。但这相对平衡的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后面来的群众因为看不见毛主席的面孔，就用力挤到他老人家的前面，引起人群的涌动。每一次冲击都引起人流曲线的变换，群众位置的交替变换又引起人群的拥挤，就如长江的涡流不时地变换着样式似的：

每一次人流的变动，都会引起毛主席一行前进的困难，只有通过两位“开路先锋”的奋力，才能保持着向前漂动的秩序。我两次被踩掉了鞋子，因为我在毛主席一行的前外层的右侧，同时右手又提着个应急药箱，行动极其不便，既不能为移动核心出大力，又保护不了自己，险些被那强大的人流带走。随行的我们也都是一路上声嘶力竭地跟着“哼、哈二将”呼喊，劝说着游人不要拥挤，使出全身的气力抵抗着人流的冲击。

毛主席一行凭着优越的地理条件，顺着山坡而下。当移动到山麓尚左手拐时，我终于被挤出了毛主席一行的核心之外，像是被巨浪从航船上卷落到水中一样，被吞没在人流的波涛之中了。要想再攀上这只航船，挤进这个核心中去是无能为力了。我仿佛被急促的人流推到了江边的缓流一样，使我距离核心越来越远了。我只好沿着人流的边缘，重新向核心挤去……

我挤到江岸的码头时，毛主席一行已经站在摆渡船上了，我急忙奋力冲刺到码头的检票口，看守检票口的人马上拦阻住了我，当我气喘吁吁地说明身份后，才放我进入了码头，我一踏上船板，渡船就启行了。

我站在摆渡船头，看到罗瑞卿部长焦虑的面孔已经松弛下来，带着微笑用手帕擦着头部的汗渍。毛主席面带笑容，挥起了右臂，与上、岸上的群众告别，我转过身子来，只见游山的群众顺着山势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整个山坡，自下而上重重叠叠形成了一座人山，于方双手臂挥动了起来。

毛主席曾比喻过，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上帝”，看到“巨人”送别毛主席时的壮观景象，使我浮想联翩起来，从孩童时，就曾看到过“千手千眼观音”，觉得奇怪，怎么竟能长那么多的手，那么多的眼，那位“马王爷”也不过只有三只眼年长了一些，但终不理解这个“千手千眼观音”的形象是怎样创造出来的。据说，“千眼”代表着智慧无穷，“千手”表示着法力无边。那“千手千眼观音”的每个手中都握有一件“法宝”，不过那“法宝”倒也并不稀奇，都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东西，到了这些“观音”或“佛”的手中，就都成了“法宝”了。再想，这也不太荒谬了，同样一件工具，在不同人手中，其作用确实不同，在这里智慧和才能就起作用了。如果我拿起一个琵琶来，甚至是最好的琵琶，因为我不会弹拨，琵琶在我手中则是无用之物。而在一位音乐家手中，则可弹出动人心弦，令人陶醉的曲调。

当我站在摆船上，看到这座人山，看到这位“巨人”挥起千双手臂与毛主席告别时，我明白了，“千手千眼观音”这个艺术形象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这个形象是群众集体的化身；而我所看到的“巨人”不是比“千手千眼观音”更大，手更多，眼更多，更有智慧吗！如果，全中国人民凝聚成一个“巨人”，那将是十亿双手臂，十亿双眼睛，有什么世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呢！伟大的中华巨人啊！为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独立富强，让你的每只手都拿起一件“法宝”吧！

“毛主席”三个字正在塑造着这个巨人。

摆渡船向江岸对侧开去，蛇山的岸边渐渐远离，穿过薄薄的雾望去，那“巨人”依然屹立在那里。 回到了驻地，陪同的首长们和我们这些随从人员都尚未平静下来，谁也没有看到过这样壮观、这样热烈的场面。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形成了如此巨大的、难以用语言描述的威望，群众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热爱是难以用词句形容的。

一位首长(陈毅)回味着蛇山的情景，用四川话双关地说道： “毛主席此次突然袭击蛇山都无准备，只是差点下不了黄鹤楼哇！” 此刻，作为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他的心神尚未完全稳定下来，回想蛇山上的这一幕，真令人担心，他带着点自疚的心情说： “好险啊！万一毛主席出点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怎么向党、向国家、向人民交代啊！”

(七)口的故事

1953年2月19日上午，毛主席乘军舰离开了武汉，向南京驶去。中途到达黄石港，便上岸转乘汽车奔向黄石市的钢铁厂。 李先念陪着毛主席坐在汽车的后座，驾驶室内司机周西林旁边坐着汪东兴，叶子龙和我坐在汽车内后座前面可以折叠的靠背软椅上。汽车驶出黄石港一段路程之后，李先念用手指着远处的一座山的不清晰的轮廓说：“主席，那就是庐山。” 毛主席听后，从座位上伸直了腰，通过车窗向前望去。我稍向右侧车帮靠了一下，让开了视线，也同时把视线投向了李先念省主席所指的方向，只见隐在岚霭中的庐山，若似一幅淡墨泼洒的山水国画一般，但添如了点淡紫的色彩，显得神秘婀娜，面貌不太清楚，大约距离毛主席所乘汽车的距离还很远。

他老人家点了点头，回应了一句说：“啊，那是庐山。这里是与江西交界的地方。” 汽车在行进时沙沙地作响，发出单调的声音，加之行车中轻轻的摇荡和颠簸，宛似婴儿躺在摇篮里听着催眠曲一样，使我昏昏欲睡。毛主席和李先念同志也停止了讲话。我回过头来看了看，两位老人家也都处于闭目养神状态。只有司机周西林同志聚精会神地调整着方向盘。我把双眼闭了起来，放松了身体和头脑。我这种半睡眠的状态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个较重的颠簸把我推醒。我睁开双眼，职业上的习惯使我再次回头看了一下毛主席。他老人家右手握着左手的几个指头，放在腹前的两条大腿上，轻闭着眼睛，在思考着什么。首长李先念被震醒了，他左手拉着车上的扶手，凝视着前方。

我从右侧的车窗往外看，立即被车外的景象吸引住了。西照的阳光投向了这条河流的东岸，金黄色的霞光把东侧的山峦、河道涂染成了美丽的橘红色调，那样鲜艳、明媚、柔暖、协调、迷人。此时，正好有只较大的帆船在视线的右前方的河道上，沿着河道东侧的山崖艰难地逆流而上。数名纤工，半赤着臂膀，半露着大腿，弯着九十度到一百二十度的腰弓，奋力地拉直着纤绳，在崖边下寻找着。有利的地形。有的纤工不时地扒着身边的巨石，以增加前进的拉力。虽说这里地近江南，但毕竟尚是早春二月时节，行人早晚都需着棉衣，纤工踏水赤臂，其艰辛可想而知。崩公双手持篱，站在船头，不时地将船头撑开岸边，以防止船只搁浅或撞击到石头上。舵工稳坐在船尾，伸直了腰干，左手扶着舵把，右手调整着拉满蓬帆的绳索。

毛主席一行来到黄石市钢铁厂时，太阳已经挂在正西了。旧中国的重工业贫乏得极其可怜，即使就是这样，多数还是操纵在洋人的手中，黄石市的钢铁厂就是其中之一。毛主席站在扩建、改建的施工现场，非常关注地听着总工程师的汇报。总工程师从该厂的历史、现状、发展和展望，直讲到目前收入眼底的扩建、改建工程。当他提到在黄石市附近发现了新的铁矿资源，储量丰富，品位也高，给钢铁厂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时，毛主席很感兴趣地笑着对总工程师说：“你这个巧媳妇，这下可做有米之炊了。”语声一落，在场的首长们，厂的领导、总工程师都笑了，毛主席也笑了。

听完总工程师对钢铁厂的介绍性汇报之后，毛主席步入了车间，这是高炉车间，工人们都穿着防护辐射热的石棉衣裤，戴着防护帽子和手套，颈间都搭着一条擦汗用的长长的白毛巾，白毛巾很新亮，像是刚分下来的。工人们正在秩序井然地、各就其位地操作着，对毛主席的到来，都报以微笑的面孔相迎。那愉快喜悦的目光，不时地向毛主席射来，表示无声的欢迎，问候和敬意。毛主席在高炉车间里，作了小范围的巡视。像在阅兵式上一样，毛主席把右手扬起示意、致敬，以尽可能小的距离与劳动中的工人打着手式；同时也注意察看了车间内的设备，然后，站在了一个适中的位置，这里距离各组工人比较适当，能观察到高炉车间的全貌。毛主席站在了这高炉车间的一隅，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工人同志们的劳动，以关怀、慰问的目光向工人们传去初次见面时的问候。他良久良久地观察着每一道工序中每位工人的操作，倾注的眼神和心情显示出了对工人劳动的尊重和爱惜。工人同志们洋溢着愉快的心情，用兴奋、激扬、喜悦的目光回答着毛主席的关心，爱护，这交互传递的目光，是多么丰富无声的语言。从高炉闪射出来的橘红色的火光，映照在工人群众的脸上，照射在身躯朝问高炉侧的一面，闪动着红色的浓彩，工人的丰姿体魄，宛如火红的钢铁的人儿一样，这劳动情景，是多么绚丽多彩的画面，又是多么动人的无声的乐章。高炉车间里的温度很高，辐射热很强，若似一座巨大的红外线烤箱。车间虽然是早春二月的气候，但身处车间里却热得有点难忍、难熬了。此外，从高炉中辐射出来的烟尘和带有硫磺味道的气体随着高炉内火焰的跳动，一阵阵地袭来，刺激着咽喉和呼吸道，使我们这些初来到的客人，格外敏感，觉得呼吸不畅，心中发闷。

由于职业上的敏感性和责任感，为了使毛主席、陪同首长、随行人员少吸进些烟尘和有害的气体，我准备了一些口罩。这时，我把事先准备好的纱布口罩，抽出来一个，向毛主席递去，如果毛主席接受了，我再向其他人分发。当毛主席发现了我的举动后，立即用严厉的目光向我扫了一眼，随着宛如利剑般的光的闪击，他的右手手心向下，果断而又有力的、水平向地摆动了一下，这摆动的幅度虽然很小，但具有千钧的分量，像下军令一般，使我伸出去的右手抽了回来，它好像被“利剑”刺痛了一样，垂在了腿旁。我很快地明白了过来，这无声的教诲使我迅速地将口罩装进了衣袋里。事情很清楚，毛主席宁肯吸进些有害的粉尘和气体，也决不会让一块洁白的口罩把他和工人群众隔离开来！本来我准备了不少口罩，足够毛主席一行人用的。我很清楚，毛主席不戴，其他首长和随行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决不会戴的，但我事先并未能预计到，在车间里劳动的工人们没有戴口罩，他们是应该戴的，而且是应该戴特制的口罩。我们这些临时来到车间参观的客人，甚至不常下车间的厂领导，因为时间短，戴不戴口罩其意义不如对工人那样重要；当然戴还比不戴好，这是从卫生角度说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是绝对不会戴的，这里有个群众观点问题。

关于戴口罩的事，使我想起一次毛主席对我的问话来：“你们医生看病人时，戴着大口罩，是为了爱护病人？还是为了保护你们自己？是怕病人把疾病传染给你们？！对吧！不然，为什么住在病房里的病人，不都给戴上口罩哩！？”说罢，他用转到眼角的目光审视了我一下。按语气，毛主席讲的并不算太挖苦，但是我听后总觉得不是滋味，使我感到他对我们医学界的这种做法不以为然，认为我们不是首先考虑病人，而是考虑医生自己。

我当时没有回答毛主席的提问，但是，在较长的时间里，我被这个问题困惑着。我想，医生戴口罩是无可非议的，医生容易被病人传染上疾病，这是医务人员，包括医生的职业性的危害。白求恩大夫就是因为给病人做手术时划破了手，被病菌感染而死的，这个例子与戴口罩是无关的，只是说明医生会被病人感染这个道理，医生看病人或为病人检查身体时戴口罩，对医生对病人都有好处，这是用不着申辩的；但是，在戴口罩的这件事上，毛主席看问题的角度是非常尖锐而深刻的，它揭示了看问题的方法。这表明毛主席看问题，提出问题的基本的出发点是群众，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一样，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所服务的对象。在高炉车间里，毛主席站立了很久，很久，与工人同志们共呼吸着被加了温的、带有烟尘和硫磺气味的空气。毛主席看到炉前的工人不时地用挂在颈上的毛巾擦去被火光照得通红的、闪着红色亮光的汗珠时，便转过头来，对着身旁的厂领导严肃而认真地指示说：“要关心工人群众的健康，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我们身临其境，已经真切地感受到了，在高炉车间里的小气候中可以说永远是酷暑，除非将来搞自动化，摆脱沉重的体力劳动和有害的环境，可是，目前尚没有办法，我们还处在创业的初期阶段，一个字，我们还“穷”啊！

初春气候被车间阻挡在了外面。

“主席，在这方面我们都有措施。”厂长恭敬地回答着，同时用手指着旁边的一只具有保温作用的、白色大搪瓷桶，说：“这是为工人同志们准备的清凉饮料，盐汽水，是工厂特意为工人配制的，可以任意饮用，工人们很满意。”说罢，他又迅速地走到带盖加锁的保温桶旁，用消过毒的、清洁的白搪瓷茶缸接了半缸子盐汽水，双手捧到毛主席面前，恭敬地说：“主席，您尝尝。”

毛主席礼貌地稍欠了一下身，把水接了过来，呷了一口之后用舌头轻轻地扫了一下左右的口角，品了品味道，赞许地说道：“很好！”

厂领导听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声，面部堆起了欣喜的笑容，闪着光彩。接着，他又忙碌了起来，为陪行的首长们递过盐汽水来。随行的首长和工作人员，几乎都亲自品尝了几口，也都频频地点头道好。最后，我也走到保温桶前，用携瓷缸子接了多半缸盐汽水，先是试尝了两口，然后，一饮而尽，喝了个痛快。这盐汽水确实很好，除了没有碳酸气体外，口味和汽水差不多，却没有汽水那种腻人的甜味，也没有那种因糖分太多而粘口唇的恶感；因为在保温桶内贮存，不易被高炉发出的辐射热加温，也不会落进烟尘，使人喝后，感到清凉可口。汽水加入了适当的食盐，略带咸味，而不感到咸，却增加了味觉甜的感受，糖加的不多，恰到好处，甜而不腻，也没有加什么黄的或红的色素添加剂，符合卫生要求。

毛主席离开了高炉车间，才发现已经日落西山，暮色苍茫。路灯亮了起来，夜幕垂了下来，天际抹上了一层黑色，但毛主席和陪同的首长仍步行着看了看工人宿舍区，从工人宿舍的楼房里，透出的灯光欢迎和感激着毛主席和随行首长们对工人的关怀。晚饭的时刻到了。

(八)在军舰上

落无声，溅起干颌红霞。江河不废，流失方年往事。

毛主席视察了黄石钢铁后，已经是暮色浓浓，万家灯火了。当毛主席行驱车回到黄石港时，幽谧、恬静的夜幕早已拉上，奔流了一天的长江波涛，在夜幕下显得平静了。长江两岸桔红色的灯光，渔火高高低低，疏疏密密洒落在江面，迷离扑朔，闪闪烁烁，万点彩光斗艳。

晚饭后，毛主席登上了军舰的甲板，坐在一张靠背椅上，燃起了一根香烟，缓缓地吸着、沉思着，想是数日来视察长江，在他老人家脑际的天幕上，正在编织着治理长江的蓝图呢。

摄影师侯波把我永久地固定在了“长江号”军舰上，在被摄入镜头的救生圈上，写着“长江军舰”四个字。这张照片的明暗反差很小，当时正值春雪飘洒。到达南京时，也有张照片，上面的字样表明，那是在“南昌号”军舰上，是毛主席与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的合影。这张照片雄辩地说明了毛主席到达南京时是乘坐的“南昌号”军舰。李银桥在回忆中说的是“洛阳号”军舰，这可能是在航途中毛主席乘坐的军舰。

少有三艘军舰为毛主席乘坐过，而到达南京时乘坐的是“南昌号”军舰则是毫无疑议的。现在推理起来，可能是这样的，毛主席视察黄石市钢铁厂后，是“长江号”军舰，次日到江西省的九江市。毛主席离开乘舰上岸视察后，主席在黄石港登上的是“长江号”则在九江市转登“洛阳号”如在黄石港登上的是“洛阳号”，则在九江市转登了“长江号”，继续顺流而下，第三日到达安徽省的安庆市，毛主席又下舰视察了安庆市，视察归来后，转乘了“南昌号”军舰到达南京，陈毅和张爱萍来看望毛主席，大概是迎接毛主席去上海的。

如果，哪位读者想确切地知道，何日何时，毛主席所乘的是哪艘军舰，只有去看那三艘军舰的航行日志了。以后我又知道尚有“广州”“黄河”号军舰一共是五艘军舰为主席乘坐过，怎样换乘法生毛主席在黄石市登上“长江号”军舰后，顺流东去，次日起床后，正值天空飘洒着春雪。雪花飘飘扬扬，默默地洒落了下来，当雪花接触到江面时，旋即溶于清澈的江水中，落在甲板上的雪花瞬间变成了晶莹的小小的水珠，被溶雪湿润的甲板宛如刚刚被擦洗过样。雪花只有在空中飞舞时，才能看到它的面貌。船上的全体海军指战员都早已列队在甲板上，等待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毛主席来到甲板上，在队列前，亲切地微笑着向全体海军指战员致意问好，然后与全体官兵合影留念。

这天，毛主席一起床就已经是接近黄昏了，当我走进他军舰上的狭小的卧室时，他正在紧张地工作着。在不大的写字台上摊着张长江流域的大地图，因为空间狭小，那张大地图也只好委屈了，只有毛主席要看的部位用左手按平着，其他部位只好折叠着，或垂落着。毛主席右手持着红蓝色的粗铅笔，俯视着地图，手指不停地张作战地图一样。我等主席的集中力稍有缓解，正抽出香烟要燃点时，凑近询问了他的健康情况，旅途的适应能力，并测量了下血压，听了一下心肺。

我正准备悄悄地退出时，毛主席把我叫住了。“王医生，我忘记告诉你了，有几天不大便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毛主席用等待回答的目光看着我。我想，这主要是“海军”式生活的结果，罐头食品加饮料，缺乏带纤维的蔬菜，又加体力活动的减少。

“最好是灌肠。”我回答说。这种办法比较稳妥，我不愿意使用泻剂。毛主席听后犹豫了一下，显然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疗法，嫌费事，于是便风趣地回答说：“那好，如果明天还不下来再灌吧！”

我退了出来，雪飘得大了起来，雪花随着轻风舞得更欢了。流动而清澈的江水轻轻地拍击着舰身，为飘舞的春雪伴奏着，这轻歌曼舞引得长江两岸也都陶醉了，随着舰身轻轻地摇动，那两岸起伏的山峦，也随着雪花舞动起来了。 这江南春雪，飘飘洒洒，翩翩曼舞，娇姿娴娜，温柔多情，飞舞到千家万户，通报给长江、山峦、军舰、人家： “瑞雪兆丰年！” 春雪哟，舞吧！尽情地舞吧！ 夜色降临了，苍茫出谥，舰身摇动着，像只巨大的摇篮，在春雪的伴舞下，催人入梦。 从毛主席的临时寝室里射出了暖暖的灯光。他老人家仍在勤奋地工作着，正沉浸在长江能源、水源、交通和水上运输的设想和规划之中。

十一、在南京

(一)“雨花有石凝鲜血”

毛主席来到南京后，首先拜访了中山陵，之后驱车来到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烈士陵园，汽车停在了陵园的大门口外。毛主席移动着沉重的步伐，面部表情严肃，心情忧郁地踏进了烈士陵园。雨花台每个山坡、每片洼地、每块石头、每棵小草，都清清楚楚地记录着，在这里有十几万革命烈士英勇地就义了，这里掩埋着他们的忠骨，这里浸透着他们的鲜血。昔日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的丘、坡、洼地上，幼松已经成林了。在人行小路的两旁，片片的幼松，在这初春的江南，显得一片青翠，生机勃勃；地面上的野草，还仍然带着枯黄的茎叶，唤起拜祭的来人怀念烈士亡灵的深情。雨花台的烈士纪念碑高耸，上面竖雕着毛主席手书的“死难烈士万岁！”六个大字，这是从1946年毛主席为东北烈士纪念馆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主义不可抗御，死难烈士万岁！”中择来的。在纪念碑的右侧，堆集着许多花岗石块，大概是准备修建祭台用的。 毛主席迈着滞重而缓慢的步子，在市领导的陪同引路下，来到了一个小土坡下的洼地处，据说这里曾是掩埋烈士忠骨最多的地方。毛主席停止了脚步，取下头上的帽子，低下头来垂手致哀，陪同的首长和工作人员，也都列在毛主席的身后，脱帽鞠躬致哀。 致哀后，我的心中升起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在这用烈士鲜血浇灌的雨花台，我要寻找一块雨花石，作为此行的纪念，作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纪念物。我低着头，留心地用目光探索着。在雨花台革命烈士的陵园里，有许多散在的小坑，是在这里寻找雨花石的人掏挖出来的。就在我们致哀的地方，有一块乳白色的、椭圆形的，如手指肚样大小的雨花石映入了我的视线，我躬身将它捧起，擦去了上面被踩上的泥土。当我把雨花石翻转过来看时，立刻有黄豆粒大小的、殷红的、像一滴鲜血一样的红色斑点，跳入我的眼帘。它是那样的晶莹耀目，宛如一片红梅花瓣飘落在白雪上一样。我把珍贵的，最好寄托哀思的雨花石，长时间地捧在手中。以后，我看到了郭沫若一首睹物生情的诗句：“雨花有石凝鲜血，养以清泉岂惮劳。”我把上句拿来作了本节的标题。

(二)管窥关体

毛主席造访了宋庆龄副主席的故居，参观了总统府，也顺便游览了莫愁湖、玄武湖，最后登上了紫金山，参观天文台。 长江南岸的早春二月，虽然尚留有些寒意，但是紫金山的松柏茂密，从远处望去，仍给人以群峰滴翠，沟壑堆绿，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天文台高耸的白色圆形建筑物，突出地矗立在翠绿的峰顶上，宛如一颗巨大的珍珠，闪着银光，镶嵌在一块祖母绿的宝石之上，显得格外醒目、耀眼，令人神往。这白色球体建筑物，使人联想起中国古老的天圆之说，中国汉代的天文学家创造了浑天仪观察天体运行，这浑天仪也是个圆形的结构体，无穷大的天宇到底是什么形象不知，但把视线的终点连接起来则是圆弧。 竺可桢教授在南京解放的前夕，躲避开了国民党裹胁，未去台湾。留在了大陆。1949年的春天，蒋经国曾奉其父蒋介石的指令，亲自到竺可桢家登门拜访，请竺可桢教授去台湾，竺教授拒绝了，留了下来，为新中国的天文科学事业贡献力量。大概因为这样，得到了毛主席的尊重和器重，故而他老人家特意登上紫金山，造访这位令人敬佩，具有高贵品质的科学家了。汽车沿着紫金山上的盘山公路，缓缓而上，来到了白色的建筑群前。大概竺可桢教授事先未能得到毛主席要来登门造访的讯息，因而未来天文台，未能与毛主席幸会。天文台的科技人员热情地接待了稀客，并向毛主席及陪同的首长们作了关于天文台科学工作的简单汇报。之后，将客人带入了神秘的圆形建筑物中，建筑物内部的顶部也是一个圆形的穹顶，室内放着许多仪器，近中央部安置着一台天体望远镜。这建筑物是研究、观察天体的主体，进入其中，使人感到严肃，整洁。那圆形的顶，像缩小了的天穹样罩在头顶上。科技人员熟练而敏捷地启动了机械，于是穹顶的正中，逐渐地拉开了一条缝隙，闪出了条带状的天际，接着把若似高射炮样的带，射向更大的穹宇。科技人员把天体望远镜调整好了位置和倾斜度，自己又复查了一下，然后，首先请毛主席观看天体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天体，接着陪同的首长们依次地从天体望远镜中观察了一下。'天际那么多的星体，需要多少代天文科学家辛勤的劳动才能一个一个地研究清楚啊！？'有的首长感慨地说。“就是数个数，只怕也数不完的！” “天体间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甚至上万光年，上亿光年，这广宇真大啊！天外有天。” 首长们议论着。

“宇宙是无穹的，但人类总是一点一点地认识客观世界，有时则发生认识上的飞跃；我们现在是管窥蠡测，虽然难免片面，但总得有个观察方法。”毛主席笑着说了几句，像是对首长们议论的小结。

真有意思，观察大宇时，用天体望远镜，观察者要仰着头，眼睛向上看去；而观察微观世界时，用显微镜，眼睛需要向下看去，前者用光年计算星体与星体之间的距离，后者以微米或更小的单位计算大小，二者虽然各处于物体的一端，但也都统一于哲学的概括，都是无限，一个是无限大，一个是无限小。

(三)哈雷彗星

陪同的科技人员把毛主席一行领出了天体观察室，然后，进入另一个建筑物内。这里是图片展览室，在室内陈列着中国天文学家们的劳动成果和发现。这个数间房屋大的展室，在其墙壁和隔间墙壁上布满了照片和星体的图解，说明这里真是一个缩小了的天体缩影了。它既是科学成绩的展室，也是一个很好的科普资料宣传教育室。随同毛主席一起参观的首长和工作人员，对这个展室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我们这些缺乏天文知识的人来说，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当随行人员们站在一张黑白色反差很强的照片前，指着一个头部成圆形，后面拖着个很长、很长而逐渐加宽变薄的大尾巴的星体，七嘴八舌地议论时，解说的科技人员向前跨了几步，站到图片的一侧，解释说： “这是哈雷彗星。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计算出了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和运行周期的时间，因此被命名为哈雷彗星。当它接近地球时，用肉眼可以看到。其实，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就有了文字记载，在那个历史年代，这个彗星曾两次出现在北斗……”

毛主席笑着对我们补充说：“看来，哈雷彗星是个庞然大物，其实它是很空虚的。”

陪同的科技人员和我们这些随行人员，被毛主席富于哲理而又风趣的语言逗笑了；同时表明他老人家对哈雷彗星是了解的。这个在照片上显得怪异的星体，还算不上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呢，虽说它也围绕着太阳环行。我们这些门外汉是看热闹的，只是对照片中的星体的形态感兴趣罢了，而对那些对整个星系起作用的星团或星云来说，反而视而不见了。

“是的，哈雷彗星的质量是很小的。”陪同的科技人员肯定了毛主席的见解，用科学的词条把它重述了一下。

“是哟！幸亏它的质量很小，不然，这个扫帚星把我们所在的地球，不知早就给扫到何处去了！”毛主席幽默生动的语言，又把大家的情绪推上了高潮。扫帚星这俗称叫得很贴切形象，中国人首先发现了它，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一提扫帚星，几乎妇孺皆知。星球运动，天体形成的假说，引起了参观者的许多遐思。

陈毅老总感慨地说：“啊！偌大的个宇宙。咱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跟着太阳转，太阳系又跟着银河系的中心转，银河系又不知道是跟着那个更大的中心转，谁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跟着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他说完，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陪同的科技人员，想得到天文学家的解答或阐述，陪同的科技人员避开了陈老总发问的目光，未提出解说，未对陈总的议论提出看法。参观结束，毛主席与天文台的科技人员告别时，赞扬了他们的工作，并祝愿他们在天文科学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四)朱洪武不

