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选故事】《论持久战》诞生记

抗日战争所以能取得胜利，自然由各种因素构成。但抗日战争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是其取得最终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则是确定无疑的。1938 年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就是对抗日战争进行正确战略指导的著作，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十分重要的军事著作。但是，人们对于这部著作诞生前后的历史情况，却了解不多。

一、从“做眼”到“反围攻”，毛泽东验证了持久抗战的可能性

在共产党内，毛泽东的正确预见性是有名的，这是他具有领袖素质的体现。在中共高层，为什么有那么多精英人物从心眼儿里佩服毛泽东，拥护毛泽东呢？就是因为每到关键时刻，在重大事情上，毛泽东总是能提出别人提不出的正确预见。抗日战争尚未开始时，毛泽东就预见到：中日必有一战，而且，战争将是持久的。

毛泽东自己就说过：“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这是实话。早在 1936年 7 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就在延安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但是，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的系统的理论观点，毛泽东此时还没有形成。他要在抗日战争的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进一步去观察和分析，积累材料，真正全面、深入地认识到战争的发展规律后，再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毛泽东对于这一点说过这样的话：大多数人不了解抗日战争的性质，“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11 月 12 日，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可见，毛泽东自己形成思想的过程，也是老老实实地采取科学的态度的。

从 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抗日战争打了4个月，到 11月太原失守。这一重要事件，对于蒋介石，对于毛泽东，震动都很大。蒋介石是情绪消沉，而毛泽东则形成了一个基本认识：国民党正面战场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打持久战。中日战争是持久战，但不是仅仅依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造成持久，而是依靠共产党领导敌后人民实行全面抗战造成的持久。共产党必须深入到敌后去，领导这场持久战。这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认识持久战规律的开始。就在 1937年11 月8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就在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说：“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毛泽东的方针是：把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化为游击根据地。

那么，八路军怎样到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共产党内部还是不很明白，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在内，都是一派茫然，正如徐向前所说的：当时大家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不甚了了。”毛泽东做的通盘部署是：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分为四大部分，深入到敌后去，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开辟根据地。这四大部分是：当时编制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部分(即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〇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这四个区域，都依托山地，地理条件优越，同时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铁路线和大城市。这四个区域之间又相互呼应，存在于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既可以相互支援，又是将来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

毛泽东把我军四大主力在山西全省铺开，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的“做眼”。他说：只要我们在敌后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就站稳了脚，就是做了“眼”，我们就活了，敌人就打不破我们了。他反复叮嘱我军将领：到敌后，要像“做眼”一样，建立根据地。“做眼”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是一个战略任务，必须执行。毛泽东提到的“做眼”，实际上就是认识到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战的艰巨性和持久性。如果我们没有“做眼”，即没有创建抗日根据地，就在四个战略地区站不住脚，结果，不是被日本人打回来，就是被日本人吃掉，我们就失败了，而创建了抗日根据地，做好了“眼”，我们就在四个战略地区站住脚了，就活了。抗日战争就能够持久地打下去，直到战胜日本侵略军。

毛泽东部署的我军主力，在 1937 年的最后几个月，很快就深入到了晋东北、晋西北、晋西南，在那里创建抗日根据地。日军见八路军在他们的“后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便在占领太原后，集中兵力“清剿”“后方”，以扫除其“南进”之忧。从1937年11月下旬开始，日军出动2 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坦克、飞机，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发动大规模的“围攻”。晋察冀是我军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对此，毛泽东十分重视，他清楚：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能不能保住，是对我共产党能不能独立领导敌后抗战的检验，也是我们能否在敌后进行持久战的关键，因此，从日军进攻一开始，他就几乎没有上床睡觉的时候。住的窑洞里，总是彻夜点着油灯，他不停地读各方面发来的情报，不停地思索。白天则听汇报、看材料、看地图，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情况。毛泽东下的决心是：我晋冀鲁豫根据地不能被动地防守，必须“反围攻”，而“反围攻”的方针是：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之中，在确有胜利的条件下，集中适当的力量给敌人以部分的歼击和有力打击。同时，要求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配合晋察冀根据地“反围攻”。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晋察冀根据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破了日军的“清剿”，取得了“反围攻”的胜利。

