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滨】感动上帝的人：毛泽东(上)

特设专栏 2025.06.29 31 0

感动“上帝”的人 — 缅怀毛泽东

王鹤滨著主编刘思齐

《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之一感动“上帝”的人——缅怀毛泽东王鹤滨著中国人事出版社(京)新登字09号责任编辑：车彦封面设计：赵迎曦

中国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新华书店经销北京文化艺术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20千字印数：1-30000册1993年1月第1版1996年5月第2次印刷 ISBN7-80076-317-X/Z·032 定价：7.20元

我心中的话

(代序)

1937年我年仅4岁时就来到了主席身边。虽然时光已流逝55年，但当时在主席身旁呀呀学语、依依膝下的情景至今仍朦胧地留在我的记忆深处。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他老人家对我那颗慈父的爱心。几十年里，尽管历经坎坷，然而我始终对生活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记得10岁时，在新疆我和母亲一起被反动军阀盛世才投入监狱，在党的大力营救下，4年后我的一家与同狱的其他同志们才得以重返延安。是老区的小米、党的关怀及主席的教诲使我长大成人，又与岸英从相识，到成婚。“贫穷”的主席把自己唯一拿得出手的一件大衣赠与我们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两桌水酒请来朱总司令、周恩来、刘少奇等革命前辈，向我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我们一双新人祝贺。岂料朝鲜战起，岸英牺牲。主席痛失爱子，我也成了20岁的未亡人。其后多年与主席相处，无论承欢膝下，或书信往来，老人一直视我为己出，唤我为“娃”“亲爱的大女儿”，信后总是亲切地落款：“爸爸”、“父亲”。

记得1959年的一个夏日，爸爸在他的卧室与我谈人生时，说道：“七十三、八十四”，当时我还不知此典出于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不禁一怔。爸爸笑着说：“阎王不叫自己去。死亡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猛然意识到最关心我的爸爸最终会撒手尘寰离我而去，不禁潸然泪下。

在爸爸的关怀下，我读书、留学，以后老人家亲自操心，督促我又成了家。文革期间我和丈夫双双下狱，罪名是：“反对江青的现行反革命。”爸爸得知后气愤地写下，“娃娃们无罪”，我夫妻才得以重见天日。老人家当年曾对我说：“我死之后，你要是想念我，就到我的坟上来看看。”十几年来，我多少次在天安门广场上，望着巍峨的纪念堂，心潮澎湃，感到我的心还在与爸爸对话。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普通劳动妇女，尝尽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如今，我已翼发花白，但回首一生，聊可告慰爸爸的是，我觉得自己活得还算真实。因为我记住了当年洒泪而别时，爸爸曾抚肩慰我：“你永远是我的大女儿。”如今爸爸已经走了整整16年了。在这百年诞辰之际，承蒙中国人事出版社、北京、天津、湖北、湖南、广东以及我家乡山东的朋友们，特别是曾在老人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起著文，通力合作编写出版了这套《人民领袖毛泽东》丛书，作为纪念。

刘思齐写在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 1992年8月30日

题记

1945年6月1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讲了一个故事《愚公移山》。故事的梗概是：愚公想要挖掉挡住他家出路的两座大山，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接着，毛主席说道：“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人民大众。”

前言

1938年我年仅14岁，在国难当头抵御日寇的抗战烽火中参加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如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然而孩提时期的歌声仍萦绕在我的耳畔：城楼上站着两位大英雄，威风凛凛哪一个，朱德、毛泽东。

再听那情意深长的歌声：“毛党代表，他有一肚子革命理论，上起课来都让他来教，教得好！教得妙！”

《井冈山之歌》把我带进了史诗般的意境。那时我一直憧憬着毛主席的形象，幻想有天能聆听垂教，睹领袖风采。

1943年，我从晋察冀军区经过了“三千里长征”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毛主席亲自为我们上了第一课，给我们作了“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的报告。他那巍然的形象，力克强敌的气概使我毕生难忘。

日本投降后，1946年夏，我为毛主席检查眼睛；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8年的早春，在陕北前线，我再次见到了毛主席。

开国大典之前，我奉命调到主席身边工作，做了老人家的保健医生，后兼生活秘书工作。那时我有幸与主席朝夕相见了。

1953年国庆后，杨尚昆同志派我去苏联读研究生，以便将来更好地完成保健主席的工作。

1956年夏，我回国度假去北戴河，一天子夜又见到了毛主席；

1958年我留学归来，在中南海见到了主席并陪老人家进餐；

1962年除夕之夜，我们全家去中南海给老人家拜年。

我从第一次见到主席到最后一次与主席相见，时间跨越了19个年头。这其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我本人则从一个不谙时事的青年成长为一名能为国家做一点事情的医生。回想一生，实实在在是党和毛主席亲自培养教育的结果。

毛主席是一位划时代的伟人，然而生活中的他却是位极平凡的人。记得1952年毛主席过生日那天，老人家邀我去吃汤面，就算为他过了生日，这与寻常百姓家有何两样。如今正值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这本回忆录就算是我奉上的一盆素面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吧！敬爱的毛主席！安眠吧。

王鹤滨 1992年10月

一、艰辛的历程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泽东宏深的话语，有力地道出了革命征途的艰辛，革命执着的决心及革命必胜的信念。当人们翻开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时，就会看到一张毛主席的照片，他身穿灰色的军装，头戴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帽，稍侧着脸，消瘦而英俊的面庞略向前倾，在深沉刚毅的眼睛上方，横卧着紧锁的双眉，似在深思，似在求索，似在倾听那进军的号角。那是毛主席经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时的风尘仆仆的形象。这是在追忆过去和审视未来的忧国忧民的形象。这张照片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当我踏入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时，在我还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以前，这是毛主席在我脑海里的唯一形象，英俊而带点沉思的形象。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著名的中国美术家罗工柳的木刻板画发表了，他刻画的毛主席在七大作报告时的艺术形象，也是紧锁着双眉的。

在全国解放前，我曾三次看到毛主席，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的境遇，革命征途的艰辛，总是挂在他老人家的眉梢。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当他还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时，就已经是胸怀壮志，思想成熟的青年了，他曾这样自我描绘过： “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如果从1921年算起，到1949年的8月我看到毛主席的双履展开时为止，正是这个“忧”字，把二十八画生(毛主席曾用名)的双眉，整整地锁了28年！这是异常艰辛的28年啊！

(一)“枪是可以杀人的！”

“枪是可以杀人的”！这是毛主席在报告中告诉我们的一条真理。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1940年9月底，德、意、日法西斯在柏林成立了三国军事同盟，称为轴心国，气势汹汹地妄图吞并瓜分整个世界。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采取了诱降的方针，从1938年10月，日寇侵占武汉后，就把主要的军事力量，百分之六十四的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压向真正的抗日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配合日本侵略军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蒋介石故技重演，像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样，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杀来。从1939年到1943年的秋天，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1941年元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我新四军九千余官兵在突围中大部壮烈牺牲。蒋介石还派重兵数十万之众，围困陕甘宁边区，大军压境经济封锁，妄想困死我方。我党我军及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处于极端的困难时期，解放区缩小了，人员减少了。就在这严峻的时刻，1943年3月——6月，我们的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校(我当时是该校高二期的学生)，转到陕甘宁边区，经过二次考试，一部分同学编入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驻地柳树店，座落在距离延安古城东十里之遥的延河南岸，与河对面的和平医院相望，与河北岸的桥儿沟医大的师生们很喜欢延河，尤其夏、秋季节，这里是天然的浴场。柳树店南北向的山沟底部，有一条时断、时续的小渠，将柳树店切割成东、西两部分，医大的教室、礼堂、附属医院、食堂、教师宿舍以及二大队的职工、学生都分布在沟渠东侧的山坡或坡麓；图书馆、校部及校领导的住房都分布在西山脚下；一大队的干部和学生，则分布在西山坡上，即统统在小渠西面了。柳树店的农民则分散住在直沟东、西两面的山坡上。从晋察冀来的同学和原在医大的师生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想要见到毛主席。

193年的初秋，气爽天高，碧空晴朗。一天下午，同学们正在窑洞里复习功课，一辆美式的吉普车驰进了柳树店的山沟，旋即停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操场上。当车上的主人走下车来时，被附近的几位同学发觉了，他们立即欢呼起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寂静的小山沟，顿时沸腾了起来。在教室里自习的同学，听到了欢呼声，都奔出了窑洞，展开了双臂，欢呼雀跃着从东西两面的山坡上，飞奔而下，射向学校的操场。

“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欢呼声震动着山谷，人流注入了沟底，顷刻之间，蜂拥而来的同学们把毛主席围了起来。

“当当·当.”清脆悦耳的集合钟声响了起来，校领导指示各大队集合，整队到大礼堂(老同学们自已动手造起来的)，听毛主席讲话。

喜气洋洋的队伍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了大礼堂，同学们席地而坐，礼堂被挤得满满的。老师和校领导们都挤在礼堂大门口内的东侧，紧靠着墙站立着，等于是站在了主席台上，需要侧过身来听毛主席讲话，同学们都翘首直腰看着门口，希冀着毛主席尽快地出现。金色的阳光从礼堂的西侧窗口挤了进来，抚摸着兴奋的同学们，窗外柳树梢上的麻雀唧唧喳喳地欢叫着，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喜出望外的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最早发现毛主席到来的几位同学，更是眉飞色舞，提高了嗓门叙述着他们的发现，此刻他们觉得比其他同学更加幸福。同学们沉浸在兴奋、欢乐的气氛之中。这天，真是我们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大喜日子！大礼堂北门的偏西侧，放了一张同学们上课用的书桌。毛主席的随行卫士穿着一身灰色的军装，瘦小的个儿，精干利索。他从腰带上解下用布袋装着的军用白搪瓷茶缸，撑着…侧的耳把，再从挎带的布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无提手的小暖水壶，倒了半杯水，然后，把茶缸放在桌面的西侧。我就坐在这张书桌南桌腿的前面，因为我坐在第一排，伸手几乎能摸到桌子。当毛主席出现在礼堂门口时，同学们热烈地鼓起掌来，宛如暴风骤雨，继之，随着掌声的节奏，欢呼着最敬慕的三个字：“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只见他那魁伟的身体，使我们感到巍然，蕴藏着力挽狂澜的无穷力量和气魄，他那高大而宽阔的前额，显露出无限的智慧和渊博的知识。他那深邃的眼神，荡漾着闪闪的光波，若像具有洞察一切、穿透一切的力量，他那紧锁的眉头，罩上了层凝思的神态，忧国、忧民的悬念，好似永远地挂在眉间，一头浓浓的黑发，使他黑的面孔，又显得增加了几分消瘦，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与战士难以区别的灰色军装，只是松散着裤腿，没有打绑带罢了。这种战士的装束，使我们感到非常亲切。

毛主席微笑着举起了双手，手心向下，接连轻轻地按了几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毛主席那慈祥和蔼的面孔，使我立即想起了我在华北联大时，在学生中间所传诵着的形象的比喻：“毛主席是母亲！”

“枪是可以杀人的！”毛主席带着严肃的表情，沉痛的回忆，用高昂激烈的语调，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加重着语气。一句话说出后，他停顿了一下，环视了一下听众的表情，留下了点时间，给听众深思这一命题的意义。真是石破天惊，一句话把我们的思绪拨动了起来。毛主席的报告开始了。

“是啊！枪可以杀人，妇孺皆知，有何难懂？”

同学们的心底嘀咕着，有的开始了低声的耳语。

毛主席看出了师生们的心理活动，即刻接着讲了下去：“同志们！我们革命党人认识这个真理，代价却是惨重的，花去了无数个革命志士的生命，是以革命遭到了失败的教训，才认识到的。于是，我们革命党人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也拿起枪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战友的尸体，我们继续战斗了。

我们随着毛主席的眉头紧促，被带入了沉痛的追忆之中，对革命烈士发出了哀悼之情。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不幸，自己的不幸唤起了深思。毛主席的一席话，荡涤了我们脑海中简单的想法。原来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好似很简单的真理，要想认识它，掌握它却是这样的困难，要付出这样巨大的代价。这一席话也同时把我们的思潮带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那时，党内的头号大人物陈独秀，不懂得枪杆子的重要，不要武装，不要农民，当蒋介石的屠刀杀向革命党人时，无力抵抗，任其宰割，仅在1927年，就被蒋介石杀死了革命志士和群众三十多万，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大好形势，被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断送了。虽然，毛主席的讲话带着很浓重的湖南口音，但我们听得清楚、入神，每个同学都屏息着呼吸，聚精会神地聆听着，只怕掉了一句话，一个字，每个同学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只怕漏看了毛主席的一个动作，一个手势……

毛主席的讲话声音又把我们从沉思的波涛里唤醒了过来：“那么，我们手里的枪是从哪里来的呀！”毛主席启发式的提问，立即把同学们的思维活动集中了起来，大家又开始思索着，枪是从哪里来的……

“枪吗，当然是兵工厂造的呀！”毛主席解答了他自己的提问。朴实的语言缓解了我们紧张的思维。

“我们的兵工厂设在哪里呀！？”毛主席的提问，进一步启发着我们的思考，把师生们的思维活动推上了新的高潮。同学们的思想又在毛主席提问后的片刻停顿里活跃起来，争着寻找答案，都想找到正确的答案，于是又都低声地议论开了……“我们的兵工厂，大概过去设在瑞金，现在设在延安的某个地方吧！”

“我们的兵工厂就设在南京嘛！”毛主席把他提出的问题，又拿回来，自己作出了肯定的答案。这个答案否定了同学们的猜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会场更加活跃了，惊讶、兴奋的低声话语充满了礼堂。

“怎么？我们的兵工厂设在南京！？”有的同学惊奇地问自己身边的同窗，怕听错了。

“没有听说过呀？！”被问的同学表示毫无所知。

“大概是地下工作者办的吧！自然是绝对的秘密了，被蒋介石国民党知道了那还了得！”有的同学自圆其说地发挥着，又不敢肯定，只是猜测性地回答着身旁同学的探问。

“那么枪是怎么样从南京运来的呀？！”毛主席的提问话音刚一落，我们猜测的思潮又活跃了起来，那思维的涓涓细流，似在狂风暴雨之中，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巨涛。前个问题尚未解决，又紧紧地重叠上了一个新的难题，像连接的两个巨浪，冲击着我们思维的海岸。我们根据上一个问题的思维逻辑推论下去，形成了同学们较集中的推断性答案。

“大概是通过地下工作者送来的吧！？”同学们猜测着，仿佛只有这种办法才能运来，别无他途。

“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运来的嘛！”毛主席轻动了一下眉峰，向上方挑去，稍稍地拉开了口角，微笑着亮出了底牌，一语道破，两个问题同时迎刃而解，同学们的推理猜测都落了空。我们的思维活动若似有着无形的线牵在毛主席的手中，随其提拉。

“蒋介石给我们当运输大队长，还是很称职的哟！他既不用牛车拉，也不用毛驴子驶，而是用火车载、汽车运的呀！”毛主席的话语停顿了一下，紧接着幽默风趣地说： “运来了嘛！我们就统统地收下，但是，不开收条的哟！”

毛主席的话音刚刚一落，会场上立即迸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毛主席也笑出了声音，他随手拿起了小搪瓷缸子，喝了口水，向同学们投去了微笑的目光。毛主席在结束讲话时说道： “我们就是这样，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我们对付日本鬼子也是这个办法。”

他老人家的讲话，语言非常生动、活泼，形象、幽默、精辟、深刻。随着他那抑扬顿挫的话声，启迪着我们，把我们的思维活动统统地纳入了他老人家所阐述的理论轨迹之中，把我们的思想带入到高水平的境界，宛如他的理论把我们提置到海边的高山之上，遥视着那广袤无垠的天际，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使我们看到了即将喷薄而出的曙光。

毛主席的讲话使我们这些从晋察冀边区来的同学们的耳际反复地响起了我们很喜欢唱的一支歌曲：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谁要把它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 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讲话，对我们的教益深远，令人终生难忘。

数十年之后，当老同学们相遇时还时常谈起： “那怎么会不记得，‘枪是可以杀人的’‘蒋介石是运输大队长！’‘小米加步枪，战胜敌人的飞机和大炮！’

毛主席的讲话给我们注入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在那思潮滚滚的辽阔的海面上，鼓起了革命到底的风帆，搏击着惊涛骇浪，一定要达到胜利的彼岸。

飞逝的时间过去50年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时的形象仍历历在目，讲话的声音仍响在耳际，记忆犹新。

(二)决战前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讯息传到延安后，整个古城沸腾起来了。欢喜若狂的人群涌向了街头，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师生们，穿过延河，跑到对岸通向延安的马路上。在那里，驻扎在桥儿沟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们正进行着化装游行，以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八年浴血的抗战生活就要结束了，人流的上空响起：

“胜利了！”“胜利了！”

这巨大的欢呼声沿着延河，逆流而上向西，顺流而下向东，向远处飘去；这欢呼声撞击着延河南北两岸的山峦，撞击着宝塔山峰。这层层山峦，座座山峰像一口口巨钟，发出了被撞击后的重重回声，使这“胜利了”的欢呼声在空中响了许久、许久。

人在欢呼、河在欢呼、山在欢呼、宝塔在欢呼、古城在欢呼“我们胜利了！”

1945年的9月，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的师生们正忙着下山的时候，我被调到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作科员，同时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在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日子里，一直解甲归田的蒋介石要下山摘“桃子”了。延安礼堂，位于延安古城的北关，是在被日寇炸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不大的建筑物。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在这里传达“七大精神”时，特别提到毛泽东同志对人民的赤诚胸怀。到中国人民头上时说：“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的啊！”他的声音哽咽住了，热泪流了下来！全体代表深受感动。接着杨尚昆加重了语气说：“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啊！”我们听传达报告的许多同志，顿时也被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所感动了，泪水溢出了眼眶。

1946年，国民党和我党的代表，加上强行干涉中国内政的美国代表在北平进行调处。蒋介石利用调处的时间，加紧了兵力的部署，抢占大城市。在此期间，显得很宁静，气氛也平和，这正是决战的前奏。这样一来，过去被蒋介石的军队围得水泄不通的陕甘宁边区，此时，它的首府古城延安可以直航北平了，经常有我方人员来往飞行于延安与北平之间，也算是打开了一个窗口。

那时，我们不少年事已高的各界领导，都需要佩戴合适的“老花镜”，才能顺利地完成文字工作，但由于日本侵略军、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得不到解决。北平“调处”开始后不久，我这位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就忙碌了起来。

车委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第一次带我去见毛主席时是在1946年的初夏，尚是陕北的枯水季节。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手提着配镜盒，跟在傅连暲的后面，离开驻地蓝家坪，顺着河床底踏出的小路，向东南方向的王家坪走去。河床里的水很少，主河道的水也很浅，但很清澈，涓涓流水，也时断时续，弯弯曲曲地顺着河床向前流去，直到宝塔山下，在那里与由西向东奔流来的河水相会，向东形成延河的主干道。

据说这就是杨家将把守的三关口。在王家坪以南便是杨家岭，还有点将台，石雕人、马像等，可能有点来头，所以那些说法也不像是牵强附会。我俩走着，遇到没有露出水面的石头，就涉水而过。傅连暲不健谈，这可能与他的健康不佳有关，我呢，为了减少寂寞的困扰，心情想跳荡一点，便轻轻地哼着《信天游》。我喜欢陕北《信天游》高亢、豪迈的唱腔，带着浓厚的黄土地气息。蓝家坪离王家坪只有三里来路，一踏过河去就不远了。王家坪座落在清凉山麓，西射的阳光把王家坪照得非常耀眼秀丽，山的阴影向东伸展，与西坡上被阳光涂抹的树木、庄稼、野草、村舍，形成反差极强的明暗对比，使王家坪这个小小的山村显得格外生机勃勃明媚多彩。傅连暲指了指村西头路南侧的一处单层建筑物说：“到了，那就是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房子。”我顺着傅连暲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处别有风格的建筑物。外形四四方方，似一处普通的平房，从部分房顶看，又像是由砖窑组成。这座小小的建筑，坐北向南，大门开在这所房屋的东南面；房前是一块场地，算是无墙的院子，大概是毛主席在工作的间隙里散步的地方。再远一点是一片小树林，树木不大，也就是近两三年种植起来的，但毕竟已经成林了。蝉鸣声、鸟啼声，清晰可闻，倒真有些田园风味了。

这所建筑物的东南侧，也就是无墙的院子的东面，长着一棵大槐树，腰身粗壮，枝叶茂密，绿荫如盖，形似一顶大伞。紧挨着大树于的西侧，有一块架起来的石板，约一米见方，一尺多高，算是桌子，桌旁放着几块从河滩里抹回来的大鹅卵石，算是小凳子了。桌子也好，凳子也好，没有人工的雕凿，任其自然，连桌面也是七出八进的，不成方圆。这些构成了乡间野趣。

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好像是刚刚从屋子里走出来不久，大概是想清闲一会儿，在院子里随便走动着。她身着灰色的旧军装，未戴军帽，腰间系着皮带，显得干净、利落。脚上穿着一双白布条打成的新布草鞋，在布草鞋的尖端，各缀着一个粉红色的线绒球。这鞋上的装饰，我只在京戏中见过。在延安的女同志中，还没有见过哪位脚上穿着带花线绒球的草鞋的。大概因为我少见多怪吧，所以觉得很刺眼，总觉得这种打扮与毛主席夫人的位置不相称，显得轻浮。如果当时是毛主席的小女儿穿上这样的布草鞋，那一定是十分讨人喜欢的。

傅连暲看到了江青，急忙向前快走了几步，向她说明了来意，并用手指了我一下说： “那位是王医生。”

因为我落后了几步，同时，当傅连暲快步走去与江青打招呼时，我迟滞在门口，所以没有跟上前去与江青打招呼，也没有说话。

江青不冷不热地对傅连暲说：“主席在，你们去吧！”傅连暲退回来，带着我走进了大门。这平房是由三孔砖窑组成的。一进门作为过厅的是一个南北向的窑洞；在过厅北面的西墙上，露出第二个门来，从这个门进去就是一孔东西向的窑洞，这里是毛主席的办公室，北面开窗。在这间洞的中间偏南，顺长轴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大会议桌，它的周围放着些椅子，占去房间的大部分，这大概是为开小型会议准备的。在这间窑洞的西头靠北窗，放着张写字台，桌面上放着许多文件，大概是把批阅过的和待办的文件分放于东、西两侧了。毛主席正坐南向北的伏案办公，把处理过的文件从西侧放到东侧。这东西向的窑洞南墙西侧也有一个门，里面大概就是毛主席的起居室了。客人的到来，打断了毛主席的工作，他放下了手中的笔，站了起来，侧过身子向前走了两步，傅连暲赶紧跨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用手势和目光向我们打招呼，在他那尚未消失沉思的面孔上，露出了笑容，但他仍然双眉紧锁，似有重任未酬。大概他老人家正在为着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考虑今后的战略方针。毛主席仍然穿着褪了色的灰色军装，面容比1943年秋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给我们讲话时还显得疲倦些。

是啊！1945年秋天，毛主席飞赴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虽然达成了协议，可是蒋家王朝利用北平调处的时间，积极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完成了对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准备。内战随时可以爆发，打内战的权利掌握在蒋介石的手中，他依仗美式装备，要与我们决一雌雄了。有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正在酝酿着。在这决战前夕的寂静、平和的气氛中，毛主席更加辛苦了。我们也需要准备，敌人正在磨刀，我们也得把枪擦亮，毕竟现在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不同了。革命人民产生了自己的领袖，革命人民的手中握着枪，现时的革命力量也不可与那时同日而语了，我们壮大了起来。傅连暲向毛主席报告了来意。这时，我才知道，事先并没有告知毛主席要给他检查眼睛，我想是怕他因工作忙而会拒绝检查，所以傅连暲采取了“突然袭击”的办法，使毛主席不好推却。协商的结果，毛主席同意检查。傅连暲闪过身去，高兴地把我的情况向毛主席作了介绍，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伸出手来，我双手握着他老人家那只又大又厚的右手，竟忘记了向毛主席问好。

“多大岁数啦？！”毛主席大概看着我的长相年轻，慈祥地首先问我。

“二十二岁。”我微笑着恭敬地回答。

“在什么地方学的医呀？”毛主席又关怀地问。我想，可能因为给他看病的医生都几乎是与他老人家年龄相近的人，可今天来了个“娃娃医生”。

“延安中国医科大学。” 我回答的语音刚落，傅连暲马上补充说：“主席，是咱们自己培养的。”

同意了给他检查眼睛。todo

那意思像是：“好，来检查吧！”接着毛主席催促着问道： “怎么个检查法呀？！”

说罢，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他的办公桌，大概那里尚有急待他批示的文件。

我布置好了视力表，检查了远距离视力，又测定了近距离视力，然后又选配镜片。此时，毛主席坐在检镜盒前，插话说：“哟！还这么复杂呀！”

看来毛主席还在想着办公桌上要处理的文件。“很快就要完啦！”傅连暲忙接过话音回答。我察觉到，我们的到来打断了毛主席手边的工作，这次被动地接受检查眼睛，他并未感到需要，我一一检查完毕，立即向毛主席报告说：“主席，你的眼睛有轻度近视，要配眼镜吗？！”

“看东西不碍事，不要配眼镜了。”他老人家和葛地说完，就向办公桌走去。

这时，邓子恢同志笑嘻嘻地走了进来，准备向主席汇报工作，看到我们给毛主席检查完眼睛尚未离去，就没有急于开始谈工作。毛主席的幼女，五、六岁的李讷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从寝室里跑了出来，向她爸爸的怀里扑去，依在毛主席的身旁，他老人家面部又挂起了笑容，这天伦之乐轻轻地平抚了一下他那紧锁的双眉。

邓子恢亲昵地用手抚摸了一下李讷的头，笑着说：“哟！我们的小公主啊！长大后谁敢来娶你呀！”

我们告辞了。毛主席一边把我们送到门口，一边说： “不远送了！”我们握别了毛主席，目送他老人家回到办公室。

(三)伟大的转折

“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蒋介石，背信弃义，终于撕毁了和谈协议，凭借着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和军事援助，打着如意算盘，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叫嚣在三个月内，把我们吃掉。蒋介石遭到痛击后，不得不改变了战略，采取了所谓重点进攻的策略，集中“两个拳头”打来。

1946年的秋天，延安的枣树、桃树的枝儿被累累的果实压得弯弯的，正是要成熟的时候，蒋介石用重兵压向了陕甘宁边区的首府——延安。飞机将炸弹投在了被日寇炸成废墟的延安城重建的房舍上，机枪子弹从飞机上扫射下来，射向延安的居民，战争再次强加在了人民的头顶上。

这是决战开始的讯号。

金色的夕阳情意绵绵地吻别了树梢，吻别了宝塔山上的宝塔。恋恋不舍地隐没在山的西侧。树梢、宝塔顿时感到了惆怅，羞红的面孔挂上阴郁的色调，罩上了一层暮色面纱。黄土高原的牛儿，沿着挂在山腰上的小路，迎着黄昏，迈着缓缓的步子，转过山坳将星光、月色卸在了农家的小院内。蒋家王朝的重兵、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把陕北勤劳农民宁静平稳的生活打乱了。我们掩埋了一些盆盆罐罐和带不动的桌子、凳子、床板，告别了延安冬暖夏凉的窑洞，背起了行李，踏着星光、月色，开始了夜行军的生活。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回来的同志，刚下飞机，有的女同志还穿着高跟鞋，也不得不爬山了。中央门诊部从延安撤退到瓦窑堡，就在这里过冬了。

根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了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军给了敌人重创之后，于1947年的3月29日，主动撤离了延安。胡宗南的飞机又来“光顾”瓦窑堡了，在瓦窑堡投下了炸弹，用机枪扫射行人。一位农民就在我的眼前倒在了血泊之中，我跳进一个地坑，才幸免遇难。看着飞得很低的飞机用机枪向我射来，因坑小而深，飞机竟毫无办法，子弹白白地在我头上掠过，当飞机再转回头时，我已经走了，只留下那个救了我的空坑。“可惜”美国的军火商没有给蒋介石制造出由飞机腹部向下直射机枪的特种飞机来。中央门诊部撤离瓦窑堡，向山西进发，沿途又是蒋家王朝的飞机带着炸弹，打着机枪相送。中央直属机关东渡黄河，进驻在山西临县一带，中央门诊部设在三交镇，称三交门诊部。此镇就在黄河之滨，我们也都免费为群众看病。我此时仍是眼科医生，兼作门诊部的指导员工作。毛主席和他的战友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陆定一仍留在陕北前线。毛主席就在陕北，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这是战士们的誓言，这也是陕北人民、全解放区人民的誓言。这誓言化作了巨大的物质力量，人的力量；同时，人们又关心着毛主席的安全和健康。