走出天文台，毛主席仍然兴致勃勃。他徒步从紫金山向下走去。李银桥和孙勇两位副卫土长急步地走到毛主席的左右，想换扶着他下山，但被拒绝了。于是，陪同的首长们都走在了他老人家的左右，随行的工作人员们尾行在后面。沿着盘曲的山路，步步地向下信步走去。汽车也跟在人群后面，保持着数十米的距离，缓缓地向下爬行。 一路上，毛主席兴高彩烈地与同行的首长们说说笑笑，也许天宇中的星体还在他们的脑际不停地运行着。 下到紫金山下时，正好经过明孝陵朱洪武的墓地，他的坟头是一个很大的土包包，宛似个小山头，被围在墓墙里，当然，朱洪武的坟头比陕西临潼城西秦始皇的墓地要小得多了，也不如朱洪武的子孙们在北京明陵墓群气派。朱洪武的坟头在紫金山麓终端又突然高起，很像一个再起的山头。在墓墙尽头的东侧，有个未闭的双扇木门，木质的门及门框都闪现着苍白的色调，只有很小的部位尚残留着未完全剥脱的红漆，倒像是久无烟火的破庙山门。

毛主席一行走进了这个侧门。

墓的正北不远，竖立着一块纵立的大石碑，毛主席走近去略看了一下碑文，碑上的刻文已经剥蚀，有的地方看不清楚了。碑的北侧，有一座坐北向南的，向着碑和墓的祭堂。这大概是过去拜祭朱洪武的地方，祭堂不算大，东西横跨也不过三、四间房屋的长度。比起他的子嗣们在北京的明陵建筑物来，显得寒酸了。在北墙的中央，画着朱洪武的全身象，工笔重彩，画得认真、工整、严肃，有绘通的深厚工底，想是绘画高手的大作，但朱洪武的尊容，却画得滑稽好笑，一张长长的瘦脸，下垂着又长又大的下巴，厚厚的嘴唇向前方撕突起来了，两个大鼻孔向前开着。这幅画像引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和猜想：莫非是“朱”和“猪”学是谐音，才使画家有意识地将洪武皇帝画成三分像人，七分像猪的模样？敢把皇帝老子的尊荣画成这种模样，丹青手得有点勇气。同时朱洪武敢于叫人画成这个样子，也须有个勇气。电视荧屏上，曾展示过故宫藏的朱洪武画像，却没有我在朱洪武墓的祭室中所看到的那样明显的猪形面孔。不知何者为真。朱洪武可能是其貌不扬的，明代所绘画的皇帝的符号——龙在瓷器和其他艺术品上，都画得带猪嘴吧的形象，倒是个待考的趣事。

当我脑海里正在漂浮着各种有关朱洪武尊容相貌之时，忽然听到陈老总的笑语声，他侃侃而谈地说了起来。他那浓重的四川话，听起来倒别有风味，他用一条在下山时抹来的木棍，远指着朱洪武的画像，很风趣地笑道：“这个朱洪武啊(wai)，怕有人要刺杀他，所以要画家故意画成这个样子，像个猪脸，其实呀，他长得并不这样难看(kan)！”我以极大的兴趣听着，因为，我也正好猜度着朱洪武的面孔。陈毅元帅继续“侃”了下去：“朱洪武死后，据说呀，南京的四个城门同时出殡，为迷糊人们，不知道哪个棺木里装的是真朱洪武，他怕被后人盗墓，可谓用心良苦也！”他把“良”、“苦”二字说得很慢，把“也”字拖得音调很长，以表示余味无穷吧。

毛主席听完了陈老总的故事，微笑着对我们说：“这些都是传说，(指陈老总讲的)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错。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到了天下。”

如果说陈毅老总给我们讲的是朱洪武演义，是不见经传的轶事。那么毛主席给我们讲的则是正史了，并加上了评语。毛主席对朱元璋是颇有好感的，在他老人家读二十四史时的批语中写道：“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历史事实证明，朱洪武及其后代们，对“高筑墙”是很认真的。从南京到北京，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都筑起了高高的城墙，同时还把长城加固、加高、延长，建立了许多烽火台，形成了一国之城，用高墙围了起来，大墙套小墙，得到了安全感。不仅如此，连坟墓也都用高墙围了起来，想使户骨得到安宁，朱洪武的画像正好在坐北朝南的方向，穿过祭室的大门，双目町着他自已的墓地，他大概是在为自己看守着墓地罢。

毛主席曾提出过：“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这九个字的防御方针，显然是吸收了朱洪武的战略观点。

十二、简朴的生活

长期的农村环境，长期的战争生活，使毛主席形成了中国农民和革命战士所具有的、独特的、简朴的风格，他似乎一直没有变化，对衣、食、住、用，要求都不高。毛主席出生于农民家庭，在土地上滚打过，生活过，深知中国农村中贫下中农之苦，在旧中国的农民，多数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以后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也主要是在农村，他很自然地养成了简朴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位革命战士来说，一切家当都在身上，风餐露宿是家常，还能讲究什么。这也正符合创业人的要求。

毛主席有一头浓厚的美发，一直蓄着。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长征路上、到达陕北、解放战争时期都留着较长的头发；进北平后他的头发稍短了些，但他并不着意修饰，听其自然；只有在外事活动，或大型会议之前，出于礼节上的需要，才请来理发师王惠，我们都叫他老王头，给毛主席理理发，或刮胡须。

老王头年事已高，动作慢腾腾的，很不利索了。我每次看到他给毛主席理发时，总担心他那不灵活的手会在毛主席的面部留下刀痕。这些，好像毛主席都很习惯了。

毛主席的衣着更是异常的随便、简朴，这种广大中国农村中农民的美德，充分地体现在他老人家的身上。毛主席在延安时代，就穿着带补钉的衣、裤去作大报告，新中国诞生之后，他担任了国家的第一任主席，仍旧不改简朴之风。他的那件毛巾布的睡衣，因为穿得时间过久而加了不少的补钉。这种情景真像我们北方农民中所流传的勤俭持家的口头禅所描述的那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毛主席对饮食质量的要求与孔夫子所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大相径庭。毛主席只要有湖南口味的家乡饭菜就行了。可以用“食不厌粗，菜不厌辣。”来形容他对饮食的要求。他老人家对居住的条件，要求更是随随便便的。看样子，只要有个硬木板的床铺，能在床上放书看，就心满意足了，其实只要从长期的战争中生活过来的人都会明白，在战场上要求什么条件才能睡觉呢？！

(二) 十五斤小米

拙著《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书的主要内容在天津《今晚报》连载后，被我在天津工作的同学赵景和学兄知道了。1992年3月他邀我去，为天津市河北区职工大学作了一次汇报讲演。本来，我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愿望，想去天津找回1950年秋毛主席视察天津时的记忆来。正好小学同窗的另一位高一年级的学兄刘亦玲，在天津市委管理局担任过局的领导，便把我安排在第二招待所住了夜，并与另一位学兄陈德晔相会。 言谈中，我问招待所的经理：“1950年秋，毛主席视察天津时，所住的招待所在什么地方？我只记得那个招待所有个很狭长的院子，离天津跑马场、俱乐部不远，招待处的处长是位白发大高个儿。来到天津，毛主席一行第一顿饭吃的是狗不理包子，味道鲜美，但觉很咸。参观了天津工业产品展览，去过黄敬市长的官邸。”我把不连贯的、片断的记忆说了出来。 刘亦玲听后笑了笑说：“你所说的交际处处长，以后调到了人大会堂工作了。”年轻的经理接着说：“毛主席住过的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仍是原来的样子，我们正在想努力恢复原来的陈设和布局，就在这第二招待所后面的街上，我带你去看看，还请多加指点。”经理领着我步行到第二招待所后面的另一条街上，当走进第一招待所的大门时，我记忆中狭长的院子立即展现在了我的眼前。不过，它比以前短了些，院子深处的一半，已被新的建筑物占领了。进大门口不远的左侧尚有个门，走进去有一个方形内院，进内院门口的右手，有个单层的建筑部分，便是毛主席视察天津时住过的地方。再往前去右手的楼房，便是随行的首长和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住处了。我们曾在这楼房的台阶处留过影，也在此楼前与首长杨尚昆合过影。经理把我引到与毛主席下榻过房间相连的二层楼上，去参观周总理住过的房间。经理找到服务员，要过把钥匙，打开了周总理住过的房间，这里经过了修正、复原，但比一般高档宾馆，显得很简朴了。经理对我讲：“经过修正后，总理住过的这套房间，已经住上客人了。”我没有想到已踏入了客人的房间，不便久留，只观光了一眼，就退出了房间。下楼经过毛主席住过的房屋时，经理指了指房间说：“毛主席住过的这套房间，正在修整复原，尚未完工，也没有布置，就不去看了……。”我很佩服年轻经理的才干，把毛主席和周总理住过的地方修整复原，一来很有纪念意义，二来可以吸引客人，归国侨胞，外国朋友，甚或中央、省、市的领导来到天津，在这里住上一夜也会感到别有一番情趣，增添了一番怀念，加深一番思索的。在言谈中，年轻的经理向我和在座的几位学兄讲述了一个“新闻”，这大概是从我所讲的，毛主席来到天津第一招待所时，第一顿饭吃的是狗不理包子引发出来的：“为了修复毛主席住过房屋内设置原型，我查了一下过去招待所的档案材料，发现了一张招待所的伙食标准记录表。上面登记着：客人姓名毛泽东 随行人员 职务 干部 干部 日伙食标准 15斤小米 10斤小米 浓郁的感慨之情，目前，在招待所招待一顿饭，要多少斤小米，经理是心中有数的。我听后，也被这“新闻”所震动了。激发出了不少思绪的浪花，心潮也涌动了起来，便立即向经理提出要求，希望他把这份珍贵的历史资料，复制一份给我…

(三)岁餐菊英

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之后，最初也曾在毛主席的起居室，紫云轩内看到过二三盆菊花，放在高高的木质花架上，靠近南窗，沐浴在射进来的阳光之下。金黄色的、银白色的、紫红色的花朵衬托在墨绿色的叶、茎之上，显得生机勃勃，与阳光相互辉映着，使毛主席的起居室增加了些雅气。花开在万花凋谢的季节，又给人以一种傲然之气。这大概是在1949年的初冬。到了1950年的此时此刻，这紫云轩里再也看不到菊花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别的花来代替，干脆连花盆架子也不在了。 1950年以后，不养花的现象，不是人们不喜欢花，也不是毛主席不爱花，主要是与抗美援朝战争有关，毛主席曾唱过：“战地黄花分外香”这里的黄花大概指的是菊花，而且是野菊花，诗人在这里是赏菊吗？更主要的是对和平的希望。战争把诗人赏花的目光，用硝烟遮住了，也把赏花的心境扭曲了，杜甫也曾吟过： “花和花，那情景则是：上，又是年了，在秋风、苦雨、孤灯下的南国异乡，在《夜》中盼望家书的情景，这南菊带给杜甫的是悲愁，是在战乱中思念家乡亲人的愁苦心声的倾吐。再听杜甫的诗句：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诗名《秋兴》，实质却是诗人假借菊花作诵物来映衬着他和家人的眼泪和愁心。再听杜甫撕裂心弦的诗句吧：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诗人在这里提到的花，则是战乱中作生死离别痛苦的烘托，这哪里是赏花！这是对内乱的控诉，对安定生活的向往。 爱菊成痴的陶渊明也有咏菊诗句：“采菊东篱下，晨光犹惠微。”看来陶潜的菊花不是盆栽，他一大早起来去采菊花，是放在书案上欣赏？还是弄回去做菜佐餐，也说不定呢。

一天晚上，看来毛主席睡得尚好，或者是说他老人家工作得时间很久，睡得更晚，醒来的时间更晚了。这一天他的工作日是从下午七点钟左右开始的，正是机关晚饭已过的时候，毛主席要吃“早点”了。值班卫士通知我去陪毛主席进餐。我来到紫云轩的过厅。未进到他老人家的起居室；因为我每次陪他老人家吃饭时，他都已经起床了，他此时正在盥漱室，很快就会就餐的，饭后又通常立即进入办公室，开始他紧张的工作。餐桌的近中央部位放着一个火锅，木炭已经把火锅里的水煮沸了，白色的水蒸汽袅袅地向上飘散着；在火锅的周围所放置的蔬菜当中，最引起我注目的是一碟子洁白如雪的长长的菊花瓣，这对我这个北方佬来说，是很新奇的，我暗想到： “菊花瓣也能吃吗？！”

毛主席从起居室走了出来，用手示意我坐下。他见我孩子似的目光集中在菊花瓣上，就说： “王医生，吃吃看，咱们不赏菊花啦，来吃它吧。”平淡的语气，带着点惜花的音调。 我夹起了一箸花瓣，在翻滚的火锅汤里一蘸，花瓣就立刻软了，吃在口中嫩而可口，爽而清香中稍带着甜中有苦的菊香药味。 “王医生，怎么样，还可以吧，咱们的老祖宗在很早以前，就知道吃菊花了。”毛主席说罢，也夹了一箸向火锅伸去，煮了下放在嘴里，慢慢地品味着。我想，这也算是“葬花”的一种形式吧，也是菊花对人类的一种贡献。

“你知道屈原吧！他就是‘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那个时代吃菊花，大概寓意着高洁、清贫之举。我们也来个夕餐菊英，这菊花瓣是工人同志从栽培的菊上特意采下来的，咱们也来个清贫之举！”毛主席又挟起一箸浸入沸汤中，以后再也没有吃过它。一直到我离开毛主席身边去学习，在菊香书屋的院内，紫云轩的起居室，再也没有看到过菊花，这次晚餐食菊，好似是对菊花进行了特殊“葬礼”仪式。

说起来，毛主席的家乡湖南和屈原的家乡，都曾是古代楚国的属地吧，屈原愤投汨罗江而死的地方，即是湖南汨水的下游。这样说来，毛主席和屈原可是古楚地的老乡了。

(四)“还能穿嘛！”

毛主席的衣着很简单，只有两套衣服替换着穿，一套在身上，另一套则挂在那旧的随着北平和平解放过来的衣柜里。他平时喜欢穿布便鞋，只有在参加大型会议或外交场合时，出于礼节上的要求，才穿上我们称之为“礼鞋”的那双皮鞋。这双皮鞋之所以成了毛主席的“礼鞋”是有点来历的。这双皮鞋是棕褐色的牛皮鞋，是特意按着毛主席的两支肥而大的农民式的脚定做的。鞋底是具有弹性的中等硬度的软橡胶制成的，牛皮的鞋面呈赭石样色泽，也就是我们说的棕褐色。这双皮鞋的诞生，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早了约半个月，就算是与新中国同龄吧，因为大典那天毛主席才把这双鞋穿在脚上。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穿上了这双棕褐色的皮鞋登上天安门。毛主席穿着它主持开国大典，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双皮鞋也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几年中，所见到的他的唯一一双皮鞋。一次，毛主席起床后，准备去接见外宾，我走进他老人家的起居室，他正在盥漱室里。只见分管内务的副卫士长李银桥正跨在毛主席的床铺西南侧，面对着立柜的穿衣镜，低着头，右手持着猪鬃刷子，左手伸进棕褐色的皮鞋里托着，认真地擦刷毛主席的“礼鞋”。他听到我的脚步声，便停下了擦鞋，仍在那里抬起头向我招呼说：“王秘书，你来看看！”银桥严肃而认真的面部表情和庄重的语调，使我感到了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急走两步跨到李银桥的面前，弯下腰来道：“看什么？”我还没有弄清楚他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听到我的问话声，银桥把他正在擦的一只皮鞋伸到我的眼前，接着他激动而感慨地说：“你看看，毛主席的这双皮鞋，穿了多久啦，穿成什么样子啦？”他把鞋翻过来底朝上指着鞋后跟说：“都磨成什么样子啦！” 我在季银桥的对面跨了下来，细看那双棕褐色的皮鞋，只见皮鞋的前脸上有了不少细细的折纹，皮鞋帮内侧近脚后跟部有古铜钱那样大的一片，磨得褪了色。银桥擦了两次鞋油，也都染不深那被磨损而褪色的部位。再看那皮鞋的后跟底的外侧，已经磨去了约有一公分厚；因为是软胶底，也无法用鞋钉补，穿着它走路时，一定会感到脚跟外侧的地面不平了。另一只鞋不看也会知道了。 李银桥感慨之情尚未平静下来，他一边擦着鞋，一边对我叙述道： “我说给他老人家做双新的吧！可主席总是说：‘还能穿嘛！’” 银桥模仿着毛主席的湖南口音说出“还能穿嘛！”，学得很像。接着他把跨着的右脚向前移，摆在了我的前面，激动不已地说： “毛主席的皮鞋，可比咱们的皮鞋旧多啦！” 我看了一下银桥伸过来的皮鞋，他的黑色皮鞋，是包头的。穿得不久，擦得光亮，缩小了的紫云轩南窗的影子就映在上面，鞋面包头上圆浑的棱角都在。我又把视线移到了毛主席的那双皮鞋上，相比之下，确实差别很大。 银桥见我像木头墩子一样没有反应，满含深情而激动地说：“党和国家的主席啊！从银桥说话的表情和语调声中，他大概尚有要说的话，没有完全露出来，那便是“我们就让毛主席穿着这样的旧皮鞋！不失职吗！这样旧的皮鞋穿在党和国家主席脚上，不有损身份吗？！”

我清楚了，银桥叫我看毛主席的皮鞋，大概是对我这个小小的头目，“甩手”的组长和秘书有些意见了。管理毛主席生活事项的秘书怎么不去劝劝毛主席做双新皮鞋呢！

我一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双棕褐色的“礼鞋”。那双“礼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它似乎闪烁着奇异的光彩。

这双磨损很重的皮鞋，仿佛向我讲述着一个古老的童话故事一样，叙述着它主人的风貌，描绘着它和主人亲密无间的友谊和情感，它默默地驮着主人登上了天安门；它记得清清楚楚，不管是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暑夏，是金风送爽的秋季，还是残冰未消的孟春，它总是驮着主人参加重大的国事、或外事活动，因为它是主人唯一的一双“礼鞋”呀。

他老人家曾对我说过：“这双鞋穿起来很舒适，虽然旧了，我很喜欢它。”

直到现在，那双棕褐色的皮鞋仿佛仍在我的眼前，那鞋面上的折纹，那鞋帮磨损的褪了色的皮面以及磨去约一公分厚的鞋底后跟的外侧，都历历在目。我当时没有劝说毛主席做双新鞋，把那双在开国大典时穿过的皮鞋扔掉。

我离开毛主席身边工作之后，还不知道这双皮鞋他老人家又穿了多久。我想，如果它还在的话，应该把它送进革命历史博物馆，它会向我们的后代叙述它的故事。毛主席永远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本色，尽量减少消耗劳动人民所奉献出来的物质财富，这不正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优秀的品质吗！我长期地思考着，努力地学习着。毛主席总是把他自己置于那个时代里最一般的衣着水平之中，在延安是这样，进城后，在北京也是这样。

(五)“作寿不会使人长寿”

进北平之前，中央机关驻扎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那时我们就学习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的指示，留在我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毛主席教导全党要谦虚，指示全党不祝寿、不送礼、不以人名命名为地名；同时，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学习了郭沫若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吸取闯王李自成进北京以后的教训。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已经三年多了，我还不知道他老人家的生日在哪一天，也没有看到过有何祝寿的活动。

1952年的12月26日，毛主席醒来后，吩咐值班的卫士把我叫去陪他老人家吃饭。

我来到了紫云轩的过厅，即餐厅，这里一直是毛主席醒后用餐的地方。和往日一样，餐桌上已经摆好了几碟子小菜，那是每餐必不可少的酱菜、辣椒、腐乳，这些都是厨师老廖按着湖南的口味制作的，还有一碟酱牛肉片，但是没有米饭和炒菜，餐桌的中央却放着一个白色的搪瓷小面盆，里面盛着半盆刚刚煮好了的连汤面条，水蒸气从面盆里向上连续地飘散着，桌面的东西两侧，各站着一只中等大小的高脚玻璃杯，杯里已经倒好了多半杯葡萄酒，泛着琥珀色的光波。

我心想，毛主席要换换口味啦！平时毛主席的主食是米饭，虽然有时也搭配吃点花卷、烧麦之类，但都是作为点心来吃的。今天，在餐桌上汤面条作了主食的角色，没有米饭，这还是我第一次遇到。

毛主席从起居室来到了过厅，照例用手势招呼我坐在他的对面一侧，我刚一落坐，他老人家便举起了东侧的那一盅葡萄酒，带着高兴、快慰的心情和语音说道： “王医生，来！干杯，今天是我的生日。”毛主席微笑着，同时把酒盅伸过来与我碰杯。 我震动了一下，急忙站了起来，把我面前的那一杯葡萄酒用双手擎了起来，与毛主席伸过来的酒盅碰了碰；我由于激动，手微微颤抖。 “祝主席身体健康、长寿。”碰杯之时，我高兴地说道。这算是我的祝寿词了，那多半盅葡萄酒也被我一饮而尽。

毛主席喝了一口葡萄酒，喜悦而幽默地说： “王医生，咱们不祝寿，但是可以吃汤面的，是吧，”说着，他伸过手来，把我面前的小瓷碗拿了过去，要先给我盛汤面条；我急忙站了起来，接过毛主席手中的碗和勺子，先给他老人家盛上了面条，然后也给自己盛了一碗。

毛主席接过汤面条后，夹了点小菜，拌着面条吃了两口，然后又风趣地说：“作寿是不会使人长寿的，对吧！”接着又微笑着补充说：“人活百岁就不得了啰(‘啰’字的余音拖长了几个音节)，哪里有什么万岁呀！这大概是因为在国庆群众游行时，他听到了人们自发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还是在什么场合上，他也听到了这样的呼喊声，而发出的感慨吧！ “人的正常寿命是应该活到一百岁，或更长一点年龄的。”我与毛主席交谈了一句。

“是吧，人是不会活到万岁的！”毛主席高兴地说着，肯定了我说的。

我边陪着毛主席吃着长寿面，一边默默地祝愿着他老人家健康、长寿。这大概是医生的职业感，同时也表露了我内心对他老人家的崇敬。

这时，我耳边又好像响起了两三天前毛主席和叶子龙关于祝寿的对话： “主席，兄弟党和外国首脑发来的祝寿电报怎么办？”叶子龙向毛主席请示着。他的手中拿着打字文稿，稍向高处抬了一下，亮在毛主席的眼下。

“收下来，都不见报。”毛主席果断地指示叶子龙。 “如果人家要问，为什么没有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祝寿)电文，就说这是我们国家的习惯(意思是指不祝寿的习惯)。”当叶子龙要离去时，毛主席又作了进一步的指示。

毛主席59岁的寿辰，就是这样度过的，他邀了一位身边工作的普通人员，在一起吃了一顿汤面。

1953年8月毛主席在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强调了七届二中全会号召全党要谦虚的指示： “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作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特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的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1958年夏季，我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卫士李家骥告诉我，1953年12月26日这天(我已进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毛主席请了所有在他身边工作的卫士，在澄怀堂乒乓球室，权作餐厅，一起吃了一顿汤面，共同度过了毛主席的60大寿。 这就是新中国的创建人、第一任国家主席过生日的真实情景。

(六)粗大米饭

1951年的秋天，正是新稻进仓的时候，一天，我在陪毛主席进餐，他端起一碗洁白的米饭，用筷子头指了指碗中的饭说：“王医生，不要老是给我吃细米饭呀！搞点粗米来做饭吃嘛！”说罢，用眼光瞄着我，观察我的反应，见我没有立即回答，又说：“从你们医生的观点来说，粗大米不是更富有营养吗？是吧？”他老人家的视线仍未离开我，期待我说什么。当时我尚没有弄清楚，毛主席的问话是不是含有更深刻的意思，是为了营养问题，还是为了节省粮食的事，他老人家才不愿意吃太细的米。毛主席探索的目光，使我未加思索地便从医学的营养卫生角度回答说：“是的，主席，粗大米中含维生素B的量丰富。”因为在用餐时刻，粗大米还有个好处，我没有说出来，因为粗大米含有大量的内皮，有利于通便，对长时间从事脑力劳动的毛主席大有好处。毛主席听到我的回答，便用指令式的口气说：“那好嘛！你就去搞些粗米来吃嘛！”弦外之音犹如说：“你这个医生，怎么搞的嘛，既然认为吃粗大米好处多，为什么不早点搞来给我吃呢！”机关里没有粗大米，城里的粮食供应点也没有粗大米，这往何处去找呢？我想起来了，住在香山的时候，看到在玉泉山一带有不少的稻田，随着主席去香山双清别墅时，就曾看到金风吹起的黄色稻浪，并听说京西的稻米还小有名气哩，好吃，可与天津的小站稻米相媲美。我决定去京西的产稻区，玉泉山下的一个村庄去碰碰运气。这个不大的郊区农村，就在玉泉山附近的东北侧。来到村头后，我便挨门挨户地寻找起来，终于在一家翻身农户家看到了希望。这家的门虚掩着，我轻轻地推开大门，站在不大的院子里，向着北房，用不大的声音喊道：“老乡！请问，你家有粗大米吗？！”我像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向农民借东西一样，喊着“老乡”。我的呼叫声把男主人从北房里请了出来，这40来岁的男人见到我，就面带笑容地问道：“要什么样的粗大米呀？！你怎么没有去粮店看看。”男主人很客气地与我搭上了话。“粮店没有，我要碾得很粗的大米，只要刚刚退下来稻谷的外壳就行。”我向男主人说明我想要的大米规格。“你真找得巧，我家还真的碾了点粗大米。”男主人微笑着对我说。我听到他的话后，眼睛亮了一下，真是喜出望外，粗大米终于被我找到了。我用近于乞求的口吻说：“卖给我一些粗大米行吗？要不，我用细大米换你的粗大米也行！” 男主人见我买粗大米的心情急切，也带笑地对我说： “这粗大米是我们留着自己吃的，你要买这粗大米干什么？你们吃得下吗？”男主人大概看我这位机关干部的模样，便开玩笑式的“将”了我一军。 “你们家吃得下，我们也能吃得下，咱们不都是一样吗？”我一方面拉着近乎，心里想道：老乡呀！你还不知道这粗大米买回去给谁吃的呢！ “请你拿点你们家的粗大米我看看，行吗？”我怕不是粗大米想先看看“货色”。 男主人回到北屋，很快用双手捧来伸到我的眼前。 “就是这样的粗大米，行吗？！”男主人笑眯眯地问，我把头凑了过去细看，只见大米粒很大，个个完整，没有碎米，甚至连缺尖少角的米粒都没有，个个米粒带着胚芽。还粘着内皮的细小颗粒，即细糠，这米加工得真够巧的，不能再粗了。我看后，赶快连声说道。协商的结果，按细米市场的价格购买他的粗大米。农民也很高兴，卖给我整整一袋粗米，我也很高兴，完成了任务。粗大米买来后，我向毛主席报告说：“主席，粗大米买到了，是玉泉山附近产的。”“那很好！今天就给我做来吃！”毛主席也很高兴，他急不可待地想要尽快地吃上粗大米饭。我把粗大米扛到厨房，交给了厨师老廖并告诉他立即给毛主席用这粗米做饭。饭蒸好了，廖师傅没有让值班卫士端走，却把我叫到了厨房，“王秘书，你看看，这是啥子米哟！不成个饭样子！”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我一看粗大米做成的饭是一粒一粒的合拢不起来，并且饭带着稀汤汤，倒像是在北方农村我吃过的大麦仁做成的饭。很清楚，廖师傅担心这样的饭毛主席要是不喜欢吃，可就要丢他厨师的脸面了。我安慰他道：“廖师傅，这是主席指示要做的粗大米饭，你就把饭送去吧！”我虽那么说，可心里也犯嘀咕：毛主席是不是喜欢吃它呢？廖师傅疑虑重重地、皱着眉头，用双眼的余光看看那碗粗大米饭，慢慢地向紫云轩走去。我没有离开菊香书屋，担心着毛主席这顿饭是否能吃好。当值班卫士把碗筷撤回值班室后，我走到毛主席身边，用试探的口吻问：“主席！粗大米饭好吃吗？”

