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实践论》和《矛盾论》诞生的前前后后

1937 年的 7、8 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实践论》、《矛盾论》(史称“两论”)诞生了。“两论”是回击教条主义之作，也是毛泽东刻苦攻读、博采众长的勤奋之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顺应各个时代需要的理论武器；是照亮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璀璨明珠，也是整个人类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回击教条主义之作

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立的，成立伊始即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表现出了英勇卓绝的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既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又没有足够的斗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还不能科学地认识，而且对于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变幻莫测的形势也缺乏应变能力和正确策略，以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井冈山道路开辟后，毛泽东率领红军转战于赣南、闽西。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之发展成为拥有 21 个县、250 万人口的广大地区，中央苏区进入了全盛时期。

可惜，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些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人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鼓吹“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右倾机会主义”等。在1932 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竟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眼睁睁地看着他亲手创建的中央苏区一天天在缩小，最后丢个精光，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心痛、愤怒，却无能为力！直到1935 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了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但“左”、右倾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受到彻底清算，其不良影响还严重存在着。

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又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复杂形势中，国内外各种矛盾相继产生，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面对这种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认识到必须清算、批判过去的错误路线，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毛泽东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要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只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良影响，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算。于是，他下决心要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尤其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从哲学上展开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总结出一系列重要结论，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武装广大党员，提高全党的理论认识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工作水平，以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到来。《实践论》《矛盾论》正是这样背景下的发愤之作。

在20世纪50 年代初出版《毛泽东选集》并将“两论”编进第一卷时，毛泽东写了较长的题解来说明写作“两论”的缘由。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这种错误思想(还包括经验主义)曾经在 1931 年至 1934 年使中国革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这两本书，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

二、刻苦攻读、博采众长的勤奋之果

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特别是找出那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只有从哲学上加以总结才能做到。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而毛泽东自己认为“我的工具不够”。他曾在一次谈话中风趣地解释说，有一位同志(指王明)给我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这才逼得我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研究为主”。

在长征路上，毛泽东患病躺在担架上还在读《反杜林论》。

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有了相对安定的环境，毛泽东更加发愤读书。

1936 年12 月底，内战危机不再存在，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中共中央即将面临指挥各根据地的抗日斗争的任务，于是决定迁往一个离抗日前线更近一些、交通及通信更便利一些、群众更集中一些的地方去。1937年 1月13日，毛泽东和中央各机关到达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学校和部分武装队伍来到延安后，除了驻扎在庙宇和公共地方，大都住在延安城内外的老乡家里。

毛泽东也同大家一样，住在延安城西凤凰山下一位李姓的老乡家里——一孔四方平顶的窑洞，在窑洞前面，横砌了一道黄土墙，窑洞内成天不见阳光，阴暗潮湿。警卫员生了一盆炭火，也无济于事。早晨起床后，捏一捏被子，竟是潮湿的。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并没有影响毛泽东发愤学习。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毛泽东后，记述了这一幕：“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和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在这期间，毛泽东究竟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做了多少批注？恐怕只有延安的窑洞和小油灯最清楚。

光就《矛盾论》和《实践论》中引用过的就有 12 本书：列宁的《哲学笔记》、《黑格尔

哲学史〉第一卷〈伊利亚学派的哲学〉一书摘要》、《关于辩证法问题》、《共产主义》、《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做什么》、《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批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章《辩证法·量与质》；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

由于战争频仍，上述 12 本书，现在大都找不到了。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做过批注的，有一本1930年上海明日书店出版的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笛秋、朱铁笙合译)，这本书是大32 开，共6 章，第1到 5章的重要论述下，都有毛泽东画的直线、曲线，主要段落旁有的也画直线。这些标记是用毛笔和铅笔两种画出的，有的在同一章节中同时出现，说明毛泽东至少也是读过两遍的。