1948年的2月，我们学习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毛主席指出，伟大的转折到来了，蒋介石开始走下坡路了。同志们都喜气洋洋，每天都扳着手指头数着歼灭蒋家王朝多少个师，多少个旅，就好似孩子们吃饺子数个数一样，全国解放，指日可待了。

1948年的3月份，傅连暲带着金茂岳(妇科、外科医生)、李得奇(牙科医生)、我(眼科及耳鼻咽喉科医生)及几位男护士，带着医疗器械和药品，回渡陕北前线，为毛主席及其他首长、领导人看病或检查身体。波涛汹涌的黄河激流，把我们送到了河西，我们一行向米脂县走去。陕北的毛驴驮着器械、药品，也驮着傅连暲，用常行军的速度赶路了。年老、体弱、多病的傅连暲，身材高大，长长的两条腿夹在小毛驴身上，脚尖几乎着地。我这里不是给老领导开玩笑，只想把他的形象告诉读者，他那骑毛驴的架势，如果手中再紧握一把长矛，倒是一个绝妙的唐·吉诃德的模特了。正好个矮而胖的李得奇医生跟在毛驴旁边，则又是绝妙的唐·吉诃德的仆人桑丘的样子。很能干的小毛驴驮着这位大高个儿。不过他很瘦，按体重计，他还不如矮而胖的李得奇重，所以那只小毛驴儿走起路来还很轻松。表现出了陕北毛驴的气概，“陕北毛驴不用打，上山爬坡气死马！”这句谚语真是贴切。

“亚洲部”的驻地就在米脂县的杨家沟。我们要去的机关就是“亚洲部”，当我们登上距离杨家沟南四、五里之遥的山梁时，就看到了许多墓志碑石狼藉地躺在路旁，有的被砸了个粉碎，说明这里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农民对被称作“小蒋介石”的地主，进行了清算。这杨家沟可是个大的山村，坐落在主沟底的两侧，东侧约二百户左右的人家，分布在主沟东侧支沟的南北两坡上；主沟西侧是马氏家族的一座山寨。这座山寨也真够气派，土洋结合的建筑物分布在整个西山坡及叉沟的南北两坡。顺着这两坡的山势，筑有蜿蜒起伏的寨墙，宛如缩小的长城。不夸张的城墙，在叉沟底，即通往主沟的出口处，筑有唯一的通行关口，似城门的关口，这是寨的大门，寨门的上方有一大块横匾，由长方形的青石横嵌在门脸上，上镌刻阴文彩饰的三个大字“扶风寨”。好个“扶风寨”！首长陆定一后来告诉我们，从天津写信，或送来货物，只要写上陕西“扶风寨”即可收到。这使我见景生情，马上联想到中国古典小说中所描绘的山大王、豪强、富户的山寨了。这里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在“扶风寨”的山顶上，建有扶风小学校，是马氏家族的适龄儿童读书的地方。小学校门口悬挂着一口铜钟，撞击一下，钟声悠扬悦耳，久久不止。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马明方同志，就是这马氏家族的成员，他就是毕业于这扶风小学的。真有意思，封建家族的堡垒也是由内部攻破的，它培育了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的子弟，这些子弟回过头来，把封建的家族打碎。

“扶风寨”的建筑风貌别具一格，顺着山势望去，宛如群青砖建筑的高楼大厦，走近一看才发现却是一孔孔的窑洞，土质的密洒口部都用青砖镶面，梯田式的窑洞上下巧妙的连接呼应，远远看去，看不出上下坡的痕迹，给人以高层建筑的整体感。落雨及生活下水都经过下水道流到寨外的主沟里去了。听说这是马氏家族一位留学德国的建筑工程师设计建造的。

政委陆定一首长接见了我们，并招待我们吃了饭，指示“亚洲部”卫生处给我们安排好了住处。此时陆定一首长化名郑，大概是“政委”的谐音了。“亚洲部”的卫生处处长是黄树则，他比任玉洪医生来得晚一点，是从贺龙元帅那里调过来的，或者说是贺龙元帅支援“亚洲部”的，因为这里有毛主席、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黄树则处长大概一直跟着毛主席及其战友们转战在陕北前线。在卫生处里还看到了一位苏联内科医生，听说是从克里姆林宫医院来的，都叫他“米勒医生”。

饭后，黄树则带领傅连暲、金茂岳、李得奇和我去看毛主席。毛主席的名称为“李德胜”。毛主席为自己起的这个化名含义是很深刻的，既富含哲学辩证法的教义，也表示对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必胜的信念。蒋介石依仗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军事上的援助，不可一世，撕毁和谈协议，大举向我进攻。根据毛主席的战略原则，我们撤离延安，志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城市作为包袱让敌人背起来，敌人一被消灭，城市自然地又会回到人民之手。“李德胜”即“离得胜”的谐音，意即只有撤离延安，才能得到胜利，死守延安则必中敌人的下怀。他老人家亲临前线，指挥着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以身试言。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发展，果如毛主席所预料。李德胜代名的谐音，还有一推理的谐音，即“理得胜”，真理在握，人民拥护，自然会胜，但似乎不如“离得胜”更贴切、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撤离延安是有争议的，毛主席也曾说过，不久我们会回延安的，我们撤离延安时，也都怀此信念，也早听说了毛主席的这个化名，他的化名也是对整个第三次革命战争总的指导原则，或说是战略思想，并非狭隘的指撤离延安而言。战略指导思想是：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志在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战争的目的，城市的得失服从于战争的目的。敌人一被消灭，一切都会归属于我们了。

傅连暲一行来到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在窑洞门口接见了客人们。看上去毛主席的面容带有憔悴之色，疲惫的脸上紧锁着双眉，他比在王家坪时更瘦了，这是大决战的疲劳。一年来与蒋介石的拼搏是惊心动魄的，在人力、物力处于非常劣势的情况下，经过不懈努力，中国之命运将由中国人民来主宰。这也是中国整个历史中最根本的转折。这次战争也是极其艰巨、残酷的，我记得胡宗南数十万大军压境时，在头三个月的保卫战争里，我们的一个主力连队，就失去了九名优秀的指导员，他们为保卫延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毛主席在转战陕北前线的战争生活中，其精力和体力的消耗是可想而知的。高度的紧张之后，由于胜利在握，反而感到体力和精力都难于支持了。好像长跑健将，与对手争夺冠军，当冲刺到终点，夺得冠军之后，立刻感到再多跑一步，也觉得异常困难一样，毛主席多么需要有一个短时期的休息，以恢复体力和精力呀！

毛主席就在这杨家沟的“扶风寨”完成了划时代的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傅连暲请毛主席回到房间里去检查一下身体：江青在一旁插嘴道：“房间太小，人是否进去的少点！？”我站在诸位医生的后面，听到了江青的话，加上我的专业是眼科，没有请示谁，就留在院子里待命了，我想：需要我时，会找我的。我这时有了时间环视一下毛主席的起居室和环境。我们从东大门进入这所院落，排坐北向南的数间窑洞一学排开，都是土窑洞青砖贴面，与顶上的窑洞相互呼应，看去宛如楼房一样，院落的南面和东西侧都有砖墙围着，有半人多高，视线可越过南墙。向远处望去，可以看到十几里以外的高石山，山峦重叠，巍峨突兀，群峰峥嵘，其势雄浑，高耸入云，这是在陕北很少见的奇峰峻岭。探头墙外，令人惊骇，矮墙竟建在峭壁之上，近处便是非常险峻的断壁、悬崖，如临万丈深谷，岚镶薄障，似不见底，只见树冠在深谷障目，此地竟是这等险要。东西狭长的院子里，生长着排列整齐的二十余棵小杨树，似乎系新栽上不久的秧苗，虽说时至三月，这里也属向阳的树木，但都尚未抽绿。小树林中架起一个大长方形的石板，石板很大，比双人床略窄略长些，成南北向。这样的大石板，我推测来自青涧，青涧的石板在陕北是很有名的，陕北流行着一句顺口溜：“青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不过，这样大的石板真是来之不易。石桌旁边放着几把椅子。这院中的小树和石桌使我联想起了延安王家坪毛主席起居室前的幼树林及大树下的小石桌来。我猜测是毛主席到达这里以后，才栽植的小树，垒起来的石桌。这里的石桌比王家坪的又高又大；小树林由于院子的限制，比王家坪毛主席起居室前的小树林要小得多了。如果现在这些树还在的话，都长成大树了。毛主席在这里已经居住工作数月之久了。在大石桌的西北角上，翻卷着放着一本字帖。我被字帖吸引了过去，原来是一本草书字帖。字帖是打开着的，可见毛主席曾在这里欣赏过它。因为我也喜欢书法，就走近去，小心翼翼地将字帖的封面翻了过来，原来是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先生著的《标准草书》，其中包括两个部分，即《草圣千文》和《标准草书释例》。我翻看了几页，又按原翻卷的样子放在了原处。我心想，毛主席有闲暇的时间欣赏草书字帖啦！这说明要他老人家亲自解决的战事不是那么多了。毛主席驻扎在“扶风寨”，这扶风寨就成了解放战争中军事、政治的中心，我们在扶风寨短短的时间里，就看到了各路英雄，其中包括海南岛来的部队首长，大概他们是在新的形势下，来接受中央的战略部署，迎接全国解放的到来。毛主席把客人送到了门口，我急步地跨过去，站在了几位医生之中，与他老人家握别。我们刚回到山西的临县交口镇不久，就知道了毛主席也到了山西，纠正了当时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的讲话，并对《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作了重要的指示。不久，中央机关向河北省的平山县进发了，向北平靠近。

二、向毛主席报到

天津战役胜利之后，我军切断了北平地区国民党军队从海上逃跑的退路；北平陷入我重兵包围之中，大势已去，傅作义将军接受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使北平免受战火之灾，这也算是傅将军做了件好事。解放军于1949年1月31日进驻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毛主席检阅了我军入城的部队。 1949年的3月，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开赴北平，五月份我被调到香山门诊部工作。

1949年，盛夏刚过，初秋的香山，山高气爽，鸟语花香，空气宜人。被誉为植物活化石的银杏树，矗立在香山之麓，慈幼院的门前：雄浑挺拔，顶冠华盖，绿结浓荫，宛如林中的长者，万树之尊。它气势雄伟，姿态轩昂，真不愧为树中之王。香山的古松林立，竞插云天，虹影离披，有的俯首低语，有的曲颈如弓，像在品评和迎接着新的游人，青松浓荫罩地，苍翠扑面，松风轻拂，树脂弥漫，香飘袭人，醒人肺腑。

山花野草，遍织山坡，绣满沟及道路两旁；各色野花随微风摇曳，星星点点扑闪在万绿丛中。在这碧波绿丛之中，流芳溢郁，清雅幽香，令人陶醉。

百年枫树枝繁叶茂，一片葱茏遍布山坡，形成层层绿障，郁郁葱葱拥簇峰顶，林木参天。毛主席进驻北平后，就曾住在这香山半山腰间的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就在慈幼院的上面。这里可谓是花香盈谷，树翠作堆的地方。

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后不久，毛主席就在这双清别墅接见了一位中年诗人，《马凡陀山歌》的作者袁水拍，他的夫人和儿子也都随行到此。忘年之交的宾主在别墅的院中畅谈。

香山的初秋，早晚带点凉意，使人神情惬意，感到精神爽快。这个季节正是古都自然气候最佳时刻的开始。为中央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的“中央门诊部”，随着驻地的不同而改变着名称，现在就设在香山脚下，便称为“香山门诊部”了。不过，与延安时代的“中央门诊部”，即“蓝家坪门诊部”相比，在人事上的变动很大。调中南海工作之前，我是门诊部的支部书记，业务副主任，同时兼作眼科医生。

开国大典即将来临，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都沉浸在喜悦、欢乐之中，各界人士的代表云集北平。中央领导同志为筹备并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新中国的建立，夜以继日地操劳着，毛主席已经搬进了中南海办公、生活。

(一)下香山

八月份的天，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负责人罗道让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虽然他是香山门诊部的上级领导，但接触不多。听说他是泰国华侨，是泰共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祖国参加抗日工作。

罗道让请我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的对面，然后郑重地对我说：“鹤滨同志，上级决定派你到中南海去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我与你谈谈，看你有什么意见？”

说完，那两只有神的大眼注视着我的反应。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有点胆怯起来，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是件责任重大的政治任务。我不由自主地考虑了下这样的重担自己能否胜任。

在我所经历的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名字已经成为人们的希望、理想和依托，人们的崇敬之情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毛主席的健康就成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

我虽然从1941年到1945年，学习了五年的临床医学，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又工作了22年；但这几年主要是眼科和一些外科的临床工作，从保健医生的工作内容和要求来说，如果我做了几年的内科临床工作，再担任这项工作任务的话，心里就会踏实一些了；然而，这又是应该尽责的光荣任务，上级的决定，使我不能推辞，于是，我犹豫了一下回答说：“我去，但怕做不好！”由于激动和不安，我的声音有些抖，嗓子也觉得发干。

罗道让听到我的回答，他那绷紧的面孔才舒展开了，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真没想到，他比我还要紧张些。这时，他从衣袋里掏出香烟来，抽出一支伸到我的面前，“鹤滨同志，吸一支吧！”他客气而亲密地问道。

“我不会吸。”我简单而爽直地回答。于是，他把那支香烟在桌面上戳了几下，点燃后，美美地深吸了一口。他显得精神轻松，愉快起来了。好像完成了件重要任务，卸下了副重担。一口残烟喷出后，他又笑着说：“就去吧！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只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就定会把这一重要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的。”

他既是鼓励，又是嘱托地叮咛了一遍。“你先去吧，我们也要去的，咱们还会在一起工作。”

他补充一句后，又吸了一口烟。听口气，他也得到了去中南海工作的调令。他一边吸着烟，一边亲切地与我交谈着。谈话结束时，他瞩咐道：“你进城去找傅连暲同志，他会具体地向你交待任务。”

傅连暲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了。在延安时期，他在军委卫生部任副部长，兼管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1945年9月，我被调到军委卫生部医政科作科员，兼任中央门诊部的眼科医生，可能那时我是中央卫生机关中唯一的眼科医生，便经常被傅连暲带着去给中央首长们看眼病，配眼镜。这样，我就成了非专职的，不固定的保健医生了，傅连暲也就成了我业务上的直接领导和朋友了。

(二)第三位保健医生

当天午饭后，我便进城去找傅连暲。我来到傅连暲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弓弦胡同二号。地址是现在中央美术馆北侧东头的大院内。此大院有三层，南大门开在胡同里，这便是建国前数月和建国初期中央保健业务的中心，设有药房，配有一些专职人员，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员的健康服务。傅连暲是这个中心的领导，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医学会的第一任会长，我是他介绍入会的第一批会员之一，所以这弓弦胡同二号，在建国初期是新中国医学界高手联系的中心。

我走进了弓弦胡同二号的第三层院，也是最小的、最深的院落。这个东西向的小院的北房，就是傅连暲的起居室和办公室。房子仅三间，外间是两开的通间，是办公室也是会客室；里间是他和夫人陈真仁的卧室。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傅连暲高兴地站了起来，示意我坐在他写字台的对面，没有什么寒暄，他带着微笑，亲切而开门见山地说道：“鹤滨同志，派你去给毛主席做保健医生，责任重大，出不得半点差错，工作中不能粗枝大叶，遇到问题要多和我联系、商量。目前，担任中央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同志还很少，你还得要兼管其他几位书记的保健工作，以后再配人员。”

傅连暲一口气把任务交待了下来，并指明了任务的重要性和我应持的态度，甚至连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都交待到了。接着，他改换了下语气，表示出对我的信任、器重和拜托的心情，深情地说： “鹤滨同志，你是我派到毛主席身边作保健医疗工作的第三位医生。” 我听后，想知道一下前两位医生是谁，便插嘴问道： “那第一位和第二位医生是谁？他们现在何处工作？”没有考虑到，我的提问，引起了傅连暲沉痛地追忆，他的面部好似被一层暗色的云雾遮盖了起来。真没想到我的问话如同一阵冷风扫掉了他刚才微笑着的面容。他带着痛楚、惋惜和怀念的神情，低沉而缓慢地说道： “我给毛主席派去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字缩写)团时，被当作AB团分子错杀掉了！”

听到这里，我的心突然抽搐了下，呼吸道好像被阻塞住了，我俩都被凝固在沉痛的气氛之中了。

令人难以理解，而又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活生生的事实。党内斗争，有时竟会是这般残酷，如果不是毛主席扭转了党内的“左”倾路线，还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沉寂了片刻，傅连暲才从沉痛的阴影中挣脱了出来，他接着叙述道：“第二个医生名叫周毅胜，他现在是个旅的卫生部长。”傅连暲的心情逐渐地平稳了下来，悲痛的往事宛如又回到了记忆的深处，他回答了我的提问后，又把话题拉了回来：“今天，咱们就去看毛主席，把你介绍给他做保健医生。”

说罢，他把办公桌上的石砚盖打开，从茶杯中倒出了几滴水，拿起墨块迅速地研磨了十几圈，墨香随着手指的转动研磨飘逸出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墨研好后，傅连暲展开了一张信纸，从铜质的笔架上，取下了倒插的毛笔，重重地蘸饱了墨汁，挺直了上身端端正正地坐好。大概是因为给毛主席写信的缘故，他像小学生做作业一样的认真。信写好后，他用嘴吹了几下墨多的字体，然后，将写好的信纸折叠好装入信封。接着，他在牛皮纸信封中央印有长方形红色条格的右上角，竖写了一个“星”字，又在中间长方形的红格子内，从上而下的写了“毛主席”三个字。之后，在长方形红格子的外面左下方，竖着落款“傅连暲”三个字。他的毛笔字写得很好，柳公权体的字势结构，加上颤动的笔锋，显得苍劲有力。千瘦稍带飞白的字体，倒真像其人了。

我想：“你既然带我去见毛主席，当面介绍，干嘛还要写信呢？！”疑惑的神态被傅连暲察觉到了，他向我解释说：“我们去见毛主席，他可能没有空正在开会，也可能尚未起床，不一定能见得到，有了这封信，你就可以自己去了。”

说着，他把写好的信对折了下，装进了他的上衣袋里。司机进来了，说车已经准备好了，傅连暲站了起来，从衣架上取下了张闻天同送给他的那件银灰色的毛呢大衣(以后，他把这件大衣转送我时，述说了大衣的来历)。傅连暲个头很高，这件大衣穿在他身上显得短些，下缘刚过双膝。不过，这倒使傅连暲看上去精神了不少。黑色的小轿车载着傅连暲和我向中南海的方向驰去。

(三)“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紫禁城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它宛如一顶金色的王冠戴在古都的中心。中南海碧波闪闪，恰如镶嵌在这顶王冠侧上的蓝色宝石，围在中南海四周的高大红墙好像一条红色飘带，红墙上的黄色琉璃瓦脊，则是这红色飘带的金色花边了。在这条红色飘带的北面，在葫芦口上横架着一座东西向的小桥(现在的桥已经加宽加大，是重新建的)，供行人和车辆通过。汽车越过了东皇城根，沿着紫禁城的北侧向西驰去。这行车路线，大概是傅连暲有意安排的，让我熟悉下中南海的“门路”，如果再绕到中南海的西门、西苑门，进入中南海时，则四门都看到了。新华门已彩饰一新，把容光焕发，喜笑颜开的门脸朝向西长安大街。这座中南海南面的两层大门楼，在清王朝时被称为“宝月门”。现在这座天门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中，它也新生了。两位年轻而英俊的解放军战士，正一左一右地守候在门前，司机亮出了通行证，解放军战士以立正的姿势用手示意可以通过。汽车开进中南海。卧车沿着南海西岸边上的柏油马路，缓缓地向北行驶。美丽的南海人工湖，在微微的秋风吹动下，掀起了层层涟漪，碧波荡漾，恰似人们面部展开的笑纹。这清澈、碧透的南海秋水，使我联想起延河秋水的流动，仿佛还听到那延河水的潺潺之声。傅连暲坐在车里一直在闭目养神，可是我的思潮却一直在起伏翻滚，不能平静下来。这是傅连暲第三次带我去见毛主席了，也将是我第四次见到。毛主席。历史的进程多快，仅仅数年的时间，已经是沧海桑田，换了人间。中华民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过程。幕幕的历史画卷，刹时全在眼前掠过。

这次去见毛主席与过去不同啦，我将要在他老人家的身边工作了。见面时，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我见到他时，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呢？啊！对啦，这次见面后不要忘记了向毛主席问好，怎么回子事，前两次傅连暲带我去见毛主席时，都忘记了向他老人家问好呢！没办法，只好把这个“问候”戴在心里，这次见面时，一定把它从心坎里搁出来。应该是这样，当傅连暲一介绍完毕，我就接着说： “主席，你好，我来做您的医生来啦！” “嘎”的一声，汽车停了下来，惯力把我向前推了一下，打断了我的深思。 “王医生，到了，下车！”傅连暲又把我从遐思中唤醒，汽车已经停在一所红漆大门之前了。这大门很宽，约有五间之距，我连忙随着傅连暲钻出了汽车。警卫战士示意我们可以通行，汽车则移到了大门旁的南海岸边。我向大门望去·从建筑上讲。这大门上是筒瓦卷榭硬山巅，东西尚各有数间厢房·显示着明清古建筑风格上的气派。两扇宽大的大门敬开着，大门框的上二方.挂着块大匾·匾上横着刻三个大字，显得圆浑清秀，耀眼夺目。在这块上方，即“丰泽园”三个大字的上方中央，有一个大方碑的遗迹刻文。这由右向左横书的字体，大概是署以乾隆御笔，这样的字体风格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不过这三个字写得更见功夫；虽然，康熙和乾隆的字体结构，笔法风格相近，以乾隆为名题来的最多，形成了他行动的轨迹，每到处都留有以他署名的笔迹，以示乾隆的风流；不过，我看到过乾隆皇帝的墨迹，写得很差，不敢恭维，因此，我深信是他人的代笔无疑，推断是他借来的“风流”。

这所大门，通过南海，直对着新华门后的照壁。在台阶的左右两侧，各长着一棵臂粗的“伞槐树”，这是我给它起的名字，其树直而不高，树的分枝很多，并且都弯曲着向下垂，加上茂密的椭圆形的叶子，倒真像一把绿色的阳伞，它可能是俗称的龙爪槐吧。

提起这“伞槐”，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这里也可以看出毛主席与他身边工作人员的亲密关系，这是我到达中南海工作后才知道的。一次毛主席走出丰泽园大门外散步，看到了这“龙爪槐”，问卫士王振海这是什么树，大概是想测验一下王振海的知识，王看了看这槐树的树枝都垂了下来，就回答说：“主席，这是搭拉槐！”他的话音未落，就引得毛主席和随行的同志都哈哈大笑起来。之后，在王振海面前，一提到“搭拉槐”，他就涨红了脸，含羞地低下头。

当我抬头看到由右向左横书的“丰泽园”三个大字时，一种喜悦的心情不由得油然而生，而且几乎是被惊喜得震住了。大概我内心的感受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拨动了我的心弦所致。

“好一个吉利的匾文哪！难道这所建筑物——丰泽园，就是为了今日毛主席的进驻而预备的吗？！”

我看到这块匾额时的惊喜，是因为：“丰泽园”三个字能与毛主席的名字相联系起来所引起的。毛主席的名字叫“泽东”，字“润之”，“泽”和“润”二字我认为是同义的，这也是符合中国人取名定字的规律的。古人早有“泽润生民”的治国之道。毛主席的名字非常含蓄而深邃地表达了他的志愿和奋斗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宗旨，这与他曾经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是一脉相承的；也可能就是“泽润生民”的发展。毛主席工作、生活在这里，再也没有比这“丰泽园”三字的称谓更合适的了。

“丰泽园”据载是康熙年间所建，在中海的西岸南端，南海的北边。所谓“演耕”，就是皇帝在这里表示一下进行耕作，以示勤劳，劝民耕种的一种仪式。不过这种仪式也没有表演多久，中南海的陆地上便建满了殿、阁、楼、台、亭、榭，以及假山等等，哪里还能“演耕”、“习桑”，故只留下一个名称而已了。

我随傅连璋跨过了高高的大门坎，这门坎真高，足有尺余，大概也表示着尊贵吧。走进丰泽园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像影垂华门不是穿堂门，进入此门后从两侧穿出，所以从正面看去像个影壁了。我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般，目不暇接，环视着周围的景物。走过垂华门向北，迎面便是一座宫殿式的、坐北向南的建筑物，明清风格，庄严典雅，为砖木结构；在其南向的大门上，也有一块木质横匾，上面横刻三个彩漆过的大字“颐年堂”。颐年堂为筒瓦卷棚歇山顶，门窗为一色的楠木所制。这颐年堂，昔日的巍峨富丽，雕梁画栋之态犹存；但因年久的风剥、露蚀、雨打、日晒，已显出了苍老之态。以后知道，这所古建筑式的厅殿，是中央政治局经常开会的地方；是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大政方针的地方。它是中国的心脏，全国的博动都由这里控制；它是党的神经中枢，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确定和发布也都多来自这里，在这里集体的智慧主宰着党和新中国的动向。

据说这颐年堂原名“崇雅殿”，乾隆时改称为“停叙殿”，慈禧60岁生日时，重修，定名为“颐年殿”；民国初年，因避“殿”名，由袁世凯改称为“颐年堂”。就在这“颐年堂”前，傅连璋停住了脚步，从他的黑色中山服上衣袋里，掏出了他写给毛主席的介绍我的信，送到我的手中说：“王医生，你自己已去吧，毛主席就在东侧的那个院子里，我去看看朱老总。”他说罢，转身朝着西北的方向走去。我事先可没有考虑到傅连璋这一手，我拿着那封信，站在原地发起呆来，也无暇顾及周围的景物了。心想，这下可糟透了，怎么办？！傅连璋把我一个人甩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叫我一个人去见毛主席，这不是等于让我毛遂自荐吗？我进退维谷了。傅连暲向前走出了十来步，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多么希望他发点“恻隐”之心，回来带我去见毛主席呀！解脱我的困境。他看见我仍站在那里，呆滞滞地一动未动，于是又用手指点了一下，同时又撅起了嘴唇，向毛主席住的院落指了一下，再次提醒了我去的方向，也是督促我快点开步走吧！在这些表情举动之后，傅连暲又转过身去，朝原来去的方向走去，与我分道扬镳了，他很快就消失在“颐年堂”西侧的走廊里。我希望他带我去见毛主席的想法破灭了，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心想叫我一个人去见毛主席，怎么办？！车上想的都用不上了。咳！毫无办法，我拿着傅连暲给毛主席的信，蹒跚地迈开了不想抬起的双腿，向着傅连暲所指给我的那所院落走去……当我走近这所院子的大门口时，我迟疑地脚步放得更慢了。值勤的卫兵——以后知道他的名字叫王振海，早就注意到了我的行踪，当我走近他的“防区”时，他正步走过来，向我这位不速之客靠近：就在这瞬间，恰恰毛主席在几位领导人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地从这所院子的过厅中走出大门来。值班的卫士马上收住了脚步，并耳向南横跨了一步，退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让开了毛主席行的路线，但是，他的目光仍然警惕地盯着我。这巧遇，使我喜出望外，我高兴地紧走了几步，迅速地冲到了毛主席的面前，他和随行的同志都停住了脚步，一起把视线射在我的身上。我快速地把介绍信递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毛主席接到信后，马上从未封的信封中抽出了信纸，展开后很快地看了一下，然后又看了看我，微笑着说：

“好！王医生，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现在要去开会，以后我有事就找你。”