“很好嘛！”他满意地微笑着回答。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几乎天天吃这样的粗大米饭。

(七)“我是最能吃苦的哟！”

万寿路新六所的大院内，地面泛着白色的盐碱。男护士朱宝贵发现了几株苦菜。这位在河北农村生长的贫苦农民的孩子，看到了他曾经吃过的苦菜，便弯腰把它拔了起来。生长在农村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对苦菜是非常熟悉而亲切的，哪个贫苦农民的儿女们没有吃过它呢！ 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看到朱宝贵把苦菜拿在手中，便走到小朱的面前，略低着头对着朱宝贵，好像老师考学生似地问道：“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毛主席用手指了指小朱手中的苦菜。“是苦菜。”宝贵回答。 “你吃过吗？”毛主席亲切地问。“吃过。”朱宝贵肯定地回答。 毛主席听后，微笑着点了点头，大概是认为小朱的回答是满分了。接着又说：“好！弄些来给我吃，好吧。”毛主席也吃过苦菜，苦菜的生命力和适应力真强，大江南北都有它生长的场地。 朱宝贵在院子里挖了些苦菜交到了厨房，并告诉厨师是毛主席要吃的。厨师没有理解毛主席要怎么个吃法，也可能他一直生长在城市里，不知道苦菜最佳的吃法，就炒成熟菜，端上毛主席的餐桌。毛主席见到后说：“不是这个吃法，应该吃生的。”厨师告诉朱宝贵快去再弄点苦菜来，主席要吃生的。院子里苦菜真也不少，宝贵很快又采来了一些，用水洗净，再用高锰酸钾水浸泡杀菌后，并添上了一小碟面酱送到毛主席面前，结果在毛主席的餐桌上多了两道苦菜，一碟是炒的，一碟是生的，他老人家把苦都吃光了。毛主席吃苦菜真不外行，也正是我的家乡广大农村的吃法，蘸酱生吃。 毛主席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老人家克勤、克俭的生活，给我们作出了榜样。 有一次陪毛主席吃饭，地点仍是在紫云轩的过厅中。毛主席夹起一苦瓜，风趣而又幽默地微笑着说： “王医生，你看我能吃苦吧！”说着他把一箸苦瓜放在口中吃了下去，吃了一口饭，又带笑地说： “谁说我不能吃苦？我是最能吃苦的哟！”说着又把一大箸苦瓜送进嘴里。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苦瓜在我们河北白洋淀的乡下，称为“呆瓜”或“癫瓜”这样的称呼，就知道它在我们乡下眼中的地位了。大概其貌不扬，身上长着像癫蛤蟆一样的疙瘩，而得的浑名，在农村中，没有看到谁家吃它。我自然也没有吃过。 看着毛主席吃炒苦瓜时那么津津有味，我也夹起一箸炒苦瓜丝放在嘴里，这是我第一次吃炒苦瓜，也算是吃个新鲜，确实很苦，一口苦瓜吃下后，口腔中唾液腺的分泌立即旺盛起来，我从医学的观点说： “主席，苦瓜是可以多吃些的，它是苦味健胃剂，帮助消化。”想苦瓜可能还含有消化酶。 “这样说来，这苦是非吃不行的了，好！那就多吃些！”说着，毛主席又兴奋地挟起一大箸苦瓜来，送进嘴里。 毛主席讲他能吃苦，我体会是一语双关的，他也鼓励着自已要能吃苦。 陪毛主席吃饭的结果，我也学会了吃苦瓜。 以后，我才知道了以下的故事。1961年，毛主席曾设家宴接待释放出狱后的溥仪，作陪的还有程潜、章士钊等人。毛主席挟起一箸苦瓜送到溥仪的碗内： “请尝苦瓜！”毛主席含笑地说。溥仪吃后，毛主席又亲切地问：“如何？味道怎么样，还好吃吧！” 溥仪连连点头道：“好吃，好吃。”这单有何含义，请读者自已去想吧。

(八)“门前菜”

什么是“门前菜”你往下一看就明白了。 毛主席每餐吃得怎么样，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是非常关心的。我们多么希望他老人家能吃得多些，身体好些啊。 毛主席吃饭可不像我们一样按时、按顿。他常常是被值班卫士提醒或催着才吃一顿饭的，所以能保证他老人家在24小时以内吃上三顿饭，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了。如果做好的饭菜，不管是什么原因，他吃得很少就成了我们的负担了，好像心坎上压着块石头。赶上那位卫士值班，他的心情也就更加沉重了。 值班的卫士面带愁容，在交接班时，皱着眉头，先叹息一声“咳！”，然后带着自疚的神情，认为自已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似地同下班交待着： 假如毛主席这顿饭吃得很高兴，又吃得多些，这也可以从值班卫士在交接班时那春风得意的面容上看出来。先“嘻”地笑声，之后，笑咪咪地指着撤回来的不多的剩饭菜，像唱小曲一样地对下班的卫士说：“你，今天这顿饭主席吃得多好啊！饭菜剩得这样少！” 这样，毛主席喜欢吃什么菜，就成了我们观察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了。我们这些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医生、是卫士、是厨师，都想能发现毛主席喜欢吃什么菜的“秘密”，因为毛主席从不点做什么菜，只是任由厨师去做。但是，同志们观察了很久，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毛主席喜爱吃什么菜。 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因为我经常陪毛主席吃饭，这个观察任务，就自然地落在我的身上。饭不能白吃，每餐饭后，我都得向值班卫士或廖厨师报告我观察的结果：毛主席吃了多少饭，哪个菜吃得多些，等等。 一次，值班卫士张仙朋提着撤下来的剩饭菜，拉长着脸对我说：“王秘书，上顿饭你说毛主席炒书吃得多，喜欢吃，你看！这顿饭，炒青蒿菜儿乎连动都未动！”仙朋说着，打开了木质的提饭盒，让我看了看那碟未动的炒青蒿，接着他带着责备的口气抱怨地说：“你怎么观察的呀！”说罢，他鼓着腮帮子走开了。他抱怨我，大概是因为我的“假情报”使他在值班中丢了脸；厨师老廖也有类似的反映，抱怨我提供的“情报”不确切。我也没有搞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心想，我没有观察错呀，奇怪！ 以后，经多次的观察，我才弄明白了。原来毛主席吃得多的菜，都是离他近的“门前菜”，距离远一点的菜，就吃得少一些，这原来与卫士或厨师放菜的位置有关，这样一来，哪个菜吃得多些，哪个菜吃的少些，随意性就很大了，所以很难掌握住它的规律。如果说毛主席的饮食习惯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带有湖南人一般的饮食习惯。平时，他主食吃大米多些，几乎每餐都有的，有时加点白面花卷、烧麦之类，只能说是点心。他老人家爱吃的，或者准确地说是每餐都有的，就是湖南厨师老廖亲手做的带辣味的腐乳，有炒的或炸的辣椒段，是很辣的有尖的辣椒，不是辣味很少，甚至带点甜头的柿子辣。炒菜中常有苦瓜、青蒿、空心菜、芹菜，多是些绿色的纤维多的带点特殊味道的青菜。 为了把菜炒得好吃些，就需要嫩些，厨师老廖便常常把菜选得很嫩，结果，有的菜如芹菜还把叶子都弄掉，只吃嫩茎，没有发挥芹菜应有的作用，我向廖师傅建议： “廖师傅，给毛主席炒菜时，不要把菜摘得太嫩，一来对他老人家的健康有好处，二来也少浪费些能吃的蔬菜。” “好嘛！”老廖又是答应，又是带着疑虑地回答着。但炒的菜真的比过去选得粗些了，毛主席又没有提出来不好吃，廖师傅也胆子大了。我担任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之后，在毛主席的要求下也学会了点过日子的本领。毛主席还常提醒我，要压低他的生活费用。

(九)压缩开支

1953年的夏天，毛主席起床后，正坐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的树荫下精神专注地看书，我走近他的身旁，了解了一下他的健康情况，他示意我坐在他身旁的另一张空藤椅上，同时将手中的书放在一旁。 “怎么样？王医生，你把伙食费用开支压下来了多少？”他一边口吐着残烟，一边检查他曾布置给我的任务。我问毛主席具体地汇报了伙食开支的情况，而后解释说：“我们想了点办法，还是没有降低多少。”我无可奈何的表情被毛主席察觉出来了，他看着我为难的样子，风趣地说：“这么难啊！看样子你非要下狠心向下压不行啦！”说着他用双手手心向下用力按了两下，示意我用力把伙食开支的费用降些下来。大概毛主席看到我的反应迟缓，态度暧昧，不够坚决，便决定从我的思想入手对我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了。他老人家缓缓地吸着烟，也慢慢地让残烟从口角自然地流出，向上飘去，他目光凝视着前方，仿佛在努力追忆着过去的往事，使它清晰一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期，我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里当代理部长，我和爱人杨开慧，还有一个孩子(指的是毛岸英了)，又请了位保姆，共四口。那时候，我的官没有现在的大，薪水没有现在的多，但是，生活得是蛮不错的哟，每个月还有节余。”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仍然凝视着前方，把他回忆起来的往事，随着残烟的溢出，从口中流泄了出来。我一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视线凝聚在他老人家的面部上。“现在呢，周围工作的同志都是国家管的，汽车是国家派的，房子是国家供应的，再花那么多的钱就不应该了。”毛主席热情而耐心地、语重心长地开导我，做我的思想工作。毛主席的讲话确实鼓起了我的勇气，对，应该努力把毛主席一家的生活费用压缩些下来，我思想里盘算着，该怎么个压法呢？我曾计算过，那时毛主席是八口之家，比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时，人口增加了一倍，不知道他的薪水是否增加了一倍；我想不可能增加一倍，如果按人口的平均伙食费用开支计算，并不比我们高出多少，比起负担少一些的中央领导同志，生活水平可能还要低一些呢。毛主席想让他的生活水平再压得与广大人民群众更接近一些吧！毛主席给我谈话之后，我便向卫士们作了传达，并宣布了我的措施，先从孩子们吃水果着手，用定时、定量的办法，改变过去随便吃的方式。没有从毛主席那里开始，是因为他老人家吃水果不易。结果，压缩开支的第一步尚未开始，就在第二天，当我走进香书屋的过厅时，便看到江青等在院子里，对着这个过厅的门口。她面带着“杀”气，气鼓鼓地在院子里愤怒地走动着。她见我踏进香书屋的院内，就向我逼过来，挡住了我去紫云轩毛主席起居室的去路，劈头盖脑地说：“王医生！我问你，水果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她带着气头，眼光闪着恼恨，脸也气得发青，拉得很长，火火辣辣地质问。“有好处！”我还不知道她的气从何来，应付着，肯定地回答。“既然你知道水果对人有好处，为什么你不让卫士给孩子们吃！”她这话已经是不讲理了，是在不符合事实地说气话。“不是不给吃，而是定时定量地吃！”我明白她发火的原因了，便心平气和地向她解释着，同时又把毛主席让我降低生活费用开支的事，向她叙说了一遍。“不行！”她决断地说，接着她又神经质地带着怒气絮叨起来，甚至连声音也发抖了，可见她生气是真的。“你为什么不去限制那些卫士们，他们都是随便拿水果吃的！”她的火气更大了，这话使我感到有点无理搅三分了。我沉默了。我没有根据去说卫士们，因为我没有看到哪个卫士吃毛主席的水果；但我也不敢担保，卫士中没有一个曾吃过水果，因为水果就放在卫士值班室里。就在同一天，首长杨尚昆来毛主席这里汇报工作，我抓住机会在杨主任离开菊香书屋时，追过去向他汇报了这一次小小的风波。他略沉思了一下，对我说：“鹤滨同志，主席的伙食标准不要再往下压了，如果出现了超支的情况，我来想办法！”首长一席话为我摆脱了困境。这件事我没有敢向毛主席汇报，既没有向他老人家讲江青与我打“嘴仗”的事，也没有讲首长杨尚昆为我解难的事。也可能毛主席认为他一家的生活费用开支降了下来呢，也可能江青向他讲了我的措施，并被她顶回去了，因为毛主席以后再也没有追问过我压缩生活开支的事情。

十三、勿忘农民

毛主席出身于农家，并长期在中国的农村中进行革命活动，他深知，是农民为革命提供了根据地，是农民为革命提供了粮食，是农民向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战士，可以说农民为革命提供了一切，贡献了一切。但是，认识到中国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并不那么简单，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正是毛主席第一个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从理论上和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把农民问题摆在了应有的地位。是他的理论，也是在他的领导下，用武装的农民战胜了武装的反革命，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最终取得了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讲，忘记了农民，就算是忘本了。毛主席对农民的深情厚意是可想而知的。

(一)“到农村去为农民看病”

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几乎都和我一样，大都是来自农村的农家子弟，仿佛毛主席仍处在农民之中。每当那一个同志要回家探亲时，毛主席总是要再三地叮嘱，关心农民群众的生活，指示我们回到农村后要作调查研究，回来后，要作口头的或书面的报告，以后，这样的事好像形成了制度。 1951年的春节快到了，这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的假日要比新年的假日长，节日里也特别红火热闹。一天，在我了解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后，他老人家与我拉起家常： “王医生，你的老家在哪里呀？” “冀中军区，白洋淀。”我还用抗日战争时期的语言回答。家乡人民抗日斗争的事迹，使人终生不忘，一种自豪骄傲的情感永远伴随着我。毛主席听我讲后笑了笑，又问：“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家里有父亲、母亲。一个姐姐早已出嫁了，哥在保定地区工作，现在在保定市。”我一口气把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拉了出来。 “你回家探过亲吗？”毛主席又关心地问我。 “1949年的初夏，我在香山门诊部工作时，父母来看过我了。” 我回答了毛主席的问话，解释了没有回家探亲的理由。 “你应该回家去看看父母的哟！”毛主席用教导我的口气说，仿佛带着点责备，听话听音嘛！要我应该对父母尽孝道才是。 “主席，工作离不开。”我解释道。心想，毛主席的身边只有我一个医生，怎么能离得开呀，父母来看了我，见了面，这与我去看父母不是一样吗？毛主席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派你回家去看看父母，另外，回到家乡看看农民们生活得怎么样。”他老人家催促我快点回家去看看父母，大概毛主席他感受到天下父母心。老人们多么希望他们的儿女能时常去看望他们一下，以慰思念之心啊！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语言，仿佛在说，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中都不要作“不孝子孙”。 “主席，那我明天就走。”我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高兴地回答。“好嘛！”毛主席赞许地点了点头，满意地笑了。 我的家乡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就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自已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很高，也出现了雇短工的现象。我到村公所走了一趟，村干部在农闲时无事可做，文将近年关，正在大院里南墙根下晒太阳。我问本族的一位哥哥，他是村干部。 “乡亲们生活得怎么样！” “吃穿不成问题，另一方面过去留下来的黑地不少。”他如实地回答我的问题。 “什么是黑地？”我不明白地问他。 “黑地就是没有在册的土地，不交公粮，”说后，又补充道： “这是向毛主席说真话，你不是说要讲真实情况吗？”他很认真地说。他知道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 这算是我作了点调查，因为我一到家乡，主要时间都为本村和附近的村庄来的乡亲们看病了。

我探亲后回到中南海，把农村的见闻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毛主席看后，又问了一些情况，当我讲到在家乡的几天中，几乎每天从早到晚为农民义务看病，又因为没有架子，很受农民们的赞誉时，毛主席沉思了片刻，指示我说：“王医生，你到农村去，就在你的家乡，办个医疗点吧！”他讲完后，审视了一下我的反应，看到我的表情没有接受指示的动向，便又加重了语气对我说：“弄些药品和医疗器械去，你一半时间在我这里工作，一半时间到农村去为农民看病。”毛主席言语恳切，但我没有敢表态。当时我认为不可能，中央保健委员会傅连暲同志派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我哪里敢离开呢？不过事情一直在我心底里搁着，没有忘记。毛主席非常重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探亲回来后所写的农村见闻报告，这成了他了解农村情况的途径之一。不管他多么忙，也得要抽出时间来批阅。有的卫士文化水平较低，毛主席就像老师批改学生作业一样，将错字、白字一一改过，并且帮助疏通语句，修正语法。谁写的报告生动活泼，他就批给我们传阅。我看过毛主席批阅卫士李家骥写的农村见闻报告。在报告上毛主席批着：“写得很好，请传阅，毛泽东(铅笔签字)。”在这份报告中，毛主席用铅笔改动了许多错字和白字，并修正了报告中的语法错误。我尚记得在报告中，李家骥写了农村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卫士们的切身问题，当时除了两名副卫士长李银桥和孙勇已经结婚外，其他卫士都尚无家室，就连年龄最大的王振海也尚未娶上媳妇。李家骥回家探亲回来后，写的农村见闻中，披露了农村婚姻上的旧习俗势力的影响仍然很大，阻挠着农村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发展。回忆起来我还记得报告中的一句顺口溜，这心声是来自女方的：“要想结个婚，海昌蓝一身(海昌蓝是一种蓝色的洋布)。”现在看起来，这个物质要求太低了，但是在解放初期，河北省不少农民们都还穿着土布作的衣服，有件“洋布”作的衣服，算是很醒眼的了。

(二)踏进吴家菜园

毛主席日理万机，工作繁重，休息的时间很少，体力活动更少，这对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来说，对健康很不利。为此，如果能让毛主席在工作的间隙休息片刻，或者到室外活动活动，散散步，也是很重要的保健工作。但做起来却是件很困难的事，常常需要我们进行多次的动员或干涉。当他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时，值班的卫士就像传递喜讯一样奔走相告，把毛主席要到户外活动一事，当作是工作中的一项成绩，感到由衷地高兴。如果毛主席主动地提出来要出中南海去散步，则更使我们欢欣若狂了。不过，以后出现这样的散步，往往只是他另外的一种工作方式罢了，他老人家都为他自已安排了任务。 1952年3月的中国，天气仍然很冷，春天姗姗来迟。它顿悠悠、轻轻摇摆的在柳梢上醒来，伸了伸倦睡了一冬的冻了的“肢体”，用力静开了一点点嫩绿色的眼睛，看了二下环宇，冬天的余威仍还坚持着不愿意远走，还一阵阵地吹起刺骨的寒风，想阻止春天的到来。 毛主席起床后，要到中南海的外面去散步。我得到通知时，是上午11时刚过数分钟，这是很少有的情况，因为毛主席喜欢在夜里工作，所以通常是早晨睡觉下午起床的。因此，汪东兴没有能找到摄影师候波，摄影的任务落在了摄影业余爱好者叶子龙的身上了。 汽车开出中南海后，向德胜门外驰去，穿过德胜门不远，毛主席就让汽车停了下来。他下车后，沿着街道东侧的人行道向北走去，司机周西林同志开着车缓缓地行进着。街上行人很多，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但尚不拥挤，随行的人员不多，没有引起行人的注意。 当毛主席看到右手一个大门旁挂着“德胜门外区政府”的牌子时，就走了进去。进到这双开的大门后，便可看到里面是个东西长，南北短的所不大的院落。主要是南房和东房，没有北房。南房靠大门一侧的值班室里的一位同志看到毛主席一行走了进来，便急忙走到毛主席的面前报告说：“同志们都下班吃中午饭去了，就我一个人值班，我去叫他们！”说着就欲动身往外走，毛主席立刻劝阻道：“不用了，我们是来随便走走的。”毛主席谢绝了值班人员的建议后就走出了大门。毛主席上车后，示意汽车继续向北开，约摸行进了有一公里的光景，毛主席看到了一片用林秸(高粱杆子)夹成的防风墙隔开的菜地，便示意汽车停了下来。下车后，毛主席向周围扫视了一下，大概是想看看春在哪里。虽说是三月中旬了，但在这北京的郊区土地，仍是一片光秃秃的，地面仍冻得硬邦邦的，尚未看到春的气息。春确实到来了，市内的气候和北郊区的气候大概差了一个时令。毛主席向菜地走去。菜地被用秸扎起来的防风墙分成东西向的长方形，在靠近防风的根部，由于背风向阳，菠菜已经长出了两三片绿色的叶子了，这里的地面也有条很狭窄的冻土泛起了湿润，很引人注目，真是“向阳花木早逢春了”。毛主席看了一眼，并没有走近去仔细地观察，而是踏进了菜地的中间，这里像防风墙外的土地那样硬，看去也是光秃秃的，同是一块土地就大不相同了，如果在这里发现了绿色，则是真正地代表春天的来临了。毛主席稍弯着腰，低着头寻找起春天来，看样子他已经确认春天应该来到郊区了，他把腰弯得更大了，啊！他看到了，并用手指了下，那小小的嫩芽，像绿豆芽菜那样小的嫩芽，稍带绿色的纤弱的嫩芽，居然把冻土地顶起了拇指头块大小的土块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新生命的力量，不可抗拒的力量，春天的力量，春在冻土地块下的嫩芽上。虽然，上面还盖着冻硬的土块，但已经是被冲破开来了，仔细一看不只是一个嫩芽，两个嫩芽，而是有许多嫩芽顶裂开了冻硬的土地。这一点一点的嫩芽如果不是细心地寻找，还看不到呢，春天就这样悄悄地向我们走来了。毛主席低着头，细心地边走、边看，因为怕踩伤了嫩菜苗，脚落下地面时，选着没有嫩芽的地方，毛主席脸上泛起一片春色，他高兴地发现了郊区的春天。汪东兴、叶子龙和我都站在了地上，看着毛主席寻找春天的气息，只有值班卫士王振海侧背着手，靠在毛主席后面，学着毛主席。选择没有菜苗芽儿露出的地面走。 60岁左右的菜地主人，中等身材，偏瘦，面色黑瘦的，尖尖的小下巴，近似瓜子脸，颧骨略高，未蓄须，显得很有精神、干练。他穿着一身布棉衣、棉裤，黑色的棉鞋、裤脚还用黑色的带子缠扎着，头上顶一条白色的新羊肚毛手巾，在脑后扎了个结。这是河北农民劳动时的打扮。 菜田的主人看见有人在他的地里走动，面部即刻罩上了色，沉着拉长的脸走了过来。当他发现是毛主席时，面孔马上泛起了惊喜的笑容，显得满脸春光。 毛主席看到一位农民装束的老人走来时，就急走了几步踏在菜畦上，伸过手去，微笑着礼貌而热情地握住了对方的手和蔼地问道： “贵姓？这是你家的菜地吗？” “主席，不敢当，我姓吴，这是我家的菜地；刚才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菜地里来了客人，我就急忙赶来了。”老农很爽快地回答着。 “生活得怎么样？家中有几口人？”毛主席又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话。 “解放后，生活好得多了，家中有老伴和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都参加了革命，当了兵，我是光荣军属哩！”老农很健谈，他很自豪地回答着。 “这是你对国家的贡献哟！”毛主席表示钦佩地称贺。“不算是贡献，保卫胜利的果实嘛！是应该尽的义务！”菜田的主人又回答说。 “村里搞三反了吗？”毛主席转了话题，从拉家常转入到谈论国家的大事上来了。我推测这是毛主席今日出来散步的真正目的。 “摘了，我还是村里的监委会的主任哩！”老者主人翁很强地回答。 “区政府的干部中有人欺负群众吗？”毛主席关切地问。 “没有见到区政府干部欺负老百姓的事，但是，有的干部手脚不太干净，三反运动真是好政策！”老农对党的三反运动政策给予了好的评价。毛主席听后显出了高兴而激奋的面容，原来他去区政府和到菜地里来是了解三反运动政策落实情况的。 “听讲话，你不象是农民！？”毛主席听过老农的答话又问。 “啊！是这样，我当过兵，上过军官学校，时逢军阀混战，当过见寸排长，在20年代初，就解甲归田了。”主人微笑着，恭敬地回答了毛主席的疑问。看来老农很佩服毛主席的眼力。 “啊！你不是一般的农民，有知识、有见地、有经历，你我都要努力工作，把我们的国家搞好”。毛主席鼓励老农说。 告别时，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回到菜园子上来，笑着说： “你种了不少菜地呀！可称是吴家菜园了！”毛主席话中带着夸奖的口吻。 “是，是！吴家菜园、吴家菜园！”老农高兴地回答时，可能出于激奋，言语发生了重复。 宾主愉快地握别了。

(三)鱼池村走访农家

午饭刚过，回到卧室后，我便懒洋洋地躺在了床上，想睡一会儿午觉。这么热的晌午，在这阴凉的古建筑物中，真也算是享受了。双眼刚合拢，值班的卫士就急步走进我的卧室： “王秘书，快起来，毛主席要去散步了！”他通知后，就又急急地走了。

我立即跳下床来，带上了应急用的药品提包，向室外走去，一出大门口便感到热浪迎面扑了过来，马上领教了太阳的威力。似火的骄阳就挂在稍稍偏西的头顶上，炽热和明亮的光线特别耀眼，被烤得热烘烘的空气，使人感到发闷、气促。午饭时因为都是在连接的走廊里穿行，还没有充分地领教今日阳光的肆虐，现在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就感到特别难受了，汗也马上出来了。

毛主席已经早于我们站在了菊香书屋通道外的门口。他向前跨出了一步，把自已也置于阳光之下，眯起了眼睛，大概是感受到了阳光的强度，之后又退回到了走廊内的阴影处，他老人家在等候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的到来。因为天气很热，他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和一件白府绸的衬衫。都来了，汪东兴未能找到摄影师侯波，叶子龙背上了照相机，可以露一手了，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业余摄影爱好者。我去西柏坡村时就看到他挖的一个地下室，像菜窖一样，作为暗室。毛主席的司机周西林早已把斯大林赠送给毛主席的防弹汽车开到了丰泽园的大门外等候了。一钻进被太阳晒过几分钟的汽车里，仿佛进入了烤箱一样，汗马上涌了出来。这样的高温，对体重超负荷的毛主席来说，更是会感到酷热难耐了，汗已经浸透了他的背心和白色的衬衣。

我想，毛主席为什么要在今天最热的时刻去散步呢？同时也考虑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是东房，在此酷热的节令，在东房的办公室工作也是件苦差事，我的家乡就有这样一句俗语：“有钱不买东、南房，夏天热来冬天凉。”同是古建筑，我住的西房还是比较舒适的，与东房相比，真差半个季度。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毛主席今天要出去散步，说不定又给自己安排了什么样的任务。

汽车开动了，驾驶员周西林打开了车窗，即把防弹玻璃摇了下来，一下子热气流便冲了进来。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烘烘的。汽车从中南海的东门开出去，沿着北长街向北驰去，最后经交道口开出了安定门，出了安定门就可以看到长势喜人的秋季农作物了。

汽车开到安定门外北部的一个村庄的东侧，通过车窗向路西稍远一点望去，在香纱帐的顶部看到了突出的密集的树冠，推测那里便是村庄了，但没有看到房舍，毛主席就示意司机停下车来。

一打开车门，立即传来增强了的蝉的嘶鸣声，趴俯在树梢上的蝉儿，发出尖锐而刺耳的音响，此伏彼起，竞相声嘶力竭地告着行人“热啊！热啊！”声声蝉鸣，单调刺耳，把这酷暑盛夏叫得更加闷热、令人难熬。路上未见行人，连地边和推测的村头也看不到一个农民，在这伏天的季节里，大概农民们都习惯躺在家歇，享受着甜美的午睡之福。

毛主席一行横穿过马路，走向路的西侧，来到路西地头的树阴之下，这里有一条小路，与大马路成丁字形，向西延伸而去，消失在臂纱帐里。大马路和小路北侧夹角处的玉米长势苗壮。粗而挺拔的玉米秸长有两米多高，宽而长长的、整绿色的叶子向玉米秸的两侧伸开，成弓形垂落下去，宛如一排鸟儿的翅膀对称地长着。粗大的圆锥状的玉米包谷突出在秸杆的腰间，浅绿色的玉米包谷皮和墨绿色的叶子，衬托着粉红带绿的、嫩紫的穗绥，显得格外婀娜娇美。毛主席越过小路，跨向这块长势苗壮、茂盛的玉米农田。真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毛主席用双手抚摸着玉米秸的杆子，面部露出了丰收在望时农民所特有的喜悦之情。看玉米那喜人的媚态，如果它会说话，它一定会向毛主席报告：“我很满意，农民获得土地后生产积极，对我细心培植，水、肥充足，使我生长得惬意。”说完还会哈哈大笑。