晋察冀“反围攻”的胜利，实现了我军在敌后展开、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图。通过战争实践，也证明了毛泽东持久抗战的可行性，使毛泽东通过战争实践，初步摸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二、毛泽东把目光投向全国，进一步认识到了正面抗战的持久性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原打算速战速胜，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他们没有料到，八路军会深入到敌后去牵制他们，也没有料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也对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国民党前线官兵英勇作战，付出了巨大牺牲。国民党的节节抵抗，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日军的进攻，使中日战争客观上成了持久战。但是，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采取硬打硬拼的单纯防御战来对付日军，结果作战十分不利，一败再败。日军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

此时，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全国，开始注意正面战场的局势，开始考虑全国的抗战全局问题。他通过对日军在进攻中已经在许多地方与国民党军队呈相互攻防状态这些基本事实的分析，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战争，也由此发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毛泽东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正面战场的抗战，也肯定是长期的、持久的。基于这一认识，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一个全面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毛泽东提出：国民党对日作战，不应单纯防御，而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国民党把近百万军队都退到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军占领，则将形成极大的困难。因此，总的方针应该是：在敌深入进攻时，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的困难，减少自己的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抗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蒋介石最终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这使国民党军失去了在黄河以北地区展开兵力，与敌互有攻防，从而对日军进行持久抗战的机会。日军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的领土。国民党陆续将主力部队撤至西南，而西南地区山多路险，易守难攻，日军也因战线太长，力量有限，打下武汉后，再也难以组织起有力的攻势去攻打中国的西南地区了。日军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灭亡中国，已经成为现实，这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的预见的准确性，同时也证明了正面战场也必定是持久战。

三、敌进我进，抢占地盘，进一步摸索持久战的规律

毛泽东见蒋介石不采纳自己的意见，便不再对蒋介石抱多大的希望，他坚定了以我为主、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再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战略支点，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局面的决心。

1938 年 2 月下旬，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的战略方针。会前，毛泽东心中已经有了成熟的想法。这就是：在武汉、徐州等地一旦也失守的情况下，为了坚持持久抗战，八路军应该有足以影响全国抗日全局的动作。这个动作实质上就是：敌进我进，即在日军向我南部大举进攻的时候，我八路军也向敌后开进，在敌后建立更多的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具体方案是：在山西、鄂豫皖、苏浙皖赣、陕甘、鄂豫陕、湘鄂赣建立根据地，作为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一个师放在鄂豫皖区，一个放在鄂豫陕区，一个放在陕甘区。毛泽东的这一基本思路，就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创建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这样才能坚持长期抗战。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一方针。

后来，毛泽东的这一方针虽然有具体的调整，但基本思路没有变。敌进我进，使我军在日本向南大举进攻的时候，开入敌后，在敌后展开，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不仅立住了脚，牵制了日军，支持了全国的持久抗战，而且为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奠定了基础。

八路军在敌后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要能够长期支持下去，依靠的是武装力量。可是，在如何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方面，当时共产党内的认识并不一致。很多人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只有分成小股力量，才能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毛泽东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八路军开进到敌后，要建立游击兵团。所谓游击兵团，按毛泽东当时的具体说法，就是一千人左右，由八路军有作战经验的一两个连做中坚，再把地方游击队和收编的新兵编入，这种游击兵团，可以独立地进行稍大一些的战斗，也可以保护一个地方不被日军全部占领，可以独自发展扩大。各游击兵团配合起来，又可以打大一些的战役，这才能真正做到机动灵活。1938年3 月23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这一看法，中央政治局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3 月 24 日，中央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了组建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这样，八路军展开的速度就更快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条件也更充分了。