说罢，他老人家把手伸了过来，与我亲切地握手，既表示对我的欢迎，也表示暂时的握别。我双手握着毛主席那只熟悉的、又大又厚的右手，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一句，“好”也没有说，就闪开了道路，然后，回过头来，目送着毛主席一行匆匆走去的背影。我又回转过头来，看了看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院落的大门口：双扇门的门框上方也横卧着一块匾；刻有“菊香书屋”四个很雅气的字。这样，我算是在“菊香书屋”的门口报了到。从这天起，我就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了。刚才，毛主席微笑着对我说话时，我注意到，他那过去紧锁的双眉展开了，微笑也和过去不同了，这是种卸去重担的微笑，是胜利者的微笑；他比过去胖了，大概是来自心宽吧。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展开了他那紧锁的眉头，还是因为发胖展开了眉头间的皱纹；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在毛主席高大宽阔的前额上，几乎看不到一丝横纹。数十年艰辛的战争生活，风风雨雨，严寒酷暑，霜雪，似乎都没有在他的前额上遗留下痕迹。以后，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数年中，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紧锁双眉的样子……

三、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这次政权的更迭，本质上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政权的交替。毛主席登上天安门，表明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巨变，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一跃而成了社会主义，以全新的社会形态屹立于亚洲的东方。这标志着百余年来中国人民浴血斗争的胜利。过去被人任意宰割的、屈辱的旧中国一去不复返了，被讽刺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

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独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沉睡的中国被唤醒了。虽然，今后的道路上尚是非常艰辛的，也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是正如毛主席所阐述的，“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可我们毕竟是在独立、富强的大路上起步了。

(一)上下一新

我在菊香书屋大门口前向毛主席报了到。为迎接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全国上下都忙了起来，中南海更是热火朝天，喜气临门，格外地忙碌和热闹起来。中央领导要参加的各种会议很多，真有分身法就好了，他们实在忙，别人又代替不了。我们这些在首长身边工作的人员，因为随着首长出入各种重要的场所和一些大型的会议，所以都穿上了清色的工作服，我也头一次穿上了毛呢服装。虽然毛呢的质量较粗，但穿在身上，使得年轻的小伙子们更显得精神了。李银桥和我从王府井路东的一处阁楼里，请来了一位著名的私人开业的王裁缝师。据说他曾留学法国，学习服装设计，算行家里手了。他个头不高，胖胖的，有点驼背。我们用轿车把他拉到中南海，在毛主席的办公室里为毛主席量了尺寸，没有几天，又在这里为毛主席试了衣服样。毛主席做了一身绿色的毛呢中山服和一顶帽子，衣服做得很合身，看来这位王裁缝师真是名不虚传。毛主席选择这种绿颜色的衣料，我想大概与他多年戎马生涯有关，在色彩的欣赏上，总摆脱不了军服的色调。话说回来，这绿色的中山服穿在毛主席的身上，显得他老人家更加精神焕发，年轻多了。这种清新、柔和、平和的绿色，宛如中华大地的春天，绿满了大江南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代表着新中国的最好的色彩形象，青春的形象。

与此同时，还给毛主席做了一双软橡胶底的、棕褐色的皮鞋。这双皮鞋很适合毛主席那双又宽又厚实的、农民所特有的大脚。这棕褐色的皮鞋，其色彩象征着大地的本色，给人以稳重的感觉。这棕褐色的皮鞋和绿色的服装，竟是这样的和谐并富有意义，使他焕然一新。毛主席参加的会议很多。10月1日，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主席致开幕词，他总结了历经三年多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并向全世界发出时代的最强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在以后的会议中，确定了毛主席提议的五星红旗为国旗，通过了以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通过了北平改称为北京，首都就设在北京，确定国家国体、政体，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等议案。9月30日，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投票后，毛主席带领全体代表离开怀仁堂，乘车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为在革命战争中、为从1840年以来反对国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牺牲的人民英雄，树碑纪念。毛主席带领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向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致哀毕，毛主席用他那主席的身份，他老人家将第一锹黄土撒向基石，随后，其他领导人和代表们为纪念碑铲土奠基。奠基典礼毕，毛主席又率领全体代表返回怀仁堂的大会会场，选举揭晓，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国家主席。这时，政协会议达到了高潮，经久不息的暴风骤雨般的掌声震荡着怀仁堂；震荡着每个代表的心弦，震荡着中华大地、山川、河流、大海，震荡着每个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心坎。

(二)“特制佳酿”

在开国大典前的一些日子里，不仅会议很多，宴会也很多；为此，特成立了检验室，我被公安部任命为检验室主任。检验室的任务就是保证食品的卫生、无毒，每次会前都必须进行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各民主党派的首脑人物以及全国各地、各阶层、各民族集中到北京来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们的安全。修葺一新的怀仁堂，人流车群熙熙攘攘，好一派叫人欲醉的场面。在怀仁堂大厅里已经摆好了宴会的餐桌，一瓶一瓶的中国名酒，茅台、通化红葡萄酒也都已摆放在餐桌的一角，正等待着招待佳宾；有的已经打开了瓶盖，浓郁的酒香随着人员的流动，向代表们和客人们袭来，连人们的衣物也都被美酒熏香了…

为了保证中央五大书记的健康，要消除由于健康原因不能登上天安门的因素，在国宴开始时，站在怀仁堂东南角过道入大厅口处的汪东兴(中央警卫处处长)和李福坤(副处长，汪的助手)，把我叫到他们的面前，李福坤低声地嘱咐说：“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领导下达指示时，神情肃穆，语气沉重，两位领导临时下达的指示，等于把重任压在了我的身上，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因为宴会就要开始。大概领导是想叫我拿出能解酒的灵丹妙药来，这是他们出于保证首长的安全和登上天安门的政治任务的需要，他们想我一定有解酒的药像某些解毒药物一样，能抵消毒物的毒性，一经吃下这种解酒药就不醉了；醉了一吃就醒；可是，我根本没有这种药，将来也许永远不会有那么灵的解酒药。我真有点发愁了，这保健医生的业务范围竟是这样的大，连我这个无忧无虑的乐天派也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默默地思考着上级的指示，茫然的神情代替了刚还笑容满面的神态，这任务如何完成啊？宴会已经在怀仁堂大厅里进行了，首长和国宾们都已经坐在餐桌旁边，祝词一过，就要举杯了。哪里去找解酒不醉的药啊！？任务又是不能推卸的，也不能听天由命。我怎么办？在这种热烈而又兴奋的场合，我能不能走到每一位书记的面前，去劝说少饮酒呢？或者当他们举杯祝酒时，我跑过去“肘”，那样作不是太煞风景了吗！？不然，我如何完成这任务呢？啊！“灵感”来啦，办法终于逼出来啦，这种现象大概叫急能生智吧！我开始想，茶叶有点解酒的作用，由喝茶水想到了用茶水代替红葡萄酒，进而想到用白开水代替茅台酒了。事不宜迟，用茶水代替葡萄酒，用白开水代替白酒，给参加宴会的首长们喝，保证不紧急报告，又经过首长杨尚昆的首肯后，就执行了，立刻办起了临时“美酒酿造厂”。

我先做了一下试验，倒在高脚玻璃杯中的茶水和白开水，在外观上，用肉眼是无法与红葡萄酒和茅台酒区别的，只要不喝是不能分辨真假的。说干就干，我们利用刚倒完的空酒瓶子，迅速地装满了几瓶“特制”的“茅台”和“通化葡萄酒”并马上和几位卫士长当起“招待员”来，把我们的“特酿好酒”进了首长们的高脚杯中。请读者不必犯疑，我们这些临时招待员，不需要化装；因为在怀仁堂执行招待任务的小青年们，和我们一样，不仅年龄相仿，也都穿着同样样式、同一颜色的工作服，就像军服一样，只是用藏蓝色代替了军装的绿色。

五大书记中，大概少奇同志是酒量最小的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习惯，因为喝酒是最容易坏事的。不准喝酒，恐怕也是做地下工作的一条纪律吧！但是，在这大典前夕的喜庆日子里，为了应酬嘉宾，又不能不喝，尤其是从苏联来的“老大哥”，可以说个个都称得上是“英雄海量”，这使少奇同志很被动，少喝了有失礼貌，多喝了又没有酒量，其被动局面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愉快地接过了我们特酿的“通化红葡萄酒”，并满意地转过头，向我投射过来一缕微笑。这缕微笑既表示赞许又表示感激：这缕微笑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和鼓励，在我的心中荡起了成功者欣喜的涟漪，我的面部也被催起了兴奋的笑容。少奇同志饮过“特制”的“通化红葡萄酒”后，胆子壮了起来，随后举起了“茅台”酒杯，主动向苏联“老大哥”碰杯祝酒，并且一见杯底，一滴不剩。突然，一位苏联“老大哥”手持酒杯，浓香的茅台酒满满地鼓出酒杯口缘之上，走到少奇面前祝酒。少奇同志的卫士长石国瑞马上给首长倒上了“特制”的“茅台”酒，少奇同志刚要伸手举杯，苏联“老大哥”敏捷地将自己的酒杯送到了少奇的手里，同时，客人迅速地将那杯酒喝下。这是苏联的礼节，喝换杯酒，表示亲密无间的深厚友情。当苏联“老大哥”把酒喝到口中后，就哇哩、哇啦地讲了几句，当时没有翻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从他的表情看，稍微地皱了皱眉头，把头侧着抬了下，嘴巴动了两下，舌尖舔了两边的口角，双手向左右一摊。大概是觉得这“茅台”怎么是这样的淡而无味呀！真不理解刘少奇会喝这样无味的酒。我们很担心，怕“秘密武器”被识破了，赶快给苏联“老大哥”斟满了一杯茅台酒，同时变戏法一样地将少奇同志手中的那杯茅台酒换了过来。苏联“老大哥”品了一下口中的茅台酒的余味，没有再哇哩哇啦地说了。他仍然频频地畅饮如故，没有影响客人喝酒的劲头，我们这才一块石头落地，放下心来。

周总理是能喝几杯的，我们想，这大概是他多年的外交活动的锻炼吧。当他喝了一杯“特制”的“茅台”酒后，立即转过头来，用严厉而疑虑的目光向我这位临时的“招待员”投射过来。周总理对工作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认真的，从来一丝不苟，他对下级的要求，也是要像他那样精明、强干、准确，敏捷；尤其是在这样重大的外交场合，更来不得半点马虎。他常说，外交无小事，从他射向我的眼神看，是在批评我们这些“临时招待员”为什么这样不称职，竟如此粗枝大叶，怎么把水当成酒了，如果这种错误发生在国宾身上，使客人喝下去的是水而不是酒，那将是多么无礼。接着周总理责备的目光收了回去，用带着歉意的目光看了看客人，他们并无任何反应，都在兴奋地开怀畅饮，也就把我们放过去了，看来错事并没有发生在客人身上。因为事先来不及向总理报告我们的措施，引起一点误会。他的秘书何谦走到总理身旁，耳语了几句，大概向周总理解释了我们的措施，周总理又回过头来，用温和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国宴仍在欢畅的气氛中进行。

毛主席喝下“特酿酒”后没有动声色，好像什么也没有察觉。大概精神太专注集中了，我距离朱总司令和弼时同志太远，没有看到他们的反应。

这样，国宴下来，畅饮的首长们，脸都未红，个个都是“海量”。

(三) 大典

开国大典之前，公安部粉碎了国外敌对分子妄想在大典进行时炮击天安门的阴谋，使敌人全都落入法网。

在十月一的上午，毛主席未去睡前，叶子龙走来，向毛主席报告，蒋介石派美国制造的高空侦察机到北京上空侦察，被我空军击落，驾驶员欲求生，跳伞，结果因伞绳断开，驾驶员被摔死。经我方检查，降落伞的绳索是被化学药品腐蚀过的，从外观上用肉眼看不出来。毛主席听后，面部出现了沉郁之情，他老人家深知蒋介石其人的，大概他是在惋惜驾驶员的不幸，自自地为蒋介石送掉了年轻的生命，当他跳伞的一瞬间，伞绳断开时，才看清了蒋介石的面目，但为时太晚了。

中央警卫处通知我，十月一日开国大典时，让我上天安门工作。十月一日，下午二时许，毛主席醒后，我去了解了一下他老人家的健康情况。之后，汪东兴处长告诉我，开国大典时，毛主席要与其他的国家领导人同行，指示我随警卫处的车先去天安门等候。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在毛主席外出、开会、视察、乘车时，都得坐在他老人家的身旁。警卫处先行的汽车行走的路线，也将是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行进路线。汽车开出中南海的东门，即西苑门，进入北长街的南头，即南长安街的北头之间的横街上，便直对西华门了，汽车在故宫西华门外向南拐，再向东拐便进入了阙右门，穿过阙右门向南达到天安门城楼的北面。下车后，我们在城门楼的北侧西面等候。

将近下午三时许，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汽车开来了。首长们下车后，都跟在毛主席的身旁或身后，向天安门背侧西边的、由数十公斤重的大方砖砌成的百阶梯向上登去，我们这些随行的工作人员，急忙跟随在国家领导人之后，保持一定的距离尾行而上。登上天安门的中国领导人，都佩戴着红色的锦缎飘带，飘带下面剪成燕尾状，带长近尺，宽约两寸，上面印着竖写的、烫金字的职务称谓。

毛主席左胸前的飘带中央印着金灿灿的“主席”两个字，随着走动和秋风的轻拂，飘带在毛主席绿色的毛呢中山服的衬托下在胸前飘舞，显得格外艳丽而庄重，非常耀眼。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在左胸前戴着红色的飘带，他们的衣着式样、色调虽然很不相同，但佩上这红色锦缎的丝织飘带，都鲜艳夺目，光彩照人，个个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则佩戴着绿色的锦缎飘带，上面用烫金字样和红飘带样式，从设计者的审美观，起到“红花绿叶”的映衬作用。这锦缎飘带佩在胸前，也就成了走上天安门的通行证件。古老的天安门和门楼上的大殿被彩饰一新，显得更加雍容华贵，雄伟壮丽，象征着古都的新生。

当毛主席带头健步登上天安门梯道顶部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摄影师们，立即打开了摄影机的旋钮，边向上退行着，一边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英姿拍入了摄影机的镜头。我们这些随行人员立即向阶梯的左侧走去，躲开镜头。我走在距离毛主席数米远的后面，也是随行人员的最后面；因此，躲开摄影机镜头的反应也就最迟钝了，当我发现随行人员闪动躲避时，尚未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传来了叶子龙的声音：“王大夫闪开点！”听到声音，我明白了过来，便马上从阶梯的右侧，迅速地跨向了左侧，想避开摄影机的镜头，以免被摄了进去。以后，从电影中还是看到有个人影，在毛主席一行国家领导人的背后，闪动了一下，虽然看不清面貌是谁，但我总觉得还是破坏了整个画面，不动也许还好些，我感到很内疚，因为这是纪录影片，不可能重拍了。

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一踏上天安门的城门楼，立刻从设在天安门上的播音器中，传出了播音员清脆、悦耳、兴奋、喜庆的高音声调：“毛主席来啦！” “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

播音员的呼喊声刚落，天安门上下顿时掀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广场参加典礼的群众，数十万只眼睛，闪动着光波，一齐射向天安门上；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像朵朵的鲜花，铺满了整个天安门广场，在阳光的辉映下，分外娇艳；广场上的红旗在蔚蓝的天空衬托下，若彩霞般地随风飘动；人们欢欣喜悦的面孔，汇成了喜笑颜开的海洋。

毛主席站在了主席台的中央，主席台前是一排麦克风，此时，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开国大典开始。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向广场的群众，向观礼台上的人士和列席外国朋友巡视了一周，投去亲切问候的目光，并挥手示意，接着，他在主席台的麦克风前，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这洪亮、豪迈的声音，震动了环宇，它穿过高山，越过海洋，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人们，庄严地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

此刻，毛主席按动了升旗的电钮，在军乐团演奏的代国歌声中，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天安门前广场上冉冉升起，在蔚蓝色的天幕上显得那么艳丽、壮美，在轻风吹拂中飘扬。继之，五十四门礼炮同时轰鸣，震天动地，连续二十八响。礼炮过后，毛主席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告，庄重地向全国、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国策。

阅兵式开始了。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向朱总司令致军礼，朱总司令还礼后，聂总指挥向总司令报告说：“各军种已经准备完毕，待命接受总司令的检阅。”朱总司令乘阅兵车，在聂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各兵种的队伍。然后，驱车回到天安门前，朱总司令登上了天安门，在大殿楼前的主席台上，高声宣布：“阅兵开始！”一声令下，在军乐声中，陆、海、空各兵种的指战员，迈着矫健的步伐，接受检阅。整齐的步伐由东向西走来，接受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当队伍进入东三门(在天安门前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处三座门的牌坊，称东三门和西三门，后被拆除)后，正步前进，到达天安门主席台前的东侧时，“敬礼！”在一声口令的指挥下，进行中的指战员，立即像闪电一样，将面部侧向主席台，行注目礼，同时将枪支上举，行持枪礼，向毛主席、国家领导人及解放军首长们致敬。毛主席及其他国家领导人举手回敬；在天安门上参加阅兵的将军们回以军礼。当十几架银色的战斗机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顿时形成了阅兵式的高潮，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军与新中国同时诞生了，像雄鹰、像凌燕，那矫健的雄姿，立即激起了天安门上下雷声般的掌声：热情地欢呼新中国年轻空军的建立。

阅兵式过后，群众游行开始。这五彩缤纷的人流，经过天安门时，时而涌向金水桥边，时而停止了脚步，或放慢了步伐，翘首提踵，想使队伍停下来，想把毛主席看得清楚些，最好时间也不要流逝，使他们和领袖的对视凝固在时空里，好让他们看个够啊：

哪里肯听，这天安门上的主席台像是一座巨大的磁石，把游行的群众都吸到了金水桥前，游行队伍在这里形成了涡流，在这里浓集着，不愿离去。

“毛主席万岁！”从工人群众的游行队伍中喊出了由衷的祝愿。

“工人同志们万岁！”从扩音器中传出了毛主席向工人群众祝愿的洪亮声音。

“毛主席万岁！”获得土地的农民从游行队伍中向毛主席喊出了发自肺腑的欢呼声。

“农民同志们万岁！”立即传来毛主席向农民祝愿的回声。

“毛主席万岁！”职工群众的游行队伍发出了向毛主席衷心祝愿的欢呼。

“同志们万岁！”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的主席台前，用手挥舞着致敬，麦克风向同志们传出了毛主席向职工群众发出的祝愿呼声。

工人、农民、职工群众，听到毛主席向他们祝愿的呼喊声时，都兴奋得热泪盈眶了，他们爆发出更响亮的欢呼声并雀跃着，热烈地用力鼓起掌来。

整个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时间拉得很长，在这期间，毛主席很少能到天安门上的厅殿里休息，即使到大厅里休息，毛主席也是早安排了工作的，他老人家刚刚拿起茶杯喝了两口，就找来程潜将军，谈起话来。

经劝说毛主席才拿起了点心，吃了两口，第二口尚未下咽，只见周总理快步走了进来，为难地说：

“主席，游行群众站在那里不走了，要见主席！”

是啊！谁也代替不了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谁也代替不了毛主席在群众心中的形象，谁也代替不了他站在主席台上，毛主席只好在主席台上站得久些，再久些。毛主席喝了一口浓茶，把口中的点心急速地冲下，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匆忙地走出休息大厅，快步向主席台的中心位置走去。此时，游行的群众正拥挤在金水桥的南侧，仰首提，有节奏地齐声高呼着：“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

不见到毛主席是不甘心走的，这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尊敬和想亲眼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雄姿的决心。当群众看到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即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悦的欢呼声。他们跳跃着、欢呼着、眼眶里滚动着幸福的泪花，从他们用手背或手帕擦拭着面部可以看得出来，然后，才恋恋不舍地、不时地回过头来再望上一眼而离去。一批、又一批的游行群众，就是这样通过天安门的。

警卫处的工作人员，担任服务员的尹莘笙小姑娘，看到毛主席站得太久了，就从大殿里搬出来一把椅子送到毛主席的背后请毛主席坐下来，毛主席感到了触动，回过头来，明白了小尹的意图，便微笑着轻轻地摆了一下手势拒绝了。他对这位小姑娘的关心，以微笑表示感谢，但他不愿意让游行群众走着，他坐着；同时他也不愿意坐着挥手，把他自己在领导群中显得特殊起来：并且这里还有比他年纪更大的同志和朋友。

突然，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南北两侧的电灯齐明，点燃起了晚间的灯火。这时，兴奋喜庆的人们才发觉天已经暗下来，夜幕在人们的周围拉开了。节日的夜景更显得妩媚动人，灯光、星光、月光交织在一起，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的火树银花，宛似银河落下九天，横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天安门前。群众游行结束时，广场上观礼的群众，齐拥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河上的御路桥畔，都想尽情地再看看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英姿、风貌，接受他们的检阅。兴高采烈的群众，翘首踮脚，热情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人民万岁！”毛主席在麦克风前，向金水桥畔的群众挥手致意，亲切而响亮地喊着“毛主席万岁！”

“人民万岁！”祝愿的呼声响彻了广场的上空。

毛主席挥动着高举的右臂，在天安门上，从西侧走向东头，又挥着手，从东头回到西侧，向站列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的外宾、国家干部、各界人士、工人和农民的代表们以及解放军的军官、英雄、各界先进人物等致意和告别。

维吾尔老人的敬礼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每年国庆节，都随着他老人家登上天安门；离开毛主席身边后，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我又有机会被派到天安门上工作。在其中一次国庆节时，当群众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前的广场时，忽然，一位头戴绣有花纹帽的维吾尔族老人，从群众的游行队伍中走了出来，警卫也未拦阻老人。当他走到御路桥上时，站了下来，大概这是老人选定的最佳位置了。在老人饱经风霜的面庞下，洒着一尺多长的银色胡须，被衬托在蓝白色相间的花条纹长衫的胸前，那银须的尖部超越了腰间紧束着的粗布腰带；老人的右肩上，还背着一个白色的褡裢。不知道他老人家经过了多少时间，才跋涉到北京，参加国庆游行，看来老人的目的，是想要亲眼看看民族大家庭的领袖毛泽东。他站在金水河上的御路桥上，他所选定的最佳位置，是最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的地方，他前后移动了一下，才调整好位置站下来。他抬着头，用半仰视的目光向天安门的主席台搜索着，当他终于看到毛主席时，面部露出了幸福而满足的微笑，他把绣花小圆帽摘了下来，持在左手中垂着，然后，将右手横放在左胸前，手掌按在心脏的位置，之后，他又深深地弯下腰去，虔诚地向毛主席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这一系列的动作是非常郑重的、真挚而缓慢的。

毛主席看到了老人的动作，他把身体尽可能地向前倾探着，以最大的可能缩短与老人之间的距离，同时挥起了右臂上下摆动着向老人亲切地致意。这无声地交谈，这无声的祝愿，这无声的问候，胜似千言万语。这动人的场面吸引住了游行的队伍，游行群众停止了前进，都把目光倾注在这位老人和毛主席的举止上了；这动人的场面，也吸引住了观礼台上和天安门上的人们，千万只眼睛的光波激动地闪动着，顾盼在毛主席和维吾尔族老人的心神交流之间。游行队伍滞住了，主席台、台下的人们都被这情景感动了，震动了。老人的行动表达了各族人民的心愿，毛主席的回礼，也是向全国各族人民表达了他的关怀和问候。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致敬。

(四)焰火之夜

火树银花开无语，莺歌燕舞笑有声。横贯古都心脏的东西长安大街上，在南北两侧的人行道旁，各竖起了一排高大而坚固的，粗壮而挺拔的钢质灯座，如巨大的手臂将硕大的球形灯泡举向天际：每个灯座的顶端，簇集着十来个炽亮的球形大灯泡，把大街照得明晃晃宛似白昼，给节日的夜晚增添了火热的气氛。

世界上首都中最宽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穿着节日盛装的群众，形成了团团，一簇簇的花朵，开满了整个场地。这些花朵，在锣鼓声，以及弦管乐队的伴奏下，舞动着、旋转着、歌唱着。

广场周围的高层建筑物上，缀点着的多彩的、闪闪烁烁的、变化着的灯光，在星空中画出活动的彩色图案。

天安门两侧的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苍老的古柏、明清的亭殿，都花枝招展，彩灯披挂，喜气洋洋；游园观看焰火的节日群众荟萃一起，载歌载舞。

金水桥下，清流漱艳，灯光陆离，斜影荡漾，映出满天彩虹，红色金鱼戏闹着拍打着水面与人竞乐，争观人间喜悦。天安门上的大殿檐下，在大门两侧，各列有五个红色大柱，红柱之间都悬挂着三大圆形红纱大灯，直径约两三米，显得古朴典雅、肃穆庄重，宫灯里射出深沉的红色光芒。大殿的屋脊、飞檐、翘角，以及殿墙的壁角，都放出了彩色的灯光，映出一幅由彩色的灯光织成的大殿和天安门的轮廓。马、恩、列、斯和孙中山先生的巨幅油画像，列在广场北侧的近路旁，孙中山的画像位于恩格斯和列宁像的中间稍退南侧的位置。画像朝着天安门，与门脸上悬挂着的毛泽东的巨幅画像遥遥相对，这六幅画像都带着深情的微笑，喜庆的面色，与人们共同欢度这大典之夜，共同观着焰火。

瞬！十里长街，大路两旁，宏宽广场，园林深处，明灯错落，光辉灿烂，万紫千红，笑语鼎沸，一派节日盛况。十月的夜晚，有些凉了，毛主席添了一件棕红色的厚毛衣，他在儿女们的簇拥之下，面朝广场，坐在轻便的藤椅上，在天安门上观看焰火；他吸着烟，让轻柔的烟雾任意地在眼前飘动；他悠然自若地体会着这大业初建的喜悦，消除着在主席台上站立了整整五六个小时的疲劳…

一声轰鸣，震动了大地，数十门礼花炮同时轰响，在天安门的四周的关空上，顿时升起了火树银花。红、橙、黄、绿、紫、蓝，五颜六色的焰火，千姿百态，是那样的多彩，是那样的娇美，是那样的耀眼，倾倒了数万观众。欢笑声、鼓掌声和炮声、火花飞起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动人气魄，惊人心弦。从天安门四周同时向夜空喷薄而出的礼花，像千百棵万年的火树，展出了盛放的花朵。

听！那腾空的焰火随着一声爆炸，向四面八方喷射出彩花的瞬间，发出了“啾！”、“嗽！”、“啾！”的音响，如百鸟齐鸣，又若百鸟朝凤时唱出的歌声。制造礼花的工人真是别具匠心，造出了声、色俱佳的焰火。

看！从焰火爆开的中心，向四周抛出了伞状的，无数金色的下垂的彩线，恰似盛开的金黄色的菊花！这就是毛主席曾歌颂过的“战地黄花”吧！是革命先烈将它播种在天幕，或是他们从战地采摘后，在这十月一日大典的夜晚，将长长的花瓣抛散在天安门上空的！

看！那是钢花，那是稻穗，那是小麦，那是葵花，一齐在夜空开放。

你听！那是“子母花开”吧！射向天际的花炮，在一声巨响之中，飞出无数个小小的炽亮的彩光，这无数彩色的光点，旋即又随着噼啪之声爆炸开来，向四周抛射出无数个多彩的花团。

你看！那是七彩的礼花，随着炮声射入高空的花炮一声爆炸，苑如从仙女的花篮中倾泻出无数的七彩花朵，是哪一位女战士的英灵，她把用自己的鲜血培育出来的鲜花撒落在天安门广场，庆祝革命人民的胜利。

再看！焰火在高高的夜空中绽开，抛撒出无数个闪亮的星火：与天幕上最亮的星群互相辉映，这无数的星光，是无数只灯火，缓缓地飘然而下(灯上带着小降落伞)，像是无数的革命先烈手执明灯从九天飘来，参加国庆大典的焰火晚会。

看哟！一声巨响，从天空洒下滚滚的银花，宛如飞瀑的瀑流，那正是革命先烈在天之灵看到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喜泪横流，化作倾盆大雨落了下来。在天安门上观着焰火的人们，兴奋地指手画脚地说着。他们指点着所看到的奇异的火花，每个人对每种屡现在眼帘的礼花，都有着自已的独特的感受，独特的比喻，独特的遐思。