毛主席对身边的李银桥示意了什么，就向玉米地里钻去，银桥也跟着钻了进去。一见这种情景，作为对医生的职业要求，我也准备钻进去。天气这样热，玉米地里又不透风，万一毛主席钻进玉米地里中暑怎么办？我急忙从树荫中走了出来，也向玉米地里钻去。此时，忽然听到身后汪东兴男高音的尖尖笑声：“咯！咯！咯！王大(d)夫！你跟着进去干什么？咯！咯！咯！”这是汪东兴与我开玩笑的语气。我心想，他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使他这样好笑，而且笑得连鼻子尖都发红了，口角流着涎水。他的笑声和言语使我停住脚步，把头转向了树荫，用不理解的眼神向汪东兴射去，认真而固执地呆视着他。他看到了我的面部表情和迟疑的目光后，又开玩笑地笑着说：“王大(da)夫，你也到地里去‘施肥’吗？咯！咯！咯！”

在农村长大的我，立刻明白了，把一只腿从玉米地里抽了回来，重新走回到树荫凉里的汪东兴和叶子龙面前。

毛主席钻出玉米地时，前额已经布满了汗珠儿。无论是青纱帐中的小路上，还是南北向的大马路上，仍不见有行人来往。这炎热的午间，被蝉儿的嘶鸣吵得更加烦热，若如把人置于荒野的草原。

毛主席站在树荫中把脸转向了叶子龙说：“找个农民来！”叶子龙听后，马上踏上了树荫旁的小路，向西走去。他穿着白色衬衣，衣袖卷到肘上，脖子上挂着个照相机，镜头像个小猪嘴一样凸出在胸前，俨然像一位摄影记者，很快，他那轻盈的脚步消失在青纱帐中。数分钟之后，叶子龙疾步引来一位30来岁的农民。来者的个头约一米六左右，由于兴奋，在他“国”字形黝黑的面孔上两只晶大的眼睛，射出喜悦的光彩，两个颧骨突出在两只眼睛的下方。他半张着嘴巴，笑嘻嘻地快步跟在叶子龙的一侧。中年农民上身穿着件白土布做的背搭，状如背心，下边缘刚达到脐部，在背搭两侧的腋下，各钉着三个中式的布扣，背搭前后片间在腋下留下了寸许宽的缝，由布扣联结起来，更有利于排汗透风了，这是华北农村中巧媳妇为丈夫做的合身夏装。农民袒露着两条黑紫色的双臂，下身穿着条黑色的“洋布”长裤，两条裤腿卷到了膝盖以上，腰间横束着一条布的粗布包(腰带的一种)，使人看来精神，他打着赤脚，小腿肚子以下，粘满了泥巴，仿佛是穿上了两只高腰的雨靴。

毛主席看到这位农民笑着向他走来，便向小路的西侧跨了数步去迎接农民。农民在毛主席面前停住了脚步，充满激情地望着毛主席，嘴唇抖动了几下，想要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毛主席把大手伸到农民面前：“你好！”

年龄还轻的农民听到毛主席问好，看到向他伸过来的那只大手，便急忙迅速地把双手在腰间的裤子上蹭了几下，然后将双手伸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伸向他的大手，同时高兴地说：“好！毛主席来啦！”

“你叫什么名字呀？”毛主席亲切地问农民。

“张振！”农民高兴地回答。毛主席的左手越过被农民双手紧握的右手，指着小路北侧的那块长势良好的玉米地说：“这块玉米地是你种的吗？”

这时农民才松开了双手，把视线从毛主席的面部移到他左前方的玉米地说：“不是俺家的。”他说着摇了下头。

“生活得怎么样？”毛主席又体贴地问。

“不错！”张振满意地回答。

“家里有什么人？”毛主席又亲热地拉起家常来。

“有老母亲，我的媳妇和两个孩子。”张振恭敬地回答。

“你家离这远吗？”毛主席又问。

“不远，没有几步，就在村的东头。”张振迅速地回答着，同时背过身去，用手向一个大树冠指去。是我们所在位置的正西路偏向北些，因为被高粱和玉米形成的青纱帐遮挡，虽说不远，却看不到他家的房子。

“到你家去看看行吗？”毛主席微笑着，带有征求主人允许的口吻问道。

“好啊！好啊！”农民张振，喜出望外，连道了两声“好”。

听到毛主席说要到他家去造访，更加兴奋了，他激动地说： “我带路！”说罢，他兴冲冲地转过身去，朝着来时的小路迈开了步子，高兴地走去。

沿着大秋作物所夹着的田间小路，宛如走进了绿色的胡同般。约摸走了二百米左右，来到了大秋作物的尽处，露出了村头的房屋。毛主席来到了鱼池村的东头。

来到村头，农民张振把毛主席一行引进了路北的一所无墙的大院内，在这大院的西侧靠南头，有一棵约两抱的大槐树，树身挺直，枝叶繁茂，树冠硕大，郁郁葱葱，它的树荫覆盖了多半个大院。

此时，在大槐树的树荫下有十多个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在这大院东北角的三间较矮的北房便是农民张振的家了，这房子因为刚用白灰刷过，倒也显得干净、耀眼。大院的东北侧是另一个大院，与这个无墙大院本来有土坯墙相隔的，但是因为土墙的北侧倒塌了一个大缺口，也被踩成了通道，倒也方便邻居走动了。毛主席来到鱼池村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农民张振家的左邻右舍。

当毛主席来到了张振家门前时，大槐树下的人都以惊喜的眼神察看和迎接张振家来的客人。两三个学龄前的男儿童，光着屁股，在成人群里钻来钻去，寻找着合适的看热闹的位置，追着来访的客人。张振把客人带到这无墙的大院之后，便先跑几步，直奔北房的家中通风报讯，告诉家里人毛主席来了。当毛主席走到张振家一明两暗的房门口时，张振、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都迎了出来，把毛主席请到屋里去了。几位邻居和几个孩子也挤了进去。毛主席的到来，使农民张振的家里增添了光彩，屋子被主人、客人和旁观者们挤得满满的，大家都为张家的大喜事分享高兴和欢乐。他的邻居们也看到了毛主席。

张振的母亲是位约60岁左右的老人，显得有些瘦削。张振的妻子，看上去也近30了，身边依着他们光屁股的大儿子，约莫五六岁，有点怯生，眼睛盯着毛主席，双手却紧紧地抱着他妈妈的大腿。张的妻子右手还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女儿，腹部挺得大大的，表明肚子里还有一个尚未出生的小宝贝。

毛主席高高兴兴地从主人的房屋里走了出来，可能因为屋子里很热，他老人家显得兴奋而满面红光。毛主席边走，边像老朋友一样，侧着头对张振说： “来！和你一家照个像吧！”

张振高兴得连嘴巴都闭不上了。他催促着母亲和妻子赶快来到毛主席身边，又飞快地跑回家中，搬出来一条凳子放在大槐树的东南侧，请毛主席座北朝南地坐在中间。张振的妻子由于抱着女儿，挺着个大肚子，加上他们光屁股的长子，抱着她的大腿不敢离开步，所以她是最后一个带着孩子走到毛主席身边的。邻居和孩子们带着羡慕而喜悦的心情站在场外，看毛主席与张振家合影，当邻居们看到张振怀孕的妻子挺着大肚子和毛主席一起照像时，不由得发出了嬉戏的笑声，这笑声使得张振的妻子涨红了脸。在和谐欢乐的气氛中，叶子龙同志按下了快门，留下了这动人的场面。

“相片洗好后，一定给我们家一张！”照完后，农民张振向毛主席提出了衷心的要求。毛主席听后，将视线转向了叶子龙，叶子龙代替毛主席向张振保证说： “一个星期后，照片一定给你送来！”

张振一家以及左邻右舍的群众，在喜悦和笑声中与客人告别一星期后，张振收到了他一家和毛主席的合影。

十四、为了中华民族

毛主席和蒋介石个人之间，应该说有着深仇大恨。蒋介石杀死了毛主席的五位亲人，而还使他失去了子女，他对毛主席所欠下的血债实在太多，太多了。

1936年西安事变时我们捉住了蒋介石，毛主席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还是主张把他放了。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历史进程的每一页，都记载着中国的耻辱，记载着列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记载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欺凌，也记载着帝国主义对中国所欠下的血债，记载着中国人民的苦难、贫穷。

新中国诞生了，结束了列强任意欺凌中国的历史。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指责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其实赫鲁晓夫也并没有把主权让给任何兄弟国家。赫鲁晓夫的言行当然会引起毛泽东的愤慨，中国被世界上的列强欺负得够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很知道尊重别国的主权，同时也不允许别的国家侵犯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一)“蒋介石是中国人”

菊香书屋的院子里搭起了席棚子，因为无风，还是异常的闷热。中午刚过，太阳仍挂在人们的头顶上稍西南的天空。阳光穿过树叶缝隙，筛下来斑斑驳驳的、大小不等的光点，洒落在地上和毛主席的身上。

毛主席穿着细纱织成的针织背心，外面还罩了一件白色的衬衣，领口松散着，两只衬衣袖子卷到了肘腕部，他的下身穿着一条浅灰色的、宽大而长的裤子，倦息地坐在藤圈椅子上。

毛主席把双手放在了藤圈椅子的扶把上，线装的书籍卷握在下垂的左手中。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个化学质的烟嘴，烟嘴上插着半截子燃点着的香烟，苍白色的烟灰已经积到一厘来多长了。

毛主席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细细的汗珠，他那沉思的、忧国、忧民的神态，使得他大而有神的眼睛，罩上了一层倦怠和烦乱的色彩。他的上下眼睑时而眯成两条横线，精力仿佛都集中到思维活动里去了；时而又缓缓地将上眼睑拉开，好似是明确了所考虑的问题，或者是理清楚了那繁杂事物的头绪。

今天，毛主席在紧张的工作之后，还没有能够休息下来，看来他老人家也没有试着去睡睡。他的思维活动似乎仍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之中。他是在考虑正在进行中的抗美援朝战争的打法，还是回顾他老人家整个革命活动过程中的艰难的历程；是在缅怀共产党成立以来为国家、为民族前仆后继的志士和亲人，还是在追念刚刚为新中国、为中朝友谊而献身的儿子。

当我走近他老人家的时候，他示意让我坐在他的身旁。我轻轻地坐了下来，怕打扰他的思绪。看着他那少见的疲态，无声地坐着，心想：毛主席太劳累了。我陪着他老人家静静地坐着。此时，毛主席的两个女儿李讷和李敏，笑嘻嘻地、一前一后地、若似两只小燕子般，带着笑声，从菊香书屋的通道中飞跑来，跑在前面的是妹妹李讷，她束着两条小而短的辫子，并排在脑后；紧跟在后面的是姐姐李敏，她也束着两条辫子，浓黑而粗长，辫梢散搭在双肩，辫子和辫子之间，用蓝色的锦缎带打着蝴蝶结，姐姐比妹妹大了几岁，知道打扮了。两位小姑娘在衬衣的翻领下都系着红领巾，随着她们的奔跑，在白色衬衣的胸前摆着。妹妹穿着刚过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较长，裙边的下摆拖到了脚面。跑在前面的李讷，白皙透红的鸭蛋形面庞上嵌着两只大而发亮的眼睛。她喘着气，站在了毛主席的眼前，双手扶在爸爸的双膝上。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肤略黑于妹妹，瓜子形的脸，黑黑的大眼睛，显得深沉些，眼睛的上方有两道比妹妹浓黑的双眉。她来到爸爸的背后，高兴地微笑着。

“爸爸，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她是中国人！”急性子的李讷一边问着，一边用两只小手掌摇着她爸爸的双膝，催促着父亲表态。在李讷童稚的心灵里认为：把蒋介石说成是中国人，则简直是对中国人的污蔑，所以她提出这个问题时，还带着几分气鼓鼓的愤慨呢。

毛主席俯视着膝下的小女儿，面部露出了笑容，对她的提问，认真地答道： “蒋介石是中国人！”

毛主席的回答，肯定了姐姐李敏的见解，李敏高兴了，得意地用双手撑着主席坐椅的背靠，向上挺了下身体。李讷听后，把小嘴撇了起来，不服气地又问： “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大概毛主席的回答，激起了她内心的气愤，在她小小的心灵里以为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是好人，把蒋介石这样的大坏蛋，也算在中国人里面，岂不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啊！

李讷认真地辩论，又激起了毛主席一些快意，面部挂起了笑容。他认真而耐心地答说：“蒋介石确实很坏，但他是中国人，现在他跑到了台湾省。”

毛主席吸了一口烟，让残烟顺着嘴角飘扬出来，向上升去，李敏将飘散到她面前的轻烟，用手拂开去，同时将头向左后移动了一下，避开了那烟雾。毛主席带着沉思的面孔，像是对孩子们作更深一层的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要他，我们还不给哪！”

李敏和李讷得到了她们爸爸的圆满的解答，心满意足了，李讷不理解，不服气的固执的表情，变成了笑脸。她弄清楚了，中国的坏人也是中国人，同时，她也得到了毛主席的明确的答复：“蒋介石确实很坏！”

李敏虽然没说话，但毛主席的回答肯定了她是争论双方的胜利者。于是，李讷跟在李敏的后面，一前一后，如飞来时一样跑走了。

这小姊妹俩没有再继续追问毛主席，为什么外国人要蒋介石。我们还不给，也没有问，既然蒋介石那么坏，为什么外国人还要他？外国要中国的坏人干什么？这外国人是谁？为什么他对中国的坏人蒋介石感兴趣？我多么希望这小姊妹俩继续问下去，这样，我也能聆听到毛主席深入浅出而又寓意深刻的解答了。

为什么外国人要蒋介石我们还不给？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曾长期地萦绕着。直到数年以后，我们炮击金门、马祖时，才体会到那是帮助蒋介石，不让他被美帝国主义者“要”走了。我们每次打炮时，都通知金门、马祖的同胞及蒋介石的士兵躲避起来，以免误伤。

历史的事实很清楚，蒋介石在大陆统治中国时，美帝国主义支持他，那是为了觊觎中国的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蒋介石在台湾，他们继续地支持蒋介石，那不过是为了让台湾成为他们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为了祖国的统一，毛主席高瞻远瞩早已看透了这步棋。

(二)“我们放了蒋介石”

“蒋介石”这个名字引起了毛主席沉痛的回忆，他用低沉的语调说： “蒋介石杀死了我的夫人杨开慧，杀死了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还杀死了我的妹妹毛泽建和我们毛家的毛楚雄。”

接着，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 “蒋介石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的志士。” 这些惨案，一件件地在他老人家的眼前掠过。在事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革命烈士英勇牺牲的伟大形象，展现在他的眼前。嘴用食指弹动了几下，烟头上的残灰跌落在烟缸之中，然后，将烟嘴放入口中，慢慢地用力吸了一口，之后，让残烟慢慢地逸出嘴角和鼻孔，仿佛那残烟会将胸中的闷气一齐喷出去。

毛主席的叙述，也激发了我脑海中的思潮。毛主席一家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也为中朝人民的友谊，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牺牲在了美帝国主义的炸弹之下。好像中国人民的不幸和苦难，都集中在毛主席的身上了。毛主席发出了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把我的思路打断了。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没有杀他，还是把他放了。”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联合抗日的那一幕，是在我童年时代发生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避免了更大的内乱，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局面，扭转了时局。毛主席的讲述，使我深深地感到在革命的征途中，他老人家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不仅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表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能牺牲自己一切的博大胸怀。

(三)话评陈独秀

毛主席凝视着前方，沉思着，从他的口中吐出的残烟，在他的眼前形成了层层上升的薄薄的烟幕，他凝视的目光，似在努力看清楚所回顾的整个历史进程中的革命事件。

“我在青年时代，有着一个抱负，觉得中国这样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个时候尚不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兵，站过岗，放过哨，受过军事训练，在部队里的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当兵，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向我叙述着。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找寻真理，寻找革命的道路，上下求索了。他停顿了下，吸了两口烟，又慢慢地讲了起来。

“我来到了北平，临时在北京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管理馆员，图书馆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便利，使我能看到很多的书籍，在这里我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眼神闪亮了一下。这段话，他老人家是指1918年秋天的事，那是一个追求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华民族的青年，找到了真正的信仰。

1949年4月29日，毛主席在《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中，曾吟道： “三十年还故国，落花时节读华章…”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31年，即指从1918年的9月，他到古都北京，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到1949年北京解放，相距整整31年，他又回到了北京。

接着，毛主席用沉痛的心情，低沉的语调，讲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是非常好的哟，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个时候，如果党内有个好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胜利就会比现在要早好多年，少牺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毛主席非常痛惜地说着。

又一缕残烟向上缓缓地飘起。毛主席用低沉的语音继续地讲述着：“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他不要农民，不要武装，当蒋介石向我们杀来时，毫无抵抗力量，许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代价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二十多年。”

毛主席的叙述，唤起了我的联想，我们学习过这段历史，1927年的“四·一二”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的事变，先是在上海，然后在广州，而后在全中国，对革命党人、爱国志士、革命的工农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许多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壮烈地殉难了，全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落入了低潮。

“那时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对当时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革命还是失败了……”毛主席带着沉痛的神态，又讲述了起来。他一再强调，作为党的决策人，头号人物的重要性。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断送了，他本人也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党中央写过信，要求回到中央来。”毛主席所讲的这件事，是我第一次听到，过去学习党史时，也没有听说过的事。心想，他对革命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断送了革命，断送了无数革命党人的生命，还能让他回来，我便打断了他老人家的话语，插嘴问道： “主席，中央答应他回来吗？”

毛主席又吸了两口烟，他凝视着飘绕在眼前的残烟，仿佛那眼前掠过的轻烟中记载着历史事件的字幕一样，他老人家回答道：

“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给他回了信，告诉他，要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公开地承认错误。”毛主席的眼神仍然凝视着前方，吸着烟，用低沉的语声慢慢地回答。

“主席，他承认错误了吗？！”我想知道得更多一点，于是紧接着又问了一句。

“陈独秀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他也未能回到中央来，他在政治上堕落了。”毛主席用无可奈何的语气结束了他对陈独秀的评说。

(四)“什么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的功过由苏联人民去作评说吧！在历史上中苏之间有过不愉快的争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被人们逐渐淡忘了，这里记录的一点事实是那时的真实情况，也许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有些用处。

1958年的6月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工作安排停当后，我和爱人叶阿莉(叶丹)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毛主席留我们共进午餐，地点就在他办公室南侧的过厅里。这里的一切都和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一样。我们就坐后，毛主席举起了一小杯葡萄酒说：“祝你们学习胜利！”

毛主席知道叶阿莉也将要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了。我们赶快站了起来，双手举起面前的一小盅葡萄酒与他老人家碰杯。家碰了杯，并齐声祝愿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很高兴我们的到来。

“王医生，你在苏联看到些什么新闻呀？”毛主席一边吃着饭，一边微笑着问我。大概是他老人家为了活跃气氛找个话题说，或者是借此机会从我的口中了解一下当时苏联的情况，印证一下他所掌握的材料。在这以前，如果是谁说了苏联老大哥的一句坏话，则会被看作是政治问题，恐怕也会受到党纪的处分，这我听说过。毛主席也曾制定过“一边倒”的政治路线；但是在毛主席面前，又不能说假话，只好照实的讲了起来。

“苏联人民对中国，对我们留学生都非常友好，我们回国时，他们都恋恋不舍；可是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则没有威信，大学生们给赫鲁晓夫起了个外号，叫他玉米棒子。”我咽下了一口饭，就讲了起来。

“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呀？”毛主席听后，笑得几乎喷出饭来，插问道。

“赫鲁晓夫去了美国访问，在美国看到了美国人种玉米的好处，他认为找到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回国后便在苏联推广种植玉米。但是，因为苏联的多数农业地区的气候温度偏低，无霜期短，大寒地冷，致使许多地方的玉米成熟不了，只好作了青饲料。那个时候，在副食品商店里到处卖冻嫩玉米棒子，并在报刊上宣传煮玉米吃的好处。所以每当赫鲁晓夫发表广播演说时，大学生们就带着讽刺的口吻喊：

“听啊！玉米棒子，又讲话了”，嘲弄他在农业上的失败。”我一口气讲了下来，毛主席双目注视着我，又感兴趣地说：

“他赫鲁晓夫搞瞎指挥。还有什么新闻呀！”毛主席又催促我讲。

“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得很快，尤其是军事力量增强了；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重视，群众很喜欢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如毛衣、保温瓶等。另外，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专家、教授、院长，政府的高级官员，薪金高，可以排队买汽车，住房也宽绰，而且在风景区都有别墅，与一般的工人、农民、基层职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师、医生，差别很大。工人居住的条件很差，住房紧张。我到过一个工人的家里看一位病人，是随着一位苏联医生去的，只见一间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住三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房角住一家，占去了三个房角，只有另一个房角因临门，没有住人。每家用块布挂在床前床侧，权作墙用，这墙只有中间半截，下可看到床腿，上可看到站在床上穿衣的成年人的胸部，有点像夏天南方居民的半截门帘。”

我缓了一口气，又接着说：“我曾经问过一个打扫集体宿舍的清洁女工，你们为什么对自已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不尊重呢？这个女工干脆地回答我：“你说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吧，那些人是资产阶级！”

我又说了许多，还将我在苏联的见闻和当时中国五十年代初的记忆中的情况对比着讲了出来。毛主席听着，会意地微笑着，他可能早已经知道了这些情况，但他的兴趣不减，又催促地问道：

“还有吗？”他问。

“苏联党的组织生活很松散，不如我们抓得紧，他们党员的组织生活仿佛是俱乐部一样，只要不丢失党证，就算是党员。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入党，党内的保密很差，苏共中央一开会，内容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还有呢？”毛主席文催我讲。

“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很感兴趣，认为是撑了他们的腰，在大街上见到我们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头来。”

我把这些我在列宁格勒亲身经历的见闻，坦诚地向毛主席倾诉着。那时，我尚不知道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

(五)与赫鲁晓夫的争吵

谈到中苏论战的时候，毛主席带着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请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

毛主席说着有点激动了，饭菜也停止吃了。接着他又带气地说下去：

“赫鲁晓夫曾经向我们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嘛！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的水果多得是，卖给你们就是了。”

毛主席说罢，这才往嘴里送了些菜和饭进去。此时，陈伯达走了进来，请毛主席去开会，他看了看手表对毛主席说：“与会人员都到齐了。”毛主席又紧吃了两口饭，一边嚼着，一边站了起来，用手示意我们继续吃，他要去开会了。

以后，我们与赫鲁晓夫的争吵，越来越激烈了。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毛主席气愤地说：

“苏联曾要求与我们搞联合舰队，什么联合舰队？还不是搞殖民主义！过去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搞不平等条约时，还弄个什么 51%是袁世凯的，49%是日本的，在表面上以示区别谁是主权国。

可是苏联却要求在中国的领海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提出各占 50%，这不是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吗?还要与我们共同搞什么长波电台，还不是搞我们的情报！”

“他赫鲁晓夫，在去美国戴维营之前，为了讨好美国，骂我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那好吧！我算是公鸡！他赫鲁晓夫呢？是草(母)鸡！”毛主席的话音刚落，听报告的全体同志马上响起了一阵爽朗的笑声，毛主席也笑了，这是非常辛辣、幽默嘲笑赫鲁晓夫的形象语言。

(六)共渡难关

为了偿还苏联的债务，毛主席也勒紧了腰带，把猪肉拿去抵债。

1962年2月中旬，阴历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一家四口到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去看望他老人家了。

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当时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向中国逼债，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可谓天灾人祸齐袭来，中国的经济处于困难时期，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接待我们的是王敬先，他此时是中央卫局的副局长，瘦小的个头，面部黑，两只大眼睛，一副精干的样子。他告诉我们：

“毛主席刚刚吃过晚饭，他说不陪你们了，叫你们吃好饭后，再去看他。”王敬先说完就匆匆地走去陪毛主席去紫光阁。

新改建的餐厅面目大变了。我把这里误认为是毛主席的起居室的紫云轩了，当然改建后的这处餐厅，比原紫云轩的过道作餐厅处要高大明亮多了。

我们一家坐在小客厅里，或者说是餐厅里，没有多久饭菜就好了。毛主席大概知道我们要来，就事先准备饭了，不然四个人吃饭不可能在数分钟的时间里准备好。毛主席可能是特意为我们加餐的，经济困难时期尚未度过，他老人家大概清楚一般职工的生活，这一餐饭就显得情意更加深厚了。

李银桥同志把饭菜提了进来。我和银桥算是久别重逢的战友了，他接待了我们。他一边在餐桌上摆着饭菜，一边解释说：

“主席指示不要给他吃猪肉，等经济好转了再吃，所以你们来了也没有准备下猪肉给你们吃。”银桥把饭菜摆好后，又热情地招呼着说： “你们可要吃饱啊！”

饭后，我带你们去看主席。”说罢，他走出了小会客室。

我感到咽喉有些梗塞了。毛主席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得太过分了，我们的国家再困难，也能有他吃的猪肉啊！饭我们虽然吃了，心中总感到不是滋味。饭后，李银桥把我们带到了除夕晚会的会场。这个会场记忆中是一处不大的平房，在紫光阁的西侧，在游泳池的北侧不远，即靠近中南海北门较近的地方。由于会场不大，参加的人员不多，倒像个家庭舞会了。

毛主席见到我们一家来看望他老人家，非常高兴。一一地和我们握了手，并邀请叶阿莉(以后改名叶丹)跳了交谊舞，一曲终后，休息时，毛主席招呼我坐在了他的身旁。毛主席热情地侧头微笑，看着我说：“王医生，你看，我的身体情况怎么样，比你在的时候还好吧！”说罢，双眼炯炯地看着我回答。毛主席是那样兴奋，对自己的健康情况非常满意，这里也可能含着政治上的意义，在经济困难时期，少吃了肉，身体反而健康多了。

“很好！主席！”我非常高兴地回答。他老人家看去确实很健康，不是恭维客套，比我在时要精神得多了。

毛主席见我高兴地观察他的健康体魄，又满面春光地说： “肉少吃了点，加上经常游泳，体重跌去了几公斤，但精神很好。”

应该说，自从1943年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以来，这次看到他老人家的身体，在这19年中是最佳的状态。

“主席，游泳是个很好的体育活动，它能使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得到锻炼。”

听到我的回答，毛主席又加重了语气说：“游泳对身体的益处很大。”

这是毛主席自己发现的保健方法。

十五、诲人不倦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军事理论家、军事指挥家；同时也是在诗词、散文、书法艺术方面的匠人；此外，还应该给他老人家再加上一顶桂冠，他也是一位罕见的教育家，新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奠基人。在此章节里，我所记述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就是毛主席是怎样关怀他身边工作人员成长的，是如何培育他们，使其成为更为有用的人才的。这些在生活接触过程中的事实，都是我个人亲身经历到的，并多数是我亲自聆听到的他老人家的教诲。

(一)“你搞个实验室吧！”

为了工作上的便利，领导把我安排在菊香书屋大门正对面的一套西房里居住。这里曾是首长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一共三间。靠北侧的两间是联间，作为办公室和会客室，南侧一间是卧室，记得在杨主任的办公室里挂着横书的四个隶书大字“唯虚能受”，字写得极为有神，苍劲古朴，落款为“尚奎”，字意和字体都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那时对我来说，间卧室也就足够了，因为孩子不在身边，大儿子在托儿所，小儿子由公家请了保育员住在北长街，有空就去看看，爱人又在上海学习，所以一个人住起来空旷得很。这套西房的大门开在中间的一间，一出大门穿过澄怀堂大院就是菊香书屋的大门了，值班的卫士在值班时，就可以看到我，有什么事通知起来非常方便，等于是与毛主席住对面了。