第二章“经验批判论的认识论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是毛泽东批画最多的一章。他不仅每句下画有直线，许多段落旁还画着双直线、双圈。在第六节“认识论的实践标准”中的这句引文下和整个段落中都画有直线、曲线，旁边画着双直线，段末还画着两个大圈。

在这期间，毛泽东不仅读马列经典原著，还认真研读中外哲学家的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批注。

毛泽东研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1937年5 月，上海笔耕堂出版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收到作者寄来的书后爱不释手，说它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全书 854页，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写下了3500 多字的批注。毛泽东自己说，他读过10 遍。

毛泽东研读过艾思奇的《思想方法论》。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毛泽东读后做了3000字的详细摘录，并写信对艾说，这“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

毛泽东仔细研读过苏联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苏联米丁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全书491页，留有批画符号的有186页，将近占全书的2/5。毛泽东对这本书的批注，集中在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对立统一规律和质量互变规律 3 节内，写有 2600 多字的批注。

毛泽东还仔细研读过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两册《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合著，李达、雷仲坚合译，上海笔耕堂出版)，一册为1935 年第 3 版，一册为 1936 年第 4 版。这两册 32 开，582 页，足有一寸厚的平装书，被毛泽东翻阅得连装订都松散了。全书共6 章，几乎都画满了直线、曲线、圆圈等标记，重要章节的天头、地角、行间写满了批注。批注洋洋洒洒，字迹小如 5 号铅字。批画用的是三种笔：毛笔、黑铅笔、红铅笔。在同一章节的批画中，有时三种颜色的笔迹同时出现，这说明他在这些地方至少读过三遍。全书中毛泽东的批注约 1.2 万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

当时延安的出版条件极差，毛泽东便通过各种途径搜集马列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1936年10月，他专门给在国统区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要他们代为买书，“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又有价值的”。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读过其他一些哲学著作。主要有：《哲学概况》(张如心著，1935年10月出版)、《黑格尔哲学批判》(费尔巴哈等著，柳若冰译，1935年 3月出版)、《历史唯物论》(布哈林著，刘伯英译，1930 年 8 月出版)、《朗格唯物论史》(李石岑、郭大力合译，1936 年出版)、《机械论批判》(故托里雅诺夫著，任白戈译，1932 年出版)、《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1933年出版)。

毛泽东还提倡成立学哲学小组，并自任组长。一次在听完艾思奇讲授“大众哲学”后，毛泽东请艾思奇吃饭，打趣地说，你讲课，给我精神食粮；我请吃饭，给你物质食粮，这就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虽说是玩笑话，但反映出毛泽东对知识的渴望，对学习哲学的高度重视。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20世纪30 年代初已经形成的哲学框架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经过刻苦攻读，博采众长，提炼升华，伟大的“两论”已呼之欲出！

三、顺应各个时代需要的理论武器

1937 年 4 月至“七七”事变前，毛泽东应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共110 多个学时。

毛泽东在抗大讲课的讲稿，由红军总政治部把提纲整理出来，经他本人同意，油印发给了学员，但并没有作者署名。这就是后来被陆续翻印、广为流传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最早油印本封面注明的时间是1937 年9月印。《实践论》是这个《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的最后一节。《矛盾论》是其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节，原标题为“矛盾统一法则”。毛泽东还将亲笔署名的油印本送过人。

《实践论》《矛盾论》问世后，在抗日根据地陆续传开。有的地区还将它出版。1938 年4 月开始，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第1 卷第6 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连载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并标明是“毛泽东主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的第十一节“实践论”单独修改成文，以“实践论”为题正式发表在 1950 年 12 月 29 日的《人民日报》上，并在 1951 年 10 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写作时间注为“一九三七年七月”。