毛主席的孩子们欢天喜地指着多彩的焰火，让毛主席看。毛主席坐在藤椅上，仰视着天际，香烟含在口中吸着，烟雾从口角缓缓地逸出。这飘移在眼前的缕缕残烟如缕缕的思绪向夜空中展开。

毛主席有时在流思，有时在微笑，有时凝视着前方，有时心不在焉地应付着孩子们的嬉戏，在这开国大典的焰火之夜，在这粉饰一新的天安门上，毛主席在沉思什么？他老人家是在缅怀三年解放战争以来，或是20多年以来，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上为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人民生存的基本权利壮烈牺牲的烈士、英雄；还是在追念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亲人。在他的眼前，似乎展开了自鸦片战争以来，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前赴后继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英雄们为创建伟大业绩而斗争的历史画卷。毛主席在微笑，是他老人家在默默地慰告忠魂吧！中国人民终于在革命的斗争中取得了基本胜利，改变了中华民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结束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权力，从此，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在礼花撒满天安门广场的时候，他微笑着用双手捧着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奉献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流血牺牲的人民英雄的英灵面前以告慰忠魂！毛主席沉思着，凝视着前方，他大概回忆着过去的艰苦的历程，胜利来之不易，代价是重大的。

毛主席似乎透过飘浮在眼前的残烟，努力想看清楚露出在他脑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尚不清晰的蓝图。毛主席给他自已，给全党、给全国人民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这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刚刚结束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现在又要向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征路上迈进了。毛主席也许正在努力地描绘着今后尚不清晰的长卷吧！我坐在他老人家身旁，一边欣赏着被焰火染红的夜空，以及在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欢欣若狂的人群，一边观察着毛主席情感的起伏，猜度着他的心理世界。此时此刻，在台湾的蒋介石又作何感想呢？派来北京上空的高空侦察机被击落了，驾驶员也断送在了他老蒋之手，侦察的情报也无法带给他了。

四、紫云轩主人

中南海的大红墙内，在南海北岸从西数第一个大门便是丰泽园，这是一所典型的明清建筑风格的古建筑群。丰泽园的大院被许多小些的院落分割成了一些小的建筑群。此时作为中央部分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每个小建筑群或独立的建筑物都有个名称，并且都有匾额。在丰泽园大院的偏东侧，有一所院落是我们将要叙述的重点。这个院落出入的门厅大门上，有块木质的横匾嵌在横门框之上，横匾上雕刻着横书的四个字“菊香书屋”，这便是毛主席在中南海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这种居住和办公混在一起的方式，可以使你联想起井冈山上的八角楼、延安枣园的土窑洞。走进菊香书屋所在的院子，向北便可看到五间北房，在中国的北方称为正房。中间的一间有过厅，大门上也有一块横着的木质匾额，上面雕漆着“紫云轩”三个大字。进入紫云轩，东侧的两间北房通间便是毛主席的起居室了。毛主席进入北京城中南海直到“文革”前，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多一半的时间是在这紫云轩度过的，所以连同这所院落，被定为毛主席的故居。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也曾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或玉泉山住过，但都是暂时性的，住的时间都很短。他最喜欢住在“紫云轩”里，他老人家住在这里有“家”的感觉，因此，我们称毛主席为“紫云轩主人”。这个雅号，也可以说是一个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奉献给他的。

(一)“有话就说”

在“菊香书屋”的大门口前，我将介绍信交到毛主席的手中不久，一天下午三时许，这时正是毛主席一天工作的开始，也就是说正是他老人家工作日的“早”，他睡醒后尚躺在床上读书，没有马上去办公室。已经和我见过几次面的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我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他大概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或我的职务，所以他只好直称“你”了。

在王振海的带领下，我走进了“菊香书屋”。原来，挂着“菊香书屋”额的大门里是个过厅，是由一间西厢房形成的；穿过它去便是院落。这院落是老北京标准的四合院形式：四周的房屋一律是砖木结构，由北、南、东、西的房子合围而成的院子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

虽说此时正是菊花开始生长的季节，但是院子里没有长着一株菊花，更闻不到菊花的馨香，看来“菊香书屋”只是遗称，名不副实了。只见有七棵苍劲、挺拔、郁郁葱葱的古柏分布在院子里的径路旁侧，像是忠于职守的卫士一样笔直而严肃地站在岗位上，寸土不离，显得庄重而森严。另外在院子的东北侧尚有一棵槐树。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砖砌小径，约数十步，就到了北房门前的台阶了。因为北房有较高的台阶，就显得它比东、西、南房高了不少，于是显露出了正房的气魄。踏上数步台阶抬头向上去，只见双开门的横门框的上方也有一块木匾，上面镶刻着彩涂的三个大字： “紫云轩”

我心中暗道：好一个含蓄、典雅的“紫云轩”呀！在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唐朝诗人李贺咏端砚的一首诗来，那诗的首联是：“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如我第一次看到“丰泽园”那块匾额一样，使我感到惊奇，激起了思维的波涛，使我浮想联翩：这又是谁家早为毛主席准备好了的书房、卧室？！难道建造它的人知道毛泽东是“紫云轩”最合格的主人？！知道毛泽东是时代的骄子？！毛泽东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古到今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就是在文学艺术上也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少见的大豪。他的诗词气魄豪放，雄伟瑰丽，气势磅礴，如火山之喷薄，似大海之巨涛，真是“下笔泣鬼神”，有的杰作，其气魄之大，真可谓是前无古人的。被誉为诗仙的，也是毛主席所推崇喜爱的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有名句： “白发三千丈….” “飞流直下三千尺…” 李白对客观景物的描述，其想象力不谓不丰富，其气势也极其磅礴。再看毛泽东的诗： “安得倚天抽宝剑”“可上九天揽月…．” 这又是何等的气魄，毛主席对主观力量的渲染、描绘，真是前无古人了。他对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力量，赋予了最大的依托。诗人给我们描绘的形象是一位巨人，他背倚广袤无垠的天际，伸手抽那长长宝剑的动态，或者是伸手摘明月的动作，把人类改造大自然的无穷力量摆在了你的面前，并给读者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其想象力、概括力、形象思维，是何等的博大，比起李白诗文中用“三千尺”“三千丈”的有限数字来描写客观世界的景象，不知要高出几多。你想想看，毛泽东所描绘的巨人，如果有长发的话，那该有多长呢？形象比喻的想象力不是大大地超过李白吗！当然两位伟大诗人的不同处，还在于李白是对客观景物浪漫式的描述；毛泽东则是对人类主观世界能力的浪漫式的抒发，这是质的发展，质的飞跃。读者还知道吧，1945年的深秋，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的柳亚子先生，该词后经传抄刊出后，像一声惊雷，震撼了山城重庆的文坛。步韵《沁园春》的词作接踵而至，形成了一时的风尚。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充分地显示出了诗人雄伟的气魄，浩大的胸怀，深广的才思，横溢的文采，独特的视角，高瞻远瞩的目光，对历史现象高度概括的雄才大略。以后的历史证明《沁园春·雪》不仅是震动了文坛，而且震动了政治舞台，也震动了历史的运转，此词是诗人对整个中国文明历史长河中的风流人物，作的个忠实而客观的总结，是展望性的历史发展前景的断语。毛主席也是散文语言的大师，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毛主席的书法艺术造诣极深，在中国的书法艺术史上，也堪称是罕见的大师。毛主席的书法精研体势变古通今，真个把肥瘦、长短、曲直、方圆、平侧、巧拙、和峻运用自如了。笔墨任其挥洒，自成一体，创造出了自家的风格，真是挥毫龙蛇起伏的大家。到60年代他老人家所书写的《忆秦娥·娄山关》行草书体取狂草的气势，以及墨迹《沁园春·长沙》行草书体取小草气势，达到了完美成熟的阶段，与王羲之的行书，张旭的狂草，可并称为中国书法历史上的三绝。这并非夸张之词，给毛主席奉上行草书圣的桂冠，他老人家是当之无愧的。我曾在火车站的大厅里看到了毛主席手书的墨迹《清平乐·六盘山》，那是照像后放大而成的巨幅，占据了候车室大厅的半壁，那磅礴的气势随着字体的放大而加强了，其笔意、笔势、点画、章法、浑然天成。笔法劲苍润刚柔共济，金玉其质神彩照人。满篇字体飞动，静中有动，如云鹊邀天，群鸿戏海，纵横驰骋，气势浩然似高山泄，飞流直下，势不可遏，给予读者以巨大的感受。这种感染力就是伟大作品的魅力，通过作品把作者的感情、意志传给了我们。王羲之运用笔法左转右侧，他丰富多姿的笔势、笔意技法，为后来人留下了书法艺术的丰富遗产，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书圣。但其用笔所形成的点、划和字的结体，却少豪放飞动之姿，试把他的代表性作品《兰亭序》帖或怀仁集《大唐三藏圣教序》的字体放大，即使是放大到二寸见方便足以失去其雄媚神润，只留得点划笔势、笔意的技巧了。这表明了王字内涵力量的不足。张颠狂草，为中国书法艺术增添了光彩，但留下的作品极少，难以评说，从唐朝的李白诗句中可以看到，他极力地称赞年轻的怀素，其中两联道：“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在中国的历史上，把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散文、诗人和书法家集于一身者，尚唯见毛泽东一人，这是时代的要求，个人的勤奋所塑造的人物；由于他在政治上、军事上、哲学上的伟大成就，致使人们对他的诗文、散文、书法上的光辉成就，就不特别注意了。

从挂着“紫云轩”门匾的大门走进去，这里也是用了一间房子一明两暗的格式。王振海把我带到了东侧的门里，他马上退走了，这里就是毛主席的起居室。

毛主席身穿旧的毛巾布做的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翻卷着的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他见我走了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了床东侧的书堆上，毛主席移动了一下丰满的躯体，将上半身向床头靠了一下，变成了半坐的姿势，面对着我斜靠在床头上，用手示意我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这样面对着面便于他对我说话了。毛主席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了一支香烟，用火柴燃点后，便很有滋味地深吸了一口，用手灭了火柴棒放在了床头桌上的茶色玻璃的烟灰缸内，然后，让残烟任其自然地慢慢地从口角里飘流出来，一口烟后仿佛就显得神情飘逸了，大概会吸烟的人都有这种习惯吧。

毛主席亲切、和蔼、微笑着说道： “王医生，自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几位书记。”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唇间吸着。

大概毛主席见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表情又拘谨，不言不语没有反应就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确实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话是否讲完了，该不该奉命就可以走了，所以等着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要说些什么。我呆呆地坐在他的面前，双眼望着他的面部，期待着…… 这样的沉默约过了数秒钟。

也许毛主席想要缓解一下这种沉默的局面，也许这种僵局场面对他来说是很难忍受的，也许他也不愿意像下逐客令那样地说声“就这样，你可以走了……”。

突然，毛主席抬高了声调，粗犷、幽默而嬉戏地说：“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最后的“啊”字他发音成“a”音，表示这样可以吗？这句话说出后，他失声地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是他回味了自己的粗话好笑，还是看着我拘束的表情好笑，还是看到我听了他的粗话而有点震惊，所表现出来的不知如何应付的窘态好笑？我确实像受到突然袭击一样，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回答。

其实，“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人皆知的俗语，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没想到毛主席也会说，使我不知所措了。在毛主席面前，我确实有点拘谨，听到这话后，震动了一下，没有觉得好笑，认为这也是教导，所以我的表情仍很严肃，认真。毛主席想用这种真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同我交谈，缓解一下气氛，我明白了，我也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反而感到亲切了，真可称之为“速成”亲切法。在这里，毛主席要用他的处世哲学来改造我了。在以后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毛主席无论是对哪一级干部，都是喜、怒、哀、乐，任其挥洒，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这样，我的工作算是正式开始了。

(二)中南海

中南海的西面是陆地，东、南两面临“海”，每当微风吹起便可听到湖波拍岸，树木低鸣，似在演奏一曲轻柔的交响乐；风大时，也会在你的眼底出现波涛堆雪，猛击海岸，澎湃有声，动人心魄·给人一种自然的野趣，使你产生远离闹市的静谧之感。在中南海的红墙大院内，主要的建筑物就在南海的北岸或者中南海的南门是新华门，即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大门。从此门进到中南海，首先看到的是丰泽园大门，从丰泽园大门走进去，再穿过中华门，迎面便是颐年堂了。这里曾是全国全党的神经中枢。从丰泽园的门前经过，向东走百十多米便是勤政殿。这勤政殿的外观仍是清代建筑模式，宽而高的红漆大门向南开着，直对着瀛台，门前有较宽敞的地方，可作为停车场用。走进这庄严的大门是一个院落，它在建国初的夏季曾作过露天舞场，每周六的晚上在这里举行交谊舞会，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都曾在这里跳过舞。院子的西侧是一排四间房子，南侧一间我曾住过，北侧一间曾是摄影师侯波和她的爱人肖彬住过的地方。穿过这个院子便是勤政殿的第二个大门，走进去就是勤政殿的主建筑了，高而宽，长的过厅，宽有十数米，长有十几米，铺着红色的地毯；过厅两侧矗立着一些大的玻璃立橱，里面陈列着古瓷器、古铜器，闪烁着中国古老文化的光辉；过厅的尽端是大厅，这里是外国驻华大使呈递国书的地方；过厅的两侧是些较小的厅，可作为数十人开会的会议室。

从勤政殿再往东，便是政事堂了，当时警卫处住在那里(以后改为局)。其中还有些房子空着，是接待兄弟党内宾的，胡志明主席曾在这里住过。我受警卫处的指示，作为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去看望过他，是健康咨询性质的，以表示对革命老人的关怀。胡志明主席瘦矮的身材，神采奕奕，留着花白的长须，在起居室内打着赤脚正在地板上走动着。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竟如此难以改变，给了我极深的印象。

过了政事堂再往东，一南一北有两座小石桥，桥下南海与中海相沟通。经过南侧的桥东去便是“流水音”和“东八所”，是中央办公厅所属的行政处和警卫处的一些科室驻地；经过北侧的桥向东北向的马路走去，便可出中南海的东门，即西苑门了。

勤政殿大门直对着瀛台的道路上有一座石桥，晚清时中间是吊桥，桥的北头两侧有厢房，台便形成了四面环水的小岛，这小岛曾是慈禧囚禁光绪的地方。进了丰泽园，穿过垂华门，走颐年堂西侧的走廊便可达到春耦斋。春耦斋的北侧有一所洋式的二层楼，门前有石桥、假山、桥下有流水经过，这便是居仁堂。慈禧为了讨好洋人，建筑这居仁堂时便采用了西洋风格。它似一所教堂，门前配以中国式的假山、小桥、流水，真像个混血儿，因时间过去还不算太久，尚留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姿态。

这居仁堂曾目睹过八国联军的欺凌，清慈禧的腐败，袁世凯在它的“五脏六腑”里演过窃国的丑剧。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时，把原来的海晏堂更名为居仁堂，作为总统府。他曾在这里当了83天的皇帝，就一命呜呼了。继袁世凯之后，冯国璋、曹锟也都曾在这里安置过他们的女眷。新中国建立初期，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就设在这里，当时聂荣臻元帅主持总参工作，中央警卫处受双重领导，我们曾是他的部下，我的正团职任命就是聂元帅签发的。

中南海的居仁堂、怀仁堂记下了清王朝留下的耻辱，原来，在鸦片战争后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烧毁了建筑艺术的瑰宝圆明园后，慈禧耗费了数百万两白银的巨资，在中南海的中部建立了她的行宫仪銮殿等。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仪銮殿失火被毁，慈禧又耗巨资在仪銮殿的废墟上建起了海晏堂和新仪銮殿，海晏堂，即后来更名的居仁堂，新仪銮殿民国初更名为怀仁堂。新中国诞生后，怀仁堂便成了重要的政治活动场所，国家的大型会议都在这里进行。在中南海的西岸北侧，有紫光阁，建于清初，据说是皇帝“阅射”的地方。

在中南海的中部偏北侧的近东岸处，有“水云榭”，榭中置有一块横方形碑，上有乾隆手书刻文的“太液秋风”，曾是燕京的八景之一。丰泽园大门的西侧有个圆形墙洞，用青白色的汉白玉石砌成。了八角形，圆中有方，上有横额，雕刻有“静谷”两字，门旁两侧锈刻有对联，倒也雅致，门内也有石质的横额，上刻“云窦”二字，也有对联相配，这个门也就成了出为“云窦”进则“静谷”了，这里是行政处办公的地方。我刚进中南海时就住在这静谷院内。院的北侧，有所单层建筑称“纯一”。据建筑学家讲，它是静谷建筑中轴线上的纳点，前临水池，后有假山。沿室内墙的四周有人工小渠，渠宽有尽余，水深约尽许，在脚下流过，清水褥瀑，当时是小灶食堂，我曾在这里就餐。这所小灶食堂的偏西稍北，距离很近，就是“春耦斋”了。为清王朝弘历皇帝赐名。这春耦斋也是明清式古建筑模式，为一个较大的厅，大门开在正北侧，推开南侧的门，则是宽敞的走廊，汉白玉石铺地，前面和两侧均有石质栏杆相围，下面是一注深深的池水。池中养了些草鱼，在那里争食投下的野草，吞食之声可闻。每周末在“春耦斋”举行交谊舞会。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来这里跳舞。春耦斋的对面是听鸿楼，砖木结构两层，计共有数间房屋，解放前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与春耦斋一墙相隔的西侧是“五”字廊，这里是少奇同志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朱总司令则居住办公在“永福堂”，朱德同志乔迁后，彭德怀元帅住了进来。林伯渠秘书长，住在“宜园”，陆定一部长的寓所在增福堂，胡乔木同志则是增福堂的邻居。这些地方都是位在春耦斋的西侧了。在中南海的中部陆地上，在海边的“迎春堂”是李维汉部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怀仁堂的西侧，即西四所，这里曾住有小平同志，富春和蔡畅同志、陈毅元帅、谭林同志等。在怀仁堂的东侧，有一处东四所，这里居住着董必武，王稼祥等同志，中南海西北部的西花厅，是周总理和邓大姐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与西花厅相对的东花厅，则是李先念同志的办公室了。

(三)菊香书屋

据说，这菊香书屋在清王朝时期，确是个藏书的地方，那么紫云轩则是挥翰泼墨之处？。如果把下面的联句中“东”“西”二字掉换一下位置，倒也可以形象地比喻菊香书屋和紫云轩的关系了，那联句是：“东壁图书府，西园翰香”菊香书屋是处典型的四合院，具有明、清的建筑风格，围在院子四周的房子，都为五开间，形成为老北京的四合院，匀称和谐的空间序列，方正、庄严、稳定、灰瓦卷棚硬山顶，飞檐翘角，若飞鸾腾空，彩凤翔，这直线和曲线所组成的美感，宛如古琴所奏出的乐曲。每年夏秋季节，毛主席在菊香书屋的院内苍柏树旁，坐在藤椅上，手持书卷环视一下这古老的建筑一一凝固的乐曲，会使他感到舒心、宁静。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数年里，这里的代号是“一组”，既指这所院落，也指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基层人员。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进院内，就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长方形布局，是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

一进到这所院内，有一条一米多宽的径路。它直通东厢房，也就是毛主席办公室的大门：这条径路的中间点，交叉着一条从北房去了砖的棱角，并且因为潮湿长满了绿色细小的青苔，两条不同方向的径路交叉成“十”字形，把这所四合院的东、西、南、北的房子担了起来。

北房五间形成了一明两暗的形式，挂着“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北房当中的一间，是过厅，与之相应的北墙上也有一个相同的大门，关闭着。这过厅东侧的两间房屋是通间，便是毛主席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西侧的两间有墙相隔，近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卧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里；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的两间相通，是毛主席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

穿过“紫云轩”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狭小的院落，成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小院可称为后院，与中南海西岸边上的柏油马路仅墙相隔。在这个小院内有个防空洞，简易得很，是进驻后由卫士们挖的，但从来没有使用过它。此院内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的时候，才清除一次，喷射一些杀虫药水，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经常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也是五间，中间是过厅，有相对着的向北和向南开着的大门，出北门则进菊香书屋院内，出南门则进入南院，南门如经常不开。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寝室，近过厅的一间生大后曾住过。这南房也是南院的北房、正房，门额上也挂着块横匾，上面镌刻着三个大字“松寿斋”，这“松寿斋”的主人是江青。

东厢房也是五间，中间的一间为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毛主席的办公室；靠过厅南侧的两间的门不开在菊香书屋的院内，也不与过厅相通，而是开在东厢房外的东侧夹道内，是贮藏室。在北房外面的东侧有个夹道，夹道的西侧有一排房子，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的西岸上的马路了，毛主席去怀仁堂开会时，常常从这个小便门出入；夹道的西侧也有个便门，与另群建筑物相通，去贮藏室就是经过此门出菊香书屋院，向南进入夹道就到了；走出这西侧便门，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夹道，可达南海北岸的马路上，这条路是卫士、厨师老廖经常走的地方，他们的宿舍也分布在这条弯弯曲曲的夹道上。南房的东头也有一个夹道，那是通向南院的小路，这是毛主席的孩子们，也是毛主席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动的通道。

我离开毛主席身边工作以前，南院的东房是毛主席孩子们的宿舍，确切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的儿子王博文，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李讷、儿媳刘思齐，以后又住进来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房子分里外间，里间较小住着李云露母子，以后住进了毛远新；外间较大是两间的通间，住着女孩子们。这里又象是一个“客栈”，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在假日才回到这里来居住。这里常来的小客人有叶子龙的两位小千金，大的叫燕燕，小的叫丽娅。菊香书屋是一个较大的院子，院子的南侧是颐年堂和其两侧的配房。北侧则是“澄怀堂”，后称“含和堂”；东侧两间是礼品室，里面陈列着外国政府、国家领导人赠送给毛主席的礼品，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靠西侧的两间通间，放着乒乓球台，毛主席曾在这里打过乒乓球。毛主席与他身边工作的卫士也曾在这里吃过面条汤，共庆他老人家的生日。院子的西头是三间厢房，首长杨尚昆曾住在这里，他搬走后为了工作方便把我安排在这里居住。与“菊香书屋”北部相接的一处东房，是叶子龙的住房，西房及北侧的两层楼房则是机要室。由于毛主席的办公室和起居室的自然光线不足，射进去的阳光较少，到秋末、冬天、春初季节，即使在白天，也需要借助于灯光才能办公。毛主席要外出开会，或接待外宾，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之外才能上车。这些都给毛主席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负责行政管理的部门，老想把这套古老的房屋加以改建，或进行较大的修缮，却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他再三地表示不要修建，也不同意搬家。

(四)毛主席的卧室

进到毛主席的起居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张黄铜架的双人睡床了，床横摆在卧室的中间部位，最先跳进眼帘的不是床的位置和大小，而是床上的半床书籍。床头向北紧靠着北墙的两窗之间，与北墙成丁字形向南伸开着，在铜质床架的床头栏杆上系着一个电铃的按钮，它通过一条电线延伸到卫士值班室。毛主席在睡醒后按动它，告诉值班卫士他醒了，新的工作日开始。于是，值班的卫士像常日一样，端上一杯浓浓的热茶，走进毛主席的起居室，并在此时，他老人家有什么事吩咐，就给值班卫士下达。我也是常在毛主席醒后，未起床以前去察看他的健康情况，这样检查身体也比较方便。在紧靠床头的西侧，放着一个赭石色的普通木质床头小桌，桌上放着一盏台灯，台灯顶着一个大灯罩，宛若垂下来的遮面的纱巾，把灯光过滤得柔和些，不直接刺激眼睛。在台灯座的近床侧，放着个茶色的玻璃烟灰缸，烟灰缸旁放着盒或半盒儿火柴，也摆着一盒或半盒开包的香烟。毛主席不吸烟时，在烟盒旁还放着一支可以装过滤药物的化学质的烟嘴，在建国初期的数年里，这样的烟嘴也算是带点“高级”味道了。

我看到宋庆龄副主席也使用这种带过滤药物的烟嘴。靠近起居室的两墙，立着一个旧的、较宽大的普通木质的立柜，里面挂着几件主席平时替换的衣物，衬衣之类，衣柜上有长条穿衣镜。在立柜的一侧，立着一个普通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毛主席当日穿的外衣或大衣，卧床时脱下来的裤子则放在靠近床铺的椅子上，此外，室内还散放着两三把木质的靠背椅子备用，毛主席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任务时，大家常坐在这些椅子上。紧靠门口的西墙南侧，挂着一只半尺多长的木框温度表，那是我去后买的，体积比较大，容易看清楚温度表的刻度。除了这只温度表外，铜质床架、木质立柜、木质靠背椅子、木质三角式衣架，都是随着北平的和平解放而过来的。以上就是毛主席起居室的陈设了。起居室的北墙东头，开了一道门，单面是盥漱室，是毛主席进驻紫云轩后扩建的。在马桶的旁边放着一个长方形面的木凳子，上面放着烟灰缸，火柴、香烟、手纸。有时也放着书或文件，因为毛主席缺乏体力劳动，常年以脑力劳动为主，影响排便，又加上毛主席喜食辣椒、喝浓茶，都促使便秘加重，因此延长了通便的时间。所以，毛主席采取了一边排便，一边办公或阅读兼顾的办法。在马桶的北侧是浴盆。在盥漱室的两墙近南墙处，装有洗手、脸用的搪瓷盆，其上有一面长方形的木边镜子，镜子也是旧的，原来的酱色边框涂上了白漆，边缘的部位尚遗留着旧边框的色彩，这一定是卫士们的杰作。镜框的下端有一横板，托着肥皂、牙膏、牙刷等。毛巾则搭在西墙和南墙夹角之间拉起的一条铅丝上。紫云轩过厅里，放着一张大的圆形的桌子，几把相同式样的木质靠背椅子，像是民国时代的产品，紫红色的油漆闪着庄重的光泽，这硬杂木的桌椅，算是毛主席处最好的家具了。这里是毛主席睡前，或醒后用餐的地方，我陪他老人家吃饭也多是在这里。

(五)毛主席的办公室

毛主席的办公室占据了东厢房的两间，连过厅共三间，走进过厅，这里也摆着一张圆形的大桌子和几把配套的靠背椅子，质量和样式与紫云轩的那套桌椅相同。这过厅也是餐厅，它是供毛主席在工作间隙之中用餐的地方，也是他老人家招待内宾用饭的餐厅。1958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去看望毛主席时，我和我的爱人叶阿莉(叶丹)就是在这里陪毛主席用饭的，这里也是毛主席宴请原北京副市长、法学家张友渔进餐，让我作陪的地方。

从这过厅走进唯一的北门，就是毛主席的办公室了：办公室是南北向的长方形。在进入办公室门口的西侧窗上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一头顶在了西窗下，写字台的桌面上有绿色的衬绒，在上面压着一块与写字台桌面同样大小的厚玻璃板，显得美观，也容易擦得清洁；但从医学卫生的角度来说，办公室上的厚玻璃板对保健倒是有害无益的。因为，当手臂接触到凉的玻璃板时，可引起反射性的血管收缩，这当然是较细微的要求了，对年轻人来说算不得什么。写字台的桌面上西头放着待办的文件，桌子中间部位前边，放着文房四宝中的笔、铜墨盒；毛笔是倒插在铜质笔架上的，办公用纸放在了靠东侧的地方，在写字台的中间还横放着一个旧的、那种小学生用的，脱了漆呈露出锈铁皮的长扁形的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十来只中等硬度的铅笔。每日，值班士把铅笔头削得尖尖的放在铅笔盒子里，毛主席不让浪费，只要铅笔头能拿得住，就不能扔掉，所以铅笔盒子里老是有些短短的铅笔头儿。此外，铅笔盒旁还放着一块小学生用的长方形的一头有斜面的橡皮。写字台与南墙之间，放着一把旧转椅，是毛主席坐着办公用的，这样，他老人家背靠转椅，紧贴南墙，使办公桌前面的空间显得更宽阔些，背后则无多大的空隙，只有靠背转椅活动的地方。这种布局，真如他所书写的诗句墨迹，在他的前面“蔬可奔马”，而他的背后则“密不透风”了，把办公桌放在房间的一侧是常见的，把办公桌放在了房间的两头的夹角处，西头和南头，则是很少见的。毛主席采用从左侧西窗射进来的自然光线，方便右手执笔办公，不过在多数的时间里，在这办公室里需要人工光线照明，以灯光为主要光源。