澄怀堂大院没有围墙，也不像菊香书屋那样由东、南、西、北的房屋所组成的那种形式，更没有单一的出入的大门，而是四通八达的。但是这个院子是比较大的，比菊香书屋的院子大数倍。毛主席常在这里散步，地面是由青砖砌成的，因为年代较久，有些地面的砖已经破损，靠近墙角的地方长起了野草和青苔。 这天的上午，我正等候着在毛主席睡前去了解一下他老人家的健康情况，所以就利用这段时间，在我的卧室里，面朝南墙背对着房门坐在桌旁看起《希氏内科学》来，准备一得到值班卫士的通知，便立即去紫云轩。

“主席来了！”卫士王振海急匆匆地快步走进了我的寝室，刚一进门，就冲着我的头顶小声而急促地说了一句。

我马上合起书本，站了起来，转过身去想出门迎接毛主席时，他老人家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

对毛主席的光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好意思请他坐我那对他老人家说来很不相称的硬凳子或床铺，就在此瞬间，毛主席已经向西横跨了一步，走到我床铺北侧的一个小方凳子上坐了下来。毛主席伸手摸了摸我的床铺，关切地问道：

“王医生，怎么样，这房子还可以吧！”听他老人家的话音，是他指示把我安排在这套房间里来住的。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是超水平的待遇了。

“很好！”我满意地回答。

“啊！你还过着单身生活啊！你爱人呢？”毛主席已经发现了是一个单人的床铺，床上简单的被褥也是单人的。他带着关心和惊诉的口吻问道。

“她在上海医学院补习文化，正在读医科大学的预备班。”我恭敬地回答。

“那好哇！你的爱人学习回来，就比你强啦！”毛主席兴奋地说后，立即又是关心又是鼓励地补充说： “王医生，你要努力哟，不然就要落在你爱人的后面了。”说完毛主席笑眯眯地瞧了我一眼。他老人家总是非常关心青年人的学习和成长。

我看着毛主席和蔼的面孔，听着他谆谆的教导，点点头说：“是，主席。”我对着毛主席回答。

这时我才发现，在我室里的、唯一的一把靠背木椅空在那里，我真算是呆透了。

毛主席站了起来，离开了小方凳子，看着他进来时我才合起来的《希氏内科学》，既是鼓励又是告别地说：“好！王医生，你继续学吧，我走啦！”说毕毛主席向外走去，我立即跟在了后面，随着他老人家走出了我的诊室。

这时，王振海走到我的身旁，小声地说： “主席刚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还没有去休息，说到院子里走走，散散步。一出院子(指菊香书屋的大门口)就问：“对面现在住着谁呀？”我告诉主席说是你，他马上说：‘好！咱们去看看王医生！’这不，我就想先急走几步，跑在主席前头，给你报个讯，可主席就进来了。”王振海是想让我早点知道主席来了，也好有个精神准备。结果，毛主席只比王振海差了一两步到达我的寝室。

王振海一边向我叙述着毛主席到我诊室里来的过程，一边又加快了步伐向毛主席赶去，因为在我们两个人交谈时，毛主席已经把我和王振海甩在后面10来步了，他老人家回头看了下我俩，便开始放缓了脚步，有意地等我和王振海跟上来。当毛主席看到我俩已经一左一右地跟在他的身后时，他老人家便侧过身来对我说：“王医生，你搞个实验室吧！”

他用手指了指院子北面的那一排房子，即澄怀堂，也是我们曾提到过的，作为礼品室和乒乓球室的房子。接着又说：“弄些老鼠、兔子、搞些试管、烧杯、作点科学试验工作吧！”

说完，他又察看了一下我的表情，我考虑到，在毛主席的身边，怎么能搞动物实验研究呢，引发一些疾病来怎么办？我思索着没有表态，他老人家见我在思考着什么，便幽默地微笑着告诉我说：“你搞试验研究，不要把这些房子都烧着了！”为了加强语气，毛主席夸张地用手臂环指了一下，画了个360度的大圆圈，眼睛和身体也随着他自己的手臂转了一圈。他所环指的范围，包括了东侧他居住的紫云轩、菊香书屋，南侧的颐年堂，北侧的澄怀堂，西侧我住的房子。毛主席说完笑了，我和王振海也笑了。

毛主席又转了话题：“王医生，你读过康德关于天体形成的学说吗？”他问我话时非常亲切。

“我没有看过。”我紧跟上半步回答。毛主席见我加快了步伐，便把他的脚步放得慢了些。把头转向了正前方，双目显出凝视的神态，似乎他在努力地追忆着过去。

“在青年时代，我读过有关康德的星云学说，他科学地描述了天体的形成，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你应找来看看。”毛主席又把头转向我，亲切地加重着语气诱导我。 “好，主席！”我热切而认真地回答。

“我青年时代，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工作过，那是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有很多的书可以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那时认识的。”毛主席一边回忆着，一边语意深长地说道。我紧紧地跟在他老人家的身旁，用心地聆听着。

“王医生，你搞个自然科学图书室吧，从我的稿费中出钱，你把它办起来。”毛主席为我设想着增加科学知识的方案。

毛主席从教我要读有关的自然科学名著讲起，用他自己的切身经验和感受，叫我办起自然科学图书室，用他追求科学知识的渴望引导着我。这一天的谈话，毛主席围绕着自然科学，向我讲述了许多，他多么希望年青的一代，在科学实验，科学理论等领域中有所长进啊！

第二天，我到王府井中国书店出售旧书的地方，买到了有关康德天体形成的星云学说的书籍，书分上下两册，中译精装本，是红皮硬壳的装潢，为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者记不太清楚了，是民国初期的出版物，不知是不是毛主席曾经看过的那本书。

这部书在“文革”期间，我捐给了华北七所的图书馆。“文革”后，我曾想再查看一下这部书，结果，被告知：已经当作废纸送造纸厂了...

(二)和美国有统一性或同一性

在1951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从西柏坡回到了北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朝鲜半岛上激烈地进行着。在中南海大院内的一所古式房屋里，中央警卫局的部分工作人员，正在积极热情地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矛盾论》，在自学的基础上，大家在进行讨论。在讨论会上，有的同志提出：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没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

本来这个问题在《矛盾论》中是有定论的，但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提出这个问题，表明对《矛盾论》中提出的：“矛盾的双方处于统一体中”这一论断是认识不清楚的，所以这个问题一经提出来，就引起了热烈的争论。这也说明，那时，我们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员，尤其像我这样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政治理论方面的水平是很低的，但同时又可以说明，我们那时追求理论知识的学习热情是很高的。

王敬先(在河北平山县缺峪机关时就相识了，他此时是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已是数学家华罗庚的乘龙快婿，“文革”中被四人帮迫害而死)，带着尖锐的男高音声调，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肯定的回答：“根据《矛盾论》的解释，我们和美帝国主义之间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说罢，他用锐敏的目光向小会场环视了一周，并带着挑战性的微笑。

“那么，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统一性和同一性呢？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是帝国主义国家，这二者之间的统一性或同一性表现在哪里呢？”我提出了疑问性的反驳，也正是自己搞不清楚的地方。

“在《矛盾论》中是这样写着的嘛！”王敬先仍带着兴奋的尖锐声调回答着，同时打开了手中所持的《矛盾论》小册子，照文念道：“矛盾的双方处于统一体中。”念罢，他合上了书本，得意地冲着我笑了笑，又补充说道：“这是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的，至于我们和美帝国主义有什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我说不上来；但是，我可以肯定，我对这个问题回答得不错。”

我对王敬先的发言无力反驳，因为在《矛盾论》的书本上写得明明白白。很显然，我当时受到形式逻辑推理的束缚，挣脱不出来，认为一承认我们与美帝国主义者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时，不就把我们自己也推到帝国主义一边去了吗？所以不敢承认，也无法解释。因为我还没有吃透《矛盾论》中所述矛盾的双方处于统一体中，这一个简单的命题。要更深一层地去理解我们与美帝国主义有统一性或同一性这个问题，就更难了。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等于这个问题从书本中提了出来，又回到书本中去了。会场上的讨论，变成了三三两两的议论了。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结果，我想到了最好的老师，去请教《矛盾论》的作者，毛主席。对！去请教毛主席，我悄悄地出了会场，向着斜对面的丰泽园大门走去。

当我走进菊香书屋的院落，来到毛主席办公室的门口时，我停下了脚步，迟疑起来，心想，为了一个学习上的问题，去打扰他老人家，他的工作是那样的忙，我这样做合适吗？这个心思使我在毛主席办公室门口徘徊。席办公室的门前踌躇了起来，是走进办公室去请教毛主席，还是退回到讨论会场上，再听听同事们的讨论和见解......

正犹豫不决时，毛主席和江青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毛主席大概看到了我在迟疑不决的神态，就发问道：“王医生，有什么事情吗？”毛主席问后，又关心地看着我。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立即把我从游移的思考状态中解脱了出来。

“我们正在学习主席的著作《矛盾论》，有的同志提出，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有统一性或同一性，我不明白，我们怎么会与美帝国主义者有统一性或同一性呢？”我像小学生向老师请教答案时一样，仰望着毛主席向他提出了我弄不清楚的问题。

“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是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毛主席肯定地回答了我的提问。 “主席，是个怎么样的统一性或同一性呢？”我把讨论会上曾向王敬先提出过的问题，又重新向毛主席提了出来，摆在了他老人家面前。毛主席看着我那固执而又幼稚的眼神，改变了直接回答问题的方式，便采取了启发式的方式向我提问道：

“我们中国在什么地方呀？”

“在地球上。”我虽然回答了提问，但是尚不明白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

“对！中国在地球上，美国呢，也在地球上，而位置正好与我国相对着，我们在地球的这一面，它在地球的另一面，但都是在地球这个统一体上的，对吗？”毛主席解释后，又审视着我的眼睛。我弄清楚了没有。

毛主席看到了我眼神的变化，知道了我对中国和美国在空间上的统一，算是明白了，接着他又解释道：

“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缺少一方就构不成抗美援朝的战争了。”毛主席由浅入深地解释，使我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的难题解决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有了。这时，陪着毛主席走出办公室的。一直站在毛主席身侧的江青插嘴道：“问题应该是强调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者的斗争性，而不是我们与他们的统一性！”江青讲这番话时，她的目光是对着我的，好像是对毛主席讲解的补充，但她讲完后却把眼神转到毛主席的面部，她的眼光是在希望毛主席的支持或肯定她的见解。但是，毛主席没有对她的插话表态。

我带着获得了知识的喜悦心情，向学习讨论的会场走去。边走边思考着毛主席对问题的解释和解释的方法；同时，在我的脑际里，也面举一反三地推论着，有滋味地咀嚼着新获得的见解。对啦，任何矛盾着的事物，都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存在着，好像有一个“外壳”把一对或多对的矛盾包裹起来，这对或这些矛盾又有可能受其他的外界矛盾的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壳内”的矛盾可以互相转化，这种转化包括位、势的转化，或者说是性质上的转化，就又处于一个新的统一体之中了，也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外壳”，也就是变换了一个新的“外壳”。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帝国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和最终必然地转化成为共产主义；啊！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呢，能倒退吗？在一定条件下，能转化成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吗？！在那个时期，还不敢想象这种可能性。以后，毛主席曾经指出过：

“弄不好，社会主义要变坏，那就是法西斯主义！”这样的严重提法，学习《矛盾论》后，我也不感到震惊了。毛主席的论断说明，矛盾性质的转化，可以转化到它的极端对立的位置上去，像资本主义转化到社会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去侵略别的国家，那就是毛主席曾经说过的：是社会帝国主义。列宁也曾经说过：越出真理一步，那就是谬误！

啊！好厉害的《矛盾论》！

(三)“不是你这个办法”

毛主席睡醒了，我照例走进紫云轩他老人家的起居室，了解他的睡眠和健康情况。毛主席正在床上看书，这表示他尚不急于去办公室，我完成任务后，正欲离去时，毛主席对我说：“王医生，我的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看《参考消息》，你去找来看看，看过之后，再给我讲讲。”

我接到任务后，没有进一步地去考虑，也没有去问毛主席所关心的是哪些方面的情况，仿佛他老人家的指示我已经明白了。《参考消息》上经常刊载一些外国通讯社的评论或文章，关于国际间的大事件的报导比较多，我便按我对《参考消息》的爱好内容，去注意阅读《参考消息》了。过了两天，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则重要的国际新闻，就在毛主席醒后尚未起床去办公室前的时间，带着那张《参考消息》走进了紫云轩，和往常一样，毛主席正侧卧在床上，阅读一本线装的书籍。我趁这个机会，了解了他的健康情况后，便打断了他老人家的视线说：“主席，今天的《参考消息》上有一条重要的国际新闻，我给您读一读吧！”我想读比说好些，说怕概括不了原文的意思。

没有等毛主席回答可否，我便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面前读了起来，毛主席只好停止了阅读，手持着那本线装书籍，听我读报了。我读完之后，他老人家笑了一笑。

毛主席一笑之后，又埋头继续阅读他手中的线装书。我呢，觉得完成了一件重要的任务，所以自我感觉良好，高高兴兴地走出了紫云轩………

我心想：“这倒是个好办法，一来能让毛主席知道下重要的国际新闻，同时还可以缓解一下他老人家紧张单调的脑力劳动，就这么办！”

又过了几天，我又看到了一篇重要的新闻，便又抓住机会在毛主席面前读了起来。他老人家只好听我把报读完。他听后，一缕苦笑挂上了眉梢和嘴角，并在苦笑中带出了轻轻的咯！咯！声。毛主席把手中的书放在了床头，顺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香烟和火柴，点燃后深吸了口，用柔和而亲切的语声仍带着笑意地对我说：“不是你这个办法，你要好好地看上它几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对形势产生了一些看法，也就是说有了观点，到那个时候，你再来向我报告你对时局、形势的看法。”

这时，我才明白了过来，毛主席是在训练我的头脑，训练我观察时局变化的方法，马上使我感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化了。简单的思维方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理解错了毛主席的意图；未能理解到毛主席对我要求的含义。他老人家是在训练我分析事物的能力和方法，只能在充分地占有各个方面的资料，产生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才能对他有所帮助。

接着，毛主席又进一步地指示我说：“你可以订些香港的报纸，不管是什么观点的，拿来作参考，所需费用，可以从我的稿酬中出。”说罢，他慢慢地吸起烟来。看来，毛主席是想开拓我的思维世界，训练我的政治头脑。他老人家淳谆地开导我，叫我搞实验室、办图书室等，大概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扩大视野，把我的视线从具体的业务工作圈子里解放出来；从《参考消息》中，从各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中，从纷繁的事物现象中，抽出决定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找出事物发展的趋势，以便预测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让我学习观察国际事态的变化，想使我更有用处一点，工作得更有意义一些。对于他的保健工作，他老人家没有看得重要，或者说没有放在心上。我呢，上级交给的保健任务，可以说是责任太重大了。在毛主席的健康问题上，不能出点差错。虽然，在实际上我也向另一条途径上迈出了步。毛主席叫我担任了他的生活秘书工作，不过，在我的思想深处，这是我的兼职，我的本职工作，仍然是他老人家的保健医生。全心全意地把精力都放在这件工作上还怕做不好呢！当时，我确实无“鸿鹄之志”。

在毛主席向我交待任务时，江青走了进来，她也听到了毛主席对我的教诲，待我起身要离开时，她向毛主席请求道：“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四)“大人也有坏的嘛！”

一个周末的傍晚，托儿所的孩子们都由家长接回家中。我爱人在上海医学院上预科，我只好把大孩子王子翼接到我的宿舍，小儿子王子延刚刚一岁多点，由请的保姆帮助带领，住在北长街。我刚请朱宝贵同志帮助把子翼接到身旁，值班卫士走来通知我：“王秘书，主席叫你陪吃饭。”卫士同志们也掌握住了规律，大凡毛主席用餐时叫我去，那一定是陪他老人家吃饭了。怎么办？交给谁替我看一下呀！真不凑巧，如果早通知我几分钟，朱宝贵可以帮助我把孩子再管一会，现在抱着孩子去找同志们帮忙也来不及了，不能让毛主席等着我吃饭呀！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只好带着孩子上“阵”了。我便把孩子抱了起来，急步向菊香书屋走过去，来到紫云轩的过厅时，饭菜已经摆好了。我从餐桌旁搬过一把椅子，又请值班的卫士同志从厨房里拿来了个小瓷碗和一把小茶匙，摆在孩子的面前。

“这位小客人是谁呀！”毛主席从起居室里走了出来，一眼就发现了这里多了一位小客人，立刻增加了兴趣，他关心地问了声。

“主席，这是我的大孩子，叫子翼，生在河北省平山县的朱豪村。”我敬重地回答着，并回答了孩子的出生地点，因为在北平和平解放前，毛主席曾在平山县的西柏坡住过，朱豪村离西柏坡村仅数里之遥，不过有滹沱河相隔，是当时的中央医院的驻地。

“你还有几个孩子？”主席又问。“还有一个儿子，生在北京，叫子燕(长大后，他讨厌这个名字，因为女孩子叫这个名字的很多，就自己改成了子延)。”我补充说。

“王医生，很好嘛，身兼二职哟，既是爸爸又是妈妈。”毛主席说笑着夸奖我，大概也是打趣我，可能是看到我带孩子太蹩脚了吧。毛主席到过我的宿舍，知道我的爱人正在上海学习。毛主席问过我后，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他老人家弯着上身把脸靠近孩子的头部，和蔼地问道：

“小娃娃，你几岁啦？” 孩子没有说话，生生地双目注视着毛主席，伸出了四个小指头。 毛主席又微笑着问：“啊！你的妈妈呢？” “妈妈，妈妈上学去啦！”孩子的胆怯消失了。 “你想妈妈吗？”毛主席把头部更靠近了孩子问。 “想妈妈，我想妈妈！”孩子睁大了双眼望着慈祥的毛主席。毛主席和孩子交谈之后，又忙着给孩子夹菜。

孩子嘴里吃着，视线却停留在一小碟红、绿相间的炒辣椒段上，对毛主席夹来的菜也不顾了。毛主席发现了孩子的眼神后，更提高了兴趣，就挑逗着孩子，轻轻地笑着说：“啊！小伙！你想吃辣子啦，是吧？这东西可好吃啦！”说着，毛主席夹起了一截红色的炒辣椒段，在孩子的眼前晃了一晃，然后停在孩子的嘴前，等孩子来吃。果然，孩子把小嘴凑了过去，要吞食那截夹在毛主席筷子头上的红辣椒段。

我立即把孩子拉近身旁，连忙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想，这湖南口味的炒辣椒，我吃一口都要辣出汗来，孩子要是吃了下去，肯定会受不了，哭闹个不停，一定会把毛主席的这餐饭给搅得吃不成啦！毛主席想喂孩子辣椒的举动，受到了我的阻拦，就把那截炒辣椒段放进自己的嘴里，而且在孩子面前，装作很香很好吃的样子嚼了起来。

孩子双目紧紧地盯着毛主席津津有味吃辣椒的表情和动作，右手的小食指也靠近了嘴唇边上，一直看着这位老爷爷把那截红辣椒吞下去。

毛主席又夹起来一段红辣椒段，伸到了孩子的面前说：“你吃吧！可好吃啦，不要听你爸爸的！”

孩子又伸长了脖子要去吃那夹过来的辣椒，我带着祈求的声调又阻拦说：“主席，不能给他吃！”

我又把孩子拉了过来。孩子奇怪地瞪着两只瞪得圆圆的小眼睛瞧着我，幼小的心灵大概是在想：“爸爸是怎么啦，那样好看好吃的东西，怎么不让我吃呀？！”

毛主席遭到了我第二次的阻拦，而且态度坚决，于是他就把夹起来的红辣椒放回小菜碟里去，带着对我批评的口吻说：“你让他吃嘛，怕什么？让他上上当，不要把孩子教育成那样，使他们认为大人都是好人，大人也有坏的嘛！”

这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当时我只是想，不要打扰了毛主席的用餐，没有考虑得更深些。生活中的许多事应该有个更深一层的了解，我这个未到成年就投入到革命队伍中的人，直到现在，遇到事情，还是简单地对待，不讲究方法。

(五)“我的卫士上大学了！”

毛主席早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从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亲眼所及，毛主席除工作之外，再也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了。他那种锲而不舍，顽强不息的学习精神，给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同样，他老人家也非常关心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的学习和成长。新中国建立不久，毛主席就指示在中南海的机关办起了业余中学，他身边工作的卫士们都进了业余中学学习，算是半工半读的形式。

一个初冬的傍晚，刚刚吃过晚饭。在紫云轩毛主席起居室的南窗下，几个卫士站在那里，从窗口射出来的柔和的光波，尽情地抚摸着每个青年卫士的笑脸，从每个人挑起来的眉梢，可以看得出来，有什么高兴的事儿撞击着他们的心弦。常言说得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他们有什么喜事呢？

紫云轩射出来的灯光所映照的南窗下，卫士们正在那里低声低语地、欣喜地谈论着什么。毛主席此时正在起居室里专心地阅读着书籍，卫士们虽然在主席的窗下谈论，那种轻轻的低语恰到好处，只要你不是参与者，即使是在室外，距离不太远，也是听不到的。他们议论的声音惊动不了毛主席，假如他老人家听到了他们所议论的事情，我想也一定会是非常高兴的，说不定他会穿上衣服走出起居室，与年轻的卫士们共同议论此事的。

这一定是青年卫士们的共同喜事，不然为什么每个人都挂着一幅笑脸。

我轻手轻脚地凑了过去，走近这喜悦的人圈，低声地问道：“有什么好事，你们这样高兴！”副卫士长孙勇抱着一沓子笔记本和书本，把笑眯眯的面庞转向我，说道：“你看，这是毛主席花钱叫我买来的笔记本、书本和中国地图，指示我交给每个卫士一份，叫我们上机关业余中学，学习文化。”他说着并把右臂所抱的书本和笔记本移到我的眼下，随后便一份份地发到周围的每个卫士的手中。

那时，我还不明白，学习文化为什么毛主席还要特意地给卫士们买地图。现在回想起来，作为一个立志献身于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志士，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知道中国的地理，大概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青年卫士们双手捧着毛主席花钱买来的笔记本、书本、地图，都没有立即离开，仍旧站在紫云轩南窗的灯光下，兴奋低声地阅读着自己的感受，仿佛是在毛主席面前表态。毛主席对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爱护，激起了年轻的卫士们学习文化的决心。都绝不辜负毛主席的慈母之心。是啊，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多数卫士都是来自中国贫穷的农村，在解放前进学校学习的机会是很少的，他们渴望学习文化的热情是可想而知的，毛主席亲自为他们创造了条件。

卫士张宝金双手将毛主席给他的笔记本、书本和地图抱在胸前，喜悦的脸上滚滚地落下了幸福的泪珠。他激动而兴奋地小声说：“我决不辜负毛主席的心意，一定要学好文化，同时把日常工作做得更好！”

卫士赵鹤桐带着点轻轻的口吃说：“做好工作，学好文化，一定要对得起毛主席的关怀。”

后来，张宝金、赵鹤桐等都上了大学，这件事，毛主席还曾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特别地讲过：“我的卫士上大学了！”是的，毛主席应该高兴，这是他培育的结果。

(六)“祝你们学习胜利！”

1954年的10月下旬，我在俄语专科学校的留苏预备部结业了，胜利地完成了一年的俄语学习任务。同学们都忙着收拾行装，正做出国的准备工作。他老人家正侧卧在床铺上看书，床头桌上的台灯正亮着，我轻轻地走到了他老人家的床前。毛主席见我来了，马上合起了书本放在床侧的头部，然后，从床头桌上拿起了香烟、火柴，燃起了一只香烟，吸了一口，我习惯地拉过一把木质靠背椅子坐下来。

毛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慢慢地问道：“王医生，要出国学习啦，去多久啊！”

“我想把基础打得扎实一些，从头学起，用上六年的时间，从大学一年级学起。”我把想法说了出来。

“时间太长了！”毛主席听后，沉思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了一句。

此时此刻，使我回忆起去年我到毛主席的面前，要求去学习的情景来。那时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感到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不想离开；另一方面又感到担子太重，怕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不足，给他老人家带来不利于健康的影响；同时因和江青在降低伙食标准上引起的不愉快，也觉得难于把工作做好，甚至难于工作下去。我也不好意思把这件事向毛主席挑明，惹他生江青的气。

当我向毛主席提出学习去的要求时，他曾再三向我表示：“王医生，我需要你在我这里工作啊！”他老人家两次拒绝了我的要求。

但是，那时我想，毛主席身体很好，我也尚年轻，学习回来，能更好地再为毛主席服务，不是更好吗！当我第三次请求时，毛主席才表示同意了。今日，当他老人家提出我去学习六年的时间太长了时，我感到内疚了。

“主席，那，我就去报考研究生，时间短些，是三年。”我急忙改口说，想安慰他老人家。

毛主席仍旧沉闷着，慢慢地吸着烟，没有再说什么。我的心情也很沉重，如同孩子要离开父母出远门的心情一样。就算这样定了下来，我去报考研究生。

临别时，毛主席说：“王医生，你去留苏预备班找一个同学，我接到她的一封信，要求见见我，她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你找到她后，把她领来见我。”说毕，他把一封信交给了我。

回到学校后，我按着写信人的姓名、班次，找到了她(请原谅，我把该同学的姓名忘记了)。

“这是你给毛主席写的信吗？”我同时把毛主席交给我的那封信，亮到了该女同学的面前，问道。 “是我写的呀！怎么到你的手里去了呀？”她惊地瞪大了双眼说。

“毛主席叫我通知你，明天让我带着你去见他。”我的话音刚落，女同学高兴地欢叫了起来： “真好呀！真好呀！”她手舞足蹈起来，又是鼓掌，又是跳跃，乐不可支了。

第二天，我把女同学带到了万寿路的新六所。毛主席来这里小住，算是度周末吧。

分别时，毛主席招呼说：“来，合个影吧！”就在新六所毛主席住房的东侧，毛主席面朝西，迎着西照的阳光，女同学高兴地站在了毛主席的右侧。我想走开，往南侧退了几步，以免妨碍摄影师侯波取景。

“王医生，你也来呀！”毛主席见我要避开时，亲切地招呼我。我又赶快急步地走过去，走到他老人家的右手站好。

合影毕，毛主席微笑着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并与我们亲切握别。

回校后，该同学提出要这张照片，我当时以出国保密为理由，说服了该女同学；回国后我也没有去找摄影师侯波同志要这张合影。后来，有几次去中南海，也没有要这张照片。这件事，我做得太蠢了。多么珍贵的纪念照啊！那位女同学大概也不会原谅我的“过失”，我也使她失去了一生最宝贵的纪念照，造成了终生的遗憾。

“文革”之后，1980年，我遇到了侯波同志，问起那张合影，她说： “在中南海，封了起来！” 何时能得到这张合影的照片呢！希望它还能存在于世上。

十六、战士性格

毛泽东同志具有非常鲜明的性格，对待同志和朋友感情真挚、深厚、披肝沥胆、肝胆相照。在他身边工作时，常常看到他老人家对朋友、亲友、同志们关怀备至。这无论是对曾经在农村共同劳动过的农民朋友，还是对在革命征途中相遇的志同道合的诗友，或者对有忘年之交的朋友，都是以诚相待。但也有极少的情况下，他也会大发脾气，造成雷霆万钧之势，酿成非常紧张的气氛，事情过后，又感到不当，赔礼道歉，如暴风骤雨过后，天空晴朗，彼此之间又更加心情舒畅，这也是至交所常见的情况。这种特点，正如他在青年时代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天下唯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已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不愿牺牲真我......”

