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的风范-爱国篇

爱国篇

提携抗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就开始了争取张学良、杨虎诚的工作。11月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就通知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来谈工作，要他去西安代表红军同杨虎诚的十七路军谈判，争取实现互不进攻，联合抗日。毛泽东在同汪锋的谈话中，详细分析了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杨虎诚的可能性。12月5日，毛泽东给杨虎诚、参议杜斌丞以及邓宝珊写了三封亲笔信，恳切表示：“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汪锋携信历尽艰险，从陕北到达西安，与杨虎诚达成了停战抗日的具体协定。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又派秘书张文彬带着他给杨虎诚及杜斌丞的亲笔信，随同叶剑英、潘汉年、汪锋等到西安，表示希望“两军关系更臻融洽”。1936年12月6日，在西安事变爆发前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派王世英致书杨虎诚，敦促杨虎诚旗帜鲜明地站在联合抗日的战线上，并祈其对苏区资助经费。（邬丁根）

三题挽诗

抗战期间，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英勇捐躯，他们的英雄事迹引起了全国各界的震动，毛泽东也不例外。当时中国共产党

及其领导人都致以挽词。

毛泽东书赠张自忠的挽词是：“尽忠报国。”

毛泽东与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合写的致王铭章的挽联是：

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

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1941年日军侵占东南亚，1942年戴安澜将军率二〇〇师远征缅甸，抗击日寇。戴师抗击五倍之敌，以伤亡八百勇士的代价，歼敌五千有余，成为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1942年5月在转移中，戴将军中流弹后因伤口恶化抢救无效逝世。

毛泽东书赠的挽诗中写道：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汤沙竟殒命，壮志也无违！（程赤兵）

神交心交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第四天，即嘱周恩来告知张澜先生要亲临拜访。下午三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来了，张澜和鲜英热情迎接。他们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进到内室，促膝而谈。

张澜先生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点信义！”

鲜英更索性道出自己的心思：“国共两党谈判，你们可以象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要动润之先生的大驾呀！”

毛泽东坚定自若地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

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

毛泽东和张澜，两人都声称“神交已久”，但素未蒙面，这时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的家常。

重庆谈判后期，张澜先生感到和谈无望，推心置腹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

毛泽东点头赞许，接着张澜先生又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帐，如果你们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老！”毛泽东欣然采纳，赞誉张澜先生是“老成谋国”。（禾木）

国庆礼炮

“开国大典的礼炮要放二十八响。”这是毛泽东说的。

国外礼炮最高规格是二十一响。毛泽东生性不喜循规蹈矩，他不知道，也可能根本不想考虑外国的传统做法。但在政协会上有人为此提出质疑。

毛泽东叫大会筹委会的唐永健起草报告说明，但并没有具体告诉唐永健为什么要放二十八响。唐永健起草这份说明时，想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建国恰恰正是二十八年。于是拟好了报告内容：中国共产党横空出世至今，刚满二十八岁，二十八响礼炮就是二十八年党史的礼赞。……

报告送上去，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用铅笔签上了他的大名。（禾木）

微妙回答

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会谈之前，斯大林问：“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想法或愿望？”

“这次来是要完成某项事情的，应该搞出个什么东西的，它必须是即好看，又好吃。”

翻译对毛泽东这几句话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好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说内容有味，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在场的人仍然不能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贝利亚竟笑出声来。斯大林沉着冷静，仍婉转地继续询问。毛泽东说他打算邀周恩来来莫斯科一趟。斯大林还是不能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毛泽东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的愿望是：不管中苏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应由他代表两亿人民的苏联和毛泽东代表五亿人民的中国来签署。至于签订什么样的条约和协定，斯大林也不愿意先提出，以避“强加于人”之嫌，因为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过错误，所以表现得尤其谨慎小心。然而毛泽东却根本不愿由自己签约。尽管斯大林一再询问，毛泽东却不做更明确的回答。

斯大林为了摸清毛泽东的想法和愿望，这次会谈后，在休息过程中，又两次打电话给毛泽东，仍是问他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要求？毛泽东总不明确说出中国方面的意图。