办公室的东墙上没有窗子，靠东墙中部，南北顺放一条长沙发，在长沙发的前面又顺放着一个玻璃板面的木框茶几，茶几的南一北各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与长沙发共同合抱着茶几。毛主席的办公室，也算是个小型的会议室，有时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开会时，就坐在这三个沙发上。

在办公室近北墙的偏西侧：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在冬季上面挂着毛主席外出办公室时要穿的大衣；此外，在靠近北墙的正中位置，在北窗前，还立着一个木质衣架，这衣架上用螺丝钉固定着瓷质耳式的衣钩，上排可挂帽子：下排挂衣物，这显然是供来这办公室来访或开会的首长挂衣物用的，因为在北京，寒冷的季节是比较长的。

在北墙的东头开了一个门，进去是卫生间，里面的设施和用具与起居室内的盟漱室相同，这卫生间也是毛主席住进之后增建的。起居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相通，不管是刮风、下雨、飘雪，毛主席到办公室时，都得穿过露天的院子；厨房与起居室、办公室之间也没有走廊，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都是值班的卫士靠那个木质的方形提盒，将饭菜装在里面，提来送给毛主席。

(六)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首长，可以说是毛主席的保卫、保健、生活等方面的总管，是总的负责人。

若要按我的看法，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即基层、中层、高层。随着毛主席工作，行动的性质不同，活动的范围大小不一样，所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则有所不同。例如，毛主席在工作之余或工作中的间隙，睡前、醒后，不出菊香书屋的院子或者不出丰泽园，在院内或附近散步时，有值班的卫士在身边就行了。若毛主席走出丰泽园，在中南海范围内散步，这时就有中层人员相随了：作保卫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一定要出场，有时叶子龙也出场，基层的人员增加了，摄影师侯波来了，我这位保健医生会跟在身边；同时两位副卫士长，李银桥和孙勇也跟随在毛主席身后。因为虽然在中南海内，这里牵涉到的单位却很多，有时，毛主席在散步中提出要接见什么人，或者要到中南海外去走走，就需要有汪东兴和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来安排了；假如毛主席要到郊区去散步或走访农家，或视察基层，如不牵扯到大的单位，上述的人马也就够了；如要参观、视察各军种，或大的工厂时，首长杨尚昆和罗瑞卿就要出场了。毛主席在北京曾视察过部队，也视察过首钢，杨尚昆主任，罗瑞卿部长都得要随行的，在毛主席参加大型会议时，也是如此，如果毛主席要到外地视察工作时，随行的首长中除了杨尚昆、罗瑞卿外，还有铁道部长滕代远，因为在建国初期，远距离视察工作时需要乘坐火车。杨尚昆主任则与各省市党政最高机关或领导人联系，安排毛主席的食宿和通知毛主席要找的人、要了解的情况，叶子龙和汪东兴则是杨主任的助手。

汪东兴在建国初期的头一年，是中央警卫处的处长，是军委总参谋部的建制，受总参谋部和中央办公厅共同领导，处是中央办公厅下的处，中央警卫处以后又改属于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共同领导，汪东兴既是公安部的局长，也是中央办公厅下的局长，以后他又兼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首长杨尚昆的助手。

我刚进中南海时，隶属于中央办公厅的行政处，保健科成立后隶属中央警卫处(以后改为局)，我是保健科的兼职副科长，公安部任命的局检验室主任，后又任毛主席的生活秘书，“一组”的组长，因此，汪东兴曾是我的顶头上司，在工作上接触较多，不管从哪个角度，他都是我的直接领导了。

叶子龙在进北京后的建国初期，一直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主任，他和汪东兴都是红军战士。叶子龙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间，从那时计算是最长的了，大概他从延安时代起就开始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叶子龙和汪东兴在陕北前线时，一直跟在毛主席的身边。

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时，汪东兴常带上助手王敬先(副处长，处改局后为副局长)；叶子龙则带上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叶是罗的顶头上司，罗管理毛主席的文件。接触毛主席最多的是他老人家身边的卫士们，那真是朝夕相处，情如父子。他们是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一群无名英雄，对毛主席的工作、生活上的照顾，甚至许多保健工作，都由他们直接地承担着。他们有负责内勤的副卫士长李银桥，负责内警卫的副卫士长孙勇，谁是卫士长，也可能是空着位置，我不清楚。卫士中尚有王振海、张宝金、李家骥、赵鹤桐、马武义、张仙鹏、李连成等；此外，摄影师侯波、司机周西林、理发员王惠、厨师廖炳福，他们虽然有的编制不在“一组”，但工作上是应列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的，老护士高情云和男护士朱保贵他俩编制在保健科，工作也在“组”。

(七)情系紫云轩

1962年除夕的下午，我和爱人及两个儿子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泽园时，灯光熠熠，满院生辉，这里进行了较大的改建，已面目全非，当李银桥同志把我们带到餐厅后，我还认为进入了“修建过的紫云轩”。这里已装起了高大的玻璃窗，接待我们的餐厅也宽多了，有原来紫云轩过厅的两倍大，而且也高得多了，灯光也格外灿烂。我们坐了下来。我的思潮却起伏波动，在脑海里驾起了回忆的小舟，努力地回想着紫云轩的面貌。以后我才知道，接待我们吃饭的地方，原来是澄怀堂，后改名为含和堂，其位置相当于乒乓球室。看见我露出一些迷惑不解的神情，李银桥告诉我：“修这些房屋时(银桥大概是指春耦斋、含和堂和加高加宽了些的紫云轩)，没有经过毛主席的同意，他在外地视察工作时，才修建了这所房屋。毛主席回来后，见到就大发脾气，拒绝在这新泳池附近的房子里，以表示‘抗议’。”

我听着李银桥的叙述，回忆着毛主席的极为简朴的住所和办公室的用房。虽然他住的紫云轩，对他老人家来说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但他一直喜爱这所明、清建筑物。相比而言，玉泉山、新六所的房屋，从居住和办公的条件来看，都要比紫云轩、菊香书屋好些。这些房屋是进城后新建的；但是毛主席在新六所住的时间很短，在玉泉山住的时间更少了。

1980年我被调回北京，有机会去中南海，又看了看毛主席原来曾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这菊香书屋院子的周围变化较大，紫云轩加高加宽了些，尚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形态。我努力追忆着1962年除夕那天，毛主席留我们吃饭的那间餐厅的位置。

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田畴，曾是我的领导和要好的朋友，他指着修建过的紫云轩的房屋说： “这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作了较大的修整，他老人家回京后，见很不满意。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游泳池附近的房屋里。

1962年2月，除夕时，我来看望毛主席时，银桥同志对我讲过了，依我看，还是不改修的好。”

我的插话打断了田畴老领导的叙述，讲后我感到有些后悔，我也不知道从那里出来的一股子怀旧冲动，大概是与年龄的增长有关吧，觉得说话太随便了些(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把1962年2月除夕那晚吃饭的地方，误认为是紫云轩了，1991年12月我打电话问银桥同志方弄清楚了，接待我们吃饭的地方是改建过的“澄怀堂”)，甚至还有些话几乎说出口来，可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破坏了古建筑的整个布局，改变了文化古迹的面貌，也……不符合毛主席最初居住和工作的条件、环境，毛主席为什么那样地不满意这修改过的住处呢？！”

我打住了话语，虽然说田畴同志原是我的好领导、好战友、要好的朋友，我还是感到自己真率得不够礼貌了。这大概是受毛主席在云轩对我交待任务时最后一句话的影响，事隔31年仍还起着作用吧：“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果然，田畴听我说了这一席尚未说完的话后，就已经表示惊讶了。在那一瞬间，他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看了我一眼，但是那激动的表情旋即消失了，他涵养比我好，虽然他也是个直性子的人，但因东道主的身份，没有和我争辩，我推测他一定会想：“老王，你是医生，如果当时你在的话，一定会支持紫云轩改修的，怎么现在这样说呢?改建过的房子对毛主席来说，生活、办公是多么方便，对他老人家的健康来说有多大好处啊……”结果，我发表了相反的意见。是啊！毛主席在这修缮过的“紫云轩”…对生活、对工作都很便利的·从卫生角度来讲也是比较好的房屋里工作生活了整整有10年，1968年以后，他又住进了中南海游泳池处的房子里。(1991年12月，曾负责修缮紫云轩房的高级工程师王爱璨告诉我，毛主席对紫云轩在修过程中没作大变动，比较满意但对改建春耦斋等确实是发了脾气。)

1959年，我有幸作为彭德怀元帅的保健医生和军事代表团的医生，随他所率领的军事代表团，访问了九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莫斯科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列宁办公室，也参观了列宁的故居。那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大墙内一所普通的建筑物内，这所建筑物无论从类型或内部设施来看都不大起眼，也算不上什么奇迹，狭长的、光线很不充足的办公室内放着一些旧式的桌椅，总的印象是一个“旧”字，这老式的房屋，老式的门窗、老式的办公用具、作为办公室是很不方便的，但这办公室和列宁的故居却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成了真正的、没有修改过的历史遗产，从这里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风格，把参观者带到了真实的过去的历史年代之中，起到了再现历史的效果。不知道毛主席不满意修紫云轩是否也含有此意。

我总觉得，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还没有摆脱他们所熟悉的延安式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还可能一直推到井冈山时代，就好象在长征路上，第三次革命战争时代米脂县杨家沟的“扶风寨”，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在这北京中南海大院内，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和居住的地方离得很近，来往方便，其他人员也穿插其间居住，形成邻居，住房的条件几乎相同，真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之感，使毛主席感到亲切。这也许是毛主席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条件改变时，大家一起改变，由井冈山的茅草房，延安的土窑洞到北京的四合院，再由四合院到大厦，象唐朝大诗人杜甫喊出的那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毛主席也曾手书过这两句，但是他改变了一个字，把“俱”字换成了“共”字。这样“俱欢颜”就成了“共欢颜”。我看不是笔误，而是更加深了诗句的含义，也就是他加进去了自己的观念，意义更深了一层。

五、保健点滴

任何门科学都是海洋，细究起来，阔可无际，深可莫测。保健工作是个什么样的定义，我还想不确切，从我们的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看，它的业务范围涉及得很广。

(一)防疫灭蚊

我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做保健医生，开始的建制属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领导。处长伍云甫是老红军中的知名人物，是中央苏区电台的创始人之一。行政处的机关就驻扎在丰泽园西侧的“静谷”大院内，我一到任，伍云甫处长就把我叫去，他中等身材稍偏低，长方形的“国”字脸上，常带笑地露出两个大酒窝，浓眉大眼很是精神，是位非常和蔼的领导。“鹤滨同志，把你调来做毛主席的保健医生责任重大，同时你还要兼顾着其他中央首长的保健任务，工作是繁重的；但要做好。此外，在你来前，中南海内发生了一例传染性大脑炎，患者不幸病故了，他是一位年轻的招待员，名叫乔海深，毛主席见过他。这位招待员的病故，使毛主席非常痛苦、极为难过惋惜。他指示我们要防疫灭蚊，在中南海内不能再发生这种疾病；要求我们作好防疫工作，清除蚊虫孳生地，还要清理中南海的淤泥杂草。”

伍处长一口气把防疫灭蚊的任务摆在了我的面前，接着他又加重了语气说： “传染性大脑炎不能再发生，如果是发生在首长的身上，那损失就更大了。带着病菌的蚊虫，谁知道它会去咬哪一位呢？！所以不管是首长、是战士、还是职工，都不能发生这种疾病，这防疫灭蚊的工作要抓紧，一般职工的健康也要管。”

说毕，伍云甫用深切的目光望着我。我感到了压力，感到保健工作责任之大，范围之广，远比我过去的专科工作困难得多了。伍云甫又把防疫灭蚊工作与中央首长的健康联系了起来，把警卫战士工作人员的健康也包括在保健工作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毛主席所关心的。我又感到责无旁贷，因为，如果出现了问题，我这保健医生是无法交待的。我思考着毛主席对灭蚊防疫的要求和伍处长对我布置的任务。

“伍处长，调些人来吧。”我建议说。伍云甫见我承担起了任务，会意地点了点头。很快调来了数名护士，女护士李义、孔荣、许金鸾，男护士有杨全成、朱宝贵、李惠民、刘永明、王永智、王顺英、曾宪文等，主要搞防疫工作；以及医生刘健(女)，共同负担着职工的医疗保健任务。

1949年国庆大典后，毛主席访苏，除负责其他中央首长的保健任务外，我们便把主要力量放在防疫灭蚊上。

1950年建立起了中南海门诊部。开始我曾兼任门诊部的主任，承担了职工的医疗保健任务，防疫工作也转了过去。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美国侵朝军队在我国的东北投下了细菌弹，细菌战又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防疫工作的重要性更不能忽视，中南两海完成了清除污泥、杂草的工程。毛主席的指示得到了贯彻，经过了大量的防疫灭蚊工作，中南海没有再发生一例大脑炎病人。

任弼时首长不幸病故，引起了中央保健委员会的极大关注，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下设立了保健科，调来了徐福静(女)、王力平、翁永庆、周尚理、李关庆、王醒等医生，周谨(药师)、杨全成、朱宝贵、郑淑云、焦纪王(女)、张淑明(女)等护士，由徐福静任科长，王力平任副科长，我兼任副科长。我仍在“一组”作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翁永庆任朱德总司令的医生，徐福静兼陈云同志的保健医生，林催渠首长那里派去了李天庆医生，董必武同志处派去了保健医生王醒，加强了保健工作。至此，便结束了我一个人奔波的局面。批外，在傅连暲副部长那里，也组织了一批人员，为住在中南海大院以外的国家、党内外的领导人，委派了医生或护士承担保健医疗任务。

1958年6月，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去看望毛主席时，正值“除四害”开始，被毛主席列为四害的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我听毛主席说过：“麻雀打错了给它平反，消灭了从苏联捉几只来繁衍！”以后，毛主席从报刊上吸取了自然科学家的意见，给麻雀平了反，用臭虫代替了麻雀。

1960年3月在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毛主席改变了消灭麻雀的决定：“麻雀不打了，代之以臭虫。”

(二)“干嘛非拉着我去呀！”

中央警卫局分管行政事务工作的副局长田畴，在玉泉山找到我：“鹤滨同志，主席的卧室里需要放一块地毯，你看用什么颜色好？”

我知道光线、色彩对人的视觉卫生和精神卫生来说是不能忽视的。

我想，红的颜色刺眼，给人以兴奋的、激烈的、热的色彩感觉。对性格急躁、易怒的人来说最好也不用红色地毯。绿色对视觉有益，给人以欣欣向荣的、生机勃勃的视觉感，这种颜色，夏天较宜，在冬天又嫌色调偏冷。那么，什么颜色适合于毛主席的视觉卫生呢，我想到延安的黄土地，土地的色彩是人类接触得最多的颜色，于是我回答：“用土色吧。”我同时指着田畴手中拿着的织地毯的毛线样子说。

就这么定了下来，当地毯织成后放在毛主席的办公室，我又看着“土”了些，我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再表态，可能更好些。比如，夏天毛主席在玉泉山住得时间久些，绿色则较适合，或者在土色的基础上加些绿色的花纹就更好了，还有装饰美的感觉。我没有建议田畴同志去征询江青的意见，从我的观察看她衣着喜欢蓝色，甚至是黑色。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尚有一位男护士朱宝贵帮助，毛主席外出视察工作时，他也常常跟去，算是我的助手了。以后又有老护士高云情(女)，她主要的护理对象是江青。此外，卫士和毛主席的两位小女儿李敏和李讷，对保健工作也很有帮助，我们常常去请她姊妹俩到办公室把毛主席拉出来散步，请她俩监督毛主席不要多吸烟，也请李敏、李讷去拖毛主席跳舞、看电影，用此调节他老人家紧张的脑力劳动，这些，有时是我们工作人员所做不到的。在日常的保健工作中，差不多我每日要观察下毛主席的健康情况，如睡眠好坏，血压高低，心肺有无异常，限定安眠药用量等等，并都记录下来；还曾用了数个月的时间，由朱宝贵等人，对毛主席的饮食摄入量、热量以及食物中蛋白、糖、脂肪、维生素、盐类的含量进行了计算。对毛主席的便秘问题，我们采取了增加蔬菜中的粗纤维(菜不要择得太嫩)含量的办法解决，毛主席也自觉地吃粗米饭，增加肌体活动，再加上被动的按摩及散步、跳交际舞等，使便秘得到一定的缓解。毛主席很少吃水果，一方面吃水果费时间，更主要的是毛主席的牙齿咬耗较重、对冷、热、酸很敏感。因此，增加毛主席水果的食入量遇到了困难，卫士李家骥想出了个办法，把梨子或苹果削皮去核，然后稍加点糖，放在碗里蒸热后再吃，毛主席满意地说：“这样，我就能吃水果啦，不费时间，牙齿也不疼痛。”于是李家骥的方法很快在值班卫士中推广开来。这个办法虽然把水果中的维生素C几乎都被热破坏掉了，失去了吃鲜水果的意义，但是毕竟使身体摄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为了调节毛主席紧张的脑力劳动，我们请他的两位女儿去拉他看电影，开始几次是有效的，当毛主席的工作一紧张时，这办法就失灵了，他老人家越是工作紧张，就拉不出办公室来，也就越休息不成。毛主席自己主张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此时，也行不通了。一次，我去请毛主席看电影，想缓解一下他那紧张的工作状态，我走进他的办公室，当看到他的注意力稍有分散的时候，插话道：“主席，去看场电影吧。”

“你们喜欢看，你们就去看吧，干嘛非拉着我去呀？”毛主席回敬了我一句。

在报刊上，我知道了美国的滑稽影星劳莱、哈代，一瘦、胖搭档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这时正好又有他俩合作演出的影片。便请毛主席去看，江青也起了作用，这个片子我事先没有看过，我也不知道江青过去曾是影星。看过后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这样的片子，结尾是两个在那里走路使人看了紧张………”

(三)难得的体力活动

毛主席在一天的24小时内，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处于脑力劳动状态之中，长时间地坐办公室和卧床看书，使得他的体力活动变得很少。由农村的战争环境转到城市生活之后，他的体态很快地丰满起来，体力活动的骤减，不能不说是很重要的原因。为了要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毛主席喜欢饮大量的浓茶，茶中含有单宁酸，这种化学物质有收敛止泻作用，会影响人体消化腺的分泌和排便功能，故浓茶也是引起便秘的因素之一，其次，毛主席的湖南人饮食习惯，喜欢吃辣椒，也是引起便秘的又一因素。为了减少便秘的痛苦，从饮食方面调整，毛主席吃了粗米。食中增加了粗纤维较多的菜类，从而使便秘症状得以缓和，唯困难的是如何增加他老人家体力活动的强度和经常性。想办法增加毛主席的体力活动量，如散步、打乒乓球、跳舞等(游泳是以后毛主席自己想出来的办法)便成了保健工作的重要内容。这些活动能很好地缓解脑力劳动的兴奋程度和过程，也能很快地把紧张的思维活动停止下来；但是，毛主席打乒乓球，可以说是“百日”难遇，跳交际舞，顶多每周末有一次，而且他老人家跳几曲就退席了，很少参加到底，散步也是不多的，游泳是非常好的体力活动方式，那是以后毛主席自己发现的。怎么办，我们想到了一种最可靠的办法，是采取被动性的肌肉运动或锻炼，就称它为保健按摩吧。于是，我们请来高级护理师王力(女)训练卫士学习按摩技术。经过短期的训练，卫士能够自己进行按摩。在毛主席睡前，由值班卫士给他按摩肢体，这样一来，可促进他机体的血液循环，使供应大脑的血液量相对的减少。有利于减少大脑的兴奋，易于导入欲睡的状态。每逢周末，中南海的春耦斋内常要举行交际舞会，并时常有些文艺界的名流来参加，记得见得次数最多的是著名影星白杨，她的舞姿也极好，从保健医生的观点看，交际舞不失为一种体力活动的好方法，尤其对老年人来说，节奏缓慢，动作自主性强。毛主席的舞姿是独具一格的，不过他不讲究什么姿势，能达到活动肌肉的目的就行了。

因为毛主席有晚睡的习惯，有时散步不得不在星光月影中进行了。有一次平平淡淡地散步活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一个初冬的夜晚，子夜之后，值班卫士突然闯进了我的室，用手摇着我急促地说道：“王秘书，起来，毛主席要去散步！”我被唤醒了，拉亮了灯，穿好衣服，看了下手表，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了，室外的月光如洗，星光闪烁，汪东兴、叶子龙，我和两个值班卫士，一起挤进了毛主席的汽车里，汽车开出了中南海，正是夜深人静，万籁俱寂之时，首都早已熟睡在梦中，只有两辆黑色的轿车，一个大一点，一个小一点，在无人的大街上缓行。汽车开出了中南海后，便向北开去，沿景山东街开到鼓楼，然后折向西，最后拐进通往什刹海的一条斜街上停了下来，毛主席下得车来，我们紧跟在后面，就来回地在这条小街上漫步起来，这算是真正地散步了。

(四)毛主席戒烟

吸烟是健康的大敌，如果能说服毛主席戒烟，或者能使他老人家减少点吸烟量，那意义之大就远不是一个人的健康问题了。

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向毛主席发动了一次促使他戒烟的人民战争。参战的有我们医护人员，全体卫士，毛主席的两位女儿，有时叶子龙的两个女儿也来助威参战，尤其是这四位女娃娃兵，执行任务坚决、果敢，她们可以从毛主席的口中把烟卷拔出来，使他老人家少吸几口，或把糖块放进毛主席的嘴里，代替吸烟，这些，我们这些医生、卫士都是做不到的，遇到这种情况，毛主席只好笑着任凭女孩们摆布。

实际上，毛主席对吸烟的危害是清楚的，从思想和行动上也愿意把烟戒掉，所以他同意我们所采取的戒烟措施，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糖块；当想吸烟时，以嗑瓜子，含糖块代替，经过一段时间的戒烟实践，毛主席对我说： “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香烟在手，或吸上几口，在思考问题时，觉得缺少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都起不到这种作用。” 这是毛主席的肺腑之言。

用瓜子和糖块来戒烟的手段失败了。在戒烟的措施中，我们还想出了个办法，就是把一只香烟截为两段，每次只点燃半只香烟，这完全是心理学上的战术，毛主席欣然接受并坚持了下来，也不知是我们给了毛主席心理上的满足，还是毛主席给了我们心理上的满足，一场戒烟的“人民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成绩并不辉煌，每天值班的卫士多了一项工作任务，就是将香烟用剪刀截为两段，放在烟盒里，据值班的卫士讲，毛主席每天吸的烟少了一些。

提起戒烟，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转抄在这里(是顾庆云的短文刊在《老人世界》1991年5月号39页)：那是在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毛主席应邀飞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先后会谈达10次之多。事后蒋介石曾告诉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一天要抽五十支烟，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会谈期间，竟然绝不吸一支烟，我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五)“用兵一时”

毛主席在紧张的工作之中，是很少生病的，就如人们在战争中的极度紧张时刻很少生病一样，生命在强烈的活动中，似乎调动了机体的所有功能，对许多疾病也有很强的抵抗力，这对从战争中生活过来的人体会是很深刻的。

毛主席的工作稍缓解了一些，就来到这阳光充足，空气新鲜的市郊新六所住上几天，这等于是短距离的旅游了。换换环境，休息一下，把过度紧张的思维活动松弛松弛，体验一下他自已曾经说过的：“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感受。

一次毛主席又来到新六所，第二天，毛主席尚未起床，我回到中南海办点事，刚到中南海就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和我开玩笑的口气和称呼，不叫我“王大夫”而称“王医生”，反而使我感到有些严肃了。放下电话，我疑虑地想，我回中南海前看到了李讷，她好好的，怎么这样快就病啦？！我没有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变化，按一般规律他入睡的时间尚不太长，大概他老人家此时尚在睡梦之中。我急忙要了汽车回去，当汽车驰出了中南海的新华门后，年轻的司机邸运田问我，事情急不急，他要到西单商场买点东西。 “要去快点去，不要耽搁，毛主席的女儿李讷病了！”我有点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司机把车开在西单商场的门口，他下车去买东西，我在车内睡着了，时间耽搁了多长，我无法计算了。

当汽车开进了新六所，停在毛主席寓所的大门口时，我看到汪东兴焦急地站在那里。我一下车，他就紧张地对我说： “快点，怎么搞的，汽车走了这么久？！打电话给交通科，说汽车早就开走了！快去！主席发烧！”他着急地一口气说了出来。如急风骤雨从我的头上浇了下来，原来电话中所说的“李讷”是代称！这我内心的压力，我不应该答应司机的要求，结果未能尽早地赶回来。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急忙加快步伐冲进楼去，这时，翁永庆医生已经把抗菌素吸进了针管里，正准备向毛主席注射。

“鹤滨，快去，等你时间很久了，主席问你怎么还不来，只好把我弄来顶替你！” 我来不及到盥洗室去洗手，迅速地用碘酒和酒精棉球擦了遍手，拿着注射器向毛主席的卧室走去。我羞愧极了。我没有向翁永庆回答一句话，也顾不上向他道谢，我们的友谊在工作中是很深的。我一踏进毛主席的卧室，他老人家正躺在床上，见我来了，显出喜悦而兴奋的笑容：“哎呀呀！王医生，快点来吧！不得了啦，烧得很厉害！”

毛主席因发烧而涨红着脸，但面孔仍是那样慈祥，急切而亲切地招呼着我，音调稍带着颤抖。我内疚极了，泪珠在眼眶里滚动起来，急忙将药剂注射在毛主席的肌肉里。

我们常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而我这个兵，只差半分钟就未被用上，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发生的，也是不准发生的、当然以后也再没有发生过，一次就够用一辈子的了。毛主席的病很快就好了。

六、鞠躬尽瘁

如果你看到毛主席夜以继日，勤奋地工作时，你会推敲出更贴切的句子来描述他老人家的工作精神，通过我的观察写出了以下两句：鞠躬尽瘁心似西江水，日夜操劳东流无歇时。这是我对毛主席工作态度的忠实写照。

(一)“你来替我办！？”

短而焦急的呼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值夜班的卫士王振海在我床前，口中连续地重复地呼唤着：“王秘书，醒醒，王秘书，醒醒。”我用力地睁开眼睛，手电筒的亮光闪入眼帘，非常刺眼，我又用手把眼睛遮了起来，王振海才把手电筒的光束斜射到了床下。 “什么事！老王。”我问道。

“王秘书，你赶快起来吧，去劝劝主席休息一下，他工作快一个对时了还没有出办公室，我们劝了几次都没有用。”

他焦急而急速地解释着。我一跃而起，穿好衣服滑下床。只见皎洁的月光从西窗洒了进来，若似一道凝固的闪电，卧在床边下，我朦胧着双眼，带点迷糊的神情慢慢地走出了宿舍，当我出大门外，冷冽的空气迎面袭来，立即打了几个寒颤，上下牙齿不由自主地扣击了几下，全身热量都被吸掉，我下意识地双手伸到颈部，触摸了一下制服的衣领，把领钩挂好，尚浓的睡意一下被冷的空气驱散得干干净净了。银色的月光从头顶的西侧倾泻了下来，洒在空旷的澄怀堂前，洒在屋顶、树梢，一切都罩进了银色的世界。万籁俱静，只有我和王振海的脚步声，冲破了这寂静的寰宇。在这静谧的深夜，举国上下，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大概都正沉浸于甜蜜的睡梦中。穿过了澄怀堂前的大院，我俩一踏进“菊香书屋”的过厅，就看到另外三个值夜班的卫士，正聚在毛主席办公室的门前，月光和灯光映出了他们那无可奈何的焦虑的神色。他们看到我走了过来，三张面孔都同时转向了我，把焦急的眼神、期待的目光投射了过来。他们的面部挂上了一缕欣慰，总算是搬来了一位援兵。我刚一站定，值班卫士张仙鹏就使用起了激将法，也同时是对我施加起压力来，很清楚，他是今夜的正班，是主角。