作为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位普通人员，深感他待人真诚、平等、性格透明，似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

(一)“他可是个大好人哪！”

这天上午，毛主席经过十几小时的紧张工作，拖着疲倦的双腿走出了办公室，穿过院落，连散步的精神都没有了，直接进入了紫云轩的起居室。他想尽快地睡上一觉，以便恢复精神和体力。

值班卫士把我找来，当我进入毛主席的起居室时，他已经换上了白毛巾布睡衣，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室内屋顶上的大灯没亮，只有床头桌上的台灯发出柔和的光线，这个讯号表明，他很想睡了。

王医生在你代我去看看胡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已经住进北京医院。“我一走进紫云轩时，毛主席就急忙交代我去看望胡乔木同志。他神情忧虑地又加强语气对我说： ‘他可是个人好人哪！’说着，又叮嘱了我一下。

我刚要离去，毛主席再次叮嘱我：‘你看胡乔木同志后，把情况告诉我！’

‘现在，不得了啦！要睡上一觉了。’说着他把毯子又围严实了些。

我走出紫云轩，毛主席起居室的灯光就拉熄。这种情形是很少见的，不需要值班室的提醒，也不需要安眠药的帮助，就自然地睡了。可想前知，他老人家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还在延安时代，我就知道了，胡乔木同志是党内有名的理论家与政论的大手笔；进城后是中宣部的副部长，又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是位大秀才。他就住在中海的大院内。

我马上去了北京医院，上到病房楼的第三层时，我看到了傅连暲副部长和胡乔木同志的夫人，他们已经守候在病人的身旁了。我将来意向傅连暲和胡夫人报告后，便立即走向躺在输送床上的胡乔木同志。医生和护士正准备把他送往手术室。

胡乔木患溃疡病，大出血。他面色苍白，显得非常虚弱，连说话都气短了。他出血量很大，正准备作手术抢救。我急忙走近胡乔木身旁，低下头来，强打笑容地告诉他：“毛主席很关心您的健康，特意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我握着他那因缺血而苍白冰冷的手说着。

“谢谢毛主席的关怀，请转告主席，请他放心，不会出事的。要给我作手术。”胡乔木苍白的面部露出了笑容，兴奋而吃力地说着。护士们没有等我们把话说完，就推动了输送床。我们一边走着，一边才把话说完。我一直陪着输送床将胡乔木同志送到手术室的门口，护士将胡乔木同志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的门关上了......

手术的方案已经确定了，由当时的院长，外科专家周泽沼执刀。他向手术室走去，路过我的面前时，对我说：“王大夫，我们研究过了手术方案，准备边输血，边进行手术，乔木同志出血量很大，保守疗法恐怕不行，即使出血一时止住，也难说以后不再出血，但手术会是很安全的。”

他说后，和我握别，向手术室走去。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病人的情况良好，作了胃大部切除术。

毛主席醒来时，我向他老人家详细地汇报了胡乔木同志的病情和手术经过。毛主席听后，精神上如释重负，面部紧张的表情放松了下来，说了一声：“好！”

(二)柳亚子讨“皇封”

中南海里的勤政殿，在建国初期相当于现在人民大会堂的部分作用，外国驻华大使，就在这里呈送国书，小型的政协会议，有时也在这里召开，共同商讨国家大事。

一次，毛主席在勤政殿召开重要会议，会场不大，没有容纳随行人员的地方，于是我们便都守候在会议室的周围，我是个坐不住的人，便走出了勤政殿的天门口。

刚出门口，正遇到李福坤副处长值勤(李是中央警卫处的副处长，处改为局后是副局长)。他一方面指挥和安排各界领导人士的车辆，同时，把各界的首脑人物带领到会议地址。俨然是一位导航员，会前很忙活了一阵子。现在会议开始了，他第一阶段的值勤任务就算完成了。此时，他闲了下来。来开会的车辆都已经有秩序地等候在勤政殿大门的两侧和去瀛台桥前的两旁。

他见到我从勤政殿走出来，就找我拉起话来。

“鹤滨，你最近读没读到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的诗词？”李福坤比我大几岁，职务比我高，与我谈话直呼名字，显得亲切而随便。他笑眯眯地，津津有味地问我。

“读到了《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主席是在亲自作统一战线工作吧。”我回答着，但对李福坤诡秘的笑脸仍未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用带着“问号”的面部表情，看着他那笑得双眼都眯缝起来的神态。

“柳亚子先生的诗，你读了没有？”李福坤又笑着问我。

“知道，没有读。”我如实地回答，我的目光一直在探索着他那诡秘的神态。

“柳亚子先生以后的诗呢？”他又问我。

“没有见到。” 我想，柳亚子先生以后的诗送给毛主席时，一般是要经过机要室主任叶子龙之手的，李福坤如何晓得，不知道他通过什么渠道，获得“情报”的，他是汪东兴的副手之一。

“你找来看看，可有意思啰！”李福坤说话时笑得露出了整齐而洁白的牙齿来。

“怎么有意思？”我刨根问底。

“很有意思，柳亚子老先生向毛主席讨皇封呢！要求毛主席把颐和园送给他。”李福坤这时才把谜底抖了出来，他说话时的那种神气，语调的扬抑，撩拨着我好奇的心弦。

“啊！真有意思，我一定找来看看。毛主席答应把颐和园送给他了吗？”

我一听到“讨皇封”三个字就感到惊异起来。

“哪里会呢！毛主席又不是皇帝，怎么会把国家的财产送给他呢。”他很肯定地回答了我。我不知道这回答是他的想法，还是他听到了更高层领导，或者是毛主席在某种场合时谈及此事，被他知道了，因为在干部层次上他比我高一级。他知道的事，我可能不知道。他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所以才当作内部的新闻转告给我，让我长长见识。

“怎么回事，是从何引起的呢？”我又好奇地追问。

“是这样的，柳亚子先生进北平后，就临时住在颐和园，他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大概他感到有些怀才不遇，诗中说要回老家过隐居生活，毛主席接到他的诗后，很快和了他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同志、诗友、诤友之间的情谊，婉言相劝，诗中提到：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这诗你已经读过了，柳亚子先生大概是把毛主席和诗中最后两句想得太多了？拿不准。柳先生以后的几首诗，我记得不准确了，你如果感兴趣，找来看看吧，是满有意思的。”

李福坤笑眯眯地结束了他的话，他卖了关子，来了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柳亚子先生以后的诗未曾看到过，李福坤又未直接相告，我只好自己去找来读读。

我知道毛主席与柳亚子先生酬和诗文是1948年秋冬之交时的事了。1945年，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和谈，柳亚子向毛主席索诗，毛主席把作《沁园春·雪》手书相赠，很快被重庆的一些报纸刊登，城市中，形成了一股《沁园春》的热浪，但传到我们耳朵里时，已经是事隔三年了。毛主席驻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村，我们在距西柏坡东数里之遥的峡峪村，当传来毛主席的《沁园春·雪》时，大家争相传抄，我并把此词抄给在保定地区工作的哥哥王鹤华，他来信说，毛主席的词在河北省已经谱了曲，正传唱着。

以后，从毛主席的诗中才知道，早在1926年5月，毛主席就与柳亚子先生相识了。那时，毛主席正在广州，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反对陈独秀的左倾投降主义，坚持反蒋的革命立场，受到与会的何香凝、柳亚子等先生的支持，大概从此时起，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就已经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把柳亚子先生请到北平来，把他安排在风光秀丽，环境优美，具有浓郁诗情画意的颐和园里住了下来。不久就发生了李福坤所说的“柳亚子讨皇封”的故事来。

我找到了诗文，细读了一遍，为了便利读者，引抄于下：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故国，落华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柳亚子先生的原阙是： 《七律·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柳诗中引用了许多典故，为了安慰柳亚子先生，毛主席还曾去颐和园柳亚子先生的住处造访过。

柳亚子先生接到毛主席的和诗后，便连连步原韵赋诗三首给毛主席。看来他是非常兴奋的，并引起了他翩翩的遐想。真可谓抓住不放。作为诗友、挚友来说，显得感情坦诚，直率。步原韵，赋诗七律的第一阙，尾联唱道“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在此阙中，柳亚子先生以严光自况。我猜度，诗中的“清”字为清楚解，或明白解，即清清楚楚，或明明白白之意。这样此阙尾联就可译成：“如果昆明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给了我，我干嘛还去想着富春江呢！”

毛主席接到这首诗后，可能没有酬诗相唱，于是，柳亚子又步原韵赋了一首，尾联是： “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我读过之后，也确有李福坤所说的“讨皇封”之感。柳先生真有冯驩的气概，不过口气更大，已经不是出有车，食有鱼、肉的问题，而是要整个的颐和园了，依我的理解，尾联便是： “倘若把颐和园长期地送给我使用，我就根本不会隐居江边种田了。”

毛主席看到柳先生此诗后，于1949年5月1日，去颐和园看了柳亚子先生。接着，柳亚子又赋诗一首，仍步原韵，但诗句的含义有广变化，他在尾联中吟道：“名园真许长期借，金粉楼台胜渡江。”从诗句发展来看，毛主席去颐和园看过柳亚子后，柳的思维活动有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把“许”、“属”颐和园，变成了“借”。

照我的理解，柳诗此阀尾联的含义是：“颐和园若真的长期借给我，在这雕梁画栋金粉新饰的楼台殿阁里，比渡江好多了。”从毛主席和柳亚子先生《七律》后，柳亚子就放弃了隐旧家乡的念头。看来他是要求有个安居的地方，有个适当的位置，有份相应的工作。

以后，柳亚子先生搬进了城内居住。他对新居非常满意，在1950年9月10日，他高兴地写道：“王侯第宅皆新主，居然朱门华桷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柳亚子先生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柳亚子先生意满志酬。

毛主席还为柳亚子在城内的新居题名为：“上天下地之庐”以酬柳亚子先生和词《沁园春·雪》之意，所题之居名，是从柳词中借用而来的。

1945年10月7日，毛主席应柳先生索诗之求，曾手书旧作《沁园春·雪》一首相赠，柳得词后，也曾按原词牌填写一首，尾句是：“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毛主席为柳亚子先生的新居题名，是对柳先生的极大赞誉，给他的新居增添了莫大的光彩。

(三)天坛候客

毛主席另外的一种工作方式是把工作寓于“散步”之中。每当我听说他要到中南海大院外面去散步时，那一定是他给自己安排了什么任务，这也算是我摸到的规律。

1949年9月下半月的一天，正值北京的金秋季节，也是举国上下正紧张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作准备的时期。这天下午，值班卫士通知我，毛主席要到天坛去散步，随行人员马上出发了，有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机要室秘书罗光禄，我以及三两位卫士，摄影师是位女同志，她窈窕的身材，中等个儿黑瘦的面庞，两只大眼睛，显得很精干，她便是稍晚一点才进中南海的波。

汽车驶出了中南海的东门，顺南长街朝天坛方向驶去，到达天坛时，从东门进去，在第二道门后百米左右，靠路南的一所饮料棚前停了下来。下车后，毛主席在饮料棚内找了一个长板凳坐了下来，这简易的饮料棚的前部是由木板、竹、木条、席子等搭起来的，四面透风，只有棚子的后面严实一些，北京已进入了深秋节令，看样子这家冷饮棚已关门了。突然，天变了，在西北方向的天幕上云滚滚，宛似浓烟翻动着，太阳被黑灰色的浓云遮掩在了后面，天空顿时变得阴沉沉，加上阵阵西北风吹来，显得有些寒气袭人了。公园内已无行人，使人感到格外的宁静、萧肃，只有秋风劲吹，带着沙土和卷起来的落叶、纸屑在地面上扫得沙沙作响，并向这饮料棚中冲来。从西北方向的穹幕上又不时地传来闪电的亮光和低沉沉的雷鸣声。我们担心天不作美，下起雨来，影响了毛主席此行的任务，很清楚了，毛主席今日来到关坛，不是散步而是在等候一位重要的客人，他是谁呢？

大风把深秋的气温吹低了，浓浓的乌云遮住阳光，我们穿着中山制服都感到发冷了，只好在棚子的外面，踏着脚，让因为寒冷而发紧的身体暖和些；同时，随便地低声聊天，消磨这难熬的等人时间，等得时间太长了，我们这些随行人员，不时地把面部朝向天坛的东门口，看看有没有轿车开进来。

毛主席仍然不动声色地坐在饮料棚下的小桌旁。他下意识地触摸了下衣袋，然后朝着卫士抬了下右手，将食指和中指伸了下，这两个手指头稍稍交错着弯曲了几下，示意卫士拿只香烟来，卫士明白，立即把烟和火柴递了过来。

毛主席燃着了一只香烟，慢慢地吸了起来，静静地坐在冷饮棚中的小桌旁，把右臂的肘部支在小桌面上，默默地等着。他不时地把头部转动一下，躲避着秋风在这冷饮棚中所形成的不太定向的小小旋流，这旋流带着刮起来的尘土、落叶、纸屑撞来撞去，冷凄地扫到脸上，令人生厌，有时还会把沙土吹进你的口、鼻。

我看到毛主席的面色变得有些苍白了起来，真怕他老人家冻病了。这使我想到这位客人怎么不按时赴邀呢？害得毛主席在这里受风吹冷冻；我又想，可能是毛主席会客心切，提前到达这里。

这讨厌的风沙，使我回想起春天三月时，中央机关开赴北平的情景来。我们驻地的部分中央机关人员，从平山县的峡峪乘上了由北平发来的搬家汽车，行经石家庄、保定向北进发，沿途的农民们向道路两旁集来，像是欢迎子弟兵进城的仪式一样。

我们乘坐的汽车是以木柴为动力的，这也算是因地制宜吧！那时的国家，汽车工人和技术人员弄不到石油，只好想出这个办法来，在汽车上安装一个木炭炉子。司机的助手每间隔数十分钟，就得需要停下车来，弄下木炭火，用手摇鼓风机的轮子吹风加大木炭的火焰，不然，汽车就开不动了。

从出发到北平，一路都是黄土道路，坑坑洼洼积了很厚的黄土。过了石家庄，北方的季候风迎面吹来，随着车队的前进，就形成了一团滚滚的黄龙。这条黄龙不管你的皮肤是白一点，还是黑一点，都被染成为土黄色。

曾经在北平生活过的同事，在风沙的迎接下，越靠近北平，越显得活跃了起来。那种热恋故乡的深情，使他们用衣袖挡住嘴，带着笑说：“老弟！你知道吗？这就是北平的‘无风三尺土’，现在你已经领教过了，还有‘微雨一街泥’，你以后也会领略到。”

我没有去过旧社会给新中国留下来的遗产，得付出多么大的力量，才能使旧北平改变面貌啊！又得用多大的力量才能锁住这条黄龙。这些重任，也都要落在毛主席的肩上了。

阵风已将西北侧天幕中的乌云向下卷去，西下的太阳喷射着金灿灿的光束来，西垂的乌云镶起了耀眼的金边，阳光又重新抹亮了天地，气温也好像变得暖和起来，风也平息了，停止了吹拂。几辆小卧车鱼贯而行地开进了天坛的东大门，我的心中泛起了喜悦，把风沙起的不快感抛在了脑后。心想，客人终于来了。这汽车在饮料棚北面的马路上停了下来，从前后的汽车里，相继走下来的是刘伯承、陈毅、粟裕等军界的高级将领，他们和毛主席见面后，又一起等了起来。我想，这样大的一个场面，主人们又是来得这样早，要等的大概是一位很尊贵的客人了。那是谁呢？

客人的汽车终于到了，先是程潜将军从第一辆小轿车中走下来，他头戴一顶礼帽，身着长衫，一派文人绅士的打扮，他与毛主席和军界的首长们握手寒暄。接着是张元济先生和其他数位客人，最后辆汽车中，走出了一位看去很年轻的军人，他高高的个头，稍黑的面孔，生着长方形的“国”字脸，体态不胖不瘦，双目炯炯，风度翩翩，容貌英俊，穿着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军呢服，显得格外精神。

只见他朝着毛主席急走几步，在毛主席面前约二米的地方，来了个立正姿势，还可以听到皮鞋相碰的响声，同时举起右手，行了个解放军的军礼，从其动作敏捷、利落、准确和刚健的姿势来看，他像是一位职业军官。程将军是我所认识的，他曾在毛主席那里作过客，他来北京时，毛主席亲自到北京车站迎接过他，这位年轻的将军，他，是谁呢？我靠近一步在耳旁低声地问叶子龙：“他是谁？”

“那是起义将领陈明仁将军！”叶子龙主任小声地把话送到我耳旁。

陈明仁将军行军礼后，仍立正在毛主席的面前，报告到： “主席！我来迟了，失礼，很抱歉！”陈将军深表内疚，仍旧笔挺挺地立正在毛主席的面前，听候毛主席的命令。

“来！子良(陈将军的字)将军，咱俩单独一起合个影吧！”毛主席握着陈明仁的手说着，代替了军礼的回敬，因为毛主席没有穿军装。

“我放走了黄杰等人！”陈明仁将军带着内疚，遗憾的心情，又补充了一句，看来是想请毛主席谅解。陈将军指的是他放走了黄杰、邵文仪和毛健均，尤其是后者，血债累累，连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对他都恨之入骨，欲诛之而后快。

“过去的事了，不足挂齿，两国交兵，不伤来使嘛！”毛主席安慰了陈明仁一句。黄杰、邓文仪曾受蒋介石派遣作说客，利诱陈将军杀死程潜将军，破坏起义。

陈明仁将军仍立在毛主席面前未动，听候命令。

“请来！”毛主席示意陈将军一起合影，说罢，转身向东侧的方向走去。那里登上坡去是个高土台，光线好些。

陈明仁稍迟疑了一下，可能他是在考虑，在这么多的国家高级将领和长辈程潜将军面前，他该不该举步第一个先跟在毛主席的后边走去。此时此景，被陈毅元帅看到了眼里，他急跨两步，走到陈明仁将军面前，说了几句什么，并亲切地用手轻轻地推了他一把，笑着说： “快跟上去，毛主席在等您一起合影呢！”

陈明仁立即急走了几步跟了上去，与毛主席只差有半步之远的侧旁走着。

“子良将军，听说蒋介石在台湾为你开追悼会哩！”毛主席带着幽默的口气，侧着脸对陈明仁说。

“那是他们惯用的一套了！”陈将军认真地、带着对蒋介石都鄙视的神态和口吻说。

在祈年殿西侧约二百米的地方，他们停住了脚步，毛主席和陈明仁转过身来，摄影师侯波赶快走了过来，取好景对好焦距和曝光时间，按下了快门。连摄两张合影后，毛主席和一群高级将领和民主人士向祈年殿信步走去，这可以说是散步了。

毛主席和陈明仁将军像忘年之交的老朋友一样相互交谈着。毛主席说：“台湾还造谣说我把杜聿明、王耀武两位将军也都杀了。你回去时，路过山东，去看看两位将军，之后，将你我的合影及杜、王两将军的情况写封信给你过去的朋友们寄去，做做他们的工作，欢迎他们归来。”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陈明仁就说到：“主席！我照办！”陈明仁将军的军人风格很突出，回答得坚定而简洁，他感到毛主席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

主人和客人们一行十多人走到了祈年殿前，以祈年殿为背景，毛主席与众人合影留念。国庆大典后，陈明仁将军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后改为55军，陈任军长。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

(四)梨园盛况

毛主席非常重视一个人的民族气节和革命的情操，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他一家奉献出了六位亲人的宝贵生命。

梅兰芳这位举世闻名的京剧大师，在日寇的铁蹄踏进中华大地之后，不为伪满唱戏，1938年他赴香港演出后，滞留在那里。但1941年日本侵略军又侵占了香港，他不得已于1942年又回到了上海，隐居家中，蓄须罢演，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日军对他进行威胁利诱，他毫不畏惧，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民族义士，是一位值得中华民族骄傲的艺术家。田汉在梅兰芳先生逝世后，曾赋诗赞道： “八载留须罢歌舞，坚贞几辈出伶官。”

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先生也是饮誉中外的京剧大师。在日寇侵占北平后，他便回到农村的家乡，扛起锄头务农了，表现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高风亮节、巍峨高大的形象。

这两位京剧界的大师，深得毛主席的尊重。

1949年开国大典前后，以及最初几年的国庆节时，各地戏剧界的名优大师，都荟萃于京华，献演于中南海的紫光阁，真是百花争艳，蔚为壮观，形成了梨园史上的空前盛况。

毛主席是新中国文化艺术理论的奠基人。艺术家们认为能向毛主席献艺，在中南海演出，是全国戏剧界的最高愿望，也是最高的奖赏。在舞台上，艺术家们呈献出的是最赤诚、最真挚的热爱中华民族之心，热爱新中国之心，热爱毛主席之心。他们通过艺术形象将自己的这颗心奉献在观众面前，展现在毛主席的面前。毛主席出场观看演出，是出于对艺术家们的尊重，出于对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喜爱，也是出于对艺术家的支持、慰问，是对艺术家们精湛而深厚的艺术造诣的祝贺和肯定，也是与艺术家们在感情上的交流，共同信念的交流。毛主席能观看演出，就使这场戏在政治上获得最高规格的鼓励。

北京是京剧界的圣地，名角辈出，藏龙卧虎，四大名旦更是饮誉天下。

梅派如盛开的牡丹，雍容华贵，集南曲之清丽婉转，汇北曲之激昂亢爽，真是眼神一动，顾盼流辉，行腔运气，典雅优美，甜润宽亮，刚柔相济，艳而不俗，扣人心弦，荡人神。梅兰芳先生那时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他演出《贵妃醉酒》时，双臂倒剪，背向后弯，口衔玉杯仰饮的动作，真令人担心他保持不住平衡，会跌倒下去；但是，他努力克服了年龄上力不从心的障碍，演出圆满地成功，完成了他向新中国、向毛主席献演的意愿。

毛主席看得兴高采烈，心情舒畅，赞不绝口，称赞梅兰芳先生的精湛艺术，更赞美他的民族气节。谢场时，毛主席为之感动了，用力鼓掌，久久不息。

程派，宛如雪崖老梅，冰清玉洁，文似秋菊，千姿百态，唱腔润厚苍凉，舞台风格含蕴正气，程砚秋先生真不愧是京剧界的抒情大师。程砚秋先生也是50岁左右的人了。他在四大名旦中个头最高，块头最大，加上他的体态丰隆，虽经采取了各种化装的技巧，仍遮掩不住他那丰满的体态。他演出了《锁麟囊》，充分地运用了程派的唱腔，吟白和表演艺术的特点。虽然他多年未登台演出，但他终于充实地把心意捧给了观众，呈献给了毛主席。观后，毛主席闪烁着兴奋的目光，报以热烈的掌声。

荀慧生先生虽然不是“梨园世家”出身，但他所演的戏更接近于社会底层人物，如他饰演的《金玉奴》、《玉堂春》、《尤三姐》、《红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剧中的主人翁，都是被悔辱、被损害的女性。荀派演技如铁线白描、似雪白的玉兰、含苞欲放、香郁四溢。他也曾取艺名白牡丹。

荀慧生大师演出了《红娘》，他演出时一丝不苟。我看了下毛主席，观察他的反应如何，只见他老人家津津有味，目不转睛地看着，完全被演员的高深艺术所吸引，并不时地发出响亮的笑声。

又一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大师，为人侠肝义胆，据说常慷慨解囊，资助困难的戏友。他的嗓音刚正，响遏行云，风雅高华，富丽而庄重，如艳紫的茶花，清香四溢。

尚小云先生仍保留着他那端庄俏丽的化装效果，他那多种的甩袖功，真令人叫绝，那长长的白袖出如利剑，旋如行云，根据剧情需要千变万化，每一出手，都博得观众高声喝彩和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也高兴得同观众一起鼓掌，叫好。

在京的生、旦、净、丑中的名角儿几乎都献演了他们的绝技。

谭官英先生演出了《失空斩》，他继承祖传衣钵，神清自秀，于平淡中显绚丽，嘱嘱涟涟，其深莫测，铅华洗尽，尽得风流。

莆长华一代名丑，谑而不虐，夸张而不失其真，恹谐出于严肃。

叶盛兰如深谷幽兰，浓香四溢，严谨中有粗犷，浓丽中现雄姿，为当代小生之绝唱。

李少春、叶盛章合演了《三岔口》令人神往，目不暇接，从巧打中见其真功夫。

李和曾将延安时代的《三打祝家庄》搬上了北京的舞台，他唱腔高亢，独树一家之风格。

毛主席出席观看了他们的演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南国尊剧巨子马师曾和红线女献演了《搜书院》，马先生作戏潇洒飘逸，唱腔苍劲有力，宏浑圆厚，他那特殊的沙哑声调，配以南锣铜声，如鸿鹄长鸣，深沉而带悲壮，绕梁三日，犹鸣于耳。

毛主席曾于1926年，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时正当革命低潮来临，可无心去听粤剧之音，今日建国之始，喜听马师曾先生的绝唱，定是具有一番风味。

毛主席对马师曾先生的艺术造诣，给了很高的评价。

上海名流，京剧大师麒派(麒麟童，即七龄童)，宗师周信芳演出了《四进士》，他那黄钟大吕般的唱念格局，凝炼苍古的身段气度，泼辣豪放的特殊风格，老练劲，如苍松虬枝，茂叶葱茏，有力，如金石掷地有声。一代天骄的武生，盖叫天(张英杰)演出了《武松打虎》，气概非凡，早有名书画家吴湖帆手书联句，誉其绝技：

“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

吴先生在联句中把盖叫天的名字藏入诗中，也算费尽心思了。毛主席观看两位大师演出后，赞不绝口。

丁是娥捧出了《罗汉钱》，如出水芙蓉，技高一筹，刻画细腻，情意逼真，语音圆润，如高山流水。当毛主席看到剧中女主人公，从衣袋里掏出情人送的罗汉钱时，看了又看，口中却说道：“不想了，早该忘掉了！” 毛主席在台下低声说：“忘是忘不掉的！”发出了共鸣，大概他老人家在这国庆大典之时，看到剧中情，引出了他对壮烈牺牲的夫人杨开慧的怀念吧！

袁雪芬与范瑞娟搭档，奉演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唱腔委婉，似行云流水，泼洒自如，若并蒂莲开，后起之秀，声惊四座。 河南的常香玉，豫剧的独秀，献演了《花木兰》再现了古代的巾帼英雄，声若鸣钟，铿锵高亢，情若烈火金刚，并演出了《红娃》等。

山西的丁菜仙捧出了《打金杖》，高亢委婉，声情并茂，清脆萦绕，回味无穷。毛主席都到场观看，连连称誉。

湖南花鼓戏演出了《砍樵》，地方风情，如醇酒佳酿，毛主席如亲临家乡，乐不可支。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汉剧演员，她已年近中年，唱腔、作戏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在散戏的归途中，我向毛主席表态说：“汉剧演员的唱、念、作戏，我看都不比大师们差。”我是想说，她唱得很好，却不那么有名。

“京剧是在汉剧和昆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主席对我的表态，作了另一方向的解释，我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清楚。

有一位在京的京剧名演员没有登台演出，那就是马连良先生了。他在京剧的须生中，可以说是佼佼者，在艺术上的造诣很高。

我曾看到过两次，叶子龙向毛主席汇报，马连良先生要求献艺请毛主席看，但毛主席没有表态。我想原因是在日军侵占北平时期，他曾做了什么事，虽然没有重大的罪行，却也失了民族气节。马连良先生很想利用献演的机会，求得人民的谅解，以洗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耻辱，也算是片真心。后来，好像彭真书记也为他向毛主席求过情。最后，马连良与谭富英合演了《借东风》，谭富英主演诸葛亮，马连良饰鲁肃，(我当时把他看作是配角)。毛主席出场观看了演出，了却了一件事情，马连良先生算是得到了新生……