最终，两个月的会谈结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公布引起世界巨大反响。（禾木）

伟人初会

1949年12月26日，在苏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六时整，斯大林的门开了，请客人进去。以斯大林为首，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等在斯大林身后排成一字行列。斯大林双手紧握毛泽东的手，注视端详了一阵，说：“你还很年轻嘛！很健康嘛！”回过头来，又把莫洛托夫等一一介绍给毛泽东。大家在大厅站成一圈，相互问好、祝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泽东赞不绝口，说：“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毛泽东言犹未尽，斯大林却把话接了过去：“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禾木）

殷切宴请

在苏联莫斯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签字。在一次会晤时，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当然。”

“但不在我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

“是的，可是我从来没出席过在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同意。”毛泽东坚持说。

谈话停顿下来，斯大林没有急于作出答复，他好象在考虑。毛泽东诚恳地等待着主人的首肯，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这样希望，我去参加。”斯大林终于这样说，然后开始谈别的问题。

斯大林就这样破例头一次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以外举办的宴会。（禾木）

中国习惯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卫士们布置勤政殿，毛泽东准备在这里接待贵宾。

刚布置好，毛泽东便进来了，巡视一遍，停在一台外国收音机前，皱起眉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摆外国的？摆一台中国的“东方红”不是更好吗？”

毛泽东穿着他那双很合自个儿心意的棕色皮鞋准备走开，罗瑞卿靠近过来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

“为什么？”毛泽东望着罗瑞卿。

“按照国外惯例……”

“为什么要按照外国惯例呢？”毛泽东显出一副严肃而又不以为然的神色，轻躁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就穿着那双棕色皮鞋接待了以奢侈潇洒追逐显贵闻名于

世的苏加诺。（禾木）

优良人种

机要秘书高智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在专列上聊天，从“巴克夏”种猪聊到水稻优良品种，又从水稻聊到了人。

“天地之间人为贵啊。”毛泽东感慨一声，忽然停下来，认真打量着高智，把这位秘书看得有些不自在了。

“咋了？主席。”高智问。

“什么都选优良品种，人也要选优良品种。”毛泽东发表一句议论，然后问：“高智，你是在黄河边上吃小米长大的，你说那生活好不好？”

“好着呢。”

“你没忘了吃黑豆？”

“咋能忘呢？天天都是高高兴兴。”

“你那时候就没意见？”

“人就是怪么。那时候苦，没觉得受不了，反而觉得生活那么甜，现在吃好穿好了，人们还天天有意见。”

“你没有变，我很高兴。”毛泽东说罢，凝视窗外，片刻，自言自语地喃喃：“我们选什么人种呢？”

高智在那一瞬间，忽然想起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听日本客人讲到美国人歧视日本人，随口接一句：“他们很看得起有色金属，但是看不起有色人种……”

于是，高智回答：“黄种人。”

毛泽东回头一笑：“要选高智这样的人种！”（禾木）

面对威胁

1959年9月30日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颐年堂同来访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会谈。开始双方还表现出必要的礼貌，偶尔能听到一声笑。谈入正题气氛便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紧张。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谁是谁非将有历史作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在六月份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已经伤害了中国人的心。这等于把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发展到了国家关系方面。

会谈变成争吵。毛泽东严肃、尖锐，但是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沉不住气，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毛泽东不慌不忙，用大手在他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了一道，说了句什么。赫鲁晓夫立刻叫喊起来。于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作了尖锐强硬的插话。苏联方面也再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讲，双方吵得一塌糊涂。

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可以体会到他的话是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傲地扬起来，神姿凛然。

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仍然谈笑风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又象是有人打了个喷嚏一样不值得奇怪。（禾木）

人间沧桑

1960年，一个金秋的清晨，穿过烂漫的菊花丛，埃德加·斯诺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寓所。

“很久不见了。”当两双巨手又一次紧紧地握在一起的时候，毛泽东若有所思地问道：“究竟多久了呢？”

“二十三年了，”斯诺边说边环视了一下毛泽东的住所，“自那时候起，您的窑洞的面积已稍微扩大了。”

“事情确实好转了一点。”毛泽东微微笑了笑说，“不过，你没有变，我也没有变。”

“但是，中国却是大变样了。”

“是变样了。这也有您的功劳嘛，二十一年前您不就已经预言红星要普照中国吗？”（禾木）