“王秘书，你是管理主席生活的秘书，又是主席的保健医生，我们催了几次，请毛主席休息，都不行，这就要看你的啦！” 他带着焦灼不安的神态，略带着勉强的笑容，提出了要求。

我不需要再了解什么情况，事情明摆在那里。我轻轻地抬起了脚步，提着足跟掂着脚尖，迈进了毛主席的办公室，为了不惊扰他老人家的注意力，这是我们的“轻功步法”。进到办公室，便站在了写字台的东侧，离开毛主席约有一米来远，从侧面看着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紧张地工作着，他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向前倾伏着上身埋头在文件上，他要把自己也熔进那待批的文件之中。他的面部随着文件上文字的位置，不时地左右摆动着，指间的铅笔，时而在文件上写着，时而略停在纸面，他全副的精力，整个的身心，都被文件吸了进去。

我看着毛主席魁梧的躯体，觉得其中蕴藏着永远也使用不完的力量，充满了工作的活力。对毛主席来说，不知疲倦地一口气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了。我默默地站在毛主席的旁边，看样子毛主席尚未觉察到有人进来，他的目光一直盯在文件上。我等待着劝说他的机会，请他老人家休息。当他手中的铅笔停止写字时，我轻声地劝道：“主席，该休息一下了，工作得时间太久了！”

这时，毛主席才发现我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我的劝说打断了毛主席的深思，他向我侧过头来，表示谢意地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知道了。”语音未落，毛主席把头转了回去，立即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了。

毛主席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能否休息下来呢？我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从办公室里轻轻地退了出去。

候在办公室门外的几位卫士，马上围拢了过来，带着希望的笑脸，关心地问道：“怎么样？！”“主席答应休息了吗！？”

卫士们简单地问话，表达了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关怀的急迫心情。

我说了情况，便无可奈何地和大家一起等了起来。我抬头望了望天际，繁星闪烁着寒光，像是些细碎的冰屑散落在天空。银河里飘浮着片片白色的星群，形若薄冰。初冬的银河已由傍晚的东北—西南方向，像表针一样，转到了西北—东南，表明过了子夜。

好不容易又过了个把小时。我走近毛主席时，没有在办公桌旁等候时机，就径直地轻声劝道： “主席，该休息了，工作的时间太久了！”

毛主席听到我催请的声音后，头也未动，眼也未抬，手中的铅笔也未停，就回答说： “工作完了就睡！”

他说话时的视线仍旧凝视在文件上。听到毛主席的回话，我用眼睛瞟了一下，他左手边的那沓子文件，心想，这么多的文件，什么时候办完呀！没办法，我没能让毛主席休息下来，我只好又悄悄地退了出来，第二次向焦虑等待的卫士们说明了情况。

无奈何大家又一起在办公室的门口等了起来。值班的卫士们不时地向我投过来责备、稍带轻蔑的眼光，这眼光在说：原来你和我们也是一样，没有办法使毛主席休息下来，你这秘书是怎么当的，你这保健医是干什么吃的？！

我心里更难受，没有完成同志们拜托的任务，辜负了同志们对我的希望。毛主席休息不下来，我们责任重大啊！约莫又过了个把小时，我的责任感又重新鼓起了我的勇气，下定决心，请他老人家休息。我第三次踏入了毛主席的办公室，一直走到他的办公桌旁，可能因为我的决心大，加重了脚步，在那寂静的深夜，只要脚步的迈动声超过了毛主席翻动文件的纸页声，就会产生干扰的效果。果然，我刚要说话时，毛主席把他手中的铅笔往桌子上一放，随着转椅的转动，他把整个身体都转了过来，直对着我，这一下子，就来了个面对面的“斗争”。看来毛主席也下了决心，要认真地对待我一而再，再而三催请，他要排除“干扰”了。

正如所料，毛主席带着严肃的表情，面对面地对我说：“你又来了，这工作是放不下的，我去睡觉，谁来替我办呀！”署用目光逼视着我。

毛主席说完后，可能是看到我呆呆地立在桌旁的窘样，有点可怜我吧，或许还带着点气恼，就用稍有所缓和的、带着苦笑而又无奈的口气问道：

“你来替我办！”

接着毛主席抬高了点声调，发出了一声：“啊？”

我没辙了，毛主席这招真厉害，有谁能代替他呢？我败下阵来。

我们只好焦虑地看着从办公室窗口里射出来的灯光，希望它很快地熄灭，看到毛主席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办公室里的灯光一直在亮着，亮着，陪伴着毛主席紧张地工作。

东方天际已经泛出了鱼肚白的微微晨曦。月光、星光、灯光都被抹淡了。首都开始了新的一天，从远处隐约地传来有轨电车的叮哨之声，毛主席从昨天进入办公室到现在还没有走下工作台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减少点毛主席过长的工作时间呢？我们一直想不出来，只好焦急地盯着手表的指针移动，一分钟，两分钟默默地计算着。

(二)无限温暖

初冬，刚刚吃过晚饭，夜幕就垂了下来，夜越拉越长了。毛主席在夜间工作的时间，也随着拉长了起来。西北风开始啸着。紫云轩前的槐树上椭圆形的树叶早已被寒风搞得一干二净。菊香书屋院内的几株高大而挺拔的苍柏摇晃着树梢，感到了寒冷的袭击。

毛主席办公室里的灯光透过窗口，射向夜空，与漫长而寒冷的冬夜较量着。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毛主席的工作和生活的规律，希望能找到对他老人家有益的保健措施，我想出了一个办法，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毛主席是如何办公的，至少看到他工作的间隙时，动员他作些体力活动，调节下他那紧张的脑力劳动。

主意拿定后，就付诸于行动。我便轻轻地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他老人家正在精神专注地伏案工作着，我提起了脚后跟，用脚尖支持着身体，悄悄地越过了毛主席办公室的东侧，径直向摆在东山墙下的长沙发走去，然后坐了下来，毛主席听到了响声后，向我看了一下，仍旧继续埋头在那大堆文件之中。我安然自若地坐在沙发上，自认为对毛主席的工作不会有干扰，睁大了眼睛看着毛主席办公，希望有什么空隙，好请他老人家休息一下，毛主席也没有问我到办公室来做什么。

办公室内非常寂静，只听到毛主席在翻动文件时发出的纸页的抖动声，以及铅笔不停地划在办公纸上和文件上的沙沙声。我静静地坐着，默默地看着…一段时间过去了，我没有看到有什么空隙可以缓解一下毛主席工作的紧张程度。约莫过了三两小时，睡意向我袭来，犹如波浪，一次强似一次，拍击着我脑际的海，随着睡意的袭击，我的思维能力渐渐地迟钝了起来，意识变得模糊了，昏昏欲睡的感觉越来越浓，我坐在沙发上强打精神与困倦作斗争，想把睡意从脑际中驱赶出去，但尚存的意识告诉我，不能用起来走动的办法，那样会打断正在紧张工作中的毛主席，我只用力地把眼睛睁大，对抗睡魔的压力，看着毛主席勤奋工作的风姿。但很快那沉重的不听指挥的上眼皮就垂落下来。再想要把上眼皮拉开，却不容易了。我用手指揉了几下眼睛，才勉强把铁闸门似的上眼皮拉开了条缝，不太清晰的视线经过这条缝隙流向毛主席的写字台·上眼皮越来越沉重了，怎么办？

我忽然想起了古人发奋图强学习的方法来：“头悬梁，锥刺股”，这种办法虽然有点残酷，也不一定能克服睡意，不过也不妨试试看，当然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内，无法在房顶上吊绳子，也未带锥子或针来，只好采用代用品了。用拇指和食指拧自己的大腿，大腿的痛觉比较敏感，这种办法开始时，还起点作用，以后也不知道是手指拧得劲头小了，还是困劲战胜了疼痛，上眼皮无论如何也抬不起来了不过此时，虽然昏昏沉沉，睡意模糊，但意识尚有时还清楚，时明时暗，心理的活动尚在，心想自己怎么这样地不争气呀！才不过两三小时就支持不住啦，困成了这个样子。

毛主席呢，他老人家仍然是不知疲倦地、精力旺盛地工作着，在我进入到办公室之后，连休息一下也没有，甚至连懒腰也未曾伸过一次，手中的铅笔也没有搁过一次。我的上眼皮呢，再也抬不起来了，重似千斤闸。眼皮虽然抬不起来了，但还能勉强地间歇性睁开，不过已不是那样清晰了，翻动文件纸面的声响和铅笔书写时与纸面接触划动时发出的沙沙之声遥远了，变得小了，听不见了，若如视野中的无声影片了。我的身心宛如陷入了浓雾之中，这浓雾遮住了我的视线，越来越浓，使我看不清楚毛主席俯案工作的动作了；这浓雾使我的听力减低了，一切的声音远去，变得细小而低沉，以至于竟全消失在这迷迷糊糊，朦胧的浓雾之中，浓雾也把我的思维活动包裹了起来，运转不灵了，意识思维时隐，时现。很快，第二个更高的睡浪冲来了。我的头重了起来，脖子软得支持不住了那沉重的头颅。来到毛主席的办公室前，没有考虑到睡魔的力量竟如此之大，所以事先也没有想到要用什么兴奋剂，或者喝点浓茶，以后的经验告诉我，浓茶一杯足可以使我精神数小时，甚至通宵达旦不眠。

这时我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爱喝浓浓的茶水，大概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养成喝浓茶习惯的。他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杯浓茶呢。

睡浪一个接着一个地拍击过来，我的头就在睡浪的冲击下向茶几面跌落下去，恰似游泳时头部被海浪冲到水面下一样，只好不时地奋力将头、颈挺直，抵抗着睡浪的打击，好让头部露出于水面，否则便会被睡浪所淹没，而沉入到睡眠的海底。没有多久，因为睡浪无休止地袭来，我陷入了半醒、半睡眠的状态，意识状态和朦胧的睡态交互出现，梦境和现实交织在了一起，当意识浮到上面时，我还想办法，用双手托着下巴，阻止头跌落，于是，我用双肘支持在茶几面上，两手摊开，双腕并拢，将下颌托在双手之中，把头固定下来，千万不能让头跌落在茶几上，磕响了茶几面上的玻璃板，惊动了毛主席，干扰了他老人家的办公。睡浪连连地涌来，头在双掌中不时地磕着，意识被睡浪撞击得更模糊起来时，出现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情景。只有在意识出现时，用力将上眼皮短暂地拉一下。通过细缝般的眼裂，看一下还在继续地工作着的毛主席的不清楚的身影。

当第三次睡浪冲来时，情形如何?那只能靠以后的回忆来判断了。就像是游泳时一样，一个巨大的海浪卷来，将我压到深深的海底，睡浪巨大的压力把我的意识、思维活动完完全全的淹没了，毫无反抗力地沉浸在睡浪之下了。

谁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清楚我睡了多久，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清楚的，不确定的感觉冲击了一下我意识的大门，随即，意识大门缓缓地被冲开了一个缺口。使我从沉睡的暖流深处向上飘浮起来，当我的意识露出在沉睡的水面之上时，我的意识渐渐地清晰明朗了起来。但我尚不清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竟把我唤醒了。我把双臂埋藏中的头抬了起来，轻轻地拉开了眼皮，想用视觉探察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唤醒我的感觉是怎么发生的；在此同时，我清醒地感觉到了，我的肩部和背部暖烘烘的，并觉得肩和背部承受着一种柔软的压力。我的头下意识地向左右转动了一下，想弄清楚我的肩部和背部有什么东西压着，我看清楚了，毛主席那件草绿色的军呢大衣正披在我的肩和背上。原来，我伏在茶几面上睡熟了。我回想起来了，今晚到毛主席的办公室来，是想观察他老人家的工作和生活规律的。是什么时候毛主席把大衣披在我的肩背上，在睡眠中的我是无法知道了。

我想站起来，正是这个欲起的动作，又被毛主席发觉了，他向我投来慈母般的，带着微笑的目光，接着用那宽大的下颌向上亲昵地指了一下，我明白了，那意思是让我继续地睡吧，不要起来。这爱抚的目光和动作，像一股热流迅速地冲过了我的全身，幸福感、温暖感、羞愧感交织在一起，我还是微笑着站了起来，离开了沙发，把披在我肩背上的那件草绿色的军呢大衣取了下来，抱在胸前，走到办公室的北侧，把它挂在了衣架上。

我不好意思极了，我望着毛主席，他仍然精力充沛地俯在写字台上，紧张地工作着，看上去他仍毫无倦意，可是我在毛主席给我披上的大衣下已经睡过一觉了。本来我来到办公室是想关心毛主席的健康的，不要使他老人家太劳累了，找机会缓解一下他过度的脑力劳动，但是我反而给毛主席添加了麻烦，以致于让他老人家照顾我了。党组织派我来到毛主席身边，是想对毛主席的健康有些裨益，而我呢，反而让毛主席体贴入微地照料着我，应该吗？我十分过意不去了……

(三)“我的规模比你大呀！”

战争打起来是不分昼夜的，迫使人们去做不愿做的事情，平时的生活秩序会被完全打碎。老一代的革命家们，从他们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到全国解放，都是在硝烟弥漫、枪林弹雨的烽火中工作和生活过来的，从来不管什么是黑夜、白天，都是任务和工作决定着他们的起居、饮食。战争把他们拉到那里就在那里，哪管什么春、夏、秋、冬，谁也不能选择风、沙、雨、雷，是山，是水。行军、宿营，常常由敌我双方的力量较量的过程所决定着。进城后仍保持着战时的生活习惯，毛主席是中央首长中最典型的一位。毛主席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没有好办法使他休息下，催请他次数多了，反而打扰了他的思路，分散了他的精力，延长了他的工作时间；不催吧，他会忘记休息，或顾不得休息的，怎么办？

为了更好的完成保健任务，我决定适应毛主席的时间安排，跟着他所驾驭的工作、生活的时间列车转一转，看看能否找到规律，也好向他老人家提出合理的保健要求，这样，也许对他的健康有所帮助的。为了抓住毛主席工作的间隙，请他休息下，缓解过度的脑力劳动，我给自己制定了任务，在毛主席工作时，我不离开；他休息时，我再去睡觉。

可是，这样做了不到10天，我就支持不住了，感到头晕恶心。好不容易，我们动员毛主席来到澄怀堂西侧一间放乒乓球台的房间，这是由两个单间房的通间所组成，门开在南面，一进门便可看到乒乓球台桌南北向的放着，在靠东侧隔山墙下摆有沙发和茶几，可供休息。

首战是毛主席和一个卫士进行单打，我因为感到身体不适不敢参战，只好站在旁边观战了。

毛主席打乒乓球和他跳交谊舞有些相似之处，先说毛主席跳交谊舞吧，由于他体态丰满魁伟，在跳舞场中可就显得不那么灵活了。别人跳舞是小步轻盈地进退和旋转，他则根据自已的特点，左右、前、后出脚伸腿，都跨得过大，右手抬得很高，左手又放得较低，别人旋转时脚下划着弧线，毛主席跳舞旋转时，脚下画下的线是带棱角的，使舞伴也随着突然一拐。别人跳舞用手托着舞伴，摆动较小，而且多以水平状移动，似陀螺式的转动，毛主席则是在横跨、前进、后退、打转，都迈着大步，每动作一步之后，又有一个小的停顿，如果遇到一位极瘦小的舞伴，就会被毛主席的双臂上下牵动着。

再看毛主席打乒乓球吧，也是利用其体格的“优势”，他把双腿前后错开，以求站得稳些，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他横握球拍，如将军、元帅握着指挥的刀剑，迎击着飞来的银球。小小的银球虽然不大，数分钟之后，毛主席的额部已经渗出了许多汗珠，他败下阵来，高兴地放下了球拍。他接过了卫士递来的湿热毛巾，擦了擦面部的汗和颈部，走到沙发处坐了下来，呷了一口浓茶，随即又燃起了一支香烟，很惬意地吸了起来。我慢步地走到毛主席身边，想了解他运动后的感受，心脏的适应能力。此时，江青从门外走了进来，她扫视了下乒乓球战场，走到毛主席面前，看到我站在毛主席身边。 “哎呀，王医生，你怎么啦，面色苍白得很哪！”江青看到我的样子，用尖细的女高音惊讶地失声问道。

“我想跟着毛主席的工作和生活的时间安排转一转，才几天就不行了，支持不住了！”我如实地回答。

“哈哈！是吧！怎么样？你才跟主席转了几天，可就支持不住啦！是不是！这一下你就会知道啦，我这样跟着毛主席转了十几年啦！该是什么滋味了吧？”她笑着，说着，没有安慰我一句，她倒向我诉起苦来，我很清楚，她的这一番话主要是讲给毛主席听的，江青讲完了，我接着问道： “主席，您这样不分昼夜地工作，怎么支持得了呢？我试了几天就不行啦！”

毛主席听罢，兴奋得站了起来，幽默而风趣地笑着说： “你看！我的规模也比你大呀！”

说着用躯体作了一个比喻的动作，把上身和肚子挺直了一下，同时双手在腰侧比划了下腰围，表示他的腰比我的粗，个子比我高、比我大。

(四)对表

毛主席有一只手表，我不知道它的来历。表壳是金黄色的，但并不耀眼，那是因为它太旧了，已露出了铜质的黄色。而且那金表针的秒针是单独转小圈的，新式的手表已经都是三大针的了。进城不久，我就知道了表上有皇冠标记的叫劳力士，是最好的手表，也听说过手带劳力士手表，手持派克金笔，坐上别克汽车的干部，被称为“三K”，不过从毛主席所带的手表，所用的笔来看，不够“三K”干部的资格，坐的车当然也不是别克牌汽车(记忆的音译)。

表带是黑色的，倒是地道的真皮子的，像小腰带一样。表中等大小，是男女都可以戴的通用型，不过它戴在毛主席粗大的手腕上，总觉得小了点，似乎不太般配。

毛主席从什么时候起戴上了这块手表，有什么纪念意义，我都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读者，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数年中，他一直戴着这块手表的，而且还是经常戴在手上的，但是，从我遇到的几次情形看，毛主席对这块手表并不“关心”，所以这块手表也就常常处于停摆的“罢工”状态，以示“抗议”了。我推测，毛主席平时是不看表针所指的时间的，因为表针指的时间对他的工作、学习、生活来说，在通常情况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毛主席也就经常忘记了，或者说顾不过来去给这块老表上发条了，也可以说上发条成了多此一举的事，倒不是毛主席对他手上的表故意慢待。

既然毛主席不按表上所指的时间工作、生活或阅读书籍，那何必戴上一块手表呢？那不是白费事。毛主席戴的手表却不是为了摆设，更不是装饰品，而确确实实地还经常地戴在手腕上，那定是有派场的。

毛主席所驾驭的时间轨迹，与国家机关能执行的作息时间安排是不同的；但是，有时这两种不同的轨迹，在运行中有相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手表就要起作用了。我不止一次地看到，毛主席要划定起床时间，这种情况，多数是被迫由值班卫士在约定的时间内叫醒的；因为要急着去开大型的会议，或者是要接见外宾，接受外国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此时，毛主席自己能控制的时间轨迹上的运行必须中断，不得不转到国家规定的作息时间轨道上去，或者约定协商的都能接受的作息时间的轨道上。

值班的卫士按毛主席睡前指定的时间，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为了克服睡眠不足的困倦，便又使用起他习惯了的提神的“常规武器”，点燃一支香烟。值班卫士回到值班室，泡上一杯醒神的浓茶，用带盖的江西景德镇出品的粗瓷蓝印花大瓷杯送到起居室，这时也是我观察毛主席身体健康情况的好机会，我同值班卫士一起进入紫云轩。由于睡眠不足，或加上安眠药的作用尚未完全消除，毛主席眯着睡意尚浓的眼睛，打着仍极欲想睡的哈欠，一边扣着衣扣，一边把两只大脚从拖鞋中抽出来，插入他的那双棕褐色的“礼鞋”中去，又一边问道：“几点啦？”下午2点20分。”值班卫士准确地回答。于是，毛主席看看自己手腕上正处于“罢工”状态的手表，把它取下来，用粗大的拇指和食指稍带笨拙地扭动着表把，转上几转发条并按卫士告诉的时间，把表针拨一下，对好表，戴回手腕上。

我可以肯定，那表是走不了几个钟头便又会停下来“罢工”的，因为表的发条根本没有上足劲；不过，这对毛主席来说是足够了，所预定的重要活动一结束，他又回到了自己所驾驭的时间轨道上使用时间了。行动之前对表，这大概也是长期军事生活所养成的习惯，每次战斗打响之前，各级指挥员都要对表，确定发动攻击的时间。

在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成了时间的“奴隶”，听从或服从于时间的约束，当人们进入到当代文明生活之中时，时间对人们的压力，成加速度的方式发展着，人们被迫地把眼睛盯在表针的转动上，时间成了人们的一切。新中国诞生在非常贫穷和落后的“土壤”之上，要想生存，要想发展，要想赶上先进的国家，就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拿出加倍的时间，为此，毛主席感到了时间的巨大压力，他便从一般的时间运行的列车上跳了出来，另辟蹊径，把工作、学习、生活安排在他自己所开创的时间运行的轨道上。这种对时间掌握的主动势态，使毛主席获得了更多的劳动时间，付出了超人的劳动。科学将会证明，毛主席在时间上的利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始，我们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总是按照国家所规定的作息时间表去请毛主席吃饭、休息、睡眠；以至经常落空。毛主席答应吃饭了，值班卫士把饭菜摆到餐桌上，因为他的工作尚未结束只好等着，以至饭菜都凉了，只好提回到厨房，重新热过。有时甚至把饭菜重新加温达三次之多。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们发现毛主席的工作时间是按着另一种方式进行着。他是按照工作的需要安排时间的，加班加点对他来说就变成了必然的常规。这样，如果说一般工作人员都登上了国家所规定的时间列车上，每日24小时，毛主席所驾驭的时间列车，运行的周期不是每日24小时，而是延长了。如果按一些科学家所发现的那样，人体的生物钟一日周期是25小时的话，那么毛主席仅靠这一点就比一般人多了1小时的时间财富。只有在外界的干扰下，才打乱一下他的时间运行轨迹，如参加外事活动，牵扯人多的大型会议，或集体活动等。

“王医生，吃两粒安眠药吧？”毫无睡意的毛主席计算着，数小时后，他要接见外宾，此时却无睡意，等睡意到来时再去睡觉，就会耽搁了接见外宾所约定的时间，如果不睡上一觉，接见外宾时正值睡意太浓的时刻就不好了。毛主席提出次服下两片安眠药，想使药的作用力大些，快点使他进入睡眠状态。我表示同意。毛主席在多数情况下，是夜间工作的。对毛主席来说，在这安静的时间里，少有干扰，便于思考，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毛主席根据他的需要使用着时间，最大限度地使用时间，把时间用到工作上去，只要那件工作没有干完，只要他的体力和精力能支持得住，他就一直地干下去。仿佛他不知道时间里有昼夜之分，而只有工作、吃饭、睡眠的时间之别。

(五)“系此西飞之白日”

“恨不得挂长绳子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这是唐朝大诗人李白仰天长吟的一句诗。他感叹时间之短暂，年华的迅速飞逝。毛主席在他工作的生活中，用晚睡、香烟、浓茶、安眠药等四种办法，挤出时间。为了延长脑力劳动时间并提高效率，毛主席晚睡，把时间尽可能多的留给工作和读书的需要：他为了兴奋大脑，提高思维活动的能力，经常喝浓茶。毛主席还错误地应用吸香烟的办法，来提神；又在不少的情况下，为了特定的任务，被迫地用安眠剂，强制他自己迅速地进入睡眠状态。毛主席的晚睡习惯，可以说陪伴了他的终生，这种习惯的养成，我看来自两个方面，是多年的战争生活，使得老一代的革命家产生了特殊的适应能力。在过去的战争中，在较长的时间里，我方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多处于劣势的地位，因此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与敌人周旋，求得以少胜多，从劣势转化为优势的目的，就和月亮打交道多了，白日留给了睡眠：另外，战斗一打响，不结束，觉是睡不成的。夜间是我们活动的优势。二是他的地位要求他比一般人或领导拿出更多的时间劳动，他不能不用晚睡的办法挤出睡眠的时间来奉献给新中国。为了要挤出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和学习上，毛主席用香烟、配茶调动大脑的活动能力，这是主动的，另一方面从吃饭、睡觉来说又是被动的，因为不吃不睡不行，这是生命存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吃饭可以补充继续工作的能量。按时吃饭和睡眠，可以补充被消耗的体力和精力。睡眠是恢复疲劳的最好方法，不然的话，毛主席便不会吃饭睡觉，因为有那么多的事要他做，那么多重要的文件要他批，那么多重大的国策要他表态，此外他还要读书学习，视察工作，调查研究，总之时间对他来说，太少了…毛主席晚睡的结果，把精力最旺盛的时间放在了夜间，交给了繁星、明月、工作起来较少受外界的干扰。但是，国家大事也不能都安排在毛主席精力最充沛的夜间，结果，产生了毛主席使用时间的特殊方式与国家一般作息时间之间的矛盾。此时，毛主席必须用牺牲自己的时间运用规律去适应一般的时间规定，就不得不采用强制的办法使活跃状态下的思维活动在短时间内停止下来，在安眠药药剂的帮助下进入睡眠状态，这样安眠药就成了毛主席工作和生活中的必需品。我对毛主席服用安眠药，采用了限量、少量的，非必要时不服的原则，没有提出不能用的要求，实际上那也是做不到的。毛主席喜欢喝绿茶。他喝的绿茶，就是绿茶泡开后，约占水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厚度。我们对毛主席喜欢饮用茶的习惯，从不干涉。中国的茶叶不同于国外的咖啡，一些外国资料报道，咖啡能使心血管疾病增加。当然，浓茶也有缺欠，因茶叶中含有鞣酸成分，易引起便秘。

吸烟是毛主席的不良嗜好，从我们医生的观点看，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毛主席也靠香烟的刺激提高他大脑的敏捷。这对一些脑力劳动者，如一些文学家来说，真是一种难以避免的悲剧，烟草中的尼古丁可使毛细血管收缩，使血压升高，也使脑压升高，在此过程中，使大脑的活动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产生时的才思敏捷，思维活跃，创造欲提高，效率增加，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这也是从事脑力劳动很难戒烟的原因，结果，为了保持这种效果，而增加吸烟量，造成恶性循环，最后使脑、心、肺的毛细血管提早出现硬化。吸烟也是肺癌的主要元凶，肺癌又是当代生活的人群中占首位的癌症。

从保健医生的角度，我坚决反对毛主席吸烟，但较量的结果，是戒烟失败。

七、搏击书海

假如有的读者要问我，你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数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他有非凡充沛的精力，把时间几乎都用到了工作和学习之中，而睡眠和休息的时间压缩到最少，最少！若用公式来表示，那便是工作、学习——学习、工作。我经常看到他老人家神思专注，扬帆书海，搏击书浪的情景。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以好学、博览，知识渊博著称，有“毛夫子”的美名。他还在学生时代就曾书写过这样的对联：“苟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毛主席在他的读书实践活动中，吸收了不少古人的读书方法。例如孔丘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以及司马迁的：“疑阙之”的严肃态度。毛主席从读史中吸取营养，从读歌、词、诗、赋中增添了更多的智慧，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学习中加深了他思想的深邃。毛主席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但他更重视无字书的学习，即从实践中摄取知识，所以他提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毛主席讲游击战的十六字诀，就是在井冈山时，从胜仗和败仗中总结了经验和教训提出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主席的工作是那样繁忙，他能有多少时间看书学习呀？！宋朝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挤时间读书的方法，称之谓：“三上”，即“马上”“枕上”及“厕上”，其实这种“三上”早就被毛主席应用得淋漓尽致了。毛主席在睡前、醒后、工作中的间隙、视察工作的路上，都手持书卷，津津有味地读着。同时，他把看书当作解决消除脑力劳动疲劳的良方秘药。这大概也是毛主席的一个创造吧。

毛主席酷爱读书，他广收博览，以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伴随了他的一生。

(一) “戴珍楼”

毛主席每天都挤点时间看书，这对我产生了一种诱惑，这种诱惑的力量使我产生了要去他的藏书室看一看的冲动。

我踏进了“紫云轩”的过厅，向西穿过江青的卧室，它因江青长期不在此居住而空闲着。在卧室的西隔墙的南侧，留有个双扇的开门，进去就到了藏书室的第一间了。这间藏书室连接着西厢房北侧的两间，加在一起，就是毛主席藏书室的全部。