此后，又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统一法则”以“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2年4 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出版《毛泽东选集》时，由于毛泽东一直对《实践论》十分满意，所以，该文毫无疑义地编入了第一卷；《矛盾论》一文开始时曾列入了第一卷选稿目录，在校阅中毛泽东对其中论形式逻辑的部分不够满意，其他有些地方也还需做小的修改，决定暂不收入。后来，去掉原来对于形式逻辑的一大段论述，并加以补充和修正，收入第二卷。1952 年《毛选》第二次印刷时，又按时间顺序将其移入第一卷。

《实践论》《矛盾论》之后又出过单行本，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熟知。1991 年新版的《毛泽东选集》，“两论”还是放在第一卷中。

还在《毛泽东选集》一、二卷的编辑过程中，《实践论》《矛盾论》就单独抽出提前翻译成俄文，邮寄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指示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所以，在 1950年 12月 29日公开发表前，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先于我国《人民日报》译载了《实践论》。1952 年，《布尔什维克》杂志第 9 期、第 11 期上刊登了《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在中文本正式发表后，先后被翻译成德、法、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越、印度尼西亚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行。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所做的一次深刻、系统的哲学总结。

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最重要的是要找出导致革命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革命遭受挫折既有外因也有内因，但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内因是根本的，主要原因应当从内部特别是党内去寻找，从党的领导层去寻找。事实也正是这样，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受挫，问题主要都出在党内，特别是出在党的领导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是导致两次革命受挫的元凶。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虽然在政治上表现不同，但在思想路线上有其共同点，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主观背离客观，因而提出了与中国国情不符、混淆社会矛盾的路线、方针、政策。针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受挫的共同的认识根源和思想基础，毛泽东从哲学上展开了对实践和矛盾问题的深入分析，并由此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第一，毛泽东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系统。他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

第二，毛泽东把辩证法运用于认识论，对认识过程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两次飞跃”的著名论断。他指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是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两次能动的飞跃。他不仅科学地论述了实现第一次飞跃的方法和条件，而且特别强调了第二次飞跃的重大意义。他指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

第三，毛泽东第一次对人类认识的总规律作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第四，毛泽东写道：“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样，《实践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展开了论述，它的广度和深度，已超越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认识论所做的概括。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方面，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发挥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思想。

第一，从宇宙观的高度，发挥了列宁关于两种发展观的思想，不仅指出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而且指出形而上学是简单地从事物外部去找发展的原因，否认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事物内部矛盾引起发展的学说。毛泽东总结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第二，全面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原理，明确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二者相互区别、相互联结又相互转化。毛泽东指出，世界充满着矛盾，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但矛盾的性质、内容并不一样，矛盾的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特别是随着实践的变化，矛盾的性质、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可能发生改变。这就要求我们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这是辩证法活的灵魂。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陈独秀和王明所犯的错误，其思想根源是教条主义。他们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第三，创造性地阐明了关于矛盾发展不平衡性理论，即关于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理论。认为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的客观依据，规定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定义，说明了找出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方法论意义，强调“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毛泽东论述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转化的根据和条件，强调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第四，具体地阐明了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认为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对立的互相排斥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

第五，分析了矛盾斗争的两种基本形式即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并指出二者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矛盾论》抓住了教条主义者在思维方式上的致命弱点，突出强调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引导人们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具体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据以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从许多方面扩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高峰之巅

在“两论”问世以前，我国学者所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主要有被毛泽东称誉为“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被毛泽东赞赏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的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这些著作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译介型、学理型、诠释型和通俗普及型，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有很长的距离。

《实践论》与《矛盾论》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两论”既是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又是向广大革命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学术阐释，是理论创新与理论普及的时代统一、实践统一。

怎么让深奥的哲理成为大家的精神武器呢？毛泽东的做法是：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抽象的哲学概念，用深奥的哲理分析人们所关心的政治、社会、科学、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