抗战初期，共产党军队的将领们习惯于依托山地打游击战，对进入平原地区打游击战有顾虑。徐向前在回忆那段日子时就说过：我们从红军时代起，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对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缺乏经验，信心不足。毛泽东却从全面的持久战的角度认定：八路军要在持久抗击日军的过程中发展自己，他认为，八路军要广泛发动群众抗日，就不能只局限于山区，而必须走向平原，发动饱受日军蹂躏的沦陷区同胞共同抗日，共产党的军队才能更迅速地壮大起来，山区打游击条件虽好，但人力、资源都有限，只有走向平原，才能获得更广大的民众的支持，获得更多的资源，壮大自己。同时，在平原，只要依靠人民群众，会创造出更多的打游击的办法来的。徐向前这些话表示的正是当时我军高级指挥员的想法。按毛泽东这一思路，我游击兵团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平原游击战打得非常好。毛泽东又进一步把目光投向我国东部和南方。他派罗炳辉到山东和黎玉一起开创山东抗日根据地；还指导新四军在南方开创抗日根据地。

敌进我进，在敌后创建战略支点，创建游击兵团，开展平原游击战争，使毛泽东进一步摸索到了持久抗战的规律。

四、准确判断战争全局后，毛泽东形成了初步的持久战思路

1938 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徐州失守，意味着中日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的下一步行动有两种可能：一是主力转向华北，专门去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一是继续向南进攻，打武汉、广州。对日军动向的准确判断，是确定我党战略方针的基础。同时，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十个月，各种矛盾已经充分暴露，可以认识到其规律性的东西了。毛泽东开始集中一段时间，静下心来分析时局的变化。那段时间，毛泽东会客少了，他集中精力来研究收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又一次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回忆，这段时间，毛泽东白天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深入思索某个问题而忘记了其他。晚上，毛泽东阅读各方面的来电，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彻夜不眠。经过一番研究，毛泽东对战争全局做出了判断：日军不会马上把主力用于华北，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

基于这一判断，毛泽东确定：共产党在华北开展的游击战争，正处在有利的时机，必须加快发展。具体发展方向是：加强山东游击战，加强热河的游击战，派李井泉率骑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这样，就把触角更加深入到了敌后，在敌人后方纵深处牵制敌人，同时，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对于国民党支持的正面战场，毛泽东也看到：迟滞敌人，争取时间，避免不利决战，已经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保持自己的主力，这是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

通过对我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情况的分析，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情况的分析，毛泽东开始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全国持久抗战的思路，这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要广泛发展；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要保存主力。中国能够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是持久抗战的根本。

在保存和发展军事力量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毛泽东决定，当日军向南方大举进攻之时，八路军各部主力要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按此战略方针，仅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八路军、新四军就发展到 181000 多人，一大批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五、面对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毛泽东准备认真回答

日军占领了一批大城市和中国北方大部分领土后，国内对抗日战争的不同看法就出现了。这些论调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亡国论”，这种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和日本人打仗，必然失败。还有一类是“速胜论”，持这种论调者幻想依靠国际援助来打败日本。他们认为，国际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外国会援助中国的，中国可以在三个月内打败日本人。共产党内也有人认为，日本人不值得一打，我们很快就会打败日本人。上述两种论调，在国内流传很广，影响着抗日大局和人们的情绪。

