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的写作背景

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1944年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举行追悼张思德大会，毛泽东亲临追悼会并作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讲话，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意义。当时，国际战场上同盟国转向战略反攻，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加紧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和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内战场进入到局部反攻阶段，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边区面临巨大经济困难，为此边区政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为人民服务》既是为了纪念张思德，也是针对党内一些人对大生产运动认识不足，以及党群、军民关系存在的一些问题而作的讲话。

（一）同盟国展开战略反攻和日本法西斯内外交困

1943年春，随着同盟国军在苏德战场、北非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相继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阿拉曼战役和瓜达尔卡纳尔群岛战役的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天平开始向同盟国倾斜。随后同盟国军在各个战场上乘胜展开战略反攻。在非洲战场上，美英联军展开北非登陆战役，将德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赶出了北非，于1943年5月结束了非洲的战事。在欧洲战场上，苏联军队持续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役，把战争推向东欧和德国本土。1944年6月，美英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迅速解放了法国，直逼德国本土。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盟军胜利地进行了越岛进攻和海空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1943年初，日本法西斯为了扭转其在中国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积极手段”，一是对中国实行新的政策，加紧扶持汪伪势力，强化对中国占领区的物资掠夺，以便从中抽取更多的兵力和物资投入到太平洋战场，从而夺回主动权。二是企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1943年11月，日本法西斯将其在东亚区占领国扶持起来的傀儡政权代表召集到东京，举行“大东亚会议”，发表了《大东亚共同宣言》，并决定正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企图将各傀儡政权绑架在日本的战车上，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而充当炮灰。三是收缩防线，准备与同盟国决战。但在中国战场的局部反攻和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反攻的形势下，这些措施无法使日本法西斯夺得战争的主动权，反而随着对外侵略战争形势的持续恶化，日本国内也面临着经济和政治危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日本迅速强化了以军需生产为主的战时经济体制。但由于日本自身资源贫乏，再加上长期战争的巨大需求使得日本的国民经济不堪重负。而随着战争消耗的急剧增加，加之战争形势的转变，使得日本从国外掠夺的资源越来越少，日本的战时经济开始变得难以为继。为此，日本政府不惜超限度压缩民用生产，极限发展军需工业，导致其基础工业和农业生产严重萎缩，破坏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到1944年日本的轻工业生产形势已极度恶化，“如棉纱产量，1941年约30.8万吨，1943年约9.6万吨，到1944年只有5.6万吨”[21]。轻工业产量锐减，冲击着军需工业，生铁、钢材、水泥等年产量也都大幅度下滑，日本经济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

伴随着经济上的凋敝，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各种形式的反战斗争此消彼长，日本军队内部士兵反战厌战事件时有发生，如1943年2月在一封被军部没收的士兵的信件中就表达了其厌战情绪。

现在心中满是冷漠无情和懊恼。仰望着天空，无论风在吹，雪在飘舞，人群在移动，安静也好，大笑也好，吃东西也好，无论做什么，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故乡的事情……这种想要回家的心情是写也写不尽的。[22]

军事上的失利，经济上的凋敝，加之国内人民的不满，冲击了日本法西斯政权的稳定。1944年，日本国内经济形势和国外战场局势都开始急剧恶化，日本各层民众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愈演愈烈，东条英机内阁于7月被迫辞职，日本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以及国内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影响到了其对华政策。日本从中国战场上抽调兵力，以增援太平洋战场，这一时期加大了对汪伪政权的扶持力度，继续保持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力，挫败其抗战意愿，继续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治安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被日本视为心腹之患，日军对根据地实行持续的“大扫荡”。1943年8月，日本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更是在本年度秋季作战指导大纲中规定，要努力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今年秋季要歼灭共产党军队，华北方面军应在今年秋季摧毁共产党军队的根据地”[23]，开展所谓的“治安战”，其实是对根据地“扫荡”的延续，以确保其“绝对国防圈”的稳固。日军对根据地的持续“扫荡”和封锁，使得在根据地内继续推动大生产运动，满足根据地军民的基本物质生活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二）日军战略收缩和敌后战场的局部反攻