我走进了毛主席的藏书室。实际上也是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数年之中，第一次闯入了他的藏书室，也是最后一次。就是这一次，我也只是看到了藏书室的三个房间中的一间。这倒不是说，他老人家的藏书室是个什么禁地，而确实是出于对书室肃穆之情的崇敬，因为在这些书架上的每本书籍中，都凝聚着毛主席的劳动，都凝聚着他的智慧，标记着毛主席亲笔写下的批注、纸条。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除了用眼、用脑外，还要动手，将阅读中激发的思想记录下来。发出来的新的认识、新的发现、新的观点，以及质疑、问题等记录下来。为了寻查方便，对那些古装书籍、借来的图书，只好标记在纸条上，在书页之上，或作眉批，或记旁注，或用些△○、、×等符号标记，还有各种线条：斜的、波浪型的、单线条的、双线条的、或三条线的。要破译这些符号的含义，大概尚要一番精心用意地“考证”工作了。书页间夹着的任何一个纸条如果飘落下来，或遗失都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来生，恩、列、斯的著作，其解放初期的中文译本这里都有了，还有鲁迅全集、郭沫若选集等文学巨著。另一类书籍是线装书，不少是古版线装书籍，从书籍纸张的颜色，可以推断它们出版的时间不短了。飞起沾污书籍便坐在地毯上，用手掌扫除地毯上的纤尘。那时在毛主席这里尚未使用吸尘器，扫把又不能扫地毯，他那种认真、用心、仔细的态度，大概也是出于对藏书的爱护吧。

张宝金听到了我的脚步声，抬起头来，见是我走进来，感到突然，感到惊讶，他抬着头，睁大眼睛，笑着说：“王秘书，主席不让动他的书籍！”我明白，这是张宝金向我发出来的善意忠告，因为他感到责任重大不得不说，不能不说。我听到张宝金的话声，未再向前移动步，并向他笑了笑，示意他放心。张宝金瞬息万变的面色平静了下来，我用目光贪婪地慢慢地扫视了下这藏书室和书架上的书籍，慰抚了我进入毛主席藏书室冲动的初衷。我没有去动书籍，也根本没有打算动它。那时，我还不知道有些古版书籍的价值，如朱版或孤本、绝本，其文物价值也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这藏书室，真是“藏珍楼”啊！一)

(二)“书夫人”

当你走进紫云轩毛主席的起居室时，你便会立即惊讶地发现在他老人家睡觉用的硬木板双人床上，从头到尾放满了整整半边床铺的书籍。这些书籍，都是毛主席在近期内要阅读的。每摞书籍有高、有低、参差不齐。

毛主席床上的那些书多是线装的，看过的书几乎都夹着密密麻麻的白纸条，上面有的可以看到毛主席的铅笔字。刚看过的书籍，如未看完，还需要看时，则卷着摆在顺手的地方，或枕旁，或书堆上。毛主席没有折书页的习惯，这可能与他年轻时在北京图书馆作过一段时间的助理管理员有关。这些书籍我们从来没有动过，更没有翻着过。

毛主席非常爱读书，非常爱护书，也知道如何爱护书籍。他每日同书作伴，每日同书共睡，他与书的关系真可谓是亲密无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每当我看到这情景，都唤起我的敬仰之情，也使我想起古文人的特殊爱好来，羲之爱鹅被传为佳话，林逋(和靖)不贪禄位，稳居山中栽梅养鹤，被誉为“梅妻鹤子”，传为美谈，但他们比起毛主席的读书情操来，不能不说这些古人，在精神境界上，相形见低了。

毛主席爱读书的程度，堪称“书为夫人”。由于毛主席阅读范围很广，所以就“下笔如有神”了，例如，毛主席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红旗》1958、7期)时，加写了以下的文字：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子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族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相见不同读中国教育史，应该提到他们。”

毛主席在此加写的这一段文字之中,列举了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十名历史人物，以极其概括的笔触，客观地、历史唯物主义地评价了他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的思想或行动。在古典诗、词、歌、赋方面，毛主席推崇屈原；在唐朝诗人中有人说他比较欣赏三李，即李白、李贺、李商隐，但根据毛主席手书古诗词数量来看，其顺序是：李白、杜牧、刘禹锡；在宋词中，比较喜欢南宋词人辛弃疾。在近代的著作中，毛主席非常欣赏鲁迅先生的著作，鲁迅的著作常随身带着；对郭沫若的著作也很爱看。记得一年夏天，毛主席正坐在菊香书屋院子里苍柏旁的藤椅上看书，当我走近问候他老人家的健康情况时，他正看得入神，我的到来也未能把他的眼光从郭沫若的著作上移开，他没有回答我提出来的有关他身体情况的问题，而是指着手中的书说：“郭沫若是很能写书的！”我顺着毛主席的手指看去，从卷起的书页中，小泥人突然长大了起来，嬉戏在女娲的膀下……毛主席看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也常引用书中的语言，用于政治生活中去，如毛主席在访问苏联时，就曾讲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红楼梦》中林黛玉语)，用来比喻国际形势的现状和变换，使人感到新鲜、精辟。毛主席除了紧张的工作之外，就是畅游在书籍的海洋中，享受着书海波涛的冲击。

(三)紫云轩的灯光

每当毛主席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后，说要去睡觉休息了，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脸上都堆起了笑容，像传递最喜庆的好消息一样相互转告着：“毛主席要休息啦。”但是时间一长，我们就发现，毛主席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进到起居室，并不意味着他老人家马上就要休息了，而更多的情形是他回到卧室后躺在床上，拉亮的电灯久久不熄，这灯光告诉我们毛主席转入了另外的一种工作形式，他正在勤奋地看书哩。

在菊香书屋的院子里，我们“一组”的基层工作人员，特别注意从两个房间里射出来的灯光，一是办公室的灯光，一是紫云轩起居室的灯光，尤其是紫云轩的灯光，这灯光是显示毛主席活动的讯号，我们对这一讯号的关心，就像行车时注意红绿灯一样。

从紫云轩射出来的熠熠灯光，就似千丝万缕的无形线索一样，紧紧地拉扯着我们的心，因为这光波的熄、亮能告诉我们，此时此刻，毛主席是进入了睡眠状态还是在顽强地学习着。所以，每当毛主席步入起居室后，值班的卫士就把视线盯在紫云轩的南侧窗子上，看着从窗口射出来的灯光。如果这灯光在毛主席进入寝室后，仍然一小时、两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亮着，说明他老人家正埋头沉浸在书海里。这时，我们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了，影响健康；在这种情形下，你常常会听到卫士的叹息声：“咳！这多久啦，毛主席还未休息！”我们平常以毛主席起居室里灯光的熄灭，到他醒后触按电铃铃声在卫士值班室响起来计算他老人家的睡眠时间。但是这种计算方法常常是不准确的，可又没有更好的方法来计算。这样有的时候就把毛主席看书的时间，计进了睡眠的时间之中，这种情况常常是发生在白天，尤其是在夏季、秋初日照时间长的时候，因为我们依靠从紫云轩射出来的灯光，作为推断毛主席的生活状态，是处于睡眠还是在读书学习，如在晚上、夜间，只要灯光亮着就说明毛主席正在学习；在冬天或春季，中国北方日光照射的时间短，在起居室内毛主席必须借助灯光的照明才能进行阅读；这样，紫云轩的灯光的亮或熄，便能确切地通报给我们，毛主席是阅读书籍，还是进入了梦乡。但在夏、秋两季就不同了，室内的自然光线较充足，即便没有灯光的帮助，也能读书学习。值班的卫士看不到灯光，又未听到铃声，还以为毛主席睡得很美哩，于是心里乐滋滋地向别人说：“怎么样，今天我值班，毛主席睡得多美呀！”并且在言谈中还夹带着嘿的笑声，看作是自已值班中的成绩、“运气”，而实际上呢，满不是那么一回子事，毛主席根本没有睡好，只是看不到灯光的推测而已。紫云轩的灯光，就是毛主席读书生活中的信号灯。毛主席为了把历史上古人的和世界上名人的知识、智慧、变为自己的思想财富，正如司马光在《进通鉴表》中所自述的那样：“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读盈积，浩如烟海，块摘函隐，核计毫厘。”毛主席在读书学习上挤时间，深求博览方面，是远远地超过司马光的。两人在治学精神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司马光用上述的精神写一部史书，毛泽东则是用这种精神创造一部真实的历史。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历史，他已经这种精神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社会。毛主席右侧的床头桌上放着一盏台灯，只要他老人家醒着，那盏灯总是亮着的，伴随着毛主席读书。在灯光下，他半躺半坐着，或者侧卧着，或用肘支持着上半身的重量阅读着直到他极想入睡的时候，或不能不睡的时候，才将灯光拉熄。多数时间是在他老人家醒后，尚未起床前，我去了解他这一天的健康情况。当我走进他的起居室时，常会看到毛主席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书籍，一点也未觉察到有人进来，他完全沉浸在书的意境之中，走进了书中的世界；在那丰富多彩的书的殿堂里尽情地阅览，在那里，他像遇到了数百年或上千年以上的隔代、隔世纪的朋友，并且交谈了起来。这时，你便会常常听到毛主席发出的“咯！咯！咯！”的，带着颤音的笑声。这笑声宛如是从他所阅读的书籍中，某个历史上的殿堂里发出来的，甚至你还可以听到那古老殿堂的回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经过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选择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毛主席正是这样做的，也教导我们这样去做。毛主席读书时所发自心底的“咯！咯！咯！”的笑声，正是古人或他人的心声的回响吧，这是超时空的回响！这是超时空的毛主席所倾注的心声的交流。

(四)卧读

毛主席在他的读书生活之中，据我所看到的，绝大多数时间，他是在紫云轩起居室中的硬木板床上度过的。在静静的紫云轩起居室中，毛主席的头部斜依在床头，他的颈和肩部垫起了两只枕头支撑着，以增强颈和肩部肌肉的坚持力量，来应付长时间阅读时所产生的疲劳。在夏季或秋初的季节里，毛主席有时拉开一角北窗的窗帘，让北窗口射进自然光线来以增加亮度；在冬、春季节时，室内光线不足，除拉开床头桌上的台灯外，并打开屋顶上照明度强的大灯泡来，因为大灯泡外面罩着乳白色的玻璃灯罩，漫出来的光线虽强，但却很柔和而不刺眼了。这算是毛主席对读书时的光线要求了。半床的书籍，保证了毛主席几日内不会读完，不致于造成因书籍读完了，可阅读兴趣尚浓而造成无书可读的遗憾。床头桌上还放着杯浓茶，一盒或半盒香烟，配上一盒或半盒火柴，为了加强大脑的兴奋强度，可喝浓茶，或者拿起香烟，用火柴燃上支或半支插在烟嘴里吸上几口，刺激下思维活动，造成一时的思维敏捷感，这就是他老人家读书时所要求的物质条件了：毛主席躺着看书的习惯，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作为一个保健医生，我倒也考虑过躺着看书在生理学上的意义，躺着看书，从生理卫生学的角度去评论，是与我学生时代的认识相反的，也与我这位曾是眼科医生的观点和看法相悖的。躺着看书，对视力不利。毛主席躺着看书的习惯合理吗？是生理上的要求，还是不良的习惯。从生理卫生的要求来看，当人体处于卧位时，由于流体力学的原理，地心吸引力的影响，大脑得到的血液流量当然要比坐着或者站着多。大脑里血流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大脑得到的营养也多，获得氧的量也多，新陈代谢也因之加快，大脑神经细胞就会处于良好的营养供给条件下，结果，其活动力就会增强，因此，躺着看书，从理论上讲就会增加阅读时的持续力，并能提高效率，不易疲劳，也就同时增强了大脑思维活动的能力，理解、判断、发挥、记忆等机能增强。这样说来，毛主席喜欢卧位读书，不是一种不良习惯，而是一种有一定科学依据的合乎生理卫生学要求的合理的，能增加读书持续力和增加记忆力的一种方法。这是毛主席强迫自己挤出时间，增强思维活动，增强大脑能力的一种办法。这里我倒不是想向读者推广毛主席的卧读方法，而只是想说明毛主席用这种方法获得了更多的时间和效率。

(五)题书

“北京医院”筑形式看，倒很像一家旅馆。只有很简单的一排平房作为门诊部。南北向列在一条道路的东侧。解放后，该医院加强了技术力量，承担起了中央机关、部委领导人员的医务保健任务，原来的门诊部就远不能适应要求了。于是就推倒了平房，在原来的基地上建立起来了仍是简易的门诊部楼房，并在二层建立了个小型礼堂，作为病人和职工集体活动的场所。新建的门诊部虽说仍很简陋，但比原来的门诊部也有天渊之别了。门诊部落成时，傅连暲找到了我：“鹤滨同志，劳你去请主席给北京医院题字，写个匾吧。”说着，他从黑色的手提包中拿出了一张折叠着的宣纸，交到我的手中。我高兴地接受下来这项任务，拿着那张宣纸急忙回到中南海，径直走进菊香书屋，当我知道毛主席正在办公室工作时，也不管他老人家是忙是闲，就兴冲冲地踏入了毛主席的办公室。毛主席正在伏案工作，我站在办公桌旁等待插话的机会，毛主席见我走了进来，就在转椅上侧过头来，放下了手下的工作：“王医生，有什么事吗？”主席和蔼而关心地问我。“北京医院请主席给他们题字。”

我恭恭敬敬地回答。

“题什么字？”毛主席紧接着问了一声。

“请给北京医院写个‘北京医院’的匾额，他们新盖成了门诊部。”我高兴地回答，看来毛主席已经答应题字了，这，我也算是投毛主席所好了。

“好！”果然毛主席很痛快地答应了。毛主席说罢，站了起来，把正办的文件推向桌面的两侧，然后把宣纸铺在桌面上，用纸刀割成三等份，我忙把写字台上的铜墨盒盖子打开、放好。

毛主席从笔架上抽出了一支兼毫毛笔，手执笔端，蘸饱了墨汁，用目光在纸面上扫视了一遍，略端详了片刻。只见第一笔凌空而下，势不可遏，笔在毛主席臂、腕、指的运动中任意挥洒，淋漓畅快。虽然只横书了四个字，却写得自然浑厚，此时此景，把李白的《草书歌行》借来比喻毛主席挥笔泼墨书写匾额的情形是再好也不过了：墨池飞出北漠鱼，笔锋杀尽中山兔。飘风骤雨惊帆，落花飞雪何茫茫。恍恍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就拿这两张去吧！由他们选一张用。”说着，毛主席把认为可以拿走的两张字套在一起，我急忙恭敬地接了过来，等字迹完全晾干后，我才卷了起来，另一张“北京医院”在毛主席的手中被揉成了一团，投进了废纸篓中。我那时真傻，脑子里缺少许多根弦，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没有把那一张“北京医院”从废纸篓中救出来，或者在毛主席欲揉团时，从他老人家的手中要过来。

我高兴地将两张墨宝，毛主席书写的“北京医院”握在手中，又兴冲冲地走出了办公室，甚至忘记了帮助整理桌面和把用过的笔去洗洗。

我很快就出现在北京医院周泽昭院长的办公室，当我把墨宝展现在他的面前时，周院长高兴得面部开成了一朵花。他那厚厚的肥嘴唇合不上了，我传达了毛主席的话：“这是两张‘北京医院’题字，主席讲由你们选一张用。”我将展开的题字，一一交到周院长的手中，他接到毛主席的题字后美美地笑了。

“这样快，毛主席就写好了，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医院工作的支持啊！”他看着手里展开的题字说着。

两只手持着横幅的两头，欣赏着毛主席的字体，一面又对我说：“谢谢你，王医生，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北京医院全体职工的鼓舞，请你转达我们向毛主席的敬意和谢意，我们马上把匾做好！”

我和周泽昭院长是老熟人了，他在蒋管区曾作过白崇禧的保健医生，在日本投降后来到延安，在延安的中央医院担任外科主任，那时，他算是延安时代的外科权威了。我离开毛主席身边后，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工作由周院长承担了一段时间。

八、毛主席在石家庄

1951年的2月中旬，正值春节假期，就在阴历的大年三十的下午，毛主席去石家庄。一辆专列从北京开出，沿着京广铁路干线南去。到达保定车站时，暮色已经笼罩大地，视野很小很小了。毛主席透过车窗向车站望去，只见轻柔的雪花在路灯的辉映下，闪着点点亮光，纷纷扬扬地飘舞着。这是个大雪天。毛主席决定在专列上过夜，列车刚过保定车站，就驰进保定南郊与飞机场之间的姚上村附近的岔道上，在那里停了下来。

(一)枪口之下

这是个瑞雪兆丰年的景象，习习的北风吹起，使劲地摇晃着列车附近的树梢，发出了簌簌的声响。

毛主席大概考虑到半夜三更的雪天里到达石家庄，对主人多有不便，于是下令夜宿旷野上。陪同的首长和领导们立刻忙活了起来，杨潮昆、罗瑞卿，滕代远，加上汪东兴、叶子龙，他们要把列车的行踪告知北京，告诉石家庄和保定安排好明日专列行进的时间，还要布置好今夜的警卫工作。列车上的环境就如在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一样，由卫士轮流值班就可以了，列车外的警卫任务，就需要求助于地方武装力量来担任了。罗瑞卿部长带着汪东兴检查了地方武装力量警卫的布置。回到列车上，罗瑞卿走进了毛主席的专列卧室。汪东兴路过我们的车时，见我们尚未入睡，就坐了下来，他大概经过车外的冷风一吹，又加上检查警卫工作布置时发现的问题，精神显得有些亢奋，此时，他已经毫无睡意了，很想找人聊聊。

汪东兴坐定后，他带着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态拉了起来：一个很简单的警卫工作，不检查也是不行的，谁会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布警卫哩！ “发生什么事情啦？”我们不解地把眼睛睁得大大地问。 “发生问题还得了，没有发生问题，我还担心得要死哩。我随罗部长下车去查看下警卫布得如何。好家伙，几挺机枪都把枪口对准了专列，机头都打开着，子弹也压上了枪膛，如临大敌，只剩下扣枪机了。”他接着说下去。为了书写方便，我把汪东兴的叙述变成对话形式，读起来清楚一些：

汪东兴看到几挺机枪，枪口都对准了列车，对专列形成了包围的形式，专列变成了一个假想敌人的碉堡。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汪东兴问陪着检查警卫工作的连长。这样的布置就是这位连长的命令。 “保卫首长！”连长立正地报告说。 “对！你们的任务是来保卫首长的，那么为什么把枪口都对准了列车？”汪东兴启发式地提问。

“因为首长在列车上，如果列车上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好对付！”连长果断地回答。

“怎么对付，射击？！隔着车皮你们能区分谁是首长，谁是敌人，如果每挺机枪都哇哇地叫起来，我们不是全部给报销啦！？”汪东兴进一步向连长提出问题。

“那……”连长回答不出来了，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处理。 “列车上由我们负责警卫了，请你们来是为了对付万一有敌人从外部袭击列车，是不是？你们的任务是不让可能的敌人接近列车，对吗？”汪东兴又对连长用启发式的方法交待任务。

连长醒悟了过来，指挥他的战士们将枪口转向了漆黑的田野，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向，枪口背向了列车。 “真不知道这些同志是怎么考虑警卫工作的，不检查一下，那还得了。”汪东兴带着满意的心情，向他的卧铺走去，他可以安静地入睡了，作了警卫布置的检查，发现了问题，解决了问题，补上了漏洞，自我感觉良好。

陪行的首长和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在春雪的伴舞下，很快地进入了梦乡；只有毛主席车厢里的灯光一直在亮着，他老人家还是按着夜间工作的习惯，奋力地操劳着。从毛主席车厢里射出的灯光，在这寂静的雪夜的旷野里，陪伴着辛勤的执行任务的警卫战士们，度过这个不寻常的除岁之夜。

(二)美虫事件

到达石家庄后，毛主席一行住在了烈士陵园东侧的一所院落内。这所院落内西侧有座落成不久的楼房，我们这些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住在这座楼中。安排停当后，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等首长都返回了北京，留下来的是汪东兴、叶子龙、罗光禄、李树槐、我、李银桥、孙勇和几位卫士，其中李树槐处长是汪东兴的助手，罗光禄是叶子龙的助手。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醒来，值班卫士马上把我叫到他老人家的起居室。我一出现，毛主席就诉起苦来。"咳呀呀！怎么办？！王医生，我快被臭虫吃掉啦！真咬死人哪！"

他老人家一边说着，一边用双手挠痒，接着他把睡衣撩开，让我看了看被臭虫咬后引起的手指盖大小的疙瘩。

"王医生！你看，快想个办法吧！"毛主席指着发痒的疙瘩，一边说，一边挠。

我立即把被臭虫咬的部位涂了些碘酒，防止被播破的皮肤发生感染。我真没有想到，安排毛主席住的“别墅”，竟会有这么多的臭虫，发生这种事也是我头次碰上。

毛主席起床后，我们马上采取了土洋结合的办法，打了一场消灭臭虫的战争。我先用带来的压缩空气灭虫剂，此物是我从自由市场上买来的美军用的杀虫剂，形状像手雷、甜瓜，下宽可以竖立，肚大，增加了容量，上尖有旋扭，打开后由压缩空气将药液喷出，成雾状，将门窗关闭，以防杀虫剂外溢同时将床铺抬到院子里，用开水浇注木床板的缝隙，并用针刺杀可见的臭虫。

次日下午，毛主席起床时，我去了解情况：“主席，怎么样，还咬吗？”我仍担心，咋天的歼灭战，不知道果如何。

“臭虫没有再光顾了，好厉害的东西！”听话音，他老人家尚有点谈虎变色的余悸。这时，我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们消灭臭虫的一战，可以说成绩辉煌了。毛主席在石家庄住得比较久，有两个来月，以后再也没有听到毛主席讲挨咬了，说明消灭臭虫的仗打得还算彻底，我也才算放下心来。毛主席每日埋头于文字工作，批发重要的文件。有时，在周末到市区参加为苏联专家举办的交谊舞会，活动活动筋骨，白天也有时在院内散步，或者走出大院，到马路上或到田野散步，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和人们的生活情况。

叶子龙经常背着一只气枪去“打猎”，有时打得一满只斑鹅，他便拿到厨房里亲自烹调，改善一下毛主席的伙食。

说起来，这是我第二次来石家庄了。我第一次来石家庄，是1948年的秋天，我作为妇产科专家金茂岳的助手，来石家庄利用市医院的条件，为任弼时夫人陈宗瑛同志做子宫切除术。

傅作义部队要奔袭石家庄和平山县的西柏坡，那时毛主席在西柏坡，傅作义气十足，并致函毛主席，极尽挖苦之能事。这封信起了我军的极大愤慨，为了这封信，在北平和平解放时，傅作义将军忧心重重，怕毛主席不会谅解他。当他亲自与毛主席会面后，体会到毛主席心怀宽阔，才放下心来。

九、河南行

毛主席视察黄河，踏进了昔日的黄泛区。他老人家和历史上传说的夏禹治水，已经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的建立，具备了优越的条件，治理好黄河的创伤，焕发起黄河的青春，指日可待了。

(一)兵家必争之地

1952年的10月底，首都北京秋高气爽，气候宜人。毛主席决定去视察黄河，随行视察的首长，有杨尚昆、罗瑞卿、滕代远，陪行的尚有天津的著名民主人士、工业上的巨子李烛尘先生；随行的工作人员中有汪东兴、叶子龙、王敬先以及机要秘书罗光禄，摄影师侯波，我和副卫士长李银桥，孙勇、卫士马武义等。

专列到达徐州车站时停了下来，毛主席走下列车，随行的首长们也簇拥而下，步行向车站的出口处走去，汽车停在了站外，此时，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大概自感不适，没有立即走下车去。由于职业上的责任感，我没有立即下车，守在滕代远身旁，是最后下车的人了。滕代远没有向我述说什么不适感，大概因为有医生在身边，他便从座位站了起来，向车门口走去。当他走到车门口时，由于疲劳和饮食不足，发生低血糖突然晕倒了，豆大的汗珠满了额头。我急忙作了粗略的检查，立即请专列的服务员弄来了一碗白糖水，请滕部长喝了下去，果然，很快他的病情好转了，冷汗停止了，他在地板上坐了起来，并急忙地督促我：“王医生，不要管我了，快跟上毛主席”，说罢，他掏出手帕擦去了头上的汗珠。

“滕部长，不要紧，这糖水喝下去就会好的。”我安慰了他几句。滕部长的病情缓解了，他已经能站立起来，我请服务员和我一起扶着他回到了车厢的卧铺上，他脸上泛起了笑容： “王医生，我没事了，你快去赶上毛主席！”他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我。

“滕部长，你休息一下，我去啦。”说罢，我急忙奔向车厢的门口，三步并成两步地跳下了车厢，向毛主席一行的背影跑了过去。跑了约二百米才赶上队伍，汪东兴回过头来皱起了眉头，不解地问道： “王大夫！干什么去啦？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一边走着，一边侧过头来看。

我这时已经跑到了汪东兴的身边，他因见我没有跟上队伍，也有意地走在了队伍的后面。我稍微调整了下呼吸，向汪东兴汇报了滕代远的病情和处理治疗结果。他听后，拉着我又向杨尚昆主任作了汇报，杨主任加快脚步赶到毛主席身侧，报告了滕代远部长的病情，毛主席回过头来关切地问我： “病得重吗？” “病情缓解了，由于低血糖，晕倒在车厢的门口，喝了碗糖水，“好了。”我急忙向前凑了两步回答。

之后，毛主席见到了藤代远时，对他关心地说：“你的健康情况不好，以后外出视察工作时你就不要再陪行了，派个副手就行啦！”

汽车把客人拉到徐州市的市委招待所，在一间会客室内稍事休息，主人准备了茶水接待。大家坐定后，东道主给毛主席送来了几个砀山梨子。这种梨子个头很大，大概也是主人特选的，每个足有一公斤重，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梨子。毛主席收下了两个梨子，看了看笑着说：“谢谢啦。”他对着用盘子端着梨子接待毛主席及陪同首长的负责人说。

之后，毛主席又转向我们这批随行人员说道：“你们尝尝吧！”接待者将端着的盘子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拿起一个梨子，迅速而熟练地削起皮来，真是位削梨皮的高手，可能就是用砀山梨子招待贵宾练成的一手好功夫。梨子削完后，那削下的梨皮仍然包裹在梨肉上，因此，持梨子的左手未接触到梨肉。他把削好的梨子放在盘子里，将梨皮拿开，那梨皮就像一条带子一样脱落下来，主人用刀把梨子切成条状，然后，在切好的梨块上插上两根木质的牙签，端到毛主席面前，半鞠着说道：“主席，请尝尝这砀山梨。”说着，主人把托盘托到毛主席的眼前下。

“我的牙齿不行，吃了会痛的。”毛主席微笑着摆手拒绝了。这倒不是他老人家客气，他的牙齿的确不好。

东道主人只好端着盘子送给在场的首长和我们这些随从人员。一圈转下来，盘子里的梨块尚未拿光。

从招待所出来，毛主席一行乘着车观看了市容。

这里有不少山头分布在市郊，每个山头都有个动听的名字，每个山头都有动听的历史故事，尤其是与战争有关的故事。毛主席讲道： “徐州是古战场，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东、西、南、北的咽喉要道。”

主席说罢，罗瑞卿部长补充给我们听： “也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争夺要地，占据了徐州，南可夺南京，东可取上海。淮海战役时，就是如此，我们一占领徐州，蒋介石就守不住上海和南京了。”