毛泽东明白，这些论调是错误的，危害是很大的，他决心要驳斥这些论调。但是，毛泽东马上驳斥这些论调，还有困难，一是他太忙了，抽不出时间认真地研究问题，而要有理有据地批驳这些不利于抗战的论调，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二是他此刻的理论准备还不足，特别是对于现代军事理论，他要认真地钻研一番才能把道理讲透；三是目前光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还不行，现在需要的是正面地、系统地阐述正确的道理，同时批判上述错误论调，而对此，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怎样克服这些困难，认真地回答抗战以来的重大问题呢？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吸收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重要理论干部和军事干部参加，大家共同读书，共同研究问题，以便互相启发，集思广益，最后形成系统的正确的理论。在毛泽东提议下，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很快就成立了。当时，除毛泽东参加外，中央主要领导人、中央的重要军事干部、一些理论工作者，都参加了，研究会以研究全局、讨论战争的战略为主要形式，先是大家共同对国内外各方面的情况进行了解，然后集中讨论局势的变化和当前的战争战略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可以争论。这个研究会不同于中央日常的军事参谋部，军事参谋部是针对当前中国的具体军事斗争，提出具体应对方案的机构，而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则专门研究当时国内外的大事，抗日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以期形成正确的战略认识。这个研究会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很是活跃了一个时期。参加者学习、讨论都十分认真，不同看法都可以提出来讨论。有时对某种认识一直讨论到深夜，大家肚子饿了，就在毛泽东的住处弄点吃的，吃完了继续讨论。

毛泽东搞了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后，感到共产党的军事干部实战经验是很丰富的，但在军事理论方面有欠缺，特别是对外国的军事理论，知道的人还是很少的。毛泽东坦陈，自己对中国古代战争有一点研究，在过去的实战中积累了一定的指导战争的经验，但对于外国军事理论知道得不多。他后来说过：我一开始打仗时，并没有读多少兵法书，更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靠《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来指挥的，主要的是靠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因为要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也包括《孙子兵法》。毛泽东曾经说，“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起那些书呢？”而要回答抗日战争中的重大问题，光是有军事斗争经验还不行，还必须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特别是对《战争论》要研究透。通过读这本书，系统地掌握外国的军事理论。为了尽快补足军事理论知识，毛泽东又发起组织了一个《战争论》研究小组，请在中央工作的军事干部和读过这本书的人、中央一些理论工作者，和自己一起来研读这部书。对这个研究小组的活动，当时的参加者莫文骅有一段回忆。他说：《战争论》研究小组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参加《战争论》研究小组的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的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毛泽东感到，光是组织上述两个学习研究组织还不够。他认识到，最关键的，还是自己独立地进一步研究理论。因此，毛泽东开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时间拼命地读书，研究理论，并把研究理论的重点放在了哲学上。他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十个月时间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除了读马列主义的原著外，他还读了国内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毛泽东读了不止一遍，还写下了约三千字的辑录。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毛泽东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读完了，读后感到“颇为新鲜。”当时毛泽东在写给自己一个亲戚的信中简要介绍了他那段时间紧张读书的情况：我每天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做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写作。毛泽东就是用这种方法，积累军事上的学问。他后来对别人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

毛泽东不光是读书，还特别关注新闻时事，送给他的报纸、杂志，他都认真地读。毛泽东读报的速度很快，但目光敏锐，善于捕捉重要信息，并且善于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分析问题。他还用心地把这一方法教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当时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史敬棠后来回忆说：“送到毛主席处的报纸杂志，毛主席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

经过组织小组共同学习研究，经过自己的刻苦学习，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决心动笔写作《论持久战》，对抗日战争全局进行深入分析论证，同时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

六、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入了神，连烤焦了鞋都没有察觉

毛泽东动笔写作时的目的，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就是要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性质加以系统论述。但《论持久战》，并不是一次写成的。毛泽东当时主要是针对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大家提出的问题，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回答，因此便动笔写作了。他在写作过程中，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分析，一层层地剖析，逐步深入，最后竟然积累起一部数万字的著作，这就是《论持久战》。

在写作过程中，毛泽东是十分辛苦的。他白天投入紧张的工作，对八路军的战略行动进行及时分析和正确指导，对边区建设中的各种重大问题拿出解决方案，还要起草电报，读书读报，研究问题。只有到了深夜，他才能坐下来点着油灯写作。好在当时毛泽东的身体非常好。他自己说过：我习惯晚上写作，“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笔者曾经参观过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小的小屋子，即使是白天，里边光线也很暗，屋子里放着一个不大的旧式木桌，一把旧椅子，桌子上有一盏小油灯，有一支毛笔。毛泽东就是在这间小屋子里，写下了指导抗日战争的雄文《论持久战》。