一次，毛泽东给学员们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时说：唯物主义就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按照实际情况办事。路是要走，人要吃饭，炮子是可以打死人的，这是普通的常识。可是“左”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观唯心主义，他们就不懂得这些，好像路是不要人走就可以到的，人可以不吃饭，炮子不会打死人，搞盲目冒险。这不是革命，是葬送革命。我们有些同志，对情况不分析研究，人家一鼓励就来了劲，结果事与愿违，成了一个鲁莽家，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要当乱撞乱碰的鲁莽家，而要做一个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主席讲的是我，今后我一定要克服鲁莽的毛病。”一个学员听着，没等毛泽东讲完话，就站起来说。

“不！主席讲的是我。我一定要去掉不认真分析研究实际情况的缺点，作一个勇敢而明智的革命者。”又一个学员“霍”地站起来表态。

“不！主席讲的是我。”接着又有几个学员站了起来。

从此，“不当鲁莽家，要作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成了大家的座右铭。

一次，毛泽东给抗大学员讲“矛盾论”。开头，一些人对矛盾这个词搞不懂。毛泽东就打了个比方，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互相斗争，这就是事物的矛盾。””

正讲着，瓦匠在房顶上开始修房，“叮叮当当”敲个不停。毛泽东随即就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需要安静的环境，他却在房顶上敲打，我们要上课，他要工作，这就发生了矛盾。”

毛泽东还讲：“一个人脑子里有两种思想，也在经常打架………”

毛泽东讲得生动而有风趣，把一些哲学原理，讲得浅显易懂，听课的老同志、新同志、教员、炊事员都豁然明白，就像明媚的阳光照进了心灵的窗扇。

为了使大家听懂“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个论点，毛泽东举出鸡蛋有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小鸡的生动例子。

为了说明“你要有知识，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道理，毛泽东举了一个人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梨子。使大家一听就懂，印象深刻。

再比如，毛泽东讲到事物是相互影响的时候，讲了武松打虎的例子。说武松打虎是武松和老虎的关系，似乎与松树没有什么关系，其实不然，武松忽略了一点，结果哨棒一下子打在松树上了，这是因为没有注意到松树，松树就发挥了作用，限制了他。后来武松懂得了利用有利条件，趁老虎扑过来的机会，因势利导，把老虎按在地下，终于把老虎打死了。这个生动的故事，说明我们与敌人斗争时必须考虑到外部的条件，使它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

毛泽东就是这样用生动的比喻阐明深奥的哲学，所以，毛泽东阐述的哲理虽然深刻，但深入浅出，并不枯燥难懂，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这也就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成为现实。

“两论”体现了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气魄和精神，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和一个新的时期。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高不可攀、深不可懂，不仅在党的领导干部中成为必要的修养，也是普通党员、战士认识事物的工具。可见，《实践论》和《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史上的一座高峰。

六、整个人类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前所述，《实践论》《矛盾论》在中文本正式发表前后，已经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使“两论”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国内，而是遍布全世界。

《实践论》第一次跨越中国国界在世界范围里与读者见面，是在1950年 12月，当时苏联在第 23 期《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全文刊载了《实践论》。12 月 18 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的编辑部评论文章，对《实践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52 年，苏联在《布尔什维克》杂志第9、11 期上刊登了《矛盾论》，并在介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俄文本时专门对《矛盾论》做了很高的评价。文章认为，《矛盾论》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范例，是中国人民争取自己解放的多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总结，是对于实践与理论的相互关系的独创性的研究。

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和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苏联哲学百科全书》都对“两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前者认为，“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典范。”后者则认为《实践论》《矛盾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日本，1951 年 4 月第 57 期日共理论刊物《前卫》全文发表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从那时起，《实践论》开始对日本产生重要影响。“日本的群众很重视学习《实践论》，理论界很重视研究《实践论》。他们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文章，不涉及《实践论》的几乎没有。”1952年，松村一人在《思想》杂志上连续 3期发表《论毛泽东哲学的意义以〈矛盾论〉为中心》，评述、介绍、肯定毛泽东哲学思想及其意义。他写道：“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我们也就不能充分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他认为毛泽东哲学“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且有中国民族形式，而且具有国际意义。”1954 年，松村一人在《辩证法的发展》中，认为毛泽东的“两论”对日本战后中兴起了启蒙作用。