汽车载着毛主席去察看黄河故道。在一条东西向的大街南侧，车停了下来，毛主席下车后，我才知道到了云龙山。我没有想到，这里有这么个响亮名字的山，竟然就在徐州市内。山脚下临街有道围墙，车就停在围墙大门口外，门口旁，墙上所嵌着的一条竖石板上镌刻着“云龙山”三个大字。走进大门，毛主席和首长们没有费力气，就攀登到了山顶。捷足先登的首长们站在山巅上指指点点，看去他们很兴奋、满意。当我踏上云龙山顶后，使人顿觉豁然开朗，感觉迥然不同了。原来，这不起眼的云龙山，此时竟是这样的气派，山的东南侧群山重叠，万峰静立，似在脚下，显得神秘莫测。试想，如有人在远山之顶，遥望仰视这云龙山，定会感叹不已。在薄雾之中，这云龙山真的似巨龙在空中翻动了。登在这云龙山上，使人心胸开阔，神清气爽，极目望去，山峦、河道、村庄、城镇、沟壑、林木，统统地匍匐在脚下，淡蓝色的雾给它们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薄纱，这情景就像你乘坐飞机鸟瞰大地一样；也像登在香山的鬼见愁山顶远眺北京市一样。不过远不如登在云龙山上那样，使人感到壮观、开阔深远。地方陪行的领导，站在毛主席的身边，用手指远远望去视线之下的黄河故道，侧着头看着毛主席，请他老人家看黄河故道。毛主席眯起了双眼，用力望了望，微笑着说： “啊！那就是黄河故道啦！”说着，也用手指了指黄河故道，确认那黄河故道的位置。陪同的地方领导，看了看毛主席所指的方位，答道： “是，主席，那就是黄河故道。靠了毛主席所指。

(二)“组织起来”

值班卫士通知大家，主席下车去了。我急忙从卧铺上跳了下来，穿上鞋子，拿起外衣边走边穿，迅速地下了列车，小跑着跟了上去。此时，才看清楚，专列停在了农村环境中的一个小站上。后来知道，这小小的火车站就是简陋而寂静的兰封车站。这是毛主席视察黄河的第一站。大自然在展现中苏醒了过来，在距专列约一、二里之遥的村庄里，一声声报晓的鸡鸣，划破了小山村的寂静；农舍的烟囱袅袅地升起了稀疏的炊烟。深秋的清晨，阳光熹微，轻轻地洒在带着点点露珠的秋草纤叶上。接着太阳慢慢地从东南方向露出了睡意未消的面容。毛主席在初升的阳光沐浴下，踏着朝露，向着一二里路之遥的村庄走去。前方有一片占地约亩数大小的打谷场，数个谷草堆散立在打谷场的东侧，从这样大的打谷场和数个谷草堆来判断，这当为农村中比较殷实的人家所有。看去像父子模样的两个农民正站在打谷场上。年长者约莫50来岁，年轻的接近30岁，都穿着黑色的短棉上衣小袄。双手交叉，抱着双肘，以抵御深秋清冷的寒冷。紫铜色泽的面孔，带着微笑的耳朵，厚实的唇半张着，带着稀奇的神色，注视着从专列下来的，向他们走过去的人群。农闲时的农村清晨，走出村头的人很少，这样，站在打谷场上的农民，就成了毛主席首先要访问的目标了。阳光照亮了农民右侧的面部，左侧只有突出的颧骨被光线涂亮了一个小圆点，两个农民并立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朝着他俩越走越近的一群行人。毛主席走到农民面前，亲切地向他俩打招呼，并与他们一一握手。农民臂铜色的面庞上展开了笑容，兴奋地与毛主席交谈了起来。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毛主席关切地问。 “这里的土质不好，盐碱地多，有的庄收成不行，”比较深流的年老的农民不满足地补充说。 “够吃吗？”毛主席关心地问。 “打得粮食够吃。”还是年轻的农民先回答了。年长的农民表示同意地在旁边点了点头。 “要改造盐、碱、低洼地，就能够提高粮食的产量！”毛主席献策地向农民建议。 “能行？”年长的农民率先关心地问。

“能行！”毛主席肯定地鼓励着农民，接着，毛主席用通俗的语言，解说治沙、治盐、治碱、治洼的办法，如挖沟、疏河、翻淤压碱、植树、造林固沙、排、灌等办法。

农民能完全听得懂毛主席浓重的湖南话，他俩的脸上都闪出了欣喜的希望之光。 “要靠农民组织起来，生产形式要大些，才能解决农田改造的工程。”毛主席好像是自言自语地补充了两句。

(三)“斯大林来了没有？”

毛主席在打谷场上与两位农民握别后，踏过打谷场向西走去。这里有点像陕北的黄土高原，但土山没有陕北的高沟警又有点像山西的雁北，但是没有雁北的沟深，真是一种特有的黄河南岸的地貌。

顺着阳光向西望去，在二三百米远的小土山沟里，镶嵌数处农家的房舍。深秋早晨的太阳，在中国的华北，从东南方向把光线射向西北，将光束涂在小山沟北侧的山坡上，把农舍镀上了层光亮的金黄色，很是耀眼，与南山坡的阴影形成强烈的对比，形成境界分明的反差。在这小山坡下，东侧的平地上，坐落着几处砖瓦房，这里是小学校的所在地。毛主席走到这里时，从教室里传出了童稚的朗朗读书声，这读书声，吸引了毛主席，当他路过小学校时，特意走到了教室的窗前，细心地听了一会老师的讲课和孩子们读书声。

毛主席走过这所没有院墙的小学校，就来到了一条南北向的农村大道上，这条大道低于地面，路面坑坑洼洼，顺着大路留着深的、浅的、宽的、狭的、并行的，交叉的车辙沟。可以想象，这低洼的马路，如果下起雨来，就会变成泄水的小河了。从远处看到的小土山沟，紧临大道的西侧，要进入这条小小的山沟，就需要穿过这条马路，并要登爬土山坡上的一条像梯子样的，被踩得发亮的小路。这条像梯子一样的小路，在直线有四、五米高的土坡上，坡很陡，显得很难走。

省里陪行的领导在前面带路，穿过马路，向“梯子”攀去，毛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和孙勇，急忙一左一右地扶持着毛主席爬上了土坡。这土坡上面是块平地，沿着北侧向阳的山坡，一字排开了数间北房，由土墙间隔成了数家。毛主席随着省里陪同的领导人，进入了当中一家两间的北房，门上挂着有多处补丁的棉布门帘。东侧有个大窗子，糊着白色的窗纸。我紧跟在毛主席的后边，揭开了那沉重的门帘钻进了屋里。钻进去之后，我才发现，为防寒，窗子上也挂了棉布窗帘，门、窗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连光线也被堵在了外面，屋里显得很昏暗。我刚刚钻进屋内时，什么也看不见，仿佛进了一个黑洞里，只好站在门口，不敢再向前跨半步，怕撞着了毛主席或其他的人或物。经过十几秒钟的适应之后，我才勉强地看到了屋内的景物。原来东头是一条大土炕，占据了四分之一的地面；炕的北头，靠北墙叠着几床旧被褥，上面压着两个长的方形头的枕头；紧靠炕北头的西侧下，垒着一个方形的大锅台，锅台上扣放着几个碗，一个瓷盆子和几只筷子。锅台紧靠着炕，大概是为了做饭时的残热、余烟通过炕洞时，使炕也吸收点热能。俗话说得好：“炕热屋子暖”。

在锅台的上方北山上，贴着一张彩印的毛主席画像，这在一般的农家，在比这稍低的位置上，是贴“灶主签”的地方。这家农民肯定是翻身户，也是陪同的省里的领导人特意选的对象，使毛主席此行带上了访贫问苦的色彩。在屋子的北墙和西墙之间处，放着两个大瓮，大概是盛粮食用的；靠锅台紧贴北墙，放着一个较小的瓮，是盛食用水的；一条旧板凳顺着放在东墙下；在东墙与南墙形成的墙角旮旯里，挂着两把镰刀，立着把锄头，张铁嵌五，六十岁的女主人坐在锅台灶口南侧的小矮凳子上，她的面前放着一个大而圆的柳条简箩，里面放着半简箩玉米棒子，她的双手伸进简箩里不停地脱着玉米粒子。

省里的陪伴领导进屋后，看到了那条唯一可坐的长板凳，便搬了过来放在这家女主人的斜对面，大柳条简箩的南侧，请毛主席坐下来。毛主席缓缓地坐在了凳子上，背对着门口，弯曲着上身，并把头部稍向右侧倾斜了一点，面对着低头脱玉米粒的老太太交谈了起来。

“你家里的其他人哩！”毛主席首先关心地问起话来。 “儿子当兵去了。”老太太头也不抬地回答着。头顶对着毛主席的目光，手里不停地搓着玉米棒子脱粒。 “还有什么人哪。”毛主席又亲切地问， “老头子一早起来，就去赶集啦！”女主人仍然低着头回答着，她目不旁视，头也不抬一下，视线依然落在那脱落的玉米粒里。那玉米粒脱落到简箩里时，传出诱人的音响，哗啦，哗啦。 “打得粮食够吃吗？”毛主席仍然弯着上身，眼睛看着老太太的头顶，亲切地把话送过去。

“打得不多，盐碱地不爱长！”老大娘平铺直叙地回答着，她仍低着头，两只手不停地搓着，关心着她的那些“金颗颗”。

“啊！”毛主席深切地、而又同情地应了声。

从交谈的情形看，这家的女主人并不知道对她家问寒问暖的客人是毛主席。在整个交谈的过程中，她一直低着头，做她的营生，脱她的“金颗颗”，头没有抬过一次，也没有看过和她交谈的人一眼。

她大概不知道，在她面前的人，正是她家贴在锅台北墙山上的那张彩印画中的人，也就是分给她家土地，并给她家带来生存权利的人。

“我们要走啦！”毛主席离开了长板凳，伸直了腰，站了起来，向女主人告别。

“你们要走啦，不喝点水呀！”女主人用农村中的客套话，以虚代实地低着头说着，算是与客人告别了。她仍然坐在矮凳子上未动地方，搓着那未脱完粒的玉米棒子，关心着她的“金颗颗”。

“不喝啦！”毛主席客气地以实代虚地回答了女主人的客套。

毛主席迈着沉重的步子，移出了户外，我也随即揭开那个沉重的棉布门帘，钻出了“黑洞洞”，太阳的光线立即迎面射了过来，非常强烈，我不得不把双眼闭了起来，缓解一下强光的刺激，适应这强光线后才渐渐睁开双眼。

毛主席走出来后，也适应了一下强光，才顺着原路下坡。由于坡陡，银桥和孙勇两位副卫士长又急忙走过来，一左一右地扶持着他老人家下坡，一位老农迎面上坡而来，唱诺道： “要走啦，到家里去坐一坐吧！”

“刚才到你家去了。”省里的陪同领导说，接着又向毛主席解说道：“这位是那家老太太的老伴。”此时，老农已擦肩上坡去了。

毛主席稍斜着身子，在两位副卫士长的搀扶下，把脚横放在斜坡上，慢慢地向下移行。就在没有下完坡的当儿，突然，从背后传来一句急促而高亢的、老年妇女的声音： “毛主席，您(nén)来啦！”这声音是在快步行走之中发出来的，声调中包含了探询、问候、送行、惊喜、遗憾等复杂的心情。

这问候声震动了毛主席一行，大家立即被这声音拉住了，所有的人都把头扭向发出声音的地方，只见一位瘦瘦的、高个儿的老太太站在了土坡的边沿上，笑着双眼，半张着嘴巴，看着离去的这一行人。由于她急走、兴奋，那尚未合拢的口腔里，可以看到缺少了几颗牙齿，瘦削的前额上，布满了深深的横纹，看去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们推测，她得到毛主席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的消息晚了些，很可能是刚才回家的老汉，将这喜讯告诉左邻右舍的，因此，这位老太太才急急忙忙地跑了出来，边走边喊，希望这喊声能把她心中最崇敬的毛主席挽留一会儿。

毛主席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在两位副卫士长的扶持下，把身体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由东南转向西北地斜过身来，举起右手，轻轻地上下摆动了几下，向她表示致意。

老太太看清楚了那高举的右手，也看清楚了打招呼的人，高兴得把面孔笑成了朵花，她笑着、更高声地喊着问候道： “毛主席呀！斯大林来了没有哇？！”

这一席问话，把毛主席和他周围的人员都问笑了，把大家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每个人的面孔也都笑宽了。罗瑞卿部长笑着说了一句： “哈，这位老太太还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哩！”好久，好久，我们都还谈论着这位老大娘，耳朵里也时常响起这位老太太动人的喊声，毛主席和斯大林的名字，在中国，包括这偏僻的小小山村，真是妇孺皆知了。

(四)“是个好办法”

毛主席一行从农家走了出来，迎着旭日，踏着黄沙、朝露，向着专列走回去。几声鸡鸣，几声狗叫，几声牛，几声人语的黄泛区农村，显得十分宁静。这也给人添加了几分萧索之感，增强了深秋的气氛。回到专列上，用过早餐之后，毛主席请治黄委员会的负责人汇报治理黄河的有关事宜。然后，驱车来到了黄河南岸的东坝头段。这里的堤段宽阔，堤面上堆着许多备用的土方，整整齐齐，土方上长了些变黄了的小草。说明这些土方自解放以来没有用过了。

晚秋的季节里，金灿灿的阳光，柔和地撒在黄色的土地上，也映照着那波涛滚滚的泥流一般的黄河激流，这黄河翻动着不安稳的躯体，真的宛如一条苍黄莽莽的巨龙，带着迂回旋转的涡流，湍急地向东流去，翻动的波浪折射着金黄色的阳光，若如这条黄龙闪闪炼炼的金色鳞甲。

东坝头的防汛人员们，正在检查、修整堤顶，民工们三三两两拾土、打夯，加固着堤坝，任务不重，也没有急迫性，也已渡过了汛期，加固堤坝的民工好似在塑造一件巨大的工艺品，轻松愉快，有说有笑地劳动着。检查堤坝的技术人员，都手持长约三米，有厘米直径的钢棍，像锥子一样，或者说像针一样，从堤面向深部刺去。每向下刺一下之后，再稍向上提拉一些，然后再向深部刺下去，如此反复地操作，那钢棍便渐渐地刺进堤体。不少技术人员散布在堤面上，像纳布鞋底或绣花一样，一针一针地刺探着。毛主席看到检查堤坝的技术人员的动作后，面部转向黄河治理委员会的陪同领导，不解其意地问道：“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说着，并用手指了指正在刺探坝的技术人员。听到毛主席的提问，黄河治委会的领导人立即用手招呼一位工程师模样的技术人员。工程师看到领导的示意，便立即小跑着急跨过来。“请你向毛主席汇报一下，你们是在干什么？”，治黄委员会的同志向工程师交待了任务，同时，用双手模仿了一下持钢棍刺探堤坝的动作。工程师会意地展开了笑容，显得兴奋而稍带紧张地在毛主席面前报告道：“主席，我们是在探鼠洞，鼠洞是黄汛时决堤的重大隐患，如果洪水灌进鼠洞，就会顺着洞穴流向鼠洞的另一个开口，假如另一个洞口开在堤坝的外侧，洪水便会迅速地流向堤坝的背河道的一面，因为洪水的压力很大，加上堤土遇到水时就会软化，易被冲掉，鼠洞就在洪水的冲击下迅速的扩大、崩塌，而导致决堤。”工程师模样，

毛主席关切地问工程师道：“怎么个检查法呢？”听到毛主席进一步的提问，工程师也向一位距离较近的，手持钢棍探鼠洞的技术人员招了一下手，那位技术人员小跑了过来，工程师从技术人员手中接过钢棍，在毛主席的脚前、眼下的堤面上，作起来了示范动作，同时一边解释说：“我们用双手错开持钢棍向下刺去，提拉一下，为了增强冲力，再往深部刺去，这样反复地向下刺去，如果遇到鼠洞，双手就会感到无抵抗的刺空感，就可以断定有鼠洞了。”

毛主席听后，进一步地向工程师提问：“发现鼠洞之后，怎么办呢？！”

“如发现有鼠洞，就将钢棍刺入的小孔扩大，暴露鼠洞，然后把水泥浆浇灌进去，使其充满鼠洞。老鼠如果来不及逃走，就会被水泥固铸在洞内，这样一来，既堵住了鼠洞，又杀灭了老鼠，加固堤坝。”工程师熟练地一口气回答了提问。

毛主席听后，面部泛起了赞许的微笑：“好！我来试试！”毛主席说着，兴致勃勃地从工程师手中接过了钢棍。钢棍刺地面的那一端并不锐利，只是像子弹头一样的钝圆的尖部。毛主席把袖口稍卷折了一下，就试了起来。从毛主席的动作看，并不费劲，不到一两分钟，他老人家手中的钢棍已经刺入地下一米多深了。毛主席的面部露出了惬意的微笑，他称赞道：“可以，是个好办法，简单易行。”

毛主席说罢，把钢棍抽出了地。面，交给了工程师。工程师听到毛主席的夸奖，面部泛起了红晕，高兴地说： “这是我们的小小发明，别的地区的防汛人员常来到我们这里取经哩。”

毛主席在工程师说完后，点了点头表示称道，接着说了声：“很好！谢谢你啦！” 工程师和拿钢棍来的技术人员与毛主席握别，走开去，又继续他们检堤工作。

毛主席站在东坝头的堤岸上向对岸望去，并用手指了一下对岸，侧头向身旁的治黄委员会的领导说：“那是什么地方？” “那边是西坝头。”治黄委员会的陪同领导恭敬地回答。 “清咸丰年间，清政府为了对付太平军是在哪决口的。”毛主席追溯着历史问。“就在这东坝头。”治黄委员会的领导肯定地回答。

(五)“悬河”行

毛主席视察了东坝头后，乘专列从兰封车站西去，到达了开封车站后又转乘汽车来到了柳园口。这柳园口是东坝头的上游地段，登上河堤后随行的一位首长问：“这是1938年蒋介石炸堤的地方吗？”

“蒋介石炸堤决口的地方是在花园口，花园口在郑州附近，是离这里不太远的上游。1938年的6月日寇占领了开封进逼郑州，蒋介石政府竟下令炸毁了花园口的黄河大堤，致使被淹没的豫、皖、苏平原造成重大灾祸。”治黄委员会的领导带着沉痛的语调解说着。

毛主席步行在柳园口最易发生险情的堤段上，这截堤段，也留有历史上决口以后堵上的痕迹。堤的堵截部位向南侧移了一些，使堤段在此处形成了向南侧凸出的曲折，就宛如人的臂部发生了骨折所形成的非生理的角度一样，使上下堤段在此处显出不自然的连接。此段也就成了防汛中重点的保护对象了。

毛主席站在此处堤段上，向河面望去，只见黄水泥流波涛滚滚，若瀑流倾泄，急速地向东流去，较东坝头的流速更快。看着这泥流似的黄河之水，使人增添了不少荒漠的感觉。毛主席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它。它完全不像江南的河流，那清清的流水，加上绿茵茵的两岸，滴翠的山峦重重叠叠，岚德缭绕，给人以清新的，生气勃勃的感受。用音乐感来作比喻吧，那湘江、长江的奔流，就像一曲“高山流水”，而黄河呢，却是震人心弦的、粗犷的锣鼓之声。

毛主席顺着治黄委员会陪同领导人的手势，向远处的隐约可见的开封古城望去，那古城的概貌都收入了眼底，只见开封古都中最高建筑物开封“铁塔”的尖端处于与河道单的黄河水面同一个水平面上。防汛人员讲，此处堤段如果决口，水的落差有十米之巨，真使人不敢设想，黄河如在柳园口堤段决口，那开封古城将会被埋在这黄水的泥沙之中了。视线下远处的村庄、农田、树林，都宛如横布在深深谷底样，就连种植在紧靠堤坝南侧堤下的杨、柳树，也都把它的树梢佩依在毛主席的脚下。

毛主席又转回头来，反复地审视着这段黄河的激流，以及和黄水对抗的堤坝。他老人家把视线缓缓地移向上游。想是见到了那唐朝诗人王之涣当年临黄河，在凉州，即今日的武威，所见着的同样的情景。面对波浪滚滚的黄河流水，高声吟哦道：“黄河远上白云间”。继之，毛主席又把视线收回来，向下游望去。此时此景，又恰为当年李白在嵩山，视线由远及近地望着黄河狂奔的势态时在心里唱着：“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毛主席看罢感叹道：“啊！这就是‘悬河’啦！”陪同的治黄委员会的领导人接着毛主席的话说：“这单是黄河防汛措施的重要保护地段。全国解放后，尚没有发生过大的险情，我们也决不会让它重演历史上发生过的惨事！”这里的防汛人员真有与堤坝共存亡的精神，他们的住处就建筑在堤坝南侧的堤坡上，而且是永久性的砖房，就如住在向阳的北坡上一样。防汛人员们以堤为家，而每日工作时，都必须从住处出来，像爬山一样，攀登到堤坝的顶部。这里也和东坝头一样，在堤面上堆了不少土石备用，每间隔十来米就有高出堤面半米多高的土方。

毛主席问治黄委员会的领导：“历史上，这段黄河在最大洪峰时，流量是多少？” 陪同的领导说出了每秒流量的惊人数字之后，又加重了语气说：“清王朝时，有个民谣，描述过一次大洪水的情况：‘道光二十三(1843年)，洪水涨上天，冲走太阳渡，挡带万锦滩！’那次洪水是够大的了。” 毛主席听后，点了点头，赞赏该同志提供的口头资料。

(六)开封铁塔

毛主席离开柳园口，乘汽车开往古都开封。开封是中国的七大古都之一，历史上曾有七个王朝在这里定都。早在战国时期就为魏都，北宋时建都于此，称为东京汴梁。此地在五代时，已有：“华夷辐凑，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的景象，到了北宋王朝时代就更加繁华了，竟是：“八方争凑，方国威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形成了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这是古都风华正茂的当年，有过商贾云集的盛时。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了。

近代以来，古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到50年代初，已是千疮百孔，像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显得极其破旧不堪。加上多年的黄水、黄沙之害，更显得凋零、冷漠。当汽车驰进古城遗留下的城垣时，毛主席示意司机周西林同志停下车来。他老人家下得车来，看那古城已被黄沙吞食了一半，那些黄沙宛如一群庞大的巨兽，无情地将城垣吞进它们的咽喉，猛然一看，你还会以为这里正在进行古城遗址的挖掘、考古工作，那些露出沙土之上的城墙部位，似是刚刚从地下挖出来的部分一样。真是斗转星移，逝者如斯之感油然而生。毛主席看到这种景象，心情郁郁，面部罩上了一层忧思。

毛主席心情快快地向开封铁塔走去，在铁塔前，仔细地审视这千年古塔。他围着古塔一面面、层层地察看，只见铁塔的第一层已被黄沙吞埋了，铁塔的北侧，黄沙堆到了第二层。在这铁塔近顶部，朝黄河方向的一面，经毛主席指出，大家看到了一个不小的，不整齐的洞口，宛如一个巨大的伤口。毛主席带着愠怒的神态，以不快的音调问道： “那塔上的破洞是怎么搞的！？”

很显然，毛主席对破坏文物古迹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当他老人家看到开封古城被黄沙吞食的情景，已经是心情沉重、快快不快了，继而又发现了古塔上的破洞，显然是被人破坏的，便忍不住了心中的怒火，向陪同他察看的省领导同志发泄出来，在他的问话中带着非常不满的怒气。而且，甚至连看也没有看一眼身旁陪同的省领导同志。

“是日本鬼子用炮击伤的！”随行的省领导急忙把面孔转向毛主席，恭敬而如实地回答着。

“我们应该把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用炮火击伤的部位，修补起来嘛！”毛主席的怒火尚未完全消除。

“好！主席，我们一定把它修好！”省领导人站在了毛主席的面前，用毫不含混的口气作了保证。

毛主席又举目看了看那开封铁塔被日寇击破的地方，仿佛是在战时医院，面对位伤病员，用手轻轻地抚摩那被敌人子弹射伤的战士一样。

之后，一行人步行穿过“潘、杨两湖之间的通道，来到了朱、金王朝的故营遗址，龙亭。所谓故宫遗址的龙亭，是个由西向东横卧着的，一座不大的高台，这是一个东西较长，南北又很狭窄的带有屋顶的简陋建筑，很不起眼，但此高台的台阶用的石块却很气派，宽大，在石阶上面，尚凿有如马蹄印形状的凹槽，传说是宋太祖赵匡胤走马上朝时被马蹄踩下的印迹，一看便知是后人牵强附会的伪作。

毛主席在《沁园春·雪》一词中，曾写道：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虽然是贬词，但其中对李世民和赵匡胤却也露出一定的肯定。赵匡胤结束了当时的分裂混乱的局面，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有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开封古城被半吞没在黄沙口中，很清楚，这黄河之害有二：一是“黄水”，它包括了淹涝和低洼、盐、碱；一是“黄沙”，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大于黄水之害。在这黄泛区，黄沙吞食了大量的良田，侵吞着城乡人民的财产。可知，要把黄沙变成良田要费多大的力量啊！这黄水、黄沙之害的治理，又是摆在毛主席面前需要解决的、长期的、艰巨的课题。

(七)“要把黄河的事办好！”

第二天，毛主席登上了邙山。这山虽然不高，但可俯视黄河了，脚下的黄河宛似千万只撒野的黄牛在狂奔，冲冲撞撞地向下流奔泄而去。毛主席在邙山之上，找了块突出的土台席地而坐，燃起了一支香烟，一边慢慢地吸着，一边凝视着那向东流去的黄水，思考着治理黄河的方案。此时，一列火车正在黄河铁桥上驶过，摄影师侯波抓住了这瞬间的镜头，按下了快门，将领袖的形象与驰行的火车、流动的黄水固定在同一画面上。

毛主席缓缓地步下邙山，来到了刚刚建成不久的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新乡胜利渠的闸门前。毛主席兴奋地登上了闸门的水泥坝台上，指着靠螺旋盘扭转提升的闸门机械问道“这闸门需要几个人才能启动？”他把视线转向治黄委员会的领导人。

“两个人就可以打开闸门。”陪同的治黄领导急向前跨一步走过来，靠近毛主席身旁说。当他看到毛主席手扶旋盘跃跃欲试的情景，便示意看守闸门的工人，将缠在旋盘铁链上的锁打开，守闸门的值班人走过来，迅速地打开了锁，将锁链从启动闸门的旋盘上抽了出来。

毛主席早已立在了闸门的启动旋盘前，此时双手紧握旋盘，用力扭动了起来，看去毛主席没费多大的力气，便很轻松地转动旋盘。随着闸门的升高，黄水便冲过闸门涌进了干渠道，顺着人工渠道汩汩地向北流去。毛主席试过闸门的力量之后，由于兴奋，面部泛起了红晕，展开了笑容，低着头看着那涌动的黄水流进渠道，然后抬起头来夸奖地说： “很好！不费力气。”

陪同的平原省领导向毛主席报告说： “引黄灌溉济卫河渠两岸的庄稼，年年可得丰收！”他用得意的口吻报告了这工程的试验成功。

毛主席听后满意地笑了，点了点头。下午专列到达了新乡，这里是平原省的省城，毛主席接见了省的领导，指示说：“要把黄河的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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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鹤滨】感动上帝的人：毛泽东(下)

【王鹤滨】感动上帝的人：毛泽东(上)

特设专栏 2025.06.29 31 0

感动“上帝”的人 — 缅怀毛泽东

我心中的话

题记

前言

目录

一、艰辛的历程

(一)“枪是可以杀人的！”

(二)决战前夕

(三)伟大的转折

二、向毛主席报到

(一)下香山

(二)第三位保健医生

(三)“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

三、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一)上下一新

(二)“特制佳酿”

(三) 大典

维吾尔老人的敬礼

(四)焰火之夜

四、紫云轩主人

(一)“有话就说”

(二)中南海

(三)菊香书屋

(四)毛主席的卧室

(五)毛主席的办公室

(六)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

(七)情系紫云轩

五、保健点滴

(一)防疫灭蚊

(二)“干嘛非拉着我去呀！”

(三)难得的体力活动

(四)毛主席戒烟

(五)“用兵一时”

六、鞠躬尽瘁

(一)“你来替我办！？”

(二)无限温暖

(三)“我的规模比你大呀！”

(四)对表

(五)“系此西飞之白日”

七、搏击书海

(一) “戴珍楼”

(二)“书夫人”

(三)紫云轩的灯光

(四)卧读

(五)题书

八、毛主席在石家庄

(一)枪口之下

(二)美虫事件

九、河南行

(一)兵家必争之地

(二)“组织起来”

(三)“斯大林来了没有？”

(四)“是个好办法”

(五)“悬河”行

(六)开封铁塔

(七)“要把黄河的事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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