日军为了维持其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于1943年夏季以后陆续从中国战场调出部分兵力，使得其在中国占领区的兵力相对减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抗战军民，尤其是敌后抗战军民经受住了日军在1941年至1942年毁灭性“扫荡”的严峻考验。日军在华北战场上逐步失去了主动权，而力量处于上升阶段的八路军在一些地区开始占有了局部的优势。从1943年起，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陆续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新阶段。由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广大抗日军民已把斗争的焦点逐步引向了敌占区，逐渐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促进了斗争形势的变化。在华中敌后抗日军民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斗争的一系列胜利，有力打击了日军的扩张行动。

1944年初，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抗日军民抓紧有利时机，展开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在华北，晋察冀边区人民武装在春夏季攻势中，一面巩固了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区，一面积极向游击区和敌占区伸展，扩大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武装抓住日、伪军自9月起向边区内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间隙，后方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兵力空虚的弱点，展开了向敌占区城镇和交通线的攻势。在华中，根据地军民共歼敌军约5万人，收复国土7400余平方公里，基本上遏制了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同时也将津浦路东各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各地斗争局面进一步改善。在华南，抗日游击队积极配合国民党军的作战，广泛向日、伪军出击，有效地牵制了敌人，在巩固原有根据地的同时，开辟了粤北、粤中部分新区，同时也发展了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的抗日游击武装。

为了适应国内战局转向局部反攻的需要，迎接全面反攻的到来，为最后的胜利准备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决定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并将发展生产作为边区的中心任务。1942年12月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确定了“生产第一，教育第二”的方针。1943年1月1日，《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中指出“1943年将是我国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但同时也将是我国遭遇到空前困难的一年”，而对于“一个比较处于后方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而言，“‘发展生产，加强教育’，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心任务，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中的中心”[24]。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对战后形势的分析和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指示》电文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工作是经济与教育二项，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25]。随后，大生产运动也在其他敌后根据地全面展开。1944年6月12日，八路军总部召开了生产会议，确定了生产原则，即“将先公后私、公私兼顾的原则更加具体化而愈益促进生产运动之开展”[26]，以及生产自给的标准问题。1944年4月到6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政治部先后下达了《关于开展部队与机关生产运动的指示》和《关于生产计划的通知》，对如何继续开展生产运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大生产运动的继续开展，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进行局部反攻奠定了基础。

（三）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与根据地的党群关系

毛泽东发表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是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对大生产运动认识不足，党群关系以及军内军民关系存在某种程度的紧张等问题进行阐发的，具有极强的历史针对性，其讲演中谈到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以人民利益为是非标准以及五湖四海的同志关系，等等，都是基于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所提出来的。

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面临着更大的经济困难。为此，11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27]。到了1941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了《关于1942年度边区经济财政建设的决定》，指出虽然1941年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目前边区经济财政还处在一个达到自给自足的过渡阶段，困难还远未完全克服”[28]，必须继续推动大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开展，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原则。

应该说，边区大部分军民已经意识到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但是一些干部特别是长期从事革命斗争工作的党员干部，仍然存在着轻视生产、忽视经济工作的倾向。1943年3月8日，中共西北局在作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时，就指出了生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指出“要纠正一部分干部对生产放弃领导的思想”[29]，由此可见，当时确实存在着对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张思德在大生产运动中因煤窑崩塌而牺牲后，就有人认为不值得。据当时在中央社会部工作的慕丰韵回忆，“张思德同志牺牲之后，警备团的战士有些议论：‘老红军，经过长征，负过伤，最艰苦的环境都过来了，因到山中烧窑被崩塌的炭窑砸死了，太不值得了’”！[30]为此，毛泽东在讲演的开篇直接谈论到生死观的问题，指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重于泰山的，也是死得其所的。而这也是对大生产持消极观点的党员同志们的回应，大生产运动和打仗一样，都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因而都是有着崇高的意义和价值的，就是牺牲也是值得尊敬的。

在开展生产运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向农民征收公粮过重、指标过高的情况，加重了边区人民的负担，造成了边区党群关系紧张的状况。“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31]。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这一论断既是对以往革命经验的总结，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工作树立了一个根本原则，就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而这也成为检验党的政策方针的标准，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党群关系的根本导向。通过纪念张思德的讲话，就是树立了一个为人民利益而工作的标杆模范。