据此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十分投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在那里思考、写作。有时实在太累了，就站起来在屋子里走动几步，然后很快又坐下来写作。夜深了，毛泽东饿了，就叫卫士送来一块烤红薯，吃完了继续写作。有一次，毛泽东写作入了神，他的脚挨上了炭火盆，但毛泽东丝毫也不晓得，直到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满屋子弥漫着焦煳的气味，卫士们才发现，赶紧进屋提醒毛泽东，毛泽东才知道。在换了一双鞋子之后，毛泽东又继续写下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写作，《论持久战》终于完稿了。

七、毛泽东的第一次讲演即令听者信服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之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因此，他决定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一讲。

1938 年5月26日至6月3 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在讲演中开宗明义地说：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

毛泽东首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认为持这两种论调的人“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毛泽东的结论是：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但抗日战争不能速胜，而是持久战。

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的根据来自对中国和日本两方面情况的科学分析：日本方面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的寡助。中国方面的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力比较弱，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支援中国的。中日双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接着，毛泽东又引用中外的大量材料，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的道理：敌强我弱这种情况没有产生基本变化，在战争一定阶段上，敌人还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但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使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在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虽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这也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

毛泽东论述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说：“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备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论述了实现持久战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把重点放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上。毛泽东指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而第三阶段中，则是战略反攻战，主要任务是收复失地。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但“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论述了游击战对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道理。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对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有了一个清楚的描述，因此，毛泽东首次发表《论持久战》的演讲时，就使听者由衷地信服。因为《论持久战》的发表，不光提高了人们坚持抗战的信念，而且产生了一个连毛泽东也事先没有想到的一个结果：毛泽东在共产党内、在中国人民中、在包括国民党高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中，赢得了广泛的钦佩和尊重，连在理论上好挑别人“毛病”的王明，也不得不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水平高。据邓力群回忆，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使人有豁然开朗之感，大家都感到，毛泽东英明、高明。

八、陈云提出一个建议

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讲演后，并没有打算发表，甚至他都没有考虑到要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讲。《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够成书，应该说，陈云起了关键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时，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陈云也听了讲演。陈云听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他自己心中钦佩毛泽东，同时也感到，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他在听了毛泽东的讲演之后的第二天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时间太少，抽不出那么多的时间分别到延安各学校和机关中去讲，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仍然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表，也可以在国统区发行。

公开出版《论持久战》的决定做出后，中共中央当作一件大事来办，采取了特别措施。延安当时缺纸，就设法从国统区搞来一些纸，负责排字的同志日夜加班编校，印刷工人日夜加班印刷，很快就把《论持久战》印成了书。由于当时条件太差，印书的纸不太好，印出来的书装订质量并不太好，但毕竟把《论持久战》印成了书，可以大批发行了。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封面上还印有毛泽东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九、《论持久战》公开发表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持久战》发表后，在中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国军事界的权威人士就对《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十分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天才十分赞叹，并把毛泽东引为知己。

应当提到的是，《论持久战》发表后在国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是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论持久战》在海外的影响：《论持久战》印刷出来不久，周恩来就从武汉把书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于是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进行翻译。经过宋庆龄等人的一番努力，《论持久战》被译成了英文，并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在序言中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毛泽东的这一期望得到了回报：《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许多西方的军事家看了《论持久战》后，都认为中国已经有了最正确的科学的战略指导，中日战争中国已经打赢了一半。

更应该提到的是，《论持久战》对指导中国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大意义。《论持久战》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高的也是最正确的战略指导。事实上，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料的那样发展的。抗日战争经历了《论持久战》所指出的三个阶段后，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一百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