随着越来越深入地学习、了解《实践论》《矛盾论》，日本学者和广大群众越来越自觉地认同“两论”。在某种程度上，“两论”已经深入了日本的社会，“不但40 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不谈‘两论’的，就是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学习毛泽东的‘两论’的人数也十分可观，并且力图以‘两论’的观点分析问题，指导工作和斗争，以至用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有的日本国民说：“伟大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一刻也不离我的身，我相信它对我们日本人民是有极其重大意义的理论武器。”

在欧美，虽然中国与欧美国家意识形态不同，但“寻求真理乃是人所共有的本性”，欧美广大学者和群众对“两论”研究评述也很多。

英国哲学家康福斯在他的著作《唯物主义与辩证法》一书的序言中说：“由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的努力，在马克思主义著作里增写了伟大的新篇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1956 年他出版了经过修改过的俄文版，在该书中他直接引用《实践论》的有12 处，引用《矛盾论》的有9 处。书中称《矛盾论》对矛盾特殊性“这个概念作了现实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最为完备的探讨”。

1973 年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的《实践论》，法国学者米歇尔·卢瓦为该书写了一篇很长的前言，介绍了《实践论》的写作背景、意义，指出《实践论》《矛盾论》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它们和苏联人的著作相比，特别是同 1938 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比，“有其独到之处”。

美国学者霍勒布尼奇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不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哲学的内容方面，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多数同样的著作相比，都不见逊色”。“毛泽东对矛盾本质的研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贡献，而他关于矛盾差别性和矛盾内部处于不平衡、不势均力敌状态的独立见解，对恩格斯以后的辩证法和中国辩证法来说，都是特别新颖，别具一格。”

挪威一位人士说：“对我们这些北欧小国的人民来说，毛泽东永远是我们的导师。他教给我们改造社会。我们记得《实践论》和《矛盾论》打开了我们对事物的新认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指出：“毛泽东一直是我们的伟大的导师。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在革命的德国共产党内成了教科书，这些著作是我们进行党的建设的指导性著作的一部分。”

在东欧，原欧洲共产党和工人情报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中文版在第 74 期发表了伏尔科夫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文章认为，《实践论》“是理论与实践之统一这一命题的活生生的体现。这篇著作具有一种简单明了而生动的风格，各国共产党的积极党员读到它时无疑地将得到裨益，而且它无疑地是这些政党在反对唯心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及认识论的斗争中的重要资产。”这表明，《实践论》帮助了东欧各国人民更好地理解、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更好地反对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庸俗经验主义，更好地在自己的行动中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在第三世界，“两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迪努·艾地说：“毛泽东同志著作《实践论》《矛盾论》和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学习总结自己的经验和解决党内矛盾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论”不仅已经为第三世界人们认识和接受，而且事实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把它作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武器。“两论”对他们如何正确认识世界，更好地在现存世界生存、斗争、取得解放，已经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可见，“两论”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国界，同马列著作一样，属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会继续传播，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七、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两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两论”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哲学层面上展开的经验总结。因此，这种总结是系统的、整体的、深入本质的总结，已经从经验上升成为理性，成为理论形态的东西，成为哲学论著。但它是有别于一般哲学教材的、别具一格的、自成体系的哲学论著。既是对革命实践的哲学总结，又是专门的哲学论著，这种两重性，正是“两论”的一大特色。“两论”

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表达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个创新的体系。