以人民的利益为标杆，就是要求我们所有工作都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以人民的利益为衡量一切工作的尺度。当然，这不仅仅是指在《为人民服务》讲演中接受李鼎铭先生的意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更重要的是克服1943年以来在党政军内部出现的骄傲自满的情绪，勇于自我修正和自我革命，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随着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转向战略反攻，国内抗日战争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地建设伴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局势也呈现出新的生机，党内也出现了一些骄傲自满的情绪。毛泽东于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了陕甘宁边区存在的一些骄傲情绪，“近年来确实生长了一种军阀主义的毛病，一部分军队工作同志养成了一种骄气，对士兵，对人民，对政府，对党，横蛮不讲理，只责备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不责备自己，只看见成绩，不看见缺点，只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例如陕甘宁边区，就有这种现象”[32]。1944年4月，毛泽东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要克服骄傲的情绪，并分析了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较大的骄傲情绪，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33]。1944年4月18日和19日，《解放日报》分两期刊载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全党学习材料，以克服骄傲的情绪。1944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就谈到“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34]。可以说，如何在胜利之后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跳出“历史周期率”，从而永葆党的先进性等问题，毛泽东在这时就已经有所思考。

由于长期处于各种反动势力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加之游击战争的高度分散的环境、纪律教育的放松等原因，使得“极端恶浊的官僚主义灰尘和军阀主义灰尘天天都向我们的脸上大批地扑来”[35]，这种官僚主义和军阀主义在军队内部表现为上下级关系的紧张、官兵脱节等问题。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谭政，1943年1月16日在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上作了《肃清军阀主义倾向》的报告，指出了官兵关系不正常的现象，“我们部队中某些干部，不关心部队，不关心下级人员与战士，对他们的情绪与生活，不闻不问，只求个人享受得舒适。对于下面毫不过问，这种人不但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而且很有一点军阀派头”[36]。不仅如此，干部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一股邪风，干部之间“总是互相恭维，有缺点不批评，见了批评就满面通红，就挟气见仇，而对于奉承的话就全身发痒，在上下级关系上瞒上瞒下，在同事关系上是闹意气，争地位，我比你高，你比我低，我要跨在你之上，你必须站在我之下”[37]。基于此，在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并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利用战斗间隙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政整训。1944年7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整训分为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军事整训主要是练兵，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练兵内容，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政治整训主要着眼于反对军阀主义、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1944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谈到1945年的任务时，强调要加强军队内部团结，指出“中国军阀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有些部队，这种习气还是很严重。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38]。

对于加强内部团结、构建同志式的关系，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作了极为简练和经典的阐述，“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构筑了同志式关系的根基，即“共同的革命目标”。继而谈到“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这是同志式关系的基本内涵。只有在革命的队伍中形成良性的同志式关系，才能够形成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谈到同志式的关系，张思德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在延安，吃粮困难，吃芽麦子、糠麸子、山野菜是常事，就这些还经常吃不饱。班里饭来了，张思德常常叫同志们先吃，他提桶去打水，从而错开了就餐时间，让战士们多吃点。后来，经过大生产运动，物质生活大为宽裕了一些，开始分饭吃了，他又经常借以胃口不好，把他那一份匀些给新来的战士。不仅如此，张思德对战士的批评总是耐心讲道理，很少声色俱厉。作为班长，他威信很高，班内气氛也十分融洽。他的行为称得上“为人民服务”的模范。

附1：警卫队长古远兴回忆张思德同志，摘自《毛泽东与他的卫士们》

张思德，1916年生于四川省仪陇县的一个山村，家里很穷，他出生刚17个月，母亲就去世了。给地主扛长工的父亲、叔叔、哥哥也相继被活活累死。婶母靠一口口米糊把他喂活。

为了有口饭吃，张思德8岁就给地主家割草、放牛，刚14岁，就干起大人才能干的活。

1933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来到他的家乡。为了翻身解放，也为了给穷人打天下，他报名参加了红军。

在党的教育下，他进步很快，不久加人了共青团，经过长征来到陕北。1937年他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军委警卫营当了七年通讯班长。在战斗中，他非常勇敢，多次负伤。

1942年，张思德调到中央警卫团一营一连当战士，直接为毛主席站岗执勤。虽然他由班长改为战士，却从无怨言，他说为毛主席站岗是自己最大的光荣。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逐步转向敌后解放区战场。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停发了对八路军的一切供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十分困难。