(五)“埋头苦干”

那是我头一次陪毛主席吃饭。 值班卫士来到我的寝室通知我说：“毛主席叫你去！” 我急忙来到紫云轩，在紫云轩过厅中的大圆桌上，已经摆好了饭菜和两个人用的碗筷。毛主席正好从室里走了出来，与我碰了个照面，我站在了他面前。毛主席见我站在那里，就用手示意，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我坐了下来，毛主席也早已坐了下来，他见我坐在那里呆着，就招呼说：

“王医生，今天请你来是陪我一起吃饭的。”说毕，他悠然地一笑，又幽默地补充了一句：

“一个人吃饭没有意思！是吧？”说罢，看了看我，并示意我动筷子。

我没有理解他老人家后一句话的含义，是一个人吃饭感到寂寞呢？还是指有饭应该大家吃。我没有回答什么，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感到陪毛主席吃饭倒是件好事，一来可以观察他的饮食情况，同时也可以听到更多些的教诲，我拿起了筷子。

大概是因为第一次陪毛主席吃饭，确实还有点拘束，不大自然。筷子也不好意思去夹菜，没有在食堂吃饭那样随便，与同事边说笑一边吃饭，不是很惬意吗！

毛主席见我只顾吃“门前菜”，于是就这一样，那一点地夹菜给我。我急忙站了起来，双手捧着菜碟子恭敬地盛下他夹来的菜，毛主席一边给我夹菜，一面还关怀备至地说：

“王医生，这个菜你喜欢吃吧？我是喜欢吃的！”

说着，他把一箸子苋菜放在我的菜碟子里。

“啊！你们年轻人是该多吃些肉的，是吧！”

于是他老人家又把几片卤牛肉放在我的菜碟子里。我真有点应接不暇了。

“按你们医生的规矩，我们年纪大的人只应该多吃些青菜了啰！”他风趣地说着，夹起了一箸青菜放在嘴里。

“我看哪，也不要那么绝对吧！肉！我还是要吃一点的哟！”

说罢，他又夹起了一片卤牛肉，放在自己的米饭碗里，吃了起来。

这时，我有时间插话了。

“主席，瘦肉可以吃，动物油不要多吃！”我没有反对毛主席吃肉。

我也不知道客气，也不知道为毛主席添菜，他老人家给我夹来的菜，我都吃光了。我稍微有点紧张，加上湖南口味的炒菜中多加有辣椒，我的额头有些冒汗了。

毛主席因为要照顾我这位陪客，说了许多话，又忙着为我夹菜，他忙活了一餐饭，我像被老人照顾的孩子一样。

在一段时间里，毛主席经常叫我陪着他老人家用餐；有时，领导同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后，或毛主席找他们谈话后，留下来吃饭，也叫我来陪客。这时，他老人家就得要照顾两个人了，一个是客人，一个是陪客人的我。

记得，第一次让我陪的客人是北京市副市长法学家张友渔。毛主席和他谈完后，就让他留下来一起吃饭，地点就在毛主席办公室外侧的过厅里。

第二天，毛主席在丰泽园大门外的南海北岸上散步。汪东兴和我跟在后面，中间隔有几步的距离，这时，汪东兴突然诡秘地笑着对我说：

“王大夫，你陪毛主席吃饭时，不要只顾自己埋头苦干呀！”

说完，他就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非常开心，以致口水都流了出来。有什么好逗的事儿，引起了汪东兴这么开心地发笑？

“我是说，你陪毛主席吃饭的时候，不要只顾自己吃，老让主席照顾你呀！”汪东兴笑个不停地说着，但他终于亮出了底牌。

我想，他笑成这个样子，一定是对用“埋头苦干”这个词来比喻我，感到满意！我听后，也笑出了声音，摸了下自己的头说：“我明白啦！”多么形象逼真的比喻，我品味着这个词儿，确实引人发笑。

汪东兴接我的话音，解释说：“主席对我讲了，你陪他和客人吃饭时的情况，说你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的，不懂得待人接物那套。”

这个小故事，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小插曲，反映了当时领袖、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

我可以猜得出，当毛主席和汪东兴在闲谈我吃饭时那种“埋头苦干”，认真吃饭，不知照顾毛主席和客人，只管自己的傻劲时，一定会笑个不止的。毛主席咯！咯！咯轻声低调的笑声，配合上汪东兴嘎！嘎！嘎的高调尖锐的笑声，一定会是一首令人笑痛肚皮的、美妙的笑声二重唱了。

以后，我再陪毛主席吃饭时，便知道了帮助他老人家夹夹菜，盛盛饭，有客人时，帮助客人加菜、盛饭。这样一来，比“埋头苦干”低头吃饭好多了，觉得好像也为毛主席作了点事似的。

(六)“这是谁来了呀！”

1956年的夏天，我从苏联回国度假，我们一家四口便赶赴北戴河去看望在那里开会的毛主席。到达北戴河后，由中央警卫局保护老人家。

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到海滩上散步去了，我留在下榻处等通知。白天下了一阵中雨，天气很快就转晴了。雨水把天空冲洗得干干净净，洗刷得湛蓝湛蓝的，吸进的空气都觉得清新宜人。山坡上的松柏及阔叶树，宛如涂上了一层光亮的深绿色的油漆，郁郁葱葱，在阳光下显得更加生气勃勃。

夜幕低垂了下来，海面与天际间的一线明亮的余辉也被夜幕掩盖了起来。游人鼎沸，海浪滔天的北戴河开始了寂静的时刻，只有海风不甘于寂寞地吹响了万顷松涛，奏起了雄浑的乐章，从海岸传来了海浪拍击滩头的伴奏声。

皎洁的月光撒满了大地。海面、山峦、森林以及海滩上隐约可见的小屋，都被涂上一层银色。环宇变得很宁静、给人以幽谧和神秘的感受。北国夏季的海岸之夜，凉热适宜。这个时期的北戴河房舍建筑都是乡村的格调，给人以简陋、带有乡野味的感受。我站在下榻处无墙的院落里，等待着通知。当我被通知去见毛主席时，已经是过了年夜了。夜色把视野中的一切都涂得模模糊糊的，只有路灯的光射进了行人的视野。我沿着路灯所指引的方向，踏进了银色夜幕中的林间小路。

我很清楚，这是毛主席新的工作日开始了，他老人家把北戴河海岸的月夜，也拉进了他的工作日。今天他的工作日，是从子夜后开始的……

我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值班的卫士把我让到院内。院子不大，东西向窄长，南北向很短，南侧是前面建筑物的北墙，东侧是平房两间，北面的是三间北房，建筑物不高，有点像缩小了的紫云轩，这房子较矮，院子更小，使人有紧缩的感觉。我看着这所民宅式的建筑，推测毛主席可能住在北房，因为这北房有紫云轩的格调。我正在跨踏着，站在院中的月光下考虑着在院子里等等，希望不管那一位内勤值班的卫士出现，好请他向毛主席报告一声，我来看望他老人家来了。正好此时，毛主席从北房中间的门里出来了，这房门显得很矮小，毛主席出房门时，似乎头部还得要稍微低一下，以免头部碰上门框。毛主席走到院中，抬头望了一下高悬的明月，虽然是盛夏，但在这北方海岸边上的山坡上，在深夜，仍给人带来凉意。他老人家举起了双手，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了。

我向毛主席轻轻地靠近了一步，他发现了我，像忘年之交的老朋友久别重逢一样，他惊喜地喊道：“咳呀！这是谁来了啊！”

接着毛主席又转过头去，对着北房门喊道： “江青，你看是谁来啦！”

喊后，他老人家把脸又转向我，高兴而亲切地说： “王医生，毕业回国啦！”

同时，他把那只大手伸向我，我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的右手。

“回国过暑假，来看望主席，还有一年多就毕业了。”我恭敬地回答。

江青从北房间里走了出来。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裙，在月光下给人一种冷的感觉，打过招呼后，她问道： “王医生，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收到了。”我回答。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

她停顿了一下又道：“我去莫斯科疗养时，接到你的电话，你说来，怎么没有来呀！”

“我出了大使馆，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我感到失礼了，没有去应该打电话告诉一下俄语翻译张国男。她那时帮助江青，陪她在莫斯科疗养的。我回答江青的话，她没有再说什么了。

“主席身体好吧！”我向毛主席问候道。“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处很大，虽然跌了几斤肉，但却感到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主席很高兴，笑着又看了看他自己的双臂，随后用手摸了一下。 “主席的身体看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我看到毛主席身体健康，高兴而由衷地讲。

在月光和院中的灯光照射下，仍然可以看得出，毛主席黑的面部泛着健康的色泽，双目神采奕奕，大海给了他老人家不少体力和精力。

“游泳的确很好，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好好地在大海游游泳吧！”毛主席说着，又关心地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由保健处安排的。”

“那好！你要多住几天。”告别时，毛主席又叮嘱我。

次日，一觉醒来，早饭已经开过了。

湛蓝的大海辉映着金黄色的阳光，睡了一夜的大海，精神又抖擞起来了，它展开了笑容，带着一层层的浪花，亲吻着岸边的礁石、沙滩，亲吻着海水中游泳的人们，像母亲一样，不停地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自己的小小的儿女们。

毛主席在几位会水的卫士陪同下，沐浴在白花花的海浪之中，他正迎着海浪搏击着。他老人家不时地挥动起双臂，用大幅度的动作，搏击着向他冲来的浪花。海水一次次地漫过他的头部，每当毛主席把头抬出水面时，那晶莹透亮的水珠，从他那高阔的前额上滚落下来，从他那浓发上滚落下来，在露出水面的黑的皮肤上，也跳动着闪光耀眼的水珠。毛主席丰满而魁伟的身躯，在浪峰波谷中畅泳，迎击着海浪。

沿着海岸的曲线铺着白色的细砂，在日光的照射下，泛起丝绒般的光泽。一样的光泽，若似一条轻柔的纱巾向远处伸去，缠绕在大海的碧波与山坡绿荫之间。我站在海滩的细砂上，欣赏着毛主席的海浴活动，我终于了却了看望毛主席的心愿，很快要回到苏联去，完成研究生的学业，回来后，会更好地为毛主席的健康服务，这是首长杨尚昆主任交给我的重任。

我站在海岸的沙滩上，无边无际的遐思不时地涌向脑际，耳边萦绕着夜间子时后毛主席的语声：“多住几天，在海水中多游游泳吧！”

十七、毛主席与他的儿女们

我见到过毛主席的四个儿女，在接触和相处的时间里，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据说，毛主席尚有数个儿女，有的夭折了，有的在革命低潮时期或长征路上寄托于他人，不知下落了。

(一)毛主席与长子毛岸英

毛岸英在他的弟兄们之中，是天赋最好的。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争，已经是苏联红军的中尉，国际主义战士了。毛主席对其子女们的成长，是非常关心的，但是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并不是一般人的儿女情长，而是很有远见的，以将其子女造就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才为己任，在某些方法上，和国外一些有名的实业家的做法相似。

毛岸英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在当时延安的青年一代中，可真算是凤毛麟角了。但是，毛主席并没有让他担负什么重要的工作，或给他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甚至也没有把他当作回国的留学生对待；而是把他送到陕北的农民那里，让他去向农民学习务农，去体验中国的农民生活。

毛主席考虑得很深远，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战士，不了解中国的农民是不行的。他让毛岸英在与农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去认识中国的农村，认识中国的农民；使他以切身的经历，体验黄土地上的农民是怎样生活，是怎样劳动的；从感情和感性上，学习农民简朴的生活方式，诚实、真挚的性格同时也学到农业技术。

我第一次见到毛岸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1946年初夏的一天，当时中央门诊部组织了些医生和护士到杨家岭，为从新疆盛世才的监狱中放出来回到延安的同志们检查身体。走到村口时，我看到两个衣着特殊的青年，正坐在村旁的石头上谈论着什么。所谓衣着特殊，是指我那时的眼光说的，这两位青年都穿着紧身的西装。当时真感到替他俩别扭，那么紧瘦的衣服活动起来多不方便，两个人的头上都顶着一个黑色的礼帽。这样的装束，在当时是很引人注目的，可能那时我们穿惯了宽大而松软的八路军军装。虽然军装也分特、大、中、小号等尺码，但那时我们都喜欢穿宽大一点的，不愿意穿那小号的衣服，即使是合身的小号衣服，也不愿意穿。只有个别的女同志，才把发的衣服偷偷地加点工，穿在身上稍显出点体态的线条来。西装革履的穿戴，看去虽然精致，但总嫌太窄了，一定会束缚着手脚的动作，看着就不如自己穿戴的舒服、随便。

这两位青年距离我们较远，虽然看不太清楚眉眼，但大体上的面部轮廓还是能分辨的。两个青年的年龄相近，年长点的有一个方形的“国”字形面庞，白生生的显得英俊；年龄稍小点的却是个鸭蛋形的“申”字面孔，长得黑瘦了点。

我好奇地问身边的一个护士： “你知道吗？那两个青年是谁？”我用手指了指左前方的两个青年人。

“你不知道？那是毛主席的两个儿子，那个白一点的是哥哥，叫毛岸英，那个黑一点的是弟弟，叫毛岸青，他们是不久前从苏联回来的。”

我明白了，他们可能刚刚从苏联回来，衣着尚未改变。一个月后，傅连暲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也是他和夫人陈真仁的卧室的一孔窑洞里。我一走进窑洞，就看到了一位身着宽大的灰色军服的青年在那里了。他高高的个儿，白生生的脸庞，和我们多数人一样，不是野战部队人员的装束，像我们这些后方的卫生兵一样，没有打绑带，松开着宽大的裤腿，也没有束皮带，上衣也松宽着，没有戴帽子，留着短发，显得随随便便，倒也潇洒自然。

傅连暲介绍说：“这是毛岸英同志。”傅连暲用手示意了一下，然后把眼睛从毛岸英的身上又转向了我。此时，我看清了一个月前曾在远距离里看到过的，穿着西服，戴着黑色礼帽的毛岸英。

傅连暲接着用手指了一下我，把视线从我的身上又转向了在窑洞里深层一点的毛岸英介绍说：“这是王鹤滨同志，王医生，由他给你检查眼睛。”

傅连暲介绍完，我与毛岸英握了手。他此时给我的印象是端重、沉着、性格稍内向，但从衣着装束、仪态看去，又是随和、温文尔雅的。我开始检查他的眼睛，他向我投来怀疑的一瞥，不过，在那时，我在中央系统的医药卫生界中，是唯一的眼科医生，他也只好听我的“摆布”了。

检查完毕，我告诉他患有近视，须配戴眼镜，便马上开了配眼镜的处方，递在他的手中，他仔细地看了看处方，又看了看我，然后微笑着，带着夸奖的口气说：“你这样年轻，就是医生啦，真难想象。我来时，还认为给我检查眼睛的一定是位老头呢。在苏联时，给我看病的都是些大胡子老头医生！”他说着，用手在自己的下巴部位摸了一把，加强着语势，表示大胡子，这些手势、动作，带上了点苏联人的习惯，他们说话时常用手的动作和眉眼的挑动，加强语势。

他的中国话说得挺好，虽然稍带一点口吃，这很可能与长期不说祖国的语言有关。他在讲话中没有带出一句俄语来，这很不容易了。

我遇到过不少中国专家，他们熟悉了外国语言，却把祖国语言给忘掉了一些，当他们说话时，在祖国的语言中突然插进外语的词句或单词来。

在询问他的年龄时，知道毛岸英比我还大一岁多。这是我第一次与毛岸英面对面接触。

蒋介石派胡宗南用重兵大举进攻延安了。中央机关的多数职工撤离了延安，毛岸英和大家一样行军走路了。

1946年的秋、冬季节，一部分中央机关驻扎在瓦窑堡，中央军委卫生部和中央门诊部也驻在此地。但我没有看到毛岸英。胡宗南占领了延安后，中央机关继续转移。西渡黄河，到达山西省临县一带，中央门诊部就设在临县的三交镇，此镇就在黄河之滨，称三交门诊部。1947年的2月中旬，春节的除夕，借着皎洁的月色，在军委自演些小节，晚会上气氛热烈，群情激昂，在天家的欢迎下，孙维世和毛岸英表演了节目。

孙维世是职业演员，上过银幕，留学过苏联，艺高胆大，拉起显得羞涩的毛岸英跳起了俄罗斯的“踢踏舞”，孙维世和毛岸英的舞蹈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大家也一一饱了眼福。这是我第三次看到了毛岸英，但没有打招呼。

1948年的春天，中央门诊部由山西临县迁到河北平山县，中央门诊部与中央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合并，驻在朱豪村，称朱豪医院。我被调到东柏坡医务所。这东柏坡与西柏坡只有一个土山坡相隔，这山坡在两村之间有一豁口，像一条窄窄的通道，把两个小村庄联结起来。毛主席在西柏坡，我们给西柏坡的职工检查身体时，也没有看到毛岸英，说明他没有和毛主席住在一起。

夏季我被调到峡峪机关，新成立了医务所，我担任了领导，同时把眼科门诊也设在了这里。这时，在中灶食堂又与毛岸英相遇了。毛岸英正在学习古文，在言谈之中，他有时在语言中，带出“之、乎、者、也”来，引得一起吃饭的于光远、王惠德、主子野、何理良等同志哈哈大笑；可能他们几位与毛岸英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支部，彼此之间很亲密了。不然，对苏联的生活习惯和人情礼节很熟悉的毛岸英来说，会感到很不适应的。他们几位笑得很开心，我很羡慕他们几位之间的友情。我和毛岸英虽然相识，但毕竟还不熟悉，除了在一起吃饭外，没有更多的接触，当我听到毛岸英在言谈之中，突然加入“之、乎、者、也”等古文虚词时，虽然也觉得好笑，但只作了一名微笑的旁观者，没有好意思笑出声来，更没有被卷入大笑的漩涡里去。

毛岸英带着疑虑的神态，逐个地向几位发笑的同事审视了一遍，想探索出他们发笑的原因，但是，反射回来的信息是同事们的笑声和笑脸，仍令他费解，他也很清楚笑是由他引起的，笑也是冲着他来的。于是他询问道： “难道我的话说错了？！”

他的话音刚一出口，立即又引起了一阵更大的笑声。

何理良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右手捂着肚子，口中的饭几乎要喷出来，眼泪也笑出来了。

毛岸英呆呆地望着发笑的同事们，他不明白，刚才的那句问话，为什么又引起同事们如此更大的笑声。此时，于光远已逐渐收敛住了笑声，但带着不易收起的笑脸对岸英说：

“你说的话并没有错，不过古文——文言文，是书本上的语言，古人的语言，你把它用来和现在生活中的语言放在一起说，才引起我们发笑的。”

毛岸英听罢，用眼角瞟了下笑着的同事们，带着点羞涩地也莞尔一笑，微红着脸，低着头继续吃饭了。

进北京后，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也很少见到他，只有在假日，才见他回来看看他的父亲和弟弟妹妹们。

他和刘思齐结婚不久，正是新婚蜜月之际，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他立即自愿投入抗美援朝的战场。在彭德怀元帅的麾下，做名参谋和翻译。

1950年年底，岸英牺牲的消息传来，是叶子龙最先告诉我的，地点是在菊香书室院内，毛主席办公室门口的前面。叶子龙手拿着文件给毛主席送去，在办公室门口附近遇到我，低声而沉痛地对我说：“鹤滨同志(他平时总用开玩笑的口吻叫我王大夫的，此时，却很严肃地叫起我的名字来)，毛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了。毛主席尚不知道，还瞒着他喔，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是周总理的指示。”

叶子龙的话我明白了，他是怕我有意无意地把这的消息泄露给毛主席。这突如其来的不幸的消息，使我震惊，这巨大的不幸又降临在毛主席的头上了，他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事业，又奉献出了自己的长子，谁能承担得住这巨大的伤痛啊！

我沉痛地问：“岸英同志是怎么牺牲的？”

“司令部的同志们正在用饭，突然发出了警报，敌机飞临上空，其他的同志们都迅速地躲进了防空洞，他没有去躲避，结果——一颗炸弹下来，正落在他所在的房上，爆炸了。”叶子龙悲痛地叙述着。时间过了不久，我来到菊香书屋院内，叶子龙从毛主席的办公室里走出来，正好走了个对面，他忧郁地对我说：

“没办法，岸英牺牲的事，毛主席知道了。”他沉痛地、无可奈何地说着。

“主席是怎么知道的？”我急忙关心地问道，我想知道是谁透露给毛主席的，同时也是向叶子龙表示，这些日子以来我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此事。

叶子龙用低沉的语调说：“我送文件给主席看后，尚未离开，主席就带着怒气发话了：把岸英调回来，他怎么搞的，把材料写成这个样子，不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

“主席发了脾气，他不知道岸英是调不回来了，我只好向他讲了，岸英同志牺牲了，这是另一个翻译同志写的我接着讲了岸英同志牺牲的经过，毛主席听后沉痛地惊呆了。”

叶子龙说罢，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开了。岸英牺牲后，他的夫人刘思齐还曾幻想着把岸英找回来，她不相信这是真实的。

抗美援朝战争停战后，她还找过，她也从交换的俘虏中去找过她不相信他死了，在她的脑海里他还活着，永远地活着。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活着的人只好承受这种难以忍受的打击。岸英同志确实牺牲了，他牺牲在1950年12月25日，他的夫人刘思齐像毛主席的女儿一样，仍旧生活在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旁。

刘思齐也曾向毛主席提出，把毛岸英的遗体运回祖国安葬，但她的念头被毛主席语重心长的话打消了：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这是多么博大宏深的革命家的情怀啊！

思齐的名字，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后才知道的。她的名字很雅气。以后才知道，刘思齐是革命先烈刘谦初的女儿，刘谦初曾是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书记，1929年被捕入狱，1931年4月被韩复榘杀害，他就义前，为未出生的孩子取名思齐，对孩子寄托了深情厚意，中国有句古语：“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可能从这句古语中摘出，同时也可能要他的孩子时刻地想着故土，也是先烈刘谦初就义的地方，山东齐鲁，齐地。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刘思齐是在1946年的初夏，也是在同一天我先看到毛岸英，她从新疆盛世才的监狱中回到延安，那时思齐才十三四岁，高高的个儿，戴着宽边的遮阳草帽，亭亭玉立，已经很出众了，以后她和妹妹邵华俩姊妹都成了毛主席的儿媳。我在苏联留学时，到莫斯科出差，在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曾见到过刘思齐。她回国后，我在北京医院又见过她一次，知道她已离开了中南海，与她的妈妈住在一起，生活得很简朴。“文革”后，在王府井的大街上相遇，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爱人是位空军干部，她已经改了名字，叫刘松林。

(二)毛主席与次子毛岸青

毛岸青比他的哥哥仅小一岁，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延安的杨家岭。他正和毛岸英在一起刚从苏联回来不久，不过那时离他的距离较远，只在脑子里印上了他的面色和脸的轮廓，并没有看清他的眉眼，只知道他的肤色比岸英稍黑，可能是衣着的关系罢，他们弟兄二人都穿着西装，因此觉得都比我还年轻一些，以后才知道，毛岸青比我大几个月。记得在一次了解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后，刚想要离去，他老人家带着苦闷的心情，把一个大信封递到我的手中，并用低沉的语调说：“王医生，你拿去研究分析去吧！”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恭恭敬敬地接到手中，只见信封上毛主席用铅笔横批着几个字：“河滨同志阅(毛主席把鹤滨写成了河滨，意指黄河之滨了)，毛泽东(签字)”

我把鼓鼓的大信封拿回宿舍，从里面抽出来一叠信纸，是毛岸青写给他父亲的信。信中详细地叙述着他的思想活动，描述着他脑子里小家伙的情形，他时而与脑子里的小家伙作各种斗争，时而又与脑子里的小家伙合好，谈谈笑笑。看信纸已被揉搓的样子，说明毛主席反反复复地看过多次了。我阅读着岸青给他爸爸的信，心情也逐渐地沉重起来，一种巨大的压抑感使我感到胸闷气促，呼吸都有些困难了。不由得泪花在眼眶内转动，把视线涂抹得模糊了。毛主席是多么不幸啊，长子在抗美援朝的前线上牺牲不久，次子的精神分裂症又加重了。他老人家担负着治理百孔千疮的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伤痕的重任，日夜操劳着，长子牺牲的痛苦尚未消退，次子的疾病又折磨着他老人家的身心。毛主席付出的实在太大太多了，他此时忍受着多么巨大的悲痛啊！他还担负着天下父母之心的重担。

岸青幼年时，生活极其悲苦，母亲被蒋介石杀了，父亲转战在长征路上，地下党遭到破坏。他和哥哥岸英、弟弟岸龙流浪在上海的街头，遭人白眼，受人欺负，甚至被统治阶级的走狗辱骂、踢打，挨饿、受冻，幼小的心灵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以致精神不正常了。

后来，毛岸青和哥哥毛岸英被送去苏联。可惜毛主席的三子毛岸龙因年龄太小而失踪了。在苏联，毛岸青和毛岸英与他们的妹妹姣姣及母亲贺子珍生活在一起。在苏联的卫国战争期间，物资匮乏，食物短缺，都要靠配给供应，本来食物的配给量就偏少，毛岸青还常常把配给证丢失掉，只好从母亲和妹妹那儿挤一点。

建国后，毛岸青在中宣部工作，给一位在延安时代就已经有点小名气的俄文翻译家当助手，报纸上经常有他们共同署名的翻译文章。但以后发生了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位翻译家欺岸青患病，有时少给他稿酬，甚至把岸青翻译的文章据为己有，这样一来，气得毛岸青病情加重，以致不能坚持工作了。他回到毛主席的身边生活。我为此感到非常痛惜，毛岸青是位很有才华的青年翻译家，当时曾数次看到他单独署名毛岸青的大块翻译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显著的版面上。

他在中南海养病期间，开始还给国务院(那时称政务院)机关办的业余俄语班上点课。

一次，我走进卫士值班室，岸青与几位卫士在说笑。“你们说，毛主席伟大，我是他的儿子，伟大不伟大？”这种病态的语言成了年轻卫士们逗笑的话题。作为医生，我听到他的这些语言和看到他的精神状态，心情很是沉重。他见我走了进来，便高兴地说：

“王医生，你对我最好，为什么别人对我都不说真心话？”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提问，关心地询问他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他当时尚能清楚地回答上来。但是，过了不久，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只好请专人特别护理。在我去看望岸青时，护士对我说：

“他没有病，他告诉我，这些病情都是他装出来的！”

我用严厉的眼光看了护士一眼，也很难怪她，她不是精神病科的专业护士，而是一位内科护士。

岸青的病越来越重了，他到中南海的岸边马路上散步时，必须要跟上两个强有力的小伙子在两侧保护，不然他就往水里跳。

我问他：“岸青同志，你怎么安定不下来呀！你要控制自己才好！怎么能往水里跳啊？”

“就是脑子里那个小家伙作怪，他老是对我说：‘跳进水里去！跳进水里去……’我没有办法摆脱掉他；可那个小家伙有时也好，对我有说有笑，没有他我也感到寂寞，又离不开他。”他认真地回答了我的问题，从他的表情看，他刚刚回答了我的提问，马上又侧耳在听什么，眼神固定在空中的某个地方，把与他谈话的我放在了一边。

岸青的病情又进一步地恶化了。他见了我不再理睬，完全被他脑子里的“小家伙”所控制了。他用来看我的目光是那样的淡漠，好像我是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一样，或者是视而不见的人了。

毛主席关心地问我： “王医生，岸青的病情怎么样？”沉沉的语调，含着对他次子深深的情感。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我沉重地回答，难以抑制我的痛切心情。