“两论”的理论意义还在于，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和矛盾问题的认识。实践和矛盾问题在马列经典著作中都有所论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哲学笔记》中的阐述尤为精辟，但毛泽东在理论上做出了新的贡献。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展开了论述，但由于《实践论》的锋芒所指是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因而它提出的问题针对性很强，并且抓住了要害，抓住了本质。比如，人的正确思想究竟从哪里来？党的正确决策是怎样形成的，是通过实践还是依靠本本？人的认识、党的决策是否正确，怎样才能得到检验？人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还是一成不变的？党的决策应不应当随着实践的变化而有所改变？毛泽东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回答。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越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认识论所做的概括。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没有拘泥于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传统表述，而是突出了对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在毛泽东看来，三大规律不能并列，比起量变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更根本。矛盾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源泉，也是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的源泉。毛泽东这种对唯物辩证法的独到见解，是他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阐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等问题，而且针对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有重点地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特别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但要认识矛盾的普遍性，更要认识矛盾的特殊性，要懂得矛盾的普遍性始终寓于特殊性之中，只有真正把握了矛盾的特殊性，才有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得出正确的结论。相反，则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陈独秀无视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认为无产阶级力量太弱，农民过于保守，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这种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王明除了在形势估计和革命斗争方式上犯有严重错误外，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也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夸大了中国革命现阶段反资产阶级、反富农斗争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种力量的存在。这种估计和由此制定出的政策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不能不说与此有关。《矛盾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全面系统阐述矛盾问题的同时，又作了有针对性的阐释，使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在整体上更加完整，在细节上更加丰满，从而把唯物辩证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两论”在毛泽东思想发展过程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的概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探索，无一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武器的结果。哲学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而“两论”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两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毛泽东的其他哲学著作和具有哲学特征的著作，或者为“两论”作了思想铺垫，或者是“两论”的运用和发展。

“两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已经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

八、照亮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璀璨之珠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两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两论”在中国大地上的影响和在改造中国社会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威力，是任何一部哲学著作都无法比拟的。

“两论”问世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此，中国革命摆脱了两次受挫的阴影，走上了一条充满阳光的胜利大道。

经过“两论”的熏陶以及延安整风运动的洗礼，全党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旗，坚持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坚持“两论”精神，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统一，步调一致，这就为抗日战争乃至整个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两论”对社会的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其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认可、所掌握方面的盛况，对于专门论述哲学理论的论著来说，也是空前绝后的。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它；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人士和青年，也偷偷地学习它、研究它；甚至连国民党军队的某些高级将领也研究它，希望从中找到共产党军队为什么老打胜仗的秘密。由此可见“两论”的魅力。

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亿万群众学“两论”，并且数次掀起学习高潮。

无论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干部和群众学“两论”的一大特点，就是边学边用，活学活用，学用结合。这样，“两论”的思想就能深入群众，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成为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

可以说，“两论”在中国武装了几代人的头脑，影响了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认识模式、工作方法，乃至生活方式，成为他们投身社会实践的精神支柱。

陈云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亲自和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了。

普通工人出身，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对此深有体会。他说：“就我个人体会看，把‘两论’作为学习哲学的主要内容，是哲学入门的一个有效途径。”“我认为，当前学哲学仍然可以提倡从学‘两论’入手，这同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其他经典著作不矛盾，同强调着重学基本观点也是一致的。”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的体会，清楚地告诉人们：哲学不是远离现实的神间圣物，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时代回响。

“两论”虽然发表于七十多年前，七十多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面貌更是翻天覆地，但“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理论原则，以及由此引申出的一系列重要结论，诸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具体矛盾进行具体分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做好矛盾转化工作”，等等，不仅是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思想法宝，也是新时期我们进行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遵循的理论原则。

邓小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最初二十年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历史。我们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破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观念，坚持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破除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式，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影响，坚持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新判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新论断；关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重要动力的新思路；关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论断；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概括；关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概括；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概括；等等。而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在政策上的每一次重大调整，在实践上的每一步重大跨越，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结果，也都是继承和发展“两论”的重大成果。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理论在创新，但“两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它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仍然是我们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应当对它倍加珍惜，并加以发扬光大。

“两论”的哲学光芒将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