冬天到了，上级规定，部队的干部战士和机关的工作人员，凡有旧棉衣的，不再发给新棉衣，就连毛主席身上的棉衣，也补了好几个补丁,有一处还露出旧棉絮来。张思德的棉衣补丁压补丁，实在太破了，领导决定给他换套新的，他坚决不肯，争辩说：“毛主席的棉衣都是旧的，还补了补丁，我为啥子要换？再说我这棉衣再补一补，穿一年半载没啥问题。”由于他的坚持,那套旧棉衣，到底也没换。

原先,国民党政府发军饷时，每个战士一个月可以领一块大洋。张思德没有什么嗜好,不吸烟，也不喝酒，领到钱以后，舍不得乱花一分钱。他把这点有限的钱，都用到充实和装备多年带在身边的“百宝箱”上。

张思德的“百宝箱”，名字好听，实际上是个小修理箱兼废旧物品箱,里边装的是针线、锥子、旧破布、麻绳头等。这些东西，他自己用得不多,别人却用得不少。他经常帮助别人缝补衣服。

因为部队训练任务重、生产任务重,加上经常上山拾柴、背木炭，穿鞋很费，他就利用平时收集起来的旧麻绳、旧布条,打成“草鞋”,送给缺鞋穿的同志。一连的许多人都穿过张思德打的草鞋。他还热心教战友们打草鞋。在他的热心帮助下,连里不少人都学会了打草鞋。

1943年秋天,为了加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成立了由中央警备团团部直接领导的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对工作认真负责、警卫经验丰富,经过长征考验的张思德也调到警卫队工作。

张思德离开连队的前一天,要求在连队再过一次党日。那时，过党日，就是参加劳动。

知道张思德调到警卫队工作，战友们心里为他高兴，感情上却觉得难分难舍。虽然相距很近,都在毛主席身边,但到底不是一个单位了,不能像原来那样,随时可以到一块聊聊工作、聊聊思想、聊聊所见所闻。

送张思德时，战友们心里翻腾得厉害，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张思德好像猜透了同志们的心思,走过来握住同志们的手说:我们生长在天南地北,本来不相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现在,为这个共同的目标,又要分开。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们革命战士,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共同的目标,应该舍得一切。同志们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1944年秋天,为了保证毛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首长冬季取暖,张思德等同志要求到安塞县的山里挖炭窑烧木炭。团有关部门批准了张思德等人的请求。

烧炭小分队一行5人8月底出发,到达安塞石峡峪,随即投人了紧张的工作。同志们齐心协力,热情高,劲头足,完成烧炭任务的决心很大。虽然-一连几天下着雨,他们也不停止工作,开炭窑的工程进展很快。

9月5日，天阴沉沉的，大家和往常一样，分头进人工作位置。接近中午时分，张思德和小白正专心致志地在新挖成的窑洞里干活,突然啪啦一阵响声,土块随着响声掉落下来。情况危急，张思德首先想到身边小白的安危，大喊：“小白，快出去！"边喊边猛转过身子,用力把小白推出窑门。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两米多厚的窑顶一下子坍塌下来。战友小白得救了，张思德却被埋在了泥土下边。当战友们奋力挖开泥土,找到张思德时，他已经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需要，这位平凡而伟大的战士,过早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刚28岁。

当时在中央警备团直属警卫队担任队长的古远兴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毛主席放下手中的笔，缓缓地站起来，自言自语说：一个苦孩子,好同志,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人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真是重于泰山······

毛主席久久没有说话，默默地点上了一支香烟。

良久，他才慢慢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没办法，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

他对古远兴严肃地说：“要洗干净,买个好棺木。准备用什么棺木呵？”

棺木？古远兴没想这个，深山老林，他根本没有想抬回来，埋那里算了,哪里黄土不埋人。但是,既然主席说要棺木,那就抬个棺木埋在那里。因为炭窑压死的人黑,难看，一个人不行，守在那里害怕,得两个人。形势这么紧张,哪抽得出人。

于是，古远兴说：“还抬？”

“你抬！"毛主席说，“抬回来，第一要干干净净，衣服要装进棺材里去；第二要开追悼会。”

古远兴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了以后,又去毛主席那里。

毛主席问：“所有东西都放进棺材里去了？”

古远兴答：“是的,还给他穿上了新衣服。"张思德很节省，平时穿得破烂,军帽上都是补丁，一双棉鞋更补成了鸡窝。

毛主席又问：“那双胶鞋，他打篮球才穿一穿的胶鞋放进去了吗？"毛主席知道张思德最宝贝的就是那双胶鞋了。听到古远兴说放进去了，毛主席又问：“报告你的上级没有？"