“那怎么办？”毛主席忧虑而关切地问。

“需要送医院治疗！”我果断地回答。

毛主席听后，沉思了片刻，手中不知什么时候拿起了一支香烟，在指间滚动着。他回答着，又似自言自语地和他自己商量。

“岸青需要住院治疗，去哪里好呢？”他又思考了一下，手指中的那只香烟停止了转动，对我说：

“我本来不愿意因为自己的孩子有病去麻烦苏联政府。”毛主席的话停顿了下来，但接着对我说：

“我再考虑下。”他把手指间的那只香烟点起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同时陷入了思虑的境界，他老人家的视线凝固在前方，这是一种茫然的状态。

我退出了紫云轩，给毛主席留下了一个安静的、独自一个人的、整理他那忧烦而痛楚的思绪活动的环境。

结果，毛主席不得已，决定送唯一在他身边的儿子去苏联就医，以尽父子之情。毛岸青是杨开慧烈士给毛主席留下的三个儿子之中唯一的儿子了。此时毛岸青已无能力控制他自己，只好派了两个强有力的卫士护送岸青，以防发生意外。

1954年的11月，我去苏联留学，到达莫斯科后，还有几天时间等待分配去的地方或学校，利用这段时间，我去了大使馆，并请了一位大使馆的同志带我去医院看望毛岸青。我们来到医院，值班医生简明地向我介绍了岸青的病情，随后，将我带到一间坐北朝南的病室。病室窗子朝南，即使在这冬天。季节中的莫斯科，室内的光线也较充足。这间病室里只有岸青一个病人，一张宽大的病床放在靠东墙和南墙之间，室内有两把椅子，门窗没安一般医院精神病室防止发生事故的铁栏杆，医生向毛岸青说：

“郭良(岸青在苏联时的名字)，你的中国朋友来看你来了。”

“你们谈谈吧，他近来的病情还算稳定，他有时还听从脑里‘小家伙’的指挥，他不愿意见人时，就躲在床底下藏了起来。”说完，向我说了声：“再见”，就离去了。

毛岸青正在凳子上用彩色铅笔画花，经医生述说后，他向我看了一眼，仍旧低着头去画他的花。我走到他的面前，低着头温和地问他： “岸青同志你好！还认识我吗？”

他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

“啊，认识，你是王医生。”说完，他手拿着彩色铅笔望着我。

“我来苏联学习，特意来看看你，你感到怎么样？”我又主动地问他。

“好些，总有个小家伙在我脑子里捣乱，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没有他又觉得很寂寞。”岸青回答着，看他的神态，似乎又在仔细地听什么，有时又笑一笑，就似我不在他的面前一样，大概又是被那个脑子里的小家伙转移了注意力，他这种状态比来莫斯科以前，病情减轻了，已无狂躁的表现，但尚未达到生活完全自理的程度。

“你在做什么？”我看到他在纸上用彩色的铅笔在画花，地上也散乱着些纸片·上面画着些图案式的花的样子，便又热情地问他。

“我在学习画画，将来回国后给我的父亲布置房间用。”他的注意房间，装点他父亲生活的环境，也算是他用赤子之心与病魔斗争，这是一种唯一战胜他的疾病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他在想念着他的爸爸，把精神力量集中在画画上，画花上。这画，这花凝聚着他的爱父之心，苏联医生可能用这种办法转移岸青与脑子里“小家伙” 的联系，用这种方法与“小家伙”争夺岸青的健康。

告别前，我说： “岸青同志，把你画的花寄给你的爸爸好吗？你也给你的爸爸写封信吧，把你的情况告诉他。”我多希望他能写个信，那怕是只言片语，也会给毛主席带来很大的快慰。

岸青点了点头，他认真地画了起来，他的作品完成了，是张画着许多小花朵的画，那些小花似是野草中长得不高，花瓣不大的小花。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小花是纤细的，像女孩子画的花一样，它是那样被人不注意的，一不小心就被踏在脚下的那种小花，是一种表示它的存在却无力争艳斗彩的小花。他把这张小画交给了我，叫我转交给他的爸爸，他没有写信，看来他尚未恢复到那种程度。

回到大使馆后，我将见到毛岸青的情况，他的病情，写了封信给毛主席，信里装上了岸青的画，请使馆转交，当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看到他儿子画画，是为了要装饰他老人家的房子时，我想毛主席会得到极大的宽慰的。

1958年6月，我从苏联留学回国，被分配到北京医院工作。不久，中央保健局局长史书翰交给我项任务，(傅连暲副部长已调到军委后勤卫生部工作了，史书翰是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是我的老师。)让我陪伴护送岸青回国的苏联医生和护士，在北京饭店住几天，并陪他们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后来我们又一起去了大连，看了看毛岸青，了解了下为岸青所安排的疗养地的环境，苏联医生和护士很满意地回国了。

1958年的秋天，史书翰局长带领着年轻的精神病专家沈渔村(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夫人)，以及我一同去大连，看了毛岸青。并诊断，提出了医疗程疗养的方案。后来，毛岸青和邵华结婚了。我调离了北京医院，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虽然也知道他们的一些情况。我想，随着毛岸青同志年龄的增加，病情会好转些的。祝他身体健康。

岸青和邵华的结合，也有着相似的命运。一个是杨开慧烈士的次子，一个是烈士陈振亚的女儿，陈是彭德怀麾下的得力干将。军委决定让陈振亚同志去苏联就医，他携带夫人张文秋和女儿，取道新疆，陈振亚被盛世才杀害，张文秋带着思齐、邵华，还有一个在监狱中生下来的女儿少林，一直被关押在监狱中。

1945年9月，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两党敌对气氛有了暂时的缓和，加之张治中先生主持新疆工作，才把盛世才所关押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放回了延安。

(三)毛主席与女儿李敏、李讷

毛主席有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在她们姐妹两人中，我最先看到的是李讷，那是在1946年的夏天，而且在一个月内见到了她两次，那时李讷还很小。

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延安的枣园，我去给任弼时同志配眼镜，任弼时住的小院与毛主席住的小院只隔着一堵墙：任弼时住的小院靠东侧。傅连暲和我来到任弼时的住处时，李讷正和她的小朋友任远远在一起玩耍：

第二次看到她是在王家坪，我给毛主席检查眼睛时，见到她的，我给毛主席检查眼睛结束时，她从卧室里出来，一边喊着爸爸，一边扑到毛主席的怀里。从她们姐妹俩的名字看，应该倒换过来，姐姐叫李讷，妹妹叫李敏才更合乎中国人传统的起名、排字的顺序。姐妹二人起名字发生的变故，大概是因为李讷的名字起在前，占了点“便宜”，李敏的名字起在后边，而有点“吃亏”了。

这是我的推测，在孔夫子的言论集《论语》上，有这样的两句话：“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老子也有句名言：“大辩若讷”。按中国的旧习俗，或旧的修养观，那就是：“贵人语话迟”，按毛主席对党员的要求，则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样表示语言迟钝的贬义字“讷”，在中国的观念中却成了珍贵的品质之一。从《论语》中，“讷”字排在“敏”字之前，因而起名字时，也应该大的叫“讷”，小的叫“敏”了。

李讷取“李”姓，可能是随其生母李云鹤(江青的原姓名)的姓而来，这倒没有特别需要考证的，在革命队伍中，或说在新中国，随母亲姓的女孩子很多，男孩子则少。于陆琳告诉我，在延安时，她几乎是看着李讷长大的，于曾问过江青，为什么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讷”，江青告诉她，李讷呀呀学语时，哩哩、啦啦地说话不清楚，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讷”,取“讷涩”之意。

李敏的名字是她回到她的父亲身边以后才起的，那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她的姓没有取“毛”，而取“李”姓，与妹妹李讷在姓上统一了起来，这样毛主席的儿子取姓“毛”，女儿取姓“李”。但二者的李姓却来源不同，李敏的李姓则源于李德胜(毛主席曾用的化名)。建国初期，李敏住在中南海时，大家都叫她“姣姣”。这是她 1936年在陕北的瓦窑堡出生时，几位老大姐给她起的名字。她是贺子珍同志生的，也是毛主席与贺子珍所生的儿女中，唯一生活在他们身边的孩子。其他的孩子有的在困难的环境中夭折，有的不知下落，生死不明。

在“姣姣”面前，同志们称呼她时，谁也没有加过姓，叫得顺口而亲切。姣姣和她的母亲，两个哥哥在战时的苏联度过了艰苦的岁月。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由于衣食不足，在严寒的季节，姣姣曾受过严重的冻伤，经常出现头痛的症状。她的童年是在德国法西斯侵略 苏联的年代里度过的，生活得极其艰难。

祖国解放后，她才知道了自己父亲的名字和身份。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来前，她曾给她的爸爸写信，问是否欢迎她。毛主席立即复了信，说非常欢迎她来到他的身边，也非常想念她这位多年未见面的女儿。姣姣来到毛主席身边，自然感到十分温暖和幸福，她和妹妹李讷相处得很好。江青曾向我说过，李敏应该回到她妈妈的身边去才是。言谈之中表现出种情绪，要想把李敏赶走，我没有理会她的话，那时李敏是个孩子，在她爸爸身边或她妈妈身边，都是无可非议的。因为江青的话，我反而更加同情李敏的境遇。以后，江青又对我说过两次，我仍然未作反应，她也就不再向我说了。江青的意图过去我从未向李敏透露过，更没有向毛主席讲过。

李敏和李讷进师大女附中学习时，是毛主席叫我带她们去报名的，校方给了我两张学生注册登记表，表上有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我拿到表后，未敢在学校填写，便带回了中南海，拿着登记表去找毛主席： “主席，学生注册登记表有一栏要填写家长的姓名，如何填法？”我拿着注册登记表给他老人家看，我的意思是，我不好代他签名，最好由毛主席自己把名字填好后，我带回学校就行了。

毛主席连登记表也没有看一眼，就说： “你带去的学生，就填你的名字嘛！”他对注册登记表填家长的姓名一事并不经心。很随便地说着，把任务交给了我。我明白了主席的用意，他不愿意让孩子们有特殊感，也不愿意给校方增加精神负担，或对孩子们搞特殊照顾。这样，李敏和李讷在同学之间也不会孤立起来，结果，在家长那一栏中填上了我的大名“王鹤滨”。

在和孩子们的相处中，李敏和李讷都把我当成长辈，虽然我比她们的两个哥哥都小一点，仍叫我王叔叔；当然，不仅对我，对其他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比我年龄还要小的，她们也都称作叔叔。

以后，她们长大了一点，才随着汪东兴、叶子龙两个人的音调，戏称我“王大(da)——夫”了，而且还故意把“大(da)”字的音拖得很长很长，比汪、叶二位叫我时的拖音还长。

一次，我去北京医院看住院的李敏，她此时高中快毕业了，我刚要离开病房时，她叫住了我。 “王大(da)夫！你看这个怎么办呀？”她坐在病床上，穿着北京医院发给病员穿的宽大的病人服，微笑着红着脸，又有些羞涩不安地问起我来。

“什么怎么办呀？姣姣”我弄不清楚是什么事，便认真地回问。“你看看这个。”李敏把手中的一封信伸到我的眼皮底下，是一位男孩子写给她的。

我明白了，这是李敏初恋时的男孩子写给她的情书。我便认真地对她说： “你喜欢他吗？”我没有把信接过来看。 “这怎么说呀。”她扭捏地、慢慢地说，从表情来看，不是不知如何说，而是说不出口来。

“你们的年龄都还小，如果你喜欢他，可以互相通通信，了解一下。”我像长辈一样地对她说。

“怎么回信呀？”她认真地羞红着脸请教我，两只手不知如何安排地抚摸着双膝。

“你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回呗！”毛主席经常说，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们的事，我此时只好表示中性态度。

“那，如何写呀？”她带着祈求的神情和语调问我。

于是乎，我当了红娘。在我的帮助下，她写了第一封回信，也是求我帮助写的最后一封信。

1975年，我在北京医院遇见了李敏，这时，她已经做妈妈了。寒暄之后，我说：“李敏，你看到毛主席时，请转达我对他老人家的问候。” 李敏显得很为难。

“我写信，请你代转好吗？”我问，我怕我的信送不到毛主席的手中。

“好，我转交。”李敏爽快地答应了。

毛主席去世后，我有机会来到北京出差(当时我在太原华北研究所工作)，遇到了毛主席的卫士李连成。他带我去李敏家里吊唁。在会客室的一张桌子上，放着毛主席的约二尺大的黑白照片，镜框用黑纱围了起来，肃穆之情立即使我的心沉了下来，泪水湿润了眼睛。

默哀后，李敏向她的爱人介绍说：“令华，这是在爸爸身边工作过的王医生。”

接着她又补充道：“咱们俩的结合，还多亏了王医生的帮助呢！”

我和李敏的爱人孔令华握过手后，转向李敏问起1975年的往事来。

“李敏同志，我请你转交给毛主席的信，他老人家看到了吗？”我关切地问起此事，毛主席已经百年了，

我内心里多么希望他老人家能看到他身边工作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的问候信呀！

“那时，我爸爸病得很重，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我又不好意思对你说，才撒了个谎，叫你给他写信。”李敏有点抱歉地说。

“你的信我没有办法交给他，一直放在我这里··”她又补充说。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李敏的年龄尚小，小姑娘聪明伶俐，天真无邪，很得毛主席的喜爱，她不止一次地抱着她爸爸的脖子说：

“爸爸！你怎么那么有办法，讨了个那么漂亮的老婆！”李讷学着大人的口吻，在她的爸爸面前撒娇，毛主席不声不响地任其爱女摆布。

“文革”中传说她病得很重。“四人帮”跨台后，她得到了首长杨尚昆的亲切关杯。

1985年的4月24日下午，在参加李伯钊同志遗体告别仪式时，我看到了李讷，这是我离开毛主席身边工作后第一次见到她。她的体型、肤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的儿子已经是小学生了。原来一个白净净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位中年妇女了。样子很像她的亲叔伯姐姐毛远志。李讷正在王光美同志跟前说话，王光美关心地微笑着与她谈论着；我走过去打断了她们的交谈，先向王光美同志问候、招呼后，便转向李讷说：“你好，李讷，身体还好吗？”

“谢谢王叔叔的关心，我很好，听叶阿姨讲，你们去看过我，我不在家，你们费心了。”她庄重而客气地说着。

(四)毛主席遗失的儿子

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牺牲了，把尸骨理在了异国他乡。次子毛岸青因病被送往莫斯科治疗。忽然听说毛主席的三子毛岸龙(杨开慧烈士所生)或者是四子毛岸红(贺子珍所生)有了下落，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也为之高兴，是件特大的喜事。全国解放后不少国家领导人或红军老同志找回了他们曾在长征路上，或在白色恐怖下，寄托在友人或农民、工人家中的孩子。他(她)们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膝下。毛主席也曾试图找回失去的孩子，这是人之常情。

毛岸龙是毛主席和革命先烈杨开慧生的第三个儿子，他曾和两个哥哥毛岸英和毛岸青流浪在上海街头，由于他年龄太小而失踪了。当时虽经地下党组织多方查找，但未能找到。毛岸红是毛主席与贺子珍同志生的儿子，按他的弟兄排列应在老四。在长征路上寄托给了农家。

经过一番努力，虽然有了线索，但是，不是因为时间、地点对不上口，就是由于其他原因确定不下来。结果，毛主席用叹息地说道：“不找了，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他们还有养父母啊！”毛主席的胸怀博大。反正儿子都是人民的儿子，子女都是中华民族的儿女！

我很为之惋惜。如果那时候有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不要急于否定，不要急于作结论，检查一下人体白细胞抗原，就可以确定是否是父与子的血缘关系了。因为人的记忆常常是有偏差的。

中华民族的苦难，中国人民的苦难是如此的巨大。在战争年代里，失去了多少优秀的儿女，毛主席失去的子女就在其中……

1991年的冬天，有个自称是毛岸龙的同志和他的夫人来访。事先，《紫云轩主人》的责任编辑胡建华打电话联系过，来访者拿着我写的那本小册子说：“在您写的这本书里，没有宣布我‘死亡’，算是客观的；有的文章宣布我已经死了，实际上毛岸龙还活在人世间，我就是！”

来者宽宽大大的面庞，浓眉大眼，嘴巴也大，厚厚的嘴唇，看去体格强壮，年龄早已过花甲。继之，他又详细地叙述了从儿时起到现在一切能回忆起来的生活细节。我问他：

“您来找我，希望我能帮助您做些什么呢？”

“从您的书中知道，有一种方法，可以检查出父子的亲缘关系，这种方法能不能使用在弟兄之间呢？来确定是不是兄弟关系？”自称是毛岸龙的同志，提出了来访的目的。

“您把机会错过了，毛主席生前时，您应该提出要求进行这种检查，他老人家已经逝世了，谁有权决定这件事呢？”

自称是毛岸龙的同志和他的夫人走了。他怀着他就是毛岸龙的信念奔波着。看见过儿时毛岸龙的毛岸英，已经为中朝人民的友谊，壮烈地牺牲在朝鲜半岛了，毛岸青同志仍然有病……

(五)“不要刹孩子们的风景”

毛主席很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他常常说的口头禅是：“不要刹孩子们的风景”，他也不止一次地告诫李云露老太太，不要过多地干涉孩子们的事，不要把孩子们管得太严了，束缚了他们的行动。

1953年的夏天，暑假期间，毛主席的孩子们都放了假，来到他老人家的身边，主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王医生，我很忙，抽不出时间来陪孩子们玩玩，请你带他们到北戴河去度暑假。”

毛主席一边审阅着文件，一边对我说，可能是没有听到我的反应，于是他把文件放在左手边的办公桌上，把头转向右侧，面对着我说：

“我身体很好，不会出什么事的，你能带孩子们去玩，就是对我很大的帮助了。”

毛主席恳切的言辞，使我懂得了长辈的心情，也使我知道了保健工作外延的意义，我高兴地接受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

第二天，我就和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带领李云露老太太、她的儿子王博文、毛岸英的夫人刘思齐、季敏、李讷、毛远新、还有叶子龙的两位女儿燕燕和丽娅，去了北戴河。

在那儿，我和罗光禄带孩子们游泳、爬山，并决定去看日出。天还不亮就把他们都叫了起来，摸着黑，踏上了山坡上的林荫。小路，向山顶攀登。真可算是披星戴月了。日间五彩缤纷的世界，此时显得异常静谧，只有我们这一只混成队伍，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地任意划破着北戴河小山上的宁静。这个小山头虽然不高，但爬到山头时，我的“战士们”都已经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

大家面着东方，坐在山顶的青石上，不久就感到快意的凉爽了。孩子们很兴奋，都聚精会神地凝视着东方的不清晰的海平线。大海在灰银色的月光下，更显得广袤无垠，使得孩子们心旷神怡，他们专心致志地望向东方，惟恐太阳一下蹦出了海面，看不到日出的奇观。

东方天幕上呈现出鱼肚白色，在鱼肚白的天际和蔚蓝的大海交接处，突然闪出了一条金红色的彩带，它是那样的斑斓、神奇；又是那样的辉煌、明亮。 迷人的日出之前的霞光，把孩子们的目光和心神都吸了过去。 在他们稚气的面孔上，在他们惊奇的瞳孔里，也都涂上了一层丰富的霞光。 “呀！快看，太阳露头了，那红红的一块！”还是“心诚则灵”，首先发现日出的是虔诚地目不转睛注视着东方角的孩子。随着太阳的出现，每个孩子的脸都被涂得通红了。 啊！好红，好大的太阳啊！把整个大海都给染红啦！日出的人都染红了，把北戴河的山头染红了，把成片成片的松树林染红了。 “王医生！太阳怎么是椭圆的呀？” “啊！那升起的太阳怎么与大海之间还连着一块蒂样的东西呀？！” “快！快看！太阳好似跳了一下才离开了海面的！” 孩子们提问题时，都把目光对准了我，似乎认为我比他们多懂一点，其实我也知道得很少。等孩子们的发问完了之后，不管对不对，用我仅仅知道的一点知识，讲了一下： “因为大气层的反射、折射、散射和对光线的吸收的结果，使我们通过较厚的大气层去看太阳时，发现它大了、红了，成为横着的椭圆形，这与中午的太阳看去不一样了。” 太阳升高了。大海的波涛把金红色的阳光，切割成一块块的，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月亮好像害怕太阳，面色变得惨白，形成了淡淡的圆形；最后随着满天的星斗，被强烈的阳光扫得一千二净。 孩子们高兴极了，忘记了上山时的疲劳。要是毛主席能抽出时间，带着孩子们游泳、爬山、观看日出，那该是送给孩子们的多么贵重的礼物啊，毛主席也会得到同样贵重的礼物——孩子们高兴的笑脸。归途上，踏着晨光向山下走去，当孩子们移动脚步时，又发现能停在山头生长的野花上采花粉酿蜜，它们的翅膀都变得小小的花朵上辛辛苦苦地爬来爬去采集花粉。回到北京后，孩子们向毛主席叙述了在北戴河过暑假的愉快生活。他老人家听了很高兴：“那好！以后还请王医生带你们去。”

十九、瞻仰

新中国的三颗巨星先后陨落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在同年相继谢世了。全国人民洒落了泪雨。

在中国北方的土地上降落了一场罕见的陨石雨，这偶然的巧合，加深了人们对领袖怀念的情感。这一年是中国大地上最悲痛的一年，也是具有重大转折的一年。 瞻仰证捧在我的双手中，微微地颤动。 紧缩的胸廓发出一阵阵欲裂、欲碎的刺痛，泪水滴滴，肝肠欲断！

毛主席，我看望你老人家来啦，这不是梦，却恍恍惚惚地似在梦境之中。 毛主席，我看望你老人家来啦！可是，现在还能有谁，帮助我向您通报一声？ 手中的瞻仰证，成了走向您，看望您老人家的通行证。 瞻仰的人群，和我一样低垂着头，悲痛而缓慢地向纪念堂走去。 移植来的幼松，它们来自井冈山？延安？还是西柏坡的松林里？在纪念堂的两旁静静地肃立。放置在纪念堂汉白玉石阶上的菊花，伸展着金黄色的花瓣，它仿佛象征着您老人家曾吟诵过的：“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句。清晨的秋风吹起，萧萧瑟瑟，似在轻轻地抽泣。

毛主席啊！我宛如又来到了您的办公室或起居室一样，为不干扰您凝聚在文件或书籍上的目光，我轻轻地走着，把足跟高高地提起。但是啊！这里不是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更不是您那紫云轩的起居室，不见矗立在菊香书屋院内的几株苍柏，也不见了守候在紫云轩台阶旁的槐树。您老人家居住和办公的房屋，哪里有这样的高阔，在古老建筑物的房前、屋后，可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多的花朵……巨幅壁毯的前面，是您老人家的汉白玉石雕像。您那展视前方的、慈祥而深邃的目光，宛如仍在告诉我们：优良传统要继续发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您那魁伟的身躯轻松而又安详地坐在沙发上。可这里不是菊香书屋东厢房的办公室，而且还加添了花圈、挽联。联，排列在您老的身旁。

毛主席啊！在您老人家所奉献给革命事业的一生中，可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安逸啊！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的时代，在长征途中，在抗日战争中，是在全国解放，新中国诞生后的中南海时，您老人家哪里有过这样的安逸啊！从我见到您老人家到在您老身边工作，我可从来没有看见过您有过这样的安逸。就是在抗美援朝时期，您还是从北方到南方，从西方到东方的奔波，祖国的山川、河流、湖泊，都留下了您老人家辛勤的身影；农村、工厂、部队、学校，各行各业的人民都铭记着您的教诲。您老人家可从来没有过现在这么安逸，就是在工作的间隙，您也总是手持书卷，不知疲倦地读书学习，吸取着所需要的知识。这是艺术家们的匠心，也反映着人民爱戴领袖的心意：您老人家生前太辛苦了，所以把您伟大的形象，雕塑在沙发中休息！不要像生前那么劳累，不要像生前那样奔忙了。瞻仰的人群，轻轻地走进了大厅，每个人都好像怕自己的脚步声把您惊醒。但是啊！那清莹的水晶棺，告诉了人们一切。从瞻仰人群中发出的抽泣声，划破了大厅的寂静。毛主席啊！我总觉得又像走进了您老人家的起居室，来到了您老人家的身旁，问候您的健康情况一样。是啊！黑色的大理石，代替了您老人家的那木板硬床；您用心血染红了的党旗，换去了您使用多年的白布罩单；中山礼服，代替了那缀有补丁的白毛巾睡衣；不见了那半床铺的书籍；不见了那床头桌上的台灯一盏；看不见了您口衔的那只烟嘴，更不见从口角飘逸出的缕缕轻烟；我久久地站在您老人家的身旁，好似凝固了一样。那绵绵的回忆，对比着眼前。那微笑着的容颜，那战士般的性格、那淳淳教诲的语声，那风趣幽默的笑谈，又重新显现在我的眼前，又重新响在我的耳边。和往常一样，我停下了脚步，回转身来恭听，但是啊！您老人家仍然安详地睡在水晶棺中。我似乎又听到了您老人家的声音，又看到了您老人家慈祥的目光，微笑着的面容。让毛主席香甜地睡吧！又像在您老人家身边工作时一样，我轻轻地退出了您老的起居室，好似又听到了值班卫士在低声说道。“毛主席睡了，请大家安静！”

后记

1993年2月10日下午，一时半许，日本读卖新闻社北京支局的记者藤野彰先生来访。他毕业于山东大学，年纪很轻，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今年是毛泽东诞生百周年，特来探访《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书的作者。”

藤野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道，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本《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放在他座位茶几面上的左手。

“您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和住址的？”我微笑着，亲切而好奇地问。

“是中央党校出版社告诉的，《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是畅销书。”藤野解释说。

“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本书获得了优秀著作三等奖，我尚未得到通知。”我算是肯定了藤野的话，接着我又问道：

“是藤野先生自家想探访，还是读卖新闻社的安排？” “是读卖新闻社的指示，中国正兴起毛泽东热，今年又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要在读卖新闻上报导一下，我还要去延安探访。” 藤野回答了我的提问。

“读卖新闻在世界上是最大的一家报纸吧！”我赞赏了一句。

“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藤野有分寸地回答。藤野打开了他的笔记本和袖珍式录音器，一边饮茶，一边交谈，询问一些关于毛泽东的生活情况、饮食爱好…… “您还记得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吗？”藤野问陪坐的我的长子王子冀。

“1962年的次还记得，以前的记不清楚了……”王子冀回答。 交谈近尾声时，中国人事出版社总编辑宋桂选和美编赵迎曦也来了，我向藤野作了介绍，同时，也向他们二位介绍了藤野。 最后，藤野严肃地问道： “您最崇拜毛泽东的是什么？” “我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伟大的，在他的领导下，从中国的土地上‘请’走了帝国主义，解放了中华民族，中国获得了独立；除掉了地主阶级，解放了农民……”段话语之后，我又说道： “《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一书出版后，得到读者的喜爱，这更鞭策了我。处女作我不够满意，并决心重新写过，增添了内容……书名取《感动“上帝”的人——缅怀毛泽东》并写了另外一本书《行草书圣毛泽东》，由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可望6月份见书了。”藤野把视线转向了中国人事出版社的总编辑宋桂选。

“6月份可以见到书吧。”宋总编辑的回答，语音中略带迟疑，大概他感到时间不宽裕。

告别时，藤野把《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一书的扉页打开，请我签名留念。

“这样写行吗？”藤野先生雅正，王鹤滨，1993年2月10日。” 藤野先生的采访，了解了我为主席著书的情况，就以此作为这部书的后记吧！

本书的成书出版，得到了我的夫人和两个孩子的长期支持，以及朋友们的鼓励、帮助；同时，出版社的领导、编辑，特别是宋桂选、刘寿春、胡蕴、车彦、曹华艺诸同志从内容到文字做了精心的编辑，在此，特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王鹤滨 1993年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