“我报告给你主席就行了。”古远兴的上级是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吴烈，还没有报告给他呢。

“不行,得报告给你的上级,找吴烈组织治丧委员会。"毛主席说。

古远兴找到吴烈,汇报了准备开追悼会、请主席来讲话等等。

吴烈说：“请主席讲话，他有时间没有？”

古远兴说：“请示再讲。”

吴烈去找毛主席：“追悼会想请您讲话。”

“什么时间？"毛主席问。

“时间还没定。”

“好，我讲。”毛主席答应了。

吴烈去请主席，直接管警备团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也去请了主席。

李克农还专门到古远兴的队里去看看大家,稳定一下思想。

李克农对毛主席说：“不追他们的责任。”

张思德的灵枢抬到离延安20里地的盐店子时，打电话给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立即让派车去接。

战士们全哭了。

追悼会会场设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林沟口,布置得很庄重。雪一样白的白布扎的灵棚上挂着“追悼张思德同志”的大型横幅,周围堆满了战士们送的花圈。土台中央悬挂着张思德的遗像和战士们刚采来的还散发着泥土味的野花。挽联是毛主席亲笔写在白布上的。

“向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

那时,延安这么困难,中央办公厅拿出这么多的白布真是不容易。

毛主席、任弼时以及好多中央首长都来了。

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的1000多名干部战士也来到了会场。

这是9月8日下午3点多钟。

中国共产党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警卫战士举行了正式的追悼会。

追悼会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兼政委吴烈主持。

宣布向张思德默哀后,毛主席便和战士抬起他献给张思德的花圈恭恭敬敬地放在烈士的遗像前。

这时，会场上哭声一片。

接着，由中央警备团政治部主任张廷桢致悼词,他讲了张思德的生平和主要事迹。

张思德没有照片,也没有结过婚。

穿着补丁衣裤的毛主席和李克农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条板凳上,神情悲痛,泪流满面。

李克农轻轻地对毛主席说：“主席,你讲几句吧？"

毛主席说：“好。”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毛主席说张思德是共产主义战士。说到比泰山还重时，毛主席用手按一下；说到比鸿毛还轻时，毛泽东又向上吹了一下。

没有讲稿，毛主席一口气讲了很多。

开完追悼会后，秘书把记录整理好，送毛主席审阅。他提笔在纸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延安《解放日报》刊出了这篇讲演。在以后的党的七大会议上，“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被定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唯一宗旨。

这个定名为《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后来收人到《毛泽东选集》中。

毛主席脑子好使，一张纸能讲一上午,还没讲完下午接着讲。一般讲话他没稿子,就那么讲,等他回来边区报就登出来了。

那时，别说电影电视，照相机也很稀罕。是叶子龙还是谁照了几张，照的技术也不高。其中有一张能看见毛主席致悼词的形象。

古远兴从边区《解放日报》第一版的显要位置上,读到了毛主席的那篇悼词。

“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张思德的光辉形象，永远印在了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的脑海里。

附2 ： 《为人民服务》的版本考据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大会上的讲话。张思德是四川仪陇人，18岁参加红军，走过雪山草地，经历艰难困苦，也曾光荣地负过伤。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西安塞县石峡峪烧炭，因炭窑崩塌牺牲。9月8日，中央警备团召开追悼会，毛泽东亲临讲话，并题写挽词“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这篇讲话以新闻稿的形式，题为《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　毛主席亲致哀悼“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发表在《解放日报》1944年9月21日第1期第1版。

该版以中文繁体竖排的排版格式，共计1200余字，是《为人民服务》的最初版本。一共七个段落，其中毛泽东讲话共分五个段落，也是后来编辑《为人民服务》的根据。原文如下：

警备团追悼战士张思德同志　毛主席亲致哀悼

“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是死有重于泰山”

【本报讯】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同志，今年才三十岁，但为党为人民已战斗了十二年，走过雪山草地，受过长期艰苦的锻炼，也曾光荣地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不幸于今年九月五日在安塞石峡峪烧炭遇险殒命。中央警备团团部特于九月八日下午二时，在西山广场开会追悼，到会者千余人，毛主席亲临讲话。主席台四周布满花圈和挽联，中间毛主席亲笔挽辞“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几个大字，与会者无不深感死者的光荣。大会在哀乐声中开始，在团政治处张主任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后，毛主席即缓步登台，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死者表示敬意，继作历时一时半之久的讲话，对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阐述至详。

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这个团体，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澈底为人民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团体中的一个。”

毛主席又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为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死去，就比鸡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所以他的死，比泰山还重。”

毛主席继又申述虚心倾听党外人士意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改正缺点的道理。他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所以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谁向我们提出都行。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的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能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团体就一定会更加兴旺起来。”

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大家要相互关心、相互爱护、相互帮助。他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这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还要和全中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是八千六百万人民的大团体，但还不够，还要更大，才能取得民族的解放。我们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向前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有牺牲，死人的事会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总比为土豪劣绅而死好得多。不过，我们应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友，一切革命团体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最后，毛主席号召把开追悼会变成一个制度，并推广到老百姓中间去。他说：“今后我们团体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伙夫还是战士，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他们的哀悼，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毛主席讲话后，乃由该团代表致辞，他代表警备团全体战士宣誓，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张思德同志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榜样，继承他的遗志更加努力地干下去。四时许散会。

1953年5月，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3—1004页收录了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并按照选集格式进行了编辑修改。除了对标点符号作了17处修改之外，这次编辑修改工作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加上了标题。如前所述，1944年版本是以新闻通讯稿的形式发表出来。1953年版在此基础上删去了与毛泽东演讲无关的内容，并增加了《为人民服务》的标题，突出了文章的主旨，从而形成了《为人民服务》的书面版本。

二是改正了明显的错误之处。由于战时条件的限制，演讲中引用的名言与数据不可能太精准，难免会有偏差。1953年版本对此进行了更正，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对司马迁的话进行了更正，1944年版原文为“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经过核查更正为“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另一处为“我们今天已经是八千六百万人民的大团体”，经核查更正为“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

三是修改了相关的表述。结合时代背景和语言习惯，1953年版对相关词汇进行了修改，使其表达更加顺畅。主要有：将“团体”改为“队伍”，将“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提炼为“为人民服务”，将“就比鸡毛还轻”改为“就比鸿毛还轻”，将“为了这一个革命的共同目标”改为“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将“总比为土豪劣绅而死好得多”改为“就是死得其所”，将“伙夫”改为“炊事员”，并在后面加上“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这样的改动使得文风更加清晰明快，逻辑更加严密。

四是增加了注释。除了上述三种类型的修改之外，1953年版本的《为人民服务》还新添了几处注释，主要有《为人民服务》的题解，张思德、司马迁、李鼎铭的注释，以及解放区人口的注解。注释的增加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了解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

1965年3月，由毛泽东著作选读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233—234页收录《为人民服务》。为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该版本采用简体中文横版的排版格式，将“澈底”更改为“彻底”，更加符合大众化的语言习惯，并且对张思德的注释进行了改动，1965年版本将其参加革命的年份更正为“一九三三年”。

1986年8月，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87—588页收录《为人民服务》一文。1986年版对题解和注释都进行了修改。将题解由“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改为“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的讲演”。在张思德的注释中，去掉了“同志”二字，增加了他的籍贯“四川仪陇人”，将“是一个忠实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共产党员”改为“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在司马迁的注释中，将“公元前二世纪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家”改为“西汉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在李鼎铭的注释中，新添了他的生卒年份“1881—1947”，籍贯“陕西米脂人”；并且对他提出的“精兵简政”意见的时机进行了考察，“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1991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第三卷第1004—1006页收录了《为人民服务》一文。该版本对于司马迁的引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将原来的“此处引语见他的《报任少卿书》”改为“此处引语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原文是：‘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考证更加完备和准确。在人口数量的注释中，将“各解放区”改为“抗日根据地”，表述更加符合历史事实。此后出版的《为人民服务》，均以1991年版为标准。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该文以单行本形式的版本发行共有40余种，其中“汉文单行本20余种，少数民族文本2种，外文本10余种”[4]。此外，196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为人民服务》的汉英对照版。在外文版本中，主要是由外文出版社于1965—1967年期间出版的包括英文、德文、波斯文、乌尔都文、西班牙文等在内的各种外文版本。除此之外，海外一些国家也出版了《为人民服务》的单行本，主要有巴基斯坦卡拉奇人民出版社于1967年出版的乌尔都文版，尼泊尔进步文学社于1967年出版的尼